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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土山湾博物馆，镇馆之宝——土山湾牌楼——赫然进入眼帘，在灯光的照耀之下，简直可以用金碧辉煌来形容，仿佛在骄傲地诉说土山湾昔日的荣光。
这座气势恢宏的牌楼，1913年，由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数十名孤儿历时1年雕刻而成，两年后，它出现在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1933年又参加了芝加哥世界博览会，至1939年纽约世博会时已是三届元老。
百年之后，时过境迁，你还知道土山湾吗？你知道现在车水马龙的上海斜土路，连接着的，是曾经的南市区斜桥和徐家汇的土山湾吗？你知道肇嘉浜、蒲汇塘、法华泾三条已经湮没无闻的河流交汇之处称之为“徐家汇”，而林则徐疏浚河道挖出的高地名为土山湾吗？
6月6日，“会通中西：土山湾文化历史与未来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波士顿学院、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学者，热烈讨论土山湾文化的历史意义与价值，打开一段尘封的往事，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往事。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多个第一
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融，在上海的土地上，发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孕育了土山湾——中国近代艺术的摇篮。
1832至1837年，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府衙在苏州，他率领官员民众，全力治理太湖水系河流，疏浚河道，促进漕运与经济繁荣。在疏浚漕溪、肇嘉浜、蒲汇塘的同时，用淤泥堆积出一高地，当地人称之为土山湾。
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使得外国教会获得了在中国传教的自由。西方各国教会势力大量涌入中国，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张，教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上海。1850年，天主教江南教区徐家汇耶稣会创办的孤儿院由董家渡迁入土山湾新址，清同治三年（1864年），他们平整了林则徐用淤泥堆出的高地，但仍保留了土山湾的地名，在今徐家汇天主堂南、约80亩之地，创办了土山湾孤儿院，前身为1855年法国传教士薛孔昭创办的横塘育婴堂和圣母院（专门收养女婴，现在徐家汇还存旧址外观，内部已改建为“上海老站”中餐馆）。
1864至1934年，土山湾孤儿院收养孤儿2500多人，这些孤儿，多有残疾，父母无力抚养，只好抛弃街头，为土山湾孤儿院收留。美国波士顿学院的高级讲师柯杰明说：“当时土山湾孤儿院的工作是非常伟大的，一方面要救死扶伤，另一方面又传播了文化知识。我们应该感谢来到土山湾的西方传教士，当然中国的耶稣会教士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在土山湾孤儿院有一位刘神父，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孤儿，他的父亲在太平天国起义中过世了，他在土山湾长大，然后又回馈了社会，帮助了土山湾的运行，抚养教育了很多的学生，其实这就是一种回馈的精神。”
另一部分儿童，身体健全，父母健在，但因为天主教会有良好的教育环境，他们的父母也愿意主动将子女送入孤儿院接受教育。其中，就有后来让《丁丁历险记》的作者埃尔热魂牵梦萦的张充仁。
从1864年至新中国成立，徐家汇土山湾创造了中国近代工艺、美术、建筑、出版等领域的多个第一。一大批深得中西文化精髓熏陶的人才从这里走出，无数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美术作品在这里诞生，走向世界。
这里是中国最早的职业学校和最早的西方艺术专科学校，也是中国第一家印书馆所在地。
1859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爱桑来到上海创立教会的印书馆，1864年迁往土山湾。1869年，在这里出版的木版中文宗教书籍已有70种，大多是重刊利玛窦、南怀仁、艾儒略等人的著作。1874年，教区盘入上海一家印刷厂，买进印刷机，开始使用铅印，同年还设立了石印部，先后出版《益闻录》、《格致益闻汇报》、《圣心录》、《圣教杂志》等刊物。1894年，成立照相制版部，最先把石印术和照相铜锌版设备和技术引入上海。1930年还进口西文浇铸排字机1台，印书馆规模进一步扩大，工人多至130人，每年出版中西文书刊百余种，是中国天主教最早、最大的出版机构，也是上海当时少有的几个大印刷厂之一。
这里有中国最早的气象预测和预报，也有中国最早的博物院——原名“徐家汇博物院”，后移至震旦大学（即今交通大学医学院），名为“震旦博物院”，中国的动物学、植物学、昆虫学等的研究从这里开始。这里还有全亚洲质量最好的彩色玻璃。从法国引进的彩色玻璃工艺，很快在这片异域土地上生根发芽。如今，我们在南昌路科学会堂、广东路的民生银行，依然还能寻觅到土山湾的产品。
“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
在这所有的一切之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绘画。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李骏修介绍说：“从土山湾画馆遗留下来的教材来看，当时所教习的画法还是比较粗浅的，如素描、透视、人体解剖以及油画、水彩画技法等等，当时所用的绘画原料也只能当地解决，条件还比较简陋，但是学生通过大量的临摹、复制等手段，开拓了眼界，熟悉了技法，为西画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土山湾，当时的绘画风格主要是两种，一个是仿制，一个是半创作，这些画足以反映出早期西洋艺术在中国传播的状况。这些简化的教学和系统的训练却培养了一批专门的绘画人才。他们有的成为生产精美的宗教饰品的工匠，有的甚至成了享誉世界的艺术巨匠。”
西班牙雕塑家、传教士范廷佐最早在松江的横塘孤儿院设立了宗教艺术品工场，1850年随孤儿院迁入土山湾，逐渐发展成以绘画、雕刻为主的土山湾画馆，也就是土山湾工艺场中最具影响和地位的绘画室。从这里走出的，有近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西洋美术学校和中国第一本美育杂志《美育》的周湘，与刘海粟等创立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前身）并任首任校長的张聿光，一代国画宗师任伯年，月份牌绘画大家杭樨英，“海派”黄杨木雕创始人徐宝庆等等众多艺术史上不可绕过的名字。
土山湾的出现，在中国艺术史上可以说意义重大。上世纪40年代，徐悲鸿在《新艺术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对“土山湾画馆”首次赋予了其应有的历史评价和定位。徐悲鸿称土山湾画馆为我国西画的“根据地之一”，对“中西文化的沟通，……曾有极珍贵之贡献”，“土山湾（画馆）……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
他们的成长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黄杨木雕大师徐宝庆的早期作品，其情感观念和艺术倾向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勤建说，“土山湾孤儿院的一些修士，对徐宝庆的人生成长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他的启蒙老师，在对徐宝庆的成长教育倾注心血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着他的世界观和宗教观。”
这些艺术大师的作品，有一种对于生命、社会和自然发自内心的关爱，这是宗教的力量，也是人性的力量。而在一个不能客观面对这一切的年代，这就成了他们最大的罪过。1949年后，土山湾工艺场被解散，技师们被分到各个工厂当工人，在“文革”浩劫中，土山湾的艺术珍品如风而逝，成为连上海人都感到陌生的名词，这何尝不让人唏嘘感慨？
面对逝去的土山湾，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郑时龄由衷地感叹：“土山湾，它虽然是一个地名，但是它又是上海近代宗教文化的象征，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涉及方方面面，包括绘画、印刷、工艺。历史上的土山湾是慢慢地发展起来的，从原来的不起眼的偏远之地，慢慢地变成了文化中心，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国最具规模和影响的西方文化传播源，近代上海很多的文化核心在里面孕育发芽。”
这座气势恢宏的牌楼，1913年，由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数十名孤儿历时1年雕刻而成，两年后，它出现在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1933年又参加了芝加哥世界博览会，至1939年纽约世博会时已是三届元老。
百年之后，时过境迁，你还知道土山湾吗？你知道现在车水马龙的上海斜土路，连接着的，是曾经的南市区斜桥和徐家汇的土山湾吗？你知道肇嘉浜、蒲汇塘、法华泾三条已经湮没无闻的河流交汇之处称之为“徐家汇”，而林则徐疏浚河道挖出的高地名为土山湾吗？
6月6日，“会通中西：土山湾文化历史与未来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波士顿学院、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学者，热烈讨论土山湾文化的历史意义与价值，打开一段尘封的往事，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往事。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多个第一
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融，在上海的土地上，发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孕育了土山湾——中国近代艺术的摇篮。
1832至1837年，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府衙在苏州，他率领官员民众，全力治理太湖水系河流，疏浚河道，促进漕运与经济繁荣。在疏浚漕溪、肇嘉浜、蒲汇塘的同时，用淤泥堆积出一高地，当地人称之为土山湾。
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使得外国教会获得了在中国传教的自由。西方各国教会势力大量涌入中国，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张，教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上海。1850年，天主教江南教区徐家汇耶稣会创办的孤儿院由董家渡迁入土山湾新址，清同治三年（1864年），他们平整了林则徐用淤泥堆出的高地，但仍保留了土山湾的地名，在今徐家汇天主堂南、约80亩之地，创办了土山湾孤儿院，前身为1855年法国传教士薛孔昭创办的横塘育婴堂和圣母院（专门收养女婴，现在徐家汇还存旧址外观，内部已改建为“上海老站”中餐馆）。
1864至1934年，土山湾孤儿院收养孤儿2500多人，这些孤儿，多有残疾，父母无力抚养，只好抛弃街头，为土山湾孤儿院收留。美国波士顿学院的高级讲师柯杰明说：“当时土山湾孤儿院的工作是非常伟大的，一方面要救死扶伤，另一方面又传播了文化知识。我们应该感谢来到土山湾的西方传教士，当然中国的耶稣会教士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在土山湾孤儿院有一位刘神父，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孤儿，他的父亲在太平天国起义中过世了，他在土山湾长大，然后又回馈了社会，帮助了土山湾的运行，抚养教育了很多的学生，其实这就是一种回馈的精神。”
另一部分儿童，身体健全，父母健在，但因为天主教会有良好的教育环境，他们的父母也愿意主动将子女送入孤儿院接受教育。其中，就有后来让《丁丁历险记》的作者埃尔热魂牵梦萦的张充仁。
从1864年至新中国成立，徐家汇土山湾创造了中国近代工艺、美术、建筑、出版等领域的多个第一。一大批深得中西文化精髓熏陶的人才从这里走出，无数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美术作品在这里诞生，走向世界。
这里是中国最早的职业学校和最早的西方艺术专科学校，也是中国第一家印书馆所在地。
1859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爱桑来到上海创立教会的印书馆，1864年迁往土山湾。1869年，在这里出版的木版中文宗教书籍已有70种，大多是重刊利玛窦、南怀仁、艾儒略等人的著作。1874年，教区盘入上海一家印刷厂，买进印刷机，开始使用铅印，同年还设立了石印部，先后出版《益闻录》、《格致益闻汇报》、《圣心录》、《圣教杂志》等刊物。1894年，成立照相制版部，最先把石印术和照相铜锌版设备和技术引入上海。1930年还进口西文浇铸排字机1台，印书馆规模进一步扩大，工人多至130人，每年出版中西文书刊百余种，是中国天主教最早、最大的出版机构，也是上海当时少有的几个大印刷厂之一。
这里有中国最早的气象预测和预报，也有中国最早的博物院——原名“徐家汇博物院”，后移至震旦大学（即今交通大学医学院），名为“震旦博物院”，中国的动物学、植物学、昆虫学等的研究从这里开始。这里还有全亚洲质量最好的彩色玻璃。从法国引进的彩色玻璃工艺，很快在这片异域土地上生根发芽。如今，我们在南昌路科学会堂、广东路的民生银行，依然还能寻觅到土山湾的产品。
“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
在这所有的一切之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绘画。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李骏修介绍说：“从土山湾画馆遗留下来的教材来看，当时所教习的画法还是比较粗浅的，如素描、透视、人体解剖以及油画、水彩画技法等等，当时所用的绘画原料也只能当地解决，条件还比较简陋，但是学生通过大量的临摹、复制等手段，开拓了眼界，熟悉了技法，为西画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土山湾，当时的绘画风格主要是两种，一个是仿制，一个是半创作，这些画足以反映出早期西洋艺术在中国传播的状况。这些简化的教学和系统的训练却培养了一批专门的绘画人才。他们有的成为生产精美的宗教饰品的工匠，有的甚至成了享誉世界的艺术巨匠。”
西班牙雕塑家、传教士范廷佐最早在松江的横塘孤儿院设立了宗教艺术品工场，1850年随孤儿院迁入土山湾，逐渐发展成以绘画、雕刻为主的土山湾画馆，也就是土山湾工艺场中最具影响和地位的绘画室。从这里走出的，有近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西洋美术学校和中国第一本美育杂志《美育》的周湘，与刘海粟等创立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前身）并任首任校長的张聿光，一代国画宗师任伯年，月份牌绘画大家杭樨英，“海派”黄杨木雕创始人徐宝庆等等众多艺术史上不可绕过的名字。
土山湾的出现，在中国艺术史上可以说意义重大。上世纪40年代，徐悲鸿在《新艺术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对“土山湾画馆”首次赋予了其应有的历史评价和定位。徐悲鸿称土山湾画馆为我国西画的“根据地之一”，对“中西文化的沟通，……曾有极珍贵之贡献”，“土山湾（画馆）……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
他们的成长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黄杨木雕大师徐宝庆的早期作品，其情感观念和艺术倾向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勤建说，“土山湾孤儿院的一些修士，对徐宝庆的人生成长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他的启蒙老师，在对徐宝庆的成长教育倾注心血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着他的世界观和宗教观。”
这些艺术大师的作品，有一种对于生命、社会和自然发自内心的关爱，这是宗教的力量，也是人性的力量。而在一个不能客观面对这一切的年代，这就成了他们最大的罪过。1949年后，土山湾工艺场被解散，技师们被分到各个工厂当工人，在“文革”浩劫中，土山湾的艺术珍品如风而逝，成为连上海人都感到陌生的名词，这何尝不让人唏嘘感慨？
面对逝去的土山湾，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郑时龄由衷地感叹：“土山湾，它虽然是一个地名，但是它又是上海近代宗教文化的象征，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涉及方方面面，包括绘画、印刷、工艺。历史上的土山湾是慢慢地发展起来的，从原来的不起眼的偏远之地，慢慢地变成了文化中心，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国最具规模和影响的西方文化传播源，近代上海很多的文化核心在里面孕育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