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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拉康认为主体不是以意识为中心的自我认同的统一体，而是由他者介入而异化、分裂的主体。拉康的主体永远是“否定”的、去中心化得，无意识的存在。本文试图结合拉康“否定”主体的观点，描述现实社会，在各种机制下主体从“否定”到“肯定”的现象。
关键词：主体；语言；权力；镜像；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84-02
一、消逝的主体：主体的“否定”式存在
拉康的主体不是理性的自我感知，而是一种“镜像”式的想象认同。这种想象通过语言来给主体赋予意义。拉康的主体观借鉴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索绪尔把语言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能指是语言的物质存在，所指是语言的意义。一个符号能否释义取决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是否一一对应，处于平衡状态。一旦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被打破，那符号的意义也无法固定。镜像阶段的自我认同就好比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现实世界的“我”作为所指受到作为能指的“镜中我”的干涉，“镜中我”作为能指是一个想象的叠加过程，这个过程以他者的存在来定义，是一个构建后的产物，且处于不断的变化和重构中。因此，作为所指的“我”也无法最终确定，所指在能指下滑动，成功的抗拒了我们想找出它并限制它的企图。按照拉康的觀点，正是语言本身的分裂导致进入语言的主体无法确定，即语言造成了主体的分裂。人从儿童阶段的“镜像”式认同开始就处于语言系统的象征秩序中，主体的定义和认知，就连主体本身也是通过语言来建构的。正像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的任意关系一样，主体也被拉康分为发言主体和陈述主体。“陈述主体中的‘我’只是一个能指，它起到‘转换词’或指示功能的作用，即它指示者发言主体，但不意味着就是它。发言主体，那个真实的‘我’,被话语的能指链在象征秩序中建构为一个陈述主体时，便消失了”。发言主体中的“我”与陈述主体中的“我”并非同一事物。即主发言主体在陈述化的过程中消失了，主体成为了能指。语言成为了事物的谋杀者，“主体不是他所是，而是他所不是，一句话，他是永远的自我否定。”就像我说：“我是一个好人。”其中的说话者即发言主体，而“好人”即一个陈述主体。陈述主体通过表征“好人”而呈现了不在场的作为发言主体的“我”，所以，主体一说话，便消失了，我不再是我本身，而仅是一个陈述建构的否定存在。拉康摒弃了主体“先在论”的观点，即认为主体是先天给定的，自我是内在的、与众不同的独立存在。拉康的主体是来自后天的，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的“社会化的存在物”。拉康把语言纳入了主体，他的主体观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同时，也与社会中的话语发生了关系，他认为，在自我与镜像中的他者发生认同之前，普遍性的语言就赋予了我关于主体的认识。即话语影响了自我主体的形成，言语赋予了主体身份。
二、建构的主体：主体的“肯定”式存在
拉康以语言学的方式对主体进行了“否定”式的解构。主体的消失，即主体的能指化，其实又为主体的无限“肯定”提供了基础。对此，拉康提出了“超越的能指”，它是一个标志着差异的空洞标志，一个把我们与想象分开，并把我们插入我们在象征秩序中的那个已经注定了的位置的东西的符号而已。拉康认为，“超越的能指”形成的宰制性符号制造了特定的“缝合点”，通过“缝合点”，主体被“缝制”成能指，同时这个点把个人建构成主体，其方式是向其发送某些主人能指（或者说个人必须从属与一个大他者），这样，主体能指被大他的主人能指所含概，形成特定的意义。即宰制性符号将统领其他一切符号的意义生成，他形成一个大他的主体，其余一切主体在它之中形成主体存在的意义。它是一个巨大的框架，它为意义的产出制定了边界和限制，为此我们可以在这个框架中对符号进行解读。宰制性符号弥补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鸿沟，它通过特定的缝合点，使能指与所指链形成了交叉，意义因此固定下来。
这个缝合点和宰制性符号的确立包含着权力的运作，不是每个人都能构建缝合机制，话语的意义的阐释与权力密切相关，话语通过对一部分意义的压制以突出另一部分的意义，这种压制是为权力者服务的。好似伊格尔顿所描述的那样：“一份法律文件或科学教科书的语言之所以可能让我们印象深刻甚至吓住我们，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些语言是如何来到这里的。这一文本不让读者看到它所包含的种种事实的是怎么选择的，哪些东西被排除了，为什么这些事实时以此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哪些假定支配了这一过程，哪些形式的工作进入了这一文本的制造，以及左右这一切本来都是可以如何地不同。这样一些文本的部分力量于是就在于，那些可以被叫做他们的生产方式的东西，即他们之如何成为他们这个样子，被他们给压制下去了。”权力者好比主体的陈述者，他通过陈述即符号化的运作消灭了发言的主体，但同时他又重构了一个新的主体。这个由消灭到重构的过程，使得权力的承受者失去了建构自我主体的机会，成为了一个被决定和要服从的他者。
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描述了西方社会是如何利用话语来建构东方的主体形象。他强调，“我对权威的的关注并不来自于对隐含在东方学文本内部的东西的分析，而是来自于对文本表面、对它所表现的东西的外在性的分析。”即赛义德强调对西方所描绘的东方主体性表征以外的发言主体的分析，西方对东方的主体建构是一个叙述主体的过程，它掩盖了发言主体本身，而对主体进行了意识形态化的建构。赛义德看重对发言主体的研究，就是希望通过对真实主体的寻找，对背后隐藏的主体建构者的寻找，而获得东方真实的主体形态。反过来，也说明，主体的重新“肯定”是可能的和无处不在的。
三、权力的主体：主体的身份/认同
拉康将主体符号化的过程中，使得主体的认同成为了符合宰制者定义他人的工具。赛义德在他的东方研究中深刻的揭露这一主体建构性的存在，西方利用语言的宰制功能强行给东方进行了“肯定化”的主体重构，即以西方人的眼光为东方人进行了身份/认同。文化研究的旗手霍尔把身份/认同定为三种不同的概念，即启蒙主体、社会学主体和后现代主体。启蒙主体的核心是出生时主体构成，并在以后时间里基本保持同一；社会学主体是与他人的交流中被慢慢塑造和调节的主体，他的核心仍然可以保持“真正的自我”；后现代的主体不仅没有固定的、本质的永恒核心而且还存在着矛盾的、暂时的身份/认同，把人们拉向不同的地方。可见，在霍尔眼里主体与身份/认同具有紧密的联系。霍尔认为，身份/认同也是一种话语实践，其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冲突。边缘化和他者化的身份/认同是以巩固主流权力者的身份/认同而建构的，权力者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利用语言的宰制功能定义边缘者从而维护自己的主体权力，并将自己的主体性合法化。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中也对主体和身份/认同进行了叙述，福柯认为，“主体是话语内产生出来的，这一话语的主体不能身处话语之外，因为它必须在话语中被主宰。它必须服从于话语的规则和惯例。”他还说，“正是一种权力的形式将个人变成了主体。主体一词有两个含义：屈从于他人的控制和依赖关系，并通过良心和自知之明依赖他自己的身份。”福柯说明了主体是话语符码建构的产物，主体由话语而产生。同时福柯提出了主体的表征方式，即位置的存在，福柯认为，符号设置了特定位置，将主体置于其中，形成了符号的宰制性功能—主体与位置。权力者通过位置的设置将权力以外的主体身份/认同进行了重构式的“肯定”。同性恋者，女精神病患者，农民工，二奶等新的主体身份/认同方式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重构的。他们以排斥和对立的方式维护了特定主体的权力。
拉康的主体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中，给权力的话语主宰者提供了再造主体的可能。这种虚构的主体伴随了我们多数人一生。仿佛，权力以外者得一生都处于认同的“镜像”阶段，即一个虚幻的、通过想象的叠加而建构起的虚假的自我认同过程。在这个“镜像”阶段中，我们永远无法找到真正的主体。因为主体消失了，成为了被人操控的漂浮的能指。
参考文献：
［1］严泽胜.拉康与分裂的主体［J］.外国文学评论,2001,(4):131,133.
［2］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译林出版社,2008:113.
［3］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68,170.
［4］金鹏.符号化政治—并以文革时期符号象征秩序为例［D］.复旦大学,2002:60.
［5］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5.
［6］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9.
［7］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的表象与意指实践［M］.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0:56.
关键词：主体；语言；权力；镜像；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84-02
一、消逝的主体：主体的“否定”式存在
拉康的主体不是理性的自我感知，而是一种“镜像”式的想象认同。这种想象通过语言来给主体赋予意义。拉康的主体观借鉴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索绪尔把语言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能指是语言的物质存在，所指是语言的意义。一个符号能否释义取决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是否一一对应，处于平衡状态。一旦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被打破，那符号的意义也无法固定。镜像阶段的自我认同就好比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现实世界的“我”作为所指受到作为能指的“镜中我”的干涉，“镜中我”作为能指是一个想象的叠加过程，这个过程以他者的存在来定义，是一个构建后的产物，且处于不断的变化和重构中。因此，作为所指的“我”也无法最终确定，所指在能指下滑动，成功的抗拒了我们想找出它并限制它的企图。按照拉康的觀点，正是语言本身的分裂导致进入语言的主体无法确定，即语言造成了主体的分裂。人从儿童阶段的“镜像”式认同开始就处于语言系统的象征秩序中，主体的定义和认知，就连主体本身也是通过语言来建构的。正像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的任意关系一样，主体也被拉康分为发言主体和陈述主体。“陈述主体中的‘我’只是一个能指，它起到‘转换词’或指示功能的作用，即它指示者发言主体，但不意味着就是它。发言主体，那个真实的‘我’,被话语的能指链在象征秩序中建构为一个陈述主体时，便消失了”。发言主体中的“我”与陈述主体中的“我”并非同一事物。即主发言主体在陈述化的过程中消失了，主体成为了能指。语言成为了事物的谋杀者，“主体不是他所是，而是他所不是，一句话，他是永远的自我否定。”就像我说：“我是一个好人。”其中的说话者即发言主体，而“好人”即一个陈述主体。陈述主体通过表征“好人”而呈现了不在场的作为发言主体的“我”，所以，主体一说话，便消失了，我不再是我本身，而仅是一个陈述建构的否定存在。拉康摒弃了主体“先在论”的观点，即认为主体是先天给定的，自我是内在的、与众不同的独立存在。拉康的主体是来自后天的，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的“社会化的存在物”。拉康把语言纳入了主体，他的主体观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同时，也与社会中的话语发生了关系，他认为，在自我与镜像中的他者发生认同之前，普遍性的语言就赋予了我关于主体的认识。即话语影响了自我主体的形成，言语赋予了主体身份。
二、建构的主体：主体的“肯定”式存在
拉康以语言学的方式对主体进行了“否定”式的解构。主体的消失，即主体的能指化，其实又为主体的无限“肯定”提供了基础。对此，拉康提出了“超越的能指”，它是一个标志着差异的空洞标志，一个把我们与想象分开，并把我们插入我们在象征秩序中的那个已经注定了的位置的东西的符号而已。拉康认为，“超越的能指”形成的宰制性符号制造了特定的“缝合点”，通过“缝合点”，主体被“缝制”成能指，同时这个点把个人建构成主体，其方式是向其发送某些主人能指（或者说个人必须从属与一个大他者），这样，主体能指被大他的主人能指所含概，形成特定的意义。即宰制性符号将统领其他一切符号的意义生成，他形成一个大他的主体，其余一切主体在它之中形成主体存在的意义。它是一个巨大的框架，它为意义的产出制定了边界和限制，为此我们可以在这个框架中对符号进行解读。宰制性符号弥补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鸿沟，它通过特定的缝合点，使能指与所指链形成了交叉，意义因此固定下来。
这个缝合点和宰制性符号的确立包含着权力的运作，不是每个人都能构建缝合机制，话语的意义的阐释与权力密切相关，话语通过对一部分意义的压制以突出另一部分的意义，这种压制是为权力者服务的。好似伊格尔顿所描述的那样：“一份法律文件或科学教科书的语言之所以可能让我们印象深刻甚至吓住我们，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些语言是如何来到这里的。这一文本不让读者看到它所包含的种种事实的是怎么选择的，哪些东西被排除了，为什么这些事实时以此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哪些假定支配了这一过程，哪些形式的工作进入了这一文本的制造，以及左右这一切本来都是可以如何地不同。这样一些文本的部分力量于是就在于，那些可以被叫做他们的生产方式的东西，即他们之如何成为他们这个样子，被他们给压制下去了。”权力者好比主体的陈述者，他通过陈述即符号化的运作消灭了发言的主体，但同时他又重构了一个新的主体。这个由消灭到重构的过程，使得权力的承受者失去了建构自我主体的机会，成为了一个被决定和要服从的他者。
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描述了西方社会是如何利用话语来建构东方的主体形象。他强调，“我对权威的的关注并不来自于对隐含在东方学文本内部的东西的分析，而是来自于对文本表面、对它所表现的东西的外在性的分析。”即赛义德强调对西方所描绘的东方主体性表征以外的发言主体的分析，西方对东方的主体建构是一个叙述主体的过程，它掩盖了发言主体本身，而对主体进行了意识形态化的建构。赛义德看重对发言主体的研究，就是希望通过对真实主体的寻找，对背后隐藏的主体建构者的寻找，而获得东方真实的主体形态。反过来，也说明，主体的重新“肯定”是可能的和无处不在的。
三、权力的主体：主体的身份/认同
拉康将主体符号化的过程中，使得主体的认同成为了符合宰制者定义他人的工具。赛义德在他的东方研究中深刻的揭露这一主体建构性的存在，西方利用语言的宰制功能强行给东方进行了“肯定化”的主体重构，即以西方人的眼光为东方人进行了身份/认同。文化研究的旗手霍尔把身份/认同定为三种不同的概念，即启蒙主体、社会学主体和后现代主体。启蒙主体的核心是出生时主体构成，并在以后时间里基本保持同一；社会学主体是与他人的交流中被慢慢塑造和调节的主体，他的核心仍然可以保持“真正的自我”；后现代的主体不仅没有固定的、本质的永恒核心而且还存在着矛盾的、暂时的身份/认同，把人们拉向不同的地方。可见，在霍尔眼里主体与身份/认同具有紧密的联系。霍尔认为，身份/认同也是一种话语实践，其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冲突。边缘化和他者化的身份/认同是以巩固主流权力者的身份/认同而建构的，权力者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利用语言的宰制功能定义边缘者从而维护自己的主体权力，并将自己的主体性合法化。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中也对主体和身份/认同进行了叙述，福柯认为，“主体是话语内产生出来的，这一话语的主体不能身处话语之外，因为它必须在话语中被主宰。它必须服从于话语的规则和惯例。”他还说，“正是一种权力的形式将个人变成了主体。主体一词有两个含义：屈从于他人的控制和依赖关系，并通过良心和自知之明依赖他自己的身份。”福柯说明了主体是话语符码建构的产物，主体由话语而产生。同时福柯提出了主体的表征方式，即位置的存在，福柯认为，符号设置了特定位置，将主体置于其中，形成了符号的宰制性功能—主体与位置。权力者通过位置的设置将权力以外的主体身份/认同进行了重构式的“肯定”。同性恋者，女精神病患者，农民工，二奶等新的主体身份/认同方式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重构的。他们以排斥和对立的方式维护了特定主体的权力。
拉康的主体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中，给权力的话语主宰者提供了再造主体的可能。这种虚构的主体伴随了我们多数人一生。仿佛，权力以外者得一生都处于认同的“镜像”阶段，即一个虚幻的、通过想象的叠加而建构起的虚假的自我认同过程。在这个“镜像”阶段中，我们永远无法找到真正的主体。因为主体消失了，成为了被人操控的漂浮的能指。
参考文献：
［1］严泽胜.拉康与分裂的主体［J］.外国文学评论,2001,(4):131,133.
［2］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译林出版社,2008:113.
［3］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68,170.
［4］金鹏.符号化政治—并以文革时期符号象征秩序为例［D］.复旦大学,2002:60.
［5］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5.
［6］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9.
［7］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的表象与意指实践［M］.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