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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自上而下构筑了一条党政并行的政治双轨。但在战前，其党的组织触角基本上止于县城，而行政轨道则逐渐延伸到县以下乡村社会。国家政权的下延，与20世纪乡村政治文化生态的衰颓相激荡。自治名义下的区乡组织实际成为国家政权的行政末梢；原本偏重政治控制的保甲，最终沦为社会征取的重要工具。区乡保甲体制的相继建立，恰逢其会地为土豪劣绅提供了一个纵横驰骋的舞台。国家政权的深化与地方精英的恶化相伴随，乡村社会日益沦为贫穷与动荡交错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