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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对于十三亿中国人来说，无论身居何位，无论身处何地，每一个人都免不了对小平同志有一种切身的体会与感受——
学子感戴——小平您好
“信心坚定，意志顽强，思想敏锐，求真务实……”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中国当代大学生看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尽管已经去世七年多，但这位伟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仍非常深远。一项针对北京、广州和香港大学生的调查显示，邓小平是三地大学生心目中最具创造力的现代人物。
今年21岁的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生戴昕告诉记者，“文革”中他的母亲和许多年轻学生一样到东北兵团支边。如果没有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恢复高考，他母亲可能就会一直留在农村，不可能考上大学回到城市。是邓小平改变了与他母亲有着相似经历的千千万万青年的命运，他们全家人都很感激邓小平。
戴昕说，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设计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他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思想指导深化改革开放。“是他使中国人民富了起来。”
戴昕就读的北大与邓小平有着不解之缘。在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游行队伍中，北大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醒目横幅，表达出中国人民对这位伟人的爱戴之情。1997年邓小平逝世，十里长街送伟人，北大学生再一次发出“再道一声小平您好”的深情呼唤。还是在1997年，北大12位知名教授率先在中国高校中为学生开设“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目前已连续开设7年14个学期。在北大所有的政治课中，这门课是最受同学欢迎的。
随着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在北大，在清华，在中国许多高校，“邓小平热”正在大学生中逐渐升温。许多学校都设有自己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学生社团，仅北京的高校就有八十多个。学生们在网上建立学习网站，还经常召开座谈会、研讨会，交流学习体会。
华北电力学院学生何宇琪就是该校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的一员。他坦言：“对于一个16岁飘扬过海，18岁便矢志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伟人，我开始时的确没有什么概念。但是，随着一篇篇传记，一份份生平介绍，以及人们的回忆、怀念，他的形象便渐现眼前。作为扭转中国命运的其中一人，在我眼中，他无不透着作为伟人的气质与魅力。”何宇琪这样评价邓小平：“他信心坚定，意志顽强，坚忍不拔，思想敏锐，高瞻远瞩，求真务实，不作空谈。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给我除了震撼，还有一份感动，他深情地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7月初，北大、中国人民大学的五十多名大学生从北京出发奔赴广西百色和江西瑞金，追寻邓小平当年的足迹和业绩，开展社会实践活动。75年前，25岁的邓小平来到百色，发动了著名的百色起义。75年后，和当时的邓小平同龄的大学生也来到了这里。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生李平原结束对百色的考察后在日记里写道：“在百色，没有人不感激邓小平，没有人不怀念邓小平，因为没有邓小平，广西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广西的人民将继续在军阀的统治下受苦受难。这就是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学习的。邓小平同志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承担责任，敢于坚持斗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勇气和信心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年轻人学习的。”
对于这些出生于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在缅怀邓小平功绩的同时，更希望从这位伟人身上吸取前进的动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钟开斌说，邓小平提出的许多改革思想和措施都闪耀着智慧和创新的光芒。诸如，他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倡议兴办经济特区，推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等等。他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的人格魅力也吸引着中国的新一代大学生。刚从百色回到北京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王浩雷说，邓小平早年曾到法国勤工俭学，后又转到苏联学习，但为了革命事业，他毅然回到祖国，成了职业革命家。但革命的道路是异常艰辛的，他从参加革命之日起，就经受着各种艰难境遇的考验。有人曾用“三落三起”来概括他的一生，可三次大挫折，又怎能概括他一生艰辛的全部？后来，有外国记者问他，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了两点：一是信仰，二是忍耐。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正是他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一个个难关的巨大动力；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为了国家的繁荣、民族的复兴，他又以巨大的忍耐力，与这些难关和挫折进行着无畏的抗争。今天，当代青年在创业、报国的道路上，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关，同样需要小平同志一生所信奉的信仰和忍耐。
百姓感恩——“托小平的福”
“20世纪90年代初，小平的南巡讲话无疑成为我个人事业发展中一个重要分水岭，”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建平对记者说，“今天的成绩和发展，真是托小平的福。”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南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南巡讲话被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特别是对20世纪90年代后的进一步扩大开放，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黄建平曾是东莞一家集体企业的厂长，当时企业严重资不抵债几近破产边缘。黄认为，是小平的南巡讲话，使整个社会形成开放、活跃的氛围，而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提供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此后又推出积极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
从最初的承包经营，到顺利转制为股份制企业，唯美公司目前已发展为拥有两亿多元资产的全国十大建筑陶瓷生产厂家之一，生产的“马可波罗”牌瓷砖成为“中国名牌产品”，而黄本人也被广东省政府授予“广东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
与黄建平一样，许多人的生活都因小平南巡讲话而改变。在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广东省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会、展览会、座谈会，一些普通百姓也通过自己的方式缅怀这位中国的世纪伟人。
6月下旬开始，广州市农讲所纪念馆开展“百年小平——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文物图片展”，每天都有上千位游客参观展览。一位姓郑的老人谈起南巡讲话，打开了话匣子：“南巡讲话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扭转乾坤的一次讲话，是里程碑。当时有些人思想里还有顾虑，手脚放不开，但小平告诉我们胆子更大些，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西北师范大学程振清教授对南巡讲话前后的事情记忆犹新，他说，当时社会上关于“姓资”“姓社”的讨论很多，但邓公明确地指出了“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作为研究国际经济贸易的学者，程在南巡讲话前就去过南方，但此后去得更多，差不多每年都去几次：因为南方沿海地区对外经贸发展得非常迅速，一方面受一些公司邀请做顾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学习南方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经验。他说：“亲眼目睹了南巡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感觉很振奋，我认为南巡讲话在可见的三四十年内对现实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在一些年轻人心目中，邓小平也被视为“偶像”。深圳世强电讯有限公司的闾先生才从大学毕业一年，他说：“我们公司就在国贸大厦的对面，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地方。深圳这边工作环境很开放，效率很高。深圳人对小平都怀有深厚感情，是他‘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使这个昔日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今天的繁华都市。”
当年邓小平挥笔写下“珠海特区好”时，带给珠海人多少荣耀和骄傲，曾亲历了邓小平南巡的珠海江海电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亚文回忆当时的情景，仍是历历在目。“小平在我们厂参观，本来只打算呆20分钟，但那天他特别高兴，谈谈看看，一共呆了45分钟。现在公司的食堂里还挂着小平参观的全套照片。这些年我们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员工生活也越来越富裕。”杨高兴地说。
广安感念——有幸养育了一位伟人
对于四百二十多万广安人民来说，他们感到最为自豪的是“广安有幸养育了一位伟人——邓小平”。广安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这位少小离家从未回的亲人。小平同志生前，家乡人民在他的关怀下，过上了富裕幸福的好日子；小平同志走后，广安儿女永远念着他的恩情，敬仰着他不朽的灵魂。
原中共广安地委书记罗松柏说，故乡人民深切地爱着自己的领袖和亲人。我们尤其敬重邓小平同志两袖清风、严于律己的崇高风范。1963年，小平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回乡探亲，广安县委为了表达家乡人民的心意，带了点烘糕之类的土特产送给小平同志。不久，这位同志来信说：首长（小平同志）批评了他，要他把钱寄给县委。并告诫他，今后不准接受家乡的东西。
罗松柏说，小平同志十分喜欢家乡的白市柚，直到1992年，他视察南方时，仍然称赞家乡的白市柚好。家乡每年都要给小平同志送点白市柚，但小平同志每次都坚持非付钱不可。钱大多是通过小平同志在成都工作的妹妹邓先芙交给广安县委的。
一颗露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小平同志小中见大的高尚人格，使故乡人民又是敬佩，又是心疼。在广安，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美好的误会：广安白市乡林场的职工出于对小平同志的敬爱，每年都把果园里最大最好的柚子给小平同志留着，早早地包好催促有关部门送给小平同志尝尝。后来听说广安收了小平同志按市价买白市柚的钱，他们非常生气，说：“小平他老人家日夜为祖国和人民操劳费心，有了他的好政策才有柚子的丰收，小平吃几个柚子你们还收钱，像话吗？”有的说：“你们见钱眼开就别送了，我们私人给小平送。”故乡人民就是这样，总想用自己最好的东西来感谢小平同志，哪怕是请他看一看、闻一闻也好。他们就是以这种质朴的方式深情地、执著地爱着自己的亲人。
协兴镇党委副书记、牌坊村代理总支书记梁思明说：“邓小平是我们牌坊人引以为豪的好老乡，他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政策让全中国人民走上了致富道路。如今，我们牌坊村农民家家住进了花园般的小区，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特别是现在旅游业兴起后，致富门路更多了。”
据梁思明介绍，居住在新村的368户农民，已有112家搞起了“农家乐”和“农家客栈”，其他农户也分别从事生产和经营不同种类的旅游商品，去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3600元，比2000年提高了1200多元，今年预计村上农民的人均收入可达4000元以上。“我们村里农民家家正堂都挂有小平的画像，每逢他的生日，群众都要自发地举行纪念缅怀活动。”
牌坊村团支部书记李凤莲说：“牌坊村的年轻人非常祟拜小平的人格魅力，他15岁就出去闯天下，创造了一番大业，成为了一代伟人。现在村上的年轻人都学习他那种敢闯敢拼的精神，如果读大学不行就外出打工，总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闯，长见识、学技术，干出一番大事业。村里根本留不住年轻人，正是受小平老乡那不畏艰险的精神所鼓舞，他们才有了坚定的自信和自豪感。”
邓小平表弟淡文全说：“我父亲是小平的亲舅舅，小平对他非常贤德厚道，平时力所能及地给予他生活关照，还两次请他去北京玩。但小平对我们是非常严格的，要我们同普通村民一样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今年快66岁了，同子女一起办起了‘农家乐’和‘农家客栈’，生意还不错，不少来牌坊村旅游的客人知道我家与小平沾亲后，出于对小平的爱戴之情，特意来光顾我家。说来这就是托了小平的福、沾了小平的光。正因如此，我们更要搞好自己的经营管理和服务质量，维护好小平的形象。”
邓小平生前曾数次接见过四川籍老作家马识途。马识途说：“我所了解的小平同志可以用我为小平故居写的一幅楹联来概括：‘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
霍英东感受——“不走回头路”引领中国
在香港，接触过邓小平最多的人当数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霍英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情回忆他与邓小平的多次交往。通过他的忆述和一张张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代伟人邓小平的风采，再现在人们面前。
霍英东记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出台时的争论是很大的，什么“姓资姓社”等等，仍然有很多条条框框。但是，在1978年第一次听到邓小平的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后，霍英东感到十分振奋，二话不说，立刻就行动起来。
霍英东投资兴建的广东中山温泉宾馆，是中国第一家高级涉外宾馆。在此之前，兴建高级度假宾馆、发展旅游业，即使不是禁区，也是不被提倡鼓励的事。但是，宾馆终于如期开幕。
霍英东还清楚地记得，邓小平是1984年春天到中山温泉宾馆来的。当时中山桥路都未通，邓小平是从广州坐船，在唐家湾上岸，再转乘汽车到中山的。
霍英东随后投资兴建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非住客参观游览的高级酒店。
白天鹅宾馆经营的成功，在改革大潮初涌的20世纪80年代初带动了大批港资进入广州酒店业。
霍英东的投资，打破种种禁忌，冲开重重禁区，创造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开放成果，从而大大增加了各方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与信心。
1985年，邓小平来到广州，入住白天鹅宾馆。就在这里，对着珠江夜景，邓小平作出了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14个沿海城市之后，进一步开放沿江、沿海、沿边城市的决定。霍英东还清楚记得，邓小平当时对他说的一句话：“白天鹅好”。
霍英东一向不擅辞令，更不会夸夸其谈，但他当时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深切认同、领会和信心，是事实胜于雄辩、行动压倒一切的。
对邓小平改革开放中的一句名言：“不走回头路”，霍英东也感触良多。他同时也是邓小平这句话最早的“现场听众”之一。
1984年1月春节前后，邓小平来到了广东中山，入住霍英东投资兴建的中山温泉宾馆。温泉宾馆后面有一座“罗三妹山”。每天早上，邓小平吃过早餐后，就会“晨练”登山，从山上可以望见整个中山。霍英东每次都陪同。
在登山途中或山脚下，常会碰到一些当地老百姓，邓小平从不摆“架子”，总是很随和地与群众打招呼，有时还会聊起天来。邓小平总是关心地问大家有多少收入？生活过得怎样？
霍英东回忆说，有一天，邓小平行到接近山顶处才歇脚，聊了一会儿天，随行人员说，时间不早了，下山那条路不大好走，还是从原路回去好了。
这时，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果然就是“不走回头路”！
杨光感叹——“50年不变”拍烂手掌
现年78岁的大紫荆勋章获得者、香港工联会会务顾问杨光22年前与邓小平会面，并亲耳聆听邓小平首次宣布中央对港政策。他说，回想起那一刻的激动情景仍历历在目……
回忆往事，杨光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故事。他说，那是1982年6月15日上午，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接见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内的12名香港不同界别人士。他当年是人大代表，也是工联会会长，于是有幸成为这个历史一刻的见证人。
事实上，当年5月份，他已经收到邓小平将在6月会见他们的消息，而且，还清楚知道邓小平接见他们的目的是要听取工人对祖国收回香港的意见。为此，在上北京之前，工联会内部召开三次会议，了解各下属工会的意见。
集合各工会的看法后，杨光整理出工人群众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三大意见：一是香港一定要收回，这是全体工人阶层的共识；第二是收回香港后，不能影响劳工生计；第三，香港要继续保持特有的优势，对祖国作出贡献。
6月15日，香港代表在钓鱼台国宾馆与邓小平会面，主持会议的是港澳办主任廖承志。他作了一个简单的开场白后，就让12位代表逐一发言，让他们谈谈对收回香港的看法。邓小平没有说话，只是聚精会神、认真聆听每位人士的意见。
轮到杨光说话时，有备而来的杨光把三点意见如实反映。他留意到邓公不时点头，以示认同。
这次的会见从早上9时开始，直至12时才结束。在听完所有代表发言和讨论后，邓小平以坚定的语气，简短说了以下几句话：“香港一定要收回！这是主权原则的问题，否则怎样向人民交代？……收回后的香港，社会制度不变、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收回香港，也是第一次说出“四个不变”，当时在场的代表听完这段话后，十分激动。杨光说，在步出钓鱼台国宾馆时，各位代表一边走一边讨论收回香港问题，气氛十分热烈。
紧接着，杨光在第二次见邓小平时，直接聆听了邓小平关于“香港维持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宣言。这次参与会面的人数较多，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加重语气，字字铿锵地说：香港维持资本主义制度50年，50年不变！话音刚落，全场响起长久而热烈的掌声。杨光说，50年不变，可说是民心所向，道出了香港市民的心愿，是中央给香港同胞的定心丸，难怪大家都“拍烂手掌”。杨光说，邓小平看到大家反应这样热烈，也开心地笑了。
参与会见的政协委员在会后议论纷纷，杨光的心情也难以平静，当时他想：“我都快60岁了，不知道是否可看到97回归？就算有命看得到，我都71岁，看来至少都要拿拐杖了。”
现在，香港回归7年了，杨光的身体仍然很好。他说：“我真的好开心，亲身看到‘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看到香港人当家作主。”
徐四民感怀——“大新闻”振聋发聩
香港《镜报》老社长徐四民眼中的邓小平，非常果敢决断。令他最难忘的是邓小平坚定地宣布：“中国要在香港驻军。”
那是1984年5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会晤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港澳委员，这也是前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第二次获得邓小平的接见。
今天，当徐四民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往事时，所有细节依然记忆如新：
当时各位委员送邓小平离开，这时邓小平突然拉住《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手，对所有政协委员以及在场采访的港澳记者说：“等一等，我给你们一个大新闻。”
在场的人士立即屏气静听邓公会有什么大新闻发布。邓公用坚定的语气说：“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要驻军。香港既然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驻军呢？这个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中国领土吗？”
徐四民在场亲耳聆听这位世纪伟人的精彩论断，深切感受到中国要收回香港的强大信心：“中国要在香港驻军，这是实质的收回，不是假的，不是主权换治权。”
徐四民感慨地说，假如不是邓小平，中国收回香港不会那么顺利。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时，根本不相信中国要收回香港，邓小平当时果断地对她说，“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官员都应该下野……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这个决策。”
也正是在听了这段话后的当天，撒切尔夫人在步出人民大会堂时在台阶上摔了一跤。
徐四民说，在其后的谈判过程中，英方还想耍手段，希望以主权换治权，希望就算归还香港，但管治权仍在英国人手中。就在这种政治环境下，邓小平果断作出九七后要在香港驻军的决定，彻底打破了英方及亲英势力的幻想。
周南感触——诚于中而形于外
谈起与邓小平的交往，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周南充满敬意。
“诚于中而形于外”，是周南与邓小平第一次正面接触的强烈感觉。
周南回忆道，1974年他在联合国工作，其时小平同志刚刚复出不久，毛主席决定派他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小平同志接见乔冠华与周南，交代如何写联大讲话稿。这是周南第一次与小平同志工作接触。当时，邓小平指示说，重要的核心问题是要突出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思想，在国际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几天后，他们将初拟的讲话稿送至小平同志处，邓小平审看后提出，要加上这么一段：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绝不做超级大国。“这段话作为邓小平联大讲话的结束语，立刻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周南感叹地说，“言简意赅、生动的语言体现了他思想的深度，可谓‘诚于中而形于外’。”
作为香港回归前中国政府驻香港最高官员、并主持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周南，对邓小平作为一位伟大政治家和忠诚的爱国者的睿智、气概、魅力和风度，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
周南回忆说，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企图说服或压服中国再签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来代替过去三个不平等条约，即名义上将香港归还中国，而让英国继续管理。邓小平郑重地向撒切尔夫人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到了1997年中国还不收回香港，我们这个政府就应下台，我们这些人就变成了晚清的李鸿章；如果真的像夫人所说的中国收回香港就将出现“灾难性后果”，那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这种后果而做出决策。小平同志又说，希望以两年为期谈出个结果，如果有人制造动乱的话，那我们就要采取另外的方式、在另外的时间收回香港。“这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态度表达了中国政府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同时也给中英谈判确定了基调。”周南说。
对于英方阻止中国政府在香港驻军的企图，小平同志态度坚定而强硬。在一次有中外记者在场的谈话中，邓小平发了火。他说，为什么英国可以在香港驻军，香港回归后中国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驻军是主权的象征嘛，不驻军怎么行？如果这点权力都没有，还讲什么恢复行使主权？邓小平拍了桌子，英国态度不得不软化。回忆这一幕，周南形容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周南说，小平同志在《基本法》起草阶段，很关心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问题。他指出，香港不能照抄西方议会民主的那一套，而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治制度。他还讲到，搞普选也必须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一步一步地来，否则将造成动乱，破坏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他一眼看穿彭定康搞所谓“加速民主进程”的实质，指出，英国要在1997年之后用他的代理人控制香港，搞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统治，这是不能容许的。
“回想香港回归中国的全过程，在一切关键时刻和关键性问题上，都是小平同志做出了关键性的指示，正是认真执行了他的一系列指示，才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周南感慨地说。
周南认为，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伟大政治家，邓小平看问题很深、很透、很远，他对香港的情况十分熟悉。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维护香港的长期稳定繁荣为依据，是他解决香港问题的指导原则。“只有深刻理解和全面掌握小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论述，才能准确贯彻、全面落实‘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准确全面地贯彻落实《基本法》，从而真正保证香港的长期稳定繁荣。”周南最后说。
学子感戴——小平您好
“信心坚定，意志顽强，思想敏锐，求真务实……”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中国当代大学生看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尽管已经去世七年多，但这位伟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仍非常深远。一项针对北京、广州和香港大学生的调查显示，邓小平是三地大学生心目中最具创造力的现代人物。
今年21岁的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生戴昕告诉记者，“文革”中他的母亲和许多年轻学生一样到东北兵团支边。如果没有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恢复高考，他母亲可能就会一直留在农村，不可能考上大学回到城市。是邓小平改变了与他母亲有着相似经历的千千万万青年的命运，他们全家人都很感激邓小平。
戴昕说，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设计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他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思想指导深化改革开放。“是他使中国人民富了起来。”
戴昕就读的北大与邓小平有着不解之缘。在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游行队伍中，北大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醒目横幅，表达出中国人民对这位伟人的爱戴之情。1997年邓小平逝世，十里长街送伟人，北大学生再一次发出“再道一声小平您好”的深情呼唤。还是在1997年，北大12位知名教授率先在中国高校中为学生开设“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目前已连续开设7年14个学期。在北大所有的政治课中，这门课是最受同学欢迎的。
随着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在北大，在清华，在中国许多高校，“邓小平热”正在大学生中逐渐升温。许多学校都设有自己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学生社团，仅北京的高校就有八十多个。学生们在网上建立学习网站，还经常召开座谈会、研讨会，交流学习体会。
华北电力学院学生何宇琪就是该校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的一员。他坦言：“对于一个16岁飘扬过海，18岁便矢志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伟人，我开始时的确没有什么概念。但是，随着一篇篇传记，一份份生平介绍，以及人们的回忆、怀念，他的形象便渐现眼前。作为扭转中国命运的其中一人，在我眼中，他无不透着作为伟人的气质与魅力。”何宇琪这样评价邓小平：“他信心坚定，意志顽强，坚忍不拔，思想敏锐，高瞻远瞩，求真务实，不作空谈。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给我除了震撼，还有一份感动，他深情地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7月初，北大、中国人民大学的五十多名大学生从北京出发奔赴广西百色和江西瑞金，追寻邓小平当年的足迹和业绩，开展社会实践活动。75年前，25岁的邓小平来到百色，发动了著名的百色起义。75年后，和当时的邓小平同龄的大学生也来到了这里。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生李平原结束对百色的考察后在日记里写道：“在百色，没有人不感激邓小平，没有人不怀念邓小平，因为没有邓小平，广西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广西的人民将继续在军阀的统治下受苦受难。这就是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学习的。邓小平同志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承担责任，敢于坚持斗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勇气和信心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年轻人学习的。”
对于这些出生于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在缅怀邓小平功绩的同时，更希望从这位伟人身上吸取前进的动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钟开斌说，邓小平提出的许多改革思想和措施都闪耀着智慧和创新的光芒。诸如，他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倡议兴办经济特区，推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等等。他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的人格魅力也吸引着中国的新一代大学生。刚从百色回到北京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王浩雷说，邓小平早年曾到法国勤工俭学，后又转到苏联学习，但为了革命事业，他毅然回到祖国，成了职业革命家。但革命的道路是异常艰辛的，他从参加革命之日起，就经受着各种艰难境遇的考验。有人曾用“三落三起”来概括他的一生，可三次大挫折，又怎能概括他一生艰辛的全部？后来，有外国记者问他，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了两点：一是信仰，二是忍耐。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正是他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一个个难关的巨大动力；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为了国家的繁荣、民族的复兴，他又以巨大的忍耐力，与这些难关和挫折进行着无畏的抗争。今天，当代青年在创业、报国的道路上，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关，同样需要小平同志一生所信奉的信仰和忍耐。
百姓感恩——“托小平的福”
“20世纪90年代初，小平的南巡讲话无疑成为我个人事业发展中一个重要分水岭，”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建平对记者说，“今天的成绩和发展，真是托小平的福。”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南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南巡讲话被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特别是对20世纪90年代后的进一步扩大开放，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黄建平曾是东莞一家集体企业的厂长，当时企业严重资不抵债几近破产边缘。黄认为，是小平的南巡讲话，使整个社会形成开放、活跃的氛围，而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提供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此后又推出积极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
从最初的承包经营，到顺利转制为股份制企业，唯美公司目前已发展为拥有两亿多元资产的全国十大建筑陶瓷生产厂家之一，生产的“马可波罗”牌瓷砖成为“中国名牌产品”，而黄本人也被广东省政府授予“广东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
与黄建平一样，许多人的生活都因小平南巡讲话而改变。在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广东省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会、展览会、座谈会，一些普通百姓也通过自己的方式缅怀这位中国的世纪伟人。
6月下旬开始，广州市农讲所纪念馆开展“百年小平——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文物图片展”，每天都有上千位游客参观展览。一位姓郑的老人谈起南巡讲话，打开了话匣子：“南巡讲话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扭转乾坤的一次讲话，是里程碑。当时有些人思想里还有顾虑，手脚放不开，但小平告诉我们胆子更大些，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西北师范大学程振清教授对南巡讲话前后的事情记忆犹新，他说，当时社会上关于“姓资”“姓社”的讨论很多，但邓公明确地指出了“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作为研究国际经济贸易的学者，程在南巡讲话前就去过南方，但此后去得更多，差不多每年都去几次：因为南方沿海地区对外经贸发展得非常迅速，一方面受一些公司邀请做顾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学习南方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经验。他说：“亲眼目睹了南巡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感觉很振奋，我认为南巡讲话在可见的三四十年内对现实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在一些年轻人心目中，邓小平也被视为“偶像”。深圳世强电讯有限公司的闾先生才从大学毕业一年，他说：“我们公司就在国贸大厦的对面，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地方。深圳这边工作环境很开放，效率很高。深圳人对小平都怀有深厚感情，是他‘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使这个昔日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今天的繁华都市。”
当年邓小平挥笔写下“珠海特区好”时，带给珠海人多少荣耀和骄傲，曾亲历了邓小平南巡的珠海江海电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亚文回忆当时的情景，仍是历历在目。“小平在我们厂参观，本来只打算呆20分钟，但那天他特别高兴，谈谈看看，一共呆了45分钟。现在公司的食堂里还挂着小平参观的全套照片。这些年我们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员工生活也越来越富裕。”杨高兴地说。
广安感念——有幸养育了一位伟人
对于四百二十多万广安人民来说，他们感到最为自豪的是“广安有幸养育了一位伟人——邓小平”。广安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这位少小离家从未回的亲人。小平同志生前，家乡人民在他的关怀下，过上了富裕幸福的好日子；小平同志走后，广安儿女永远念着他的恩情，敬仰着他不朽的灵魂。
原中共广安地委书记罗松柏说，故乡人民深切地爱着自己的领袖和亲人。我们尤其敬重邓小平同志两袖清风、严于律己的崇高风范。1963年，小平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回乡探亲，广安县委为了表达家乡人民的心意，带了点烘糕之类的土特产送给小平同志。不久，这位同志来信说：首长（小平同志）批评了他，要他把钱寄给县委。并告诫他，今后不准接受家乡的东西。
罗松柏说，小平同志十分喜欢家乡的白市柚，直到1992年，他视察南方时，仍然称赞家乡的白市柚好。家乡每年都要给小平同志送点白市柚，但小平同志每次都坚持非付钱不可。钱大多是通过小平同志在成都工作的妹妹邓先芙交给广安县委的。
一颗露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小平同志小中见大的高尚人格，使故乡人民又是敬佩，又是心疼。在广安，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美好的误会：广安白市乡林场的职工出于对小平同志的敬爱，每年都把果园里最大最好的柚子给小平同志留着，早早地包好催促有关部门送给小平同志尝尝。后来听说广安收了小平同志按市价买白市柚的钱，他们非常生气，说：“小平他老人家日夜为祖国和人民操劳费心，有了他的好政策才有柚子的丰收，小平吃几个柚子你们还收钱，像话吗？”有的说：“你们见钱眼开就别送了，我们私人给小平送。”故乡人民就是这样，总想用自己最好的东西来感谢小平同志，哪怕是请他看一看、闻一闻也好。他们就是以这种质朴的方式深情地、执著地爱着自己的亲人。
协兴镇党委副书记、牌坊村代理总支书记梁思明说：“邓小平是我们牌坊人引以为豪的好老乡，他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政策让全中国人民走上了致富道路。如今，我们牌坊村农民家家住进了花园般的小区，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特别是现在旅游业兴起后，致富门路更多了。”
据梁思明介绍，居住在新村的368户农民，已有112家搞起了“农家乐”和“农家客栈”，其他农户也分别从事生产和经营不同种类的旅游商品，去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3600元，比2000年提高了1200多元，今年预计村上农民的人均收入可达4000元以上。“我们村里农民家家正堂都挂有小平的画像，每逢他的生日，群众都要自发地举行纪念缅怀活动。”
牌坊村团支部书记李凤莲说：“牌坊村的年轻人非常祟拜小平的人格魅力，他15岁就出去闯天下，创造了一番大业，成为了一代伟人。现在村上的年轻人都学习他那种敢闯敢拼的精神，如果读大学不行就外出打工，总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闯，长见识、学技术，干出一番大事业。村里根本留不住年轻人，正是受小平老乡那不畏艰险的精神所鼓舞，他们才有了坚定的自信和自豪感。”
邓小平表弟淡文全说：“我父亲是小平的亲舅舅，小平对他非常贤德厚道，平时力所能及地给予他生活关照，还两次请他去北京玩。但小平对我们是非常严格的，要我们同普通村民一样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今年快66岁了，同子女一起办起了‘农家乐’和‘农家客栈’，生意还不错，不少来牌坊村旅游的客人知道我家与小平沾亲后，出于对小平的爱戴之情，特意来光顾我家。说来这就是托了小平的福、沾了小平的光。正因如此，我们更要搞好自己的经营管理和服务质量，维护好小平的形象。”
邓小平生前曾数次接见过四川籍老作家马识途。马识途说：“我所了解的小平同志可以用我为小平故居写的一幅楹联来概括：‘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
霍英东感受——“不走回头路”引领中国
在香港，接触过邓小平最多的人当数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霍英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情回忆他与邓小平的多次交往。通过他的忆述和一张张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代伟人邓小平的风采，再现在人们面前。
霍英东记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出台时的争论是很大的，什么“姓资姓社”等等，仍然有很多条条框框。但是，在1978年第一次听到邓小平的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后，霍英东感到十分振奋，二话不说，立刻就行动起来。
霍英东投资兴建的广东中山温泉宾馆，是中国第一家高级涉外宾馆。在此之前，兴建高级度假宾馆、发展旅游业，即使不是禁区，也是不被提倡鼓励的事。但是，宾馆终于如期开幕。
霍英东还清楚地记得，邓小平是1984年春天到中山温泉宾馆来的。当时中山桥路都未通，邓小平是从广州坐船，在唐家湾上岸，再转乘汽车到中山的。
霍英东随后投资兴建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非住客参观游览的高级酒店。
白天鹅宾馆经营的成功，在改革大潮初涌的20世纪80年代初带动了大批港资进入广州酒店业。
霍英东的投资，打破种种禁忌，冲开重重禁区，创造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开放成果，从而大大增加了各方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与信心。
1985年，邓小平来到广州，入住白天鹅宾馆。就在这里，对着珠江夜景，邓小平作出了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14个沿海城市之后，进一步开放沿江、沿海、沿边城市的决定。霍英东还清楚记得，邓小平当时对他说的一句话：“白天鹅好”。
霍英东一向不擅辞令，更不会夸夸其谈，但他当时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深切认同、领会和信心，是事实胜于雄辩、行动压倒一切的。
对邓小平改革开放中的一句名言：“不走回头路”，霍英东也感触良多。他同时也是邓小平这句话最早的“现场听众”之一。
1984年1月春节前后，邓小平来到了广东中山，入住霍英东投资兴建的中山温泉宾馆。温泉宾馆后面有一座“罗三妹山”。每天早上，邓小平吃过早餐后，就会“晨练”登山，从山上可以望见整个中山。霍英东每次都陪同。
在登山途中或山脚下，常会碰到一些当地老百姓，邓小平从不摆“架子”，总是很随和地与群众打招呼，有时还会聊起天来。邓小平总是关心地问大家有多少收入？生活过得怎样？
霍英东回忆说，有一天，邓小平行到接近山顶处才歇脚，聊了一会儿天，随行人员说，时间不早了，下山那条路不大好走，还是从原路回去好了。
这时，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果然就是“不走回头路”！
杨光感叹——“50年不变”拍烂手掌
现年78岁的大紫荆勋章获得者、香港工联会会务顾问杨光22年前与邓小平会面，并亲耳聆听邓小平首次宣布中央对港政策。他说，回想起那一刻的激动情景仍历历在目……
回忆往事，杨光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故事。他说，那是1982年6月15日上午，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接见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内的12名香港不同界别人士。他当年是人大代表，也是工联会会长，于是有幸成为这个历史一刻的见证人。
事实上，当年5月份，他已经收到邓小平将在6月会见他们的消息，而且，还清楚知道邓小平接见他们的目的是要听取工人对祖国收回香港的意见。为此，在上北京之前，工联会内部召开三次会议，了解各下属工会的意见。
集合各工会的看法后，杨光整理出工人群众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三大意见：一是香港一定要收回，这是全体工人阶层的共识；第二是收回香港后，不能影响劳工生计；第三，香港要继续保持特有的优势，对祖国作出贡献。
6月15日，香港代表在钓鱼台国宾馆与邓小平会面，主持会议的是港澳办主任廖承志。他作了一个简单的开场白后，就让12位代表逐一发言，让他们谈谈对收回香港的看法。邓小平没有说话，只是聚精会神、认真聆听每位人士的意见。
轮到杨光说话时，有备而来的杨光把三点意见如实反映。他留意到邓公不时点头，以示认同。
这次的会见从早上9时开始，直至12时才结束。在听完所有代表发言和讨论后，邓小平以坚定的语气，简短说了以下几句话：“香港一定要收回！这是主权原则的问题，否则怎样向人民交代？……收回后的香港，社会制度不变、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收回香港，也是第一次说出“四个不变”，当时在场的代表听完这段话后，十分激动。杨光说，在步出钓鱼台国宾馆时，各位代表一边走一边讨论收回香港问题，气氛十分热烈。
紧接着，杨光在第二次见邓小平时，直接聆听了邓小平关于“香港维持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宣言。这次参与会面的人数较多，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加重语气，字字铿锵地说：香港维持资本主义制度50年，50年不变！话音刚落，全场响起长久而热烈的掌声。杨光说，50年不变，可说是民心所向，道出了香港市民的心愿，是中央给香港同胞的定心丸，难怪大家都“拍烂手掌”。杨光说，邓小平看到大家反应这样热烈，也开心地笑了。
参与会见的政协委员在会后议论纷纷，杨光的心情也难以平静，当时他想：“我都快60岁了，不知道是否可看到97回归？就算有命看得到，我都71岁，看来至少都要拿拐杖了。”
现在，香港回归7年了，杨光的身体仍然很好。他说：“我真的好开心，亲身看到‘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看到香港人当家作主。”
徐四民感怀——“大新闻”振聋发聩
香港《镜报》老社长徐四民眼中的邓小平，非常果敢决断。令他最难忘的是邓小平坚定地宣布：“中国要在香港驻军。”
那是1984年5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会晤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港澳委员，这也是前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第二次获得邓小平的接见。
今天，当徐四民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往事时，所有细节依然记忆如新：
当时各位委员送邓小平离开，这时邓小平突然拉住《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手，对所有政协委员以及在场采访的港澳记者说：“等一等，我给你们一个大新闻。”
在场的人士立即屏气静听邓公会有什么大新闻发布。邓公用坚定的语气说：“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要驻军。香港既然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驻军呢？这个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中国领土吗？”
徐四民在场亲耳聆听这位世纪伟人的精彩论断，深切感受到中国要收回香港的强大信心：“中国要在香港驻军，这是实质的收回，不是假的，不是主权换治权。”
徐四民感慨地说，假如不是邓小平，中国收回香港不会那么顺利。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时，根本不相信中国要收回香港，邓小平当时果断地对她说，“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官员都应该下野……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这个决策。”
也正是在听了这段话后的当天，撒切尔夫人在步出人民大会堂时在台阶上摔了一跤。
徐四民说，在其后的谈判过程中，英方还想耍手段，希望以主权换治权，希望就算归还香港，但管治权仍在英国人手中。就在这种政治环境下，邓小平果断作出九七后要在香港驻军的决定，彻底打破了英方及亲英势力的幻想。
周南感触——诚于中而形于外
谈起与邓小平的交往，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周南充满敬意。
“诚于中而形于外”，是周南与邓小平第一次正面接触的强烈感觉。
周南回忆道，1974年他在联合国工作，其时小平同志刚刚复出不久，毛主席决定派他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小平同志接见乔冠华与周南，交代如何写联大讲话稿。这是周南第一次与小平同志工作接触。当时，邓小平指示说，重要的核心问题是要突出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思想，在国际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几天后，他们将初拟的讲话稿送至小平同志处，邓小平审看后提出，要加上这么一段：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绝不做超级大国。“这段话作为邓小平联大讲话的结束语，立刻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周南感叹地说，“言简意赅、生动的语言体现了他思想的深度，可谓‘诚于中而形于外’。”
作为香港回归前中国政府驻香港最高官员、并主持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周南，对邓小平作为一位伟大政治家和忠诚的爱国者的睿智、气概、魅力和风度，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
周南回忆说，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企图说服或压服中国再签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来代替过去三个不平等条约，即名义上将香港归还中国，而让英国继续管理。邓小平郑重地向撒切尔夫人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到了1997年中国还不收回香港，我们这个政府就应下台，我们这些人就变成了晚清的李鸿章；如果真的像夫人所说的中国收回香港就将出现“灾难性后果”，那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这种后果而做出决策。小平同志又说，希望以两年为期谈出个结果，如果有人制造动乱的话，那我们就要采取另外的方式、在另外的时间收回香港。“这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态度表达了中国政府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同时也给中英谈判确定了基调。”周南说。
对于英方阻止中国政府在香港驻军的企图，小平同志态度坚定而强硬。在一次有中外记者在场的谈话中，邓小平发了火。他说，为什么英国可以在香港驻军，香港回归后中国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驻军是主权的象征嘛，不驻军怎么行？如果这点权力都没有，还讲什么恢复行使主权？邓小平拍了桌子，英国态度不得不软化。回忆这一幕，周南形容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周南说，小平同志在《基本法》起草阶段，很关心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问题。他指出，香港不能照抄西方议会民主的那一套，而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治制度。他还讲到，搞普选也必须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一步一步地来，否则将造成动乱，破坏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他一眼看穿彭定康搞所谓“加速民主进程”的实质，指出，英国要在1997年之后用他的代理人控制香港，搞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统治，这是不能容许的。
“回想香港回归中国的全过程，在一切关键时刻和关键性问题上，都是小平同志做出了关键性的指示，正是认真执行了他的一系列指示，才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周南感慨地说。
周南认为，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伟大政治家，邓小平看问题很深、很透、很远，他对香港的情况十分熟悉。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维护香港的长期稳定繁荣为依据，是他解决香港问题的指导原则。“只有深刻理解和全面掌握小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论述，才能准确贯彻、全面落实‘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准确全面地贯彻落实《基本法》，从而真正保证香港的长期稳定繁荣。”周南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