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88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公布的流调报告成为当天全国媒体最重要的新闻之一。这份浦东机场航空集装器感染的流行病学溯源调查报告，让普通市民感到安心，也让更多人认识到流行病学溯源调查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12月4日《新民周刊》专访孙晓冬，他提出，本轮疫情流行病学溯源调查最大的经验是“更细、更准、更全”。
　　《新民周刊》：上海疾控部门追踪到航空集装器为感染源，这在国内是第一次发现，新闻发布会上公布这一流调结论是否感受到压力？
　　孙晓冬：此前国内出现的几个零星散发病例，他们的感染与冷链有关系，但这次我们发现感染者接触的不是冷链而是航空集装器，这是国内第一次发现。这个航空集装器在北美高风险国家停留过，再加上特殊的潮湿脏乱环境，可能给病毒的长期存活提供了条件。
　　这个发现给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一个很大的提示，那就是除了重视冷链，还要重视境外普通货物所带来的感染风险。
　　公布之前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可以说是胸有成竹的。但压力也是有的，因为这是国内第一次公布航空集装器感染来源，我们的报告要经得起专业人士复核。公布结论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等权威专家纷纷强调秋冬季“人物同防”，我想这也是对我们调查结论的一种认可。
　　《新民周刊》：这次流行病学溯源调查，我们得到哪些重要经验？
　　孙晓冬：我觉得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流调做得更细，考虑得更周密，密接、密接的密接、一般接触者排摸得准，相关人员“抓”得全。
　　试想如果我们没有问到提供重要线索的感染者岗位的负责人，那么就很难有突破。
　　对于流调对象活动轨迹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都需要掌握。首个病例是搬运工，我们平常觉得搬运工的工作应该很简单，但事实上很复杂，他工作的每个流程我们都要去了解。每个环节他接触的人还不一样，所以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去调查他可能接触的人。他的后来在外省被确诊的一位工友就是在我们仔细的调查中发现的，而且我们在第一时间向外省发出了协查函。在接下去进一步的深入细致的调查过程中，我们通过该病例所在部门的负责人了解到这一搬运工病例和他在外省被确诊的工友曾经共同暴露于一个航空集装器，这为最终溯源定性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新民周刊》：你从事疾控工作二十多年，经历了数次传染病疫情，这一次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孙晓冬：新冠疫情的持续时间比以往任何一次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都要长。1988年的上海甲肝疫情，2003年的非典疫情，2010年的甲流疫情，之前几次疫情基本上都没有超过半年。
　　我们上海市疾控中心从2019年12月31日开始做“不明原因肺炎”的风险评估，2020年1月5日我们开始介入可疑风险事件的流调，到1月20日上海出现首个确诊病人，直到现在一直处于疫情防控的高度紧张状态。你看一转眼就一整年的时间了。
　　新冠疫情防控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就是这次疫情防控中我们比过去增加了很多技术手段。比如在流调过程中，各部门的协查合作比过去要好很多，我们很多的流调要借助其他部门的帮助和配合，这些部门的协助效率比过去高很多。
　　比如对很多密切接触者的排摸，就是通过疾控部门与警方密切合作，用最快的时间通知到密接，为进一步采取隔离措施和其他防控措施赢得了时间。

　　流调工作对专业人员素质和能力要求是很高的，他们不仅要掌握专业技术，还需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

　　从国家层面到上海市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次疫情中国家制定了详细的防控方案，上海在国家方案的基础上结合地方特点制定了更加适应上海实际情况的防控方案，这些方案都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提高了流调和其他防控措施的工作效率。
　　另外借助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实验室检测技术的提高，也给流调结论最后的“一锤定音”提供了支持。
　　《新民周刊》：上海为疫情流调溯源准备了多少人力和物力？
　　孙晓冬：快速做出流调结论并明确筛查对象的背后，是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
　　从人力来说，我们的流调专业人员有几个梯队。我们市区两级疾控中心有700多名专业人员共同组成了第一和第二梯队，另外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中经过流行病学调查专业培训的医护人员，也可以调动加入流调工作，他们是第三梯队。三个梯队的人员全部加起来有3000多人，也就是说我们的流调队伍可以扩充到这个规模。
　　今年上海市疾控中心传防所急传科牵头对全市29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2767名医护人员开展了流调专业培训，浦东疫情中为每一名密接开展一对一的深入流调时，就调用了这支第三梯队。
　　物力也很重要，比如后勤用车有时候会比较紧张。当时我去浦东机场物流做流调时，所有的后勤用车都被派出去了，我是打车去打车回的。接下来我们疾控部门在后勤用车上将按照《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特种专业技术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需要有所增加，以更好地应对疫情防控的需要。
　　《新民周刊》：我们曾报道疾控系统职业吸引力不够，人才流失比较严重。疫情发生后疾控工作的重要性再次受到关注，公共卫生事业迎来了比较好的发展机会。您对此有什么期待？
　　孙晓冬：疫情防控中的一线疾控工作人员真的非常需要得到關注和鼓励，他们工作时秉持着职业精神忘我投入，并没有惦记什么回报，但希望我们的社会和机制能够给他们多一点认可和激励。
　　流调工作对专业人员素质和能力要求是很高的，他们不仅要掌握专业技术，还需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这次上海疾控系统工作在一线的流调专业人员很多是硕士、博士，年龄在30岁左右，是非常值得珍惜的人才。
　　要扭转公共卫生专业不受重视的现状，首先要从教育阶段就抓起，到工作岗位上要体现出他们的专业价值。我们现在的医学教育中，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几乎是割裂的，但在发达国家，不少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有着扎实的临床医学知识基础，然后再投身公共卫生事业。
　　总体而言，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要持之以恒、与时俱进，要跟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如此我们的职业吸引力才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