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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北方经济因战乱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待到西晋统一，稍见清平之象，可惜好景不长，“八王之乱”历时15年，又造成一场空前惨烈的大屠杀并招致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割据。在这场长期的大破坏中，中国北部遭到极其严重的毁坏，使社会经济丧失了自我调整的机能，人口大量死亡南流。司马氏在中原无立足之地，只好逃亡江南。全国的经济中心也移向江南。
江东在这场战乱中受灾较轻。孙氏坐领江东时，充分利用天然的肥沃土地，兴修水利，实行军事屯田。“屯营栉比，廨署棋布”（左思：《吴都赋》），说明屯田具有一定的规模。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东吴不仅利用天然的江河湖泊，而且致力于人工开河。《三国志》卷四十七记载：孙权在赤乌八年（245年），命校尉陈勋率领三万屯田兵民凿句容中道，从小其通向云阳（今丹阳市）西城，号破岗渎。这条人工运河有上、下各七棣，从句容东南五里向两个方向分流：东南流三十里入丹阳，西南流二十六里入江宁之秦淮。东吴为开发太湖流域膏腴之地，改变行政体制，以加强对屯田区的领导。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吴分会稽无锡以西为屯田，置典农校尉。”从吴嘉禾三年（234年）到晋太康三年（282年），无锡以西原吴郡的几个县（毗陵、武进、云阳、丹徒）作为屯田区，其行政建置异于非屯田区：废除郡领导县的建制，改设毗陵典农校尉领导各县。毗陵典农校尉的治所设在毗陵（今江苏常州）。但东吴及其后继者的主要困难，在于缺乏人力去开发太湖流域大片土地肥力很高的沼泽地带。由此，孙权在战争中不是大肆屠杀，而是掳掠人口。《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含注引）有如下记载：
建安五年，攻李术于皖城，徙其部曲三万余人；
建安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
建安十三年，复征黄祖，虏其男女数万口；
建安十九年，权征皖城，获男女数万口；
赤乌二年，孙怡击辽东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
赤乌四年，全琮略淮南，收其人民；
赤乌六年，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收其民人。
从以上史实看，当日江东是何等迫切需要北方的劳动力！
正当南方迫切需求劳动力的时候，北方人口大量南下。从司马睿移镇江东（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开始，北方流民相率过江，历时甚久。《晋书·食货志》说，士庶人等“奔迸流移，不可胜数”。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有人估计，到南朝宋时，南渡人口大约有90万，占当时南朝全国人口的1/6。实际上，南渡人口的数字要超过上述估计，因为世家大族荫庇户口，为数很多。荫附的人户不再向政府呈报户口，成为世家大族的佃客、部曲，其人数不会比在政府编户齐民之内的北来侨民为少。例如，被称为“京口之蠹”的刁逵，“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晋书·刁协传附刁逵传》），这样众多的佃客、奴婢中不可能没有来自北方的流民。
北方流民像潮水般地涌向京口，侨居江苏，除因“帝都所在”外，交通条件也是重要原因。京口之地北对邗沟，经邗沟入淮河，由淮入泗，再由泗入河，复由河水入济水（黄河支流），江、淮、河、济遂一线贯通。这是北方流民南下京口的一条最便捷的水上通道。
大批北方农民的到来，使许多原来的荒野被开辟成良田。他们从北方带来的辕犁、尉犁，耜刃宽大，便于深耕，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他们帮助江南人民学会使用粪肥，普遍推广牛耕，逐渐改变耕作方法，变粗耕为精耕。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加之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业产量大大提高了。史称：“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年号）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的年号）之际，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宋书》卷五十四）史家虽或有溢美之词，但确也如实地反映了江南迥异于北方的情景。
对北方南来的士庶，东晋及南朝政府设立侨州、郡、县，予以安置。东晋时，于京口侨置徐、兖二州治所，晋陵郡（郡治京口）有侨郡十八，其中南东海郡治所在丹徒、南琅郡治所在金城（今句容宝华乡西部）、南兰陵郡治所在丹阳。南朝宋元嘉八年（431年），寄治丹徒县的三县均有实土：郯县在丹徒县的岘西，朐县又在岘西之西，利城县则位置不详。句容境内“侨置临沂、怀德、同夏等县于琅乡”。祝其（江苏）、襄贲（山东）二县侨置在曲阿（今丹阳）县境。只要注籍侨州郡县户口簿上，就可以获得优复（免调役）等的优待。在当时，兵役和国家租调的重负成为编户农民破产的直接原因，而政府对侨州郡人民的这一优待政策无疑对吸引中原地区人民奔涌向南起了很大作用。
北来的世家大族，互相标榜门阀，地望成为他们高贵的标志。如琅王氏是北方世家，随司马睿过江，东晋政府在江乘（句容北）境内侨立琅郡，南朝宋时改称南琅郡。北方的琅郡有临沂县（琅王氏就是这一县的人），于是又在句容琅乡侨置临沂县。
由于侨置造成州中有州、郡中有郡、县中有县，使行政系统和地理区划严重紊乱。所以，南朝宋孝文帝曾下令废止侨寄法，实行“土断”，即把行政与地域合而为一。但到南齐时侨寄法又有所恢复，直到隋统一后才完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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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在这场战乱中受灾较轻。孙氏坐领江东时，充分利用天然的肥沃土地，兴修水利，实行军事屯田。“屯营栉比，廨署棋布”（左思：《吴都赋》），说明屯田具有一定的规模。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东吴不仅利用天然的江河湖泊，而且致力于人工开河。《三国志》卷四十七记载：孙权在赤乌八年（245年），命校尉陈勋率领三万屯田兵民凿句容中道，从小其通向云阳（今丹阳市）西城，号破岗渎。这条人工运河有上、下各七棣，从句容东南五里向两个方向分流：东南流三十里入丹阳，西南流二十六里入江宁之秦淮。东吴为开发太湖流域膏腴之地，改变行政体制，以加强对屯田区的领导。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吴分会稽无锡以西为屯田，置典农校尉。”从吴嘉禾三年（234年）到晋太康三年（282年），无锡以西原吴郡的几个县（毗陵、武进、云阳、丹徒）作为屯田区，其行政建置异于非屯田区：废除郡领导县的建制，改设毗陵典农校尉领导各县。毗陵典农校尉的治所设在毗陵（今江苏常州）。但东吴及其后继者的主要困难，在于缺乏人力去开发太湖流域大片土地肥力很高的沼泽地带。由此，孙权在战争中不是大肆屠杀，而是掳掠人口。《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含注引）有如下记载：
建安五年，攻李术于皖城，徙其部曲三万余人；
建安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
建安十三年，复征黄祖，虏其男女数万口；
建安十九年，权征皖城，获男女数万口；
赤乌二年，孙怡击辽东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
赤乌四年，全琮略淮南，收其人民；
赤乌六年，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收其民人。
从以上史实看，当日江东是何等迫切需要北方的劳动力！
正当南方迫切需求劳动力的时候，北方人口大量南下。从司马睿移镇江东（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开始，北方流民相率过江，历时甚久。《晋书·食货志》说，士庶人等“奔迸流移，不可胜数”。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有人估计，到南朝宋时，南渡人口大约有90万，占当时南朝全国人口的1/6。实际上，南渡人口的数字要超过上述估计，因为世家大族荫庇户口，为数很多。荫附的人户不再向政府呈报户口，成为世家大族的佃客、部曲，其人数不会比在政府编户齐民之内的北来侨民为少。例如，被称为“京口之蠹”的刁逵，“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晋书·刁协传附刁逵传》），这样众多的佃客、奴婢中不可能没有来自北方的流民。
北方流民像潮水般地涌向京口，侨居江苏，除因“帝都所在”外，交通条件也是重要原因。京口之地北对邗沟，经邗沟入淮河，由淮入泗，再由泗入河，复由河水入济水（黄河支流），江、淮、河、济遂一线贯通。这是北方流民南下京口的一条最便捷的水上通道。
大批北方农民的到来，使许多原来的荒野被开辟成良田。他们从北方带来的辕犁、尉犁，耜刃宽大，便于深耕，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他们帮助江南人民学会使用粪肥，普遍推广牛耕，逐渐改变耕作方法，变粗耕为精耕。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加之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业产量大大提高了。史称：“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年号）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的年号）之际，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宋书》卷五十四）史家虽或有溢美之词，但确也如实地反映了江南迥异于北方的情景。
对北方南来的士庶，东晋及南朝政府设立侨州、郡、县，予以安置。东晋时，于京口侨置徐、兖二州治所，晋陵郡（郡治京口）有侨郡十八，其中南东海郡治所在丹徒、南琅郡治所在金城（今句容宝华乡西部）、南兰陵郡治所在丹阳。南朝宋元嘉八年（431年），寄治丹徒县的三县均有实土：郯县在丹徒县的岘西，朐县又在岘西之西，利城县则位置不详。句容境内“侨置临沂、怀德、同夏等县于琅乡”。祝其（江苏）、襄贲（山东）二县侨置在曲阿（今丹阳）县境。只要注籍侨州郡县户口簿上，就可以获得优复（免调役）等的优待。在当时，兵役和国家租调的重负成为编户农民破产的直接原因，而政府对侨州郡人民的这一优待政策无疑对吸引中原地区人民奔涌向南起了很大作用。
北来的世家大族，互相标榜门阀，地望成为他们高贵的标志。如琅王氏是北方世家，随司马睿过江，东晋政府在江乘（句容北）境内侨立琅郡，南朝宋时改称南琅郡。北方的琅郡有临沂县（琅王氏就是这一县的人），于是又在句容琅乡侨置临沂县。
由于侨置造成州中有州、郡中有郡、县中有县，使行政系统和地理区划严重紊乱。所以，南朝宋孝文帝曾下令废止侨寄法，实行“土断”，即把行政与地域合而为一。但到南齐时侨寄法又有所恢复，直到隋统一后才完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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