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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时值文革结束前夜和改革开放前奏之际，地处湘南一隅的郴州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城市，那时活跃在郴州的画家（时称“美术工作者”）屈指可数，其地域身份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出身于本土的画家，如李儒光、廖代月、孙国成、邓立衍、彭本人、颜复兴、李宗孝等，另一是外省或外地入郴画家，如钟式震、丘耀秋、张华光、欧阳振武、王西里等，他们当时分别工作于文化馆、电影公司、展览馆、剧团和企业等部门。这代人上承郴州老一辈画家李青云、颜韵松等艺术风骨，下续影响我们五六十年代前后生人。
钟式震先生（1932—）是这个群体中的主要中坚力量。他早年求学于华中艺专，属解放后湖南第一代画家，与陈白一、莫立唐、聂南溪、钟以勤诸先生同辈，共事并有交集，早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事美术编辑工作，1961年1月因“托派”问题由长沙下放郴州，先后在湘昆剧团、郴州师专从事舞台美术创作和美术教学等工作，1987春调离郴州回老家温州师院任教。钟先生在郴州生活工作的岁月中，对郴州美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发生于40年前的事情可以说明钟先生的江湖地位：上世纪80年代初，郴州地委宣传部一位主要领导去世，该部遂将画遗像的任务交给师专，指名钟先生完成，因1976年9月在郴州东风广场悼念毛主席逝世的遗像出自钟先生之手，这既是体现逝者的政治待遇，也是体现逝者遗像艺术水准的问题。回头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钟先生对郴州美术发展的贡献与影响，窃以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倡导对景写生，激发青年学子道法自然，超乎自然。此说在今天看实无新意，但在当时情况下，堪称革故鼎新之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当时学画者所能看到的美术范本极其有限，教材极度贫乏，学美术的青年所能看到的就是散落在民间诸如哈定的《怎样画铅笔画》、李剑晨的《怎样画水彩画》，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版的工农兵美术技法丛书《怎样画油画》《怎样画国画》等，本省出版的中师美术教师用的浅灰色封面的《美术》教材（湖南师院艺术系美术组集体编写）;画刊杂志主要是《工农兵画报》（浙江出版，半月刊），《湘江文艺》《解放军文艺》等封面封底、彩色插页和内文插图，以及有关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主题性很强的画作和连环画等。
名师真迹很难在郴州看到。倘若是省城有名气的画家来郴，大家一定像今天的“偶粉”崇拜自己的偶像一样，盼望立即看到真人与原作。黄铁山先生70年代中期来郴，我去钟先生家中见他时有种去膜拜的感觉。钟先生此前向我描述黄先生的风景作品：在一片大色块中点缀着白色的小屋，蜿蜒的河流将我们的视线带向远方……当时听来如同打开一扇明亮的窗！就是在这种境遇下年少的我们向往着美，向往着光明。但我们的视线很有限，衡量一个青年学子的画好不好，评品的标准主要看他临摹功夫好不好，画得像不像。当时郴州大街小巷上悬挂的宣传画、电影院门前竖立的宣传牌大都是临摹品，加上醒目的黑体、仿宋及至毛体红色大字等，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图式景观，这既是时代特色，也是时代局限。名噪郴城的陈建德（小名狗狗）当时是第一个随钟先生学画提油画箱的学子，后来号称郴城第一临摹高手，其临摹在白油漆加立德粉调和的卡纸底漆上的《永不休战》《我是海燕》等作品的色彩和造型，堪称郴城典范。那时看不到原作，大多依赖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出版的印刷品学习，高中同学刘乐生当年带我去陈建德家看他临摹的作品时，我同样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去的，那天到他家看到其临摹《永不休战》时室内光线不是太好，有种若明若暗的感觉，但正是这种朦胧光线愈发增加了在场的神秘感，我觉得如同看到原作一样新奇。而真正看到汤小铭《永不休战》等原作时，已经是时隔40余年的2017年在广东美术馆举行“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上的事了，见到《我是海燕》作者潘家俊先生则是2015年他作为嘉宾来广外参加由我主持的一个画展开幕式，我当面向潘先生提到年少学画这段往事。这就是当时的写照，也是当时的局限，这种局限将青年学子的视野限定在特定的视域内，限定在既定的标准中。
钟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要走出这种局限，回归美术学习本身，必须倡导写生，在写生中提升郴州青年学子的感悟和表现。钟先生亲力亲为，他的身旁聚集了一批学画的青年人，只要是休息日或是有空的时候，大家三三两两有组织或无組织携带自己做的小油画箱外出对景写生，或找模特画素描。钟先生言传身教颇有特点，不是教科书式的八股，而是来自个人实践体会。比如画天空，为了避免“粉”，他告诉我们可以渗入一点黑色予以调和，这样天空会显得更沉静;在写生郴州裕后街时，他说要注意老房子与河流的关系，在构图中可以通过植物的连缀将两者有机联系起来而不使屋面突兀等等。我在湘昆剧团做舞美临工期间曾随钟先生一起外出很多地方写生，他总结说，自然本身是有规律的，有层次的，色彩也是有冷暖的，绘画就是表现自然的这些属性与关系，并进行提炼与提高。这些话语今天听起来多么平实，那时却如一缕春风沁入我的心扉，就是我学画入门的指南。我见过钟先生早年求学期间画的石膏像写生作品，那种对形体转折的处理，运用铅笔表现物象的质感，以及对画面的整体把握，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是我见到过的学院派优秀石膏写生作品，既传承了学院造型功力，又显现了个人独特的绘画资质。从此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希腊罗马雕像，翻模成石膏像还可以成为素描写生对象。我第一次看国外油画作品，是在钟先生家，尽管那是印刷品，甚至有些模糊不清，但我知道了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还有契斯恰科夫的素描。而当时郴州收藏最多苏俄印刷品的（主要是画报）估计是杜中先先生，他在文化馆工作，人很好，还有个优势，其父是郴州镇（今北湖区）人武部部长，当时一般家庭不敢收藏的所谓“封资修”画报画册他可以收藏、观看。我与他弟弟杜中南是高中同学，通过其弟可以到他家去看画报开眼界。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总想多看多问多学，钟先生是我们美术引路的一位导师，在其倡导下，郴州一批学子纷纷拿起画笔，拎起画箱，走向写生之路，此情此景，今天想来很像法国19世纪巴比松画派主张面向自然、对景写生那种情景。当然，倡导写生在郴州并非只有钟先生，包括廖代月、张华光等先生当时都是力倡写生者，这里是想指出钟先生在这方面的自觉意识、针对的问题以及产生的影响。钟先生在强调写生学习的过程中，也并非否定临摹的重要。必要的临摹，广泛吸收各家所长，虚心向前辈画家学习，同样是钟先生给予我们的重要教诲。 二是开创郴州高等美术教育，培养美术人才。郴州位处京广线，是南下广州北上长沙的必经之地，但相对于长沙等地，郴州的文化教育发展滞后，尤其高等美术教育是空白，零起点。1975年，龙健才先生由湖南师院艺术系毕业回郴州师范任教，他是学油画的，接受过较好的造型训练，一到学校，即刻着手倡议成立美术专业，当时师资奇缺，有教学经验和创作实践的教师更是难觅，不像今天随便走一圈都可以找一打画家。师专人事科、教务科到处物色人选，最后说服钟先生由剧团调来师范，还有以中文专业毕业留校教美术的程晓光先生等组建美术系科，我形容当时是“两个半布尔什维克”就将美术专业搞起来。1976年美术专业招收首届中师层次“社来社去”美术生，从这里开始了郴州学院式的美术教育，1978年复办师专，并由此开创、奠定和发展了郴州高等美术教育事业。师专创建美术专业当时在湖南各地市是较早的，印象中衡阳师专、怀化师专有，其他地市基本没有。以当时的条件看，从师资到设备的建设，从教学计划的制定到教学过程的实施，都要倾注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在当时师资奇缺，办学人手和经费少的情况下，郴州师专美术专业何以迅速报批、组建并招生？我分析，除了龙健才先生等上下游说力主成立美术专业并获得校领导支持诸因素，从专业属性上看得益于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即强调和重视造型艺术的基础性和专业性，规范的学院教育是培养美术人才的主渠道。他们在这样的共识下，奋而起之。钟先生的阅历与学识决定了他人生的中年以后是积极主动并非被动结缘于学院美术教育。由此，在创建郴州高等美术专业系科、规范造型基础教学、传授美术教学方法、培养美术人才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随着专业建设的发展，唐凤鸣、孙永吉、丘耀秋等相继加入队伍，他们在传承学院式的国画、工艺美术教学与创作等领域开风气之先，由此构成了油画（水粉/水彩画）、国画、工艺美术与创作等兼容并包的专业格局，包括老前辈邓能湘先生，先后参与教学，惠及后学。这样叙述，一是强调团队的作用，二是团队由个体构成，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历史的叙述既是一部个人选择的历史又是历史选择个人的结果，钟先生作为团队中的长者和个人的影响力，其开创性的意义显而易见。多年后与龙健才先生谈起这段开山之举，他清晰地告诉我，当年他带着开办美术专业的论证报告找到时任师院艺术系负责人聂南溪先生，聂先生开口就问你们开办美术专业有多少师资等情况，当聂先生听说钟先生的名字后，即刻就在报告上签名首肯，说有他在就放心。后与尹少淳教授谈起此事，他说按照今天的说法，钟先生当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学科带头人。
在如何打破封闭增进艺术交流方面，钟先生很早意识到要开门办学，广取博览。1979年，一个瑞典画展在长沙展出，这是轰动湖南美术界的一件大事，当时师院艺术系专门安排殷保康、蔡吉民、钱德湘等先生利用晚上闭馆的时间临摹佐恩等大师作品。我当时正在师院艺术系读书，遂将展览的有关资料寄给钟先生，他事后告诉我，他是拿着我给他的信和资料立马找到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多方请求学校给美术专业的教师和学生临时增拨经费赴长沙观展，最后在钟先生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学校批准了计划。我相信这应该是师专美术学生第一次走出校门看国外艺术家的原作展，这种经历对正在求学的年轻人来说一定产生难以忘怀的印记。陈丹青就多次提到1978年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来上海展出时，他看到米勒等原作后对其产生的巨大影响，其毕业创作《西藏组画》就是受法国画展的影响而作。师院钟以勤先生当时刚刚从非教学岗位解放出来恢复教职，他不惜砸锅卖铁花费一个月的工资只身赴上海看法国画展，回来后迫不及待与我们分享他的收获与观感。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全国美术界渴望对外开放交流的境况。今天生活在信息化和文化消费时代的青年人，已经不大可能体会到我们这代人当时对知识、对艺术的渴求和向往。
可喜的是，当年包括钟先生在内的这批先行者开创的郴州高等美术教育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从郴州师范到郴州师专到湘南学院的美术专业创办四十多年来，无论是师资队伍、人才培养，还是办学规模、教学质量，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学校易名湘南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后设美术学、设计学两个一级学科，龙健才、唐凤鸣两位先生早已晋升教授并一直领衔学院直至退休，现任院长何次贤也是师专培养出来的水彩画家，办学声誉和学科评估获得社会和业界好评，使学院成为湘南地区乃至湖南并且辐射全国相关省、市（区）的重要的美术设计人才培养基地。办学四十年来从这里走出了许多如雷贯耳、享誉学界的优秀教师和毕业生，教师如前述者外，刘岩石、陈湘鸣、张建国、朱勇、曾进、杨志坚、刘向东、范迎春、陈秋伟、许长生、刘飞泉等都是业界翘楚，校友中不仅有研制我国第一部美术课程标准执牛耳者、我国第一位获得美术教育学硕士/博士者尹少淳教授，还有社会美誉度高、专业成就突出的李尉生、李露花、王琤、李丽娜、邓汝珍、刘应雄、刘衡、骆林、李春祥、张树海、王卫国、谢均、刘未、黄有维等众多优秀校友。以我现在工作地域广东来说，就有很多来自师专包括湘南学院的校友在南粤大地的美术园地盛开。尤其改革开放以后，郴州已经不是封闭的小城市而是扼京广要道南北东西连横纵贯的开放城市，社会发展各项指标跃居省内前列。优秀校友黄元强，现任郴州市美协主席，是一位不遗余力弘扬郴州美术文化的组织者和实践者，团结会员，勇于创新，成果斐然，誉满三湘。郴州美术人才也在这样的大格局中薪火相传，茁壮成长。此情此景正是钟先生等创建郴州高等美术教育老一辈人所喜闻乐见的初衷。
2019年春节，郴州市美协召集全国各地回郴和在郴的“老杆子”画友以及新生代相聚于市委竹园宾馆，这是郴州老中青三代画家历经40年后首次大聚会！难得已届耄耋之年的钟先生从温州赶来了，廖代月先生也来了，顿时为聚会增加了新春喜庆色彩和人文历史厚度。大家在聚会上有回忆有感叹，有展望有激情。我环视周围熟悉的身影，这些从小到大在一起画画长大又从郴州走出去的“老杆子”，一幕幕景象不时映入脑海：通才汤小锋，主持改革开放前沿深圳福田区美术教研工作三十年，所率领的福田美术团队始终在全国保持第一方阵，当年 “汤司令”的称号看来不是白送;奇才贺丹晨，就像一艘航行在大海中的舰船，一生水墨波云诡谲，酸甜苦辣中尽显郴人英雄本色，一不留意就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厅留下墨宝迎接中央领导和四海宾客;雄才邓党雄，早年物理专业出身的他虽为正厅级党务领导，但其理性的思辨中富有十分感性的艺术气质，近期巨幅木刻作品《金色湘江》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堪称目前国内画幅面积最大的套色木刻作品，其身份让我想起席勒描述歌德说的：他在哲学家面前是诗人，在诗人面前是哲学家;而留在郴州的刘乐生，早年就有作品数次入选国展，但在专业突进之时突然转向佛学研究，坚持每天打坐并颇有心得，聚会时他主动与我谈佛论学并要一起探讨其奥妙，难道他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风景和世界？
或许时间是惟一的答案。
当我将思绪再次回到钟先生时，他正缓缓起身感谢大家邀请他参加这个历史性的聚会。他说郴州总是令他经常想起来的一个地方，多年过去了，郴州还是像一幅幅画一样不时跳入脑海。是的，画家的经验是由时间和视觉构成，真正的经验，不但留存于历史和记忆中，还包含着珍贵的学问，并对所有的人都提供一种经久不衰的温情。
2011年4月第一稿2020年2月修订于广州（李于昆，郴州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艺术学院原院长、教授。1982年1月—2000年2月任教于郴州师专美术系。）
钟式震先生（1932—）是这个群体中的主要中坚力量。他早年求学于华中艺专，属解放后湖南第一代画家，与陈白一、莫立唐、聂南溪、钟以勤诸先生同辈，共事并有交集，早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事美术编辑工作，1961年1月因“托派”问题由长沙下放郴州，先后在湘昆剧团、郴州师专从事舞台美术创作和美术教学等工作，1987春调离郴州回老家温州师院任教。钟先生在郴州生活工作的岁月中，对郴州美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发生于40年前的事情可以说明钟先生的江湖地位：上世纪80年代初，郴州地委宣传部一位主要领导去世，该部遂将画遗像的任务交给师专，指名钟先生完成，因1976年9月在郴州东风广场悼念毛主席逝世的遗像出自钟先生之手，这既是体现逝者的政治待遇，也是体现逝者遗像艺术水准的问题。回头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钟先生对郴州美术发展的贡献与影响，窃以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倡导对景写生，激发青年学子道法自然，超乎自然。此说在今天看实无新意，但在当时情况下，堪称革故鼎新之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当时学画者所能看到的美术范本极其有限，教材极度贫乏，学美术的青年所能看到的就是散落在民间诸如哈定的《怎样画铅笔画》、李剑晨的《怎样画水彩画》，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版的工农兵美术技法丛书《怎样画油画》《怎样画国画》等，本省出版的中师美术教师用的浅灰色封面的《美术》教材（湖南师院艺术系美术组集体编写）;画刊杂志主要是《工农兵画报》（浙江出版，半月刊），《湘江文艺》《解放军文艺》等封面封底、彩色插页和内文插图，以及有关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主题性很强的画作和连环画等。
名师真迹很难在郴州看到。倘若是省城有名气的画家来郴，大家一定像今天的“偶粉”崇拜自己的偶像一样，盼望立即看到真人与原作。黄铁山先生70年代中期来郴，我去钟先生家中见他时有种去膜拜的感觉。钟先生此前向我描述黄先生的风景作品：在一片大色块中点缀着白色的小屋，蜿蜒的河流将我们的视线带向远方……当时听来如同打开一扇明亮的窗！就是在这种境遇下年少的我们向往着美，向往着光明。但我们的视线很有限，衡量一个青年学子的画好不好，评品的标准主要看他临摹功夫好不好，画得像不像。当时郴州大街小巷上悬挂的宣传画、电影院门前竖立的宣传牌大都是临摹品，加上醒目的黑体、仿宋及至毛体红色大字等，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图式景观，这既是时代特色，也是时代局限。名噪郴城的陈建德（小名狗狗）当时是第一个随钟先生学画提油画箱的学子，后来号称郴城第一临摹高手，其临摹在白油漆加立德粉调和的卡纸底漆上的《永不休战》《我是海燕》等作品的色彩和造型，堪称郴城典范。那时看不到原作，大多依赖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出版的印刷品学习，高中同学刘乐生当年带我去陈建德家看他临摹的作品时，我同样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去的，那天到他家看到其临摹《永不休战》时室内光线不是太好，有种若明若暗的感觉，但正是这种朦胧光线愈发增加了在场的神秘感，我觉得如同看到原作一样新奇。而真正看到汤小铭《永不休战》等原作时，已经是时隔40余年的2017年在广东美术馆举行“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上的事了，见到《我是海燕》作者潘家俊先生则是2015年他作为嘉宾来广外参加由我主持的一个画展开幕式，我当面向潘先生提到年少学画这段往事。这就是当时的写照，也是当时的局限，这种局限将青年学子的视野限定在特定的视域内，限定在既定的标准中。
钟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要走出这种局限，回归美术学习本身，必须倡导写生，在写生中提升郴州青年学子的感悟和表现。钟先生亲力亲为，他的身旁聚集了一批学画的青年人，只要是休息日或是有空的时候，大家三三两两有组织或无組织携带自己做的小油画箱外出对景写生，或找模特画素描。钟先生言传身教颇有特点，不是教科书式的八股，而是来自个人实践体会。比如画天空，为了避免“粉”，他告诉我们可以渗入一点黑色予以调和，这样天空会显得更沉静;在写生郴州裕后街时，他说要注意老房子与河流的关系，在构图中可以通过植物的连缀将两者有机联系起来而不使屋面突兀等等。我在湘昆剧团做舞美临工期间曾随钟先生一起外出很多地方写生，他总结说，自然本身是有规律的，有层次的，色彩也是有冷暖的，绘画就是表现自然的这些属性与关系，并进行提炼与提高。这些话语今天听起来多么平实，那时却如一缕春风沁入我的心扉，就是我学画入门的指南。我见过钟先生早年求学期间画的石膏像写生作品，那种对形体转折的处理，运用铅笔表现物象的质感，以及对画面的整体把握，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是我见到过的学院派优秀石膏写生作品，既传承了学院造型功力，又显现了个人独特的绘画资质。从此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希腊罗马雕像，翻模成石膏像还可以成为素描写生对象。我第一次看国外油画作品，是在钟先生家，尽管那是印刷品，甚至有些模糊不清，但我知道了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还有契斯恰科夫的素描。而当时郴州收藏最多苏俄印刷品的（主要是画报）估计是杜中先先生，他在文化馆工作，人很好，还有个优势，其父是郴州镇（今北湖区）人武部部长，当时一般家庭不敢收藏的所谓“封资修”画报画册他可以收藏、观看。我与他弟弟杜中南是高中同学，通过其弟可以到他家去看画报开眼界。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总想多看多问多学，钟先生是我们美术引路的一位导师，在其倡导下，郴州一批学子纷纷拿起画笔，拎起画箱，走向写生之路，此情此景，今天想来很像法国19世纪巴比松画派主张面向自然、对景写生那种情景。当然，倡导写生在郴州并非只有钟先生，包括廖代月、张华光等先生当时都是力倡写生者，这里是想指出钟先生在这方面的自觉意识、针对的问题以及产生的影响。钟先生在强调写生学习的过程中，也并非否定临摹的重要。必要的临摹，广泛吸收各家所长，虚心向前辈画家学习，同样是钟先生给予我们的重要教诲。 二是开创郴州高等美术教育，培养美术人才。郴州位处京广线，是南下广州北上长沙的必经之地，但相对于长沙等地，郴州的文化教育发展滞后，尤其高等美术教育是空白，零起点。1975年，龙健才先生由湖南师院艺术系毕业回郴州师范任教，他是学油画的，接受过较好的造型训练，一到学校，即刻着手倡议成立美术专业，当时师资奇缺，有教学经验和创作实践的教师更是难觅，不像今天随便走一圈都可以找一打画家。师专人事科、教务科到处物色人选，最后说服钟先生由剧团调来师范，还有以中文专业毕业留校教美术的程晓光先生等组建美术系科，我形容当时是“两个半布尔什维克”就将美术专业搞起来。1976年美术专业招收首届中师层次“社来社去”美术生，从这里开始了郴州学院式的美术教育，1978年复办师专，并由此开创、奠定和发展了郴州高等美术教育事业。师专创建美术专业当时在湖南各地市是较早的，印象中衡阳师专、怀化师专有，其他地市基本没有。以当时的条件看，从师资到设备的建设，从教学计划的制定到教学过程的实施，都要倾注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在当时师资奇缺，办学人手和经费少的情况下，郴州师专美术专业何以迅速报批、组建并招生？我分析，除了龙健才先生等上下游说力主成立美术专业并获得校领导支持诸因素，从专业属性上看得益于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即强调和重视造型艺术的基础性和专业性，规范的学院教育是培养美术人才的主渠道。他们在这样的共识下，奋而起之。钟先生的阅历与学识决定了他人生的中年以后是积极主动并非被动结缘于学院美术教育。由此，在创建郴州高等美术专业系科、规范造型基础教学、传授美术教学方法、培养美术人才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随着专业建设的发展，唐凤鸣、孙永吉、丘耀秋等相继加入队伍，他们在传承学院式的国画、工艺美术教学与创作等领域开风气之先，由此构成了油画（水粉/水彩画）、国画、工艺美术与创作等兼容并包的专业格局，包括老前辈邓能湘先生，先后参与教学，惠及后学。这样叙述，一是强调团队的作用，二是团队由个体构成，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历史的叙述既是一部个人选择的历史又是历史选择个人的结果，钟先生作为团队中的长者和个人的影响力，其开创性的意义显而易见。多年后与龙健才先生谈起这段开山之举，他清晰地告诉我，当年他带着开办美术专业的论证报告找到时任师院艺术系负责人聂南溪先生，聂先生开口就问你们开办美术专业有多少师资等情况，当聂先生听说钟先生的名字后，即刻就在报告上签名首肯，说有他在就放心。后与尹少淳教授谈起此事，他说按照今天的说法，钟先生当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学科带头人。
在如何打破封闭增进艺术交流方面，钟先生很早意识到要开门办学，广取博览。1979年，一个瑞典画展在长沙展出，这是轰动湖南美术界的一件大事，当时师院艺术系专门安排殷保康、蔡吉民、钱德湘等先生利用晚上闭馆的时间临摹佐恩等大师作品。我当时正在师院艺术系读书，遂将展览的有关资料寄给钟先生，他事后告诉我，他是拿着我给他的信和资料立马找到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多方请求学校给美术专业的教师和学生临时增拨经费赴长沙观展，最后在钟先生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学校批准了计划。我相信这应该是师专美术学生第一次走出校门看国外艺术家的原作展，这种经历对正在求学的年轻人来说一定产生难以忘怀的印记。陈丹青就多次提到1978年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来上海展出时，他看到米勒等原作后对其产生的巨大影响，其毕业创作《西藏组画》就是受法国画展的影响而作。师院钟以勤先生当时刚刚从非教学岗位解放出来恢复教职，他不惜砸锅卖铁花费一个月的工资只身赴上海看法国画展，回来后迫不及待与我们分享他的收获与观感。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全国美术界渴望对外开放交流的境况。今天生活在信息化和文化消费时代的青年人，已经不大可能体会到我们这代人当时对知识、对艺术的渴求和向往。
可喜的是，当年包括钟先生在内的这批先行者开创的郴州高等美术教育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从郴州师范到郴州师专到湘南学院的美术专业创办四十多年来，无论是师资队伍、人才培养，还是办学规模、教学质量，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学校易名湘南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后设美术学、设计学两个一级学科，龙健才、唐凤鸣两位先生早已晋升教授并一直领衔学院直至退休，现任院长何次贤也是师专培养出来的水彩画家，办学声誉和学科评估获得社会和业界好评，使学院成为湘南地区乃至湖南并且辐射全国相关省、市（区）的重要的美术设计人才培养基地。办学四十年来从这里走出了许多如雷贯耳、享誉学界的优秀教师和毕业生，教师如前述者外，刘岩石、陈湘鸣、张建国、朱勇、曾进、杨志坚、刘向东、范迎春、陈秋伟、许长生、刘飞泉等都是业界翘楚，校友中不仅有研制我国第一部美术课程标准执牛耳者、我国第一位获得美术教育学硕士/博士者尹少淳教授，还有社会美誉度高、专业成就突出的李尉生、李露花、王琤、李丽娜、邓汝珍、刘应雄、刘衡、骆林、李春祥、张树海、王卫国、谢均、刘未、黄有维等众多优秀校友。以我现在工作地域广东来说，就有很多来自师专包括湘南学院的校友在南粤大地的美术园地盛开。尤其改革开放以后，郴州已经不是封闭的小城市而是扼京广要道南北东西连横纵贯的开放城市，社会发展各项指标跃居省内前列。优秀校友黄元强，现任郴州市美协主席，是一位不遗余力弘扬郴州美术文化的组织者和实践者，团结会员，勇于创新，成果斐然，誉满三湘。郴州美术人才也在这样的大格局中薪火相传，茁壮成长。此情此景正是钟先生等创建郴州高等美术教育老一辈人所喜闻乐见的初衷。
2019年春节，郴州市美协召集全国各地回郴和在郴的“老杆子”画友以及新生代相聚于市委竹园宾馆，这是郴州老中青三代画家历经40年后首次大聚会！难得已届耄耋之年的钟先生从温州赶来了，廖代月先生也来了，顿时为聚会增加了新春喜庆色彩和人文历史厚度。大家在聚会上有回忆有感叹，有展望有激情。我环视周围熟悉的身影，这些从小到大在一起画画长大又从郴州走出去的“老杆子”，一幕幕景象不时映入脑海：通才汤小锋，主持改革开放前沿深圳福田区美术教研工作三十年，所率领的福田美术团队始终在全国保持第一方阵，当年 “汤司令”的称号看来不是白送;奇才贺丹晨，就像一艘航行在大海中的舰船，一生水墨波云诡谲，酸甜苦辣中尽显郴人英雄本色，一不留意就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厅留下墨宝迎接中央领导和四海宾客;雄才邓党雄，早年物理专业出身的他虽为正厅级党务领导，但其理性的思辨中富有十分感性的艺术气质，近期巨幅木刻作品《金色湘江》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堪称目前国内画幅面积最大的套色木刻作品，其身份让我想起席勒描述歌德说的：他在哲学家面前是诗人，在诗人面前是哲学家;而留在郴州的刘乐生，早年就有作品数次入选国展，但在专业突进之时突然转向佛学研究，坚持每天打坐并颇有心得，聚会时他主动与我谈佛论学并要一起探讨其奥妙，难道他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风景和世界？
或许时间是惟一的答案。
当我将思绪再次回到钟先生时，他正缓缓起身感谢大家邀请他参加这个历史性的聚会。他说郴州总是令他经常想起来的一个地方，多年过去了，郴州还是像一幅幅画一样不时跳入脑海。是的，画家的经验是由时间和视觉构成，真正的经验，不但留存于历史和记忆中，还包含着珍贵的学问，并对所有的人都提供一种经久不衰的温情。
2011年4月第一稿2020年2月修订于广州（李于昆，郴州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艺术学院原院长、教授。1982年1月—2000年2月任教于郴州师专美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