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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10时。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竹厅。空气仿佛凝滞，时间有如停止。
低沉而幽远的哀乐，在大厅里回响，每个人都黯然神伤。正中的灵床上，躺着一位老人，神态平和而安详。四周的花圈与挽幛，堆成了一片花的海洋。
张中行先生的遗像，悬在墙壁中央，他慈祥而恬然的目光，凝望着远方。
2月24日的寒夜，张中行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98岁。
近日里连篇累牍的报道，才让不少人知晓，其实每个人的少年时期，都曾深受过张先生的教益一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张中行参与了多套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与审读工作，无数学子从中受惠。
张中行的成就，又不仅仅在于编辑。他并无教职，却仍被燕园学子奉为“四老”之一；他写的《负喧》系列，被誉为“当代《世说》”；他涉猎广泛，治学遍及文史、哲学、佛学、书法、金石等诸多领域，著作凡数百万言，是名副其实的“杂家”。
在这一个“老陈凋谢，晨星寥落”的时代，张中行的逝世，再次让人叹惋不已。这些苍凉的背影，定格成一个黯淡的黄昏，没有什么能够挽留。
都市柴门
2月27日下午4点。北京德胜门外祁家豁子某小区。
门口的保安见到记者抱着的花篮，连忙上来指引：“张老的家从这里走!”保安是个壮实的小伙子，很热情地说，“来吊唁的人很多，一会儿就一拨儿。”
这个兼作灵堂的门厅实在逼仄，不到10平米，大半已被花篮占据。略施粉刷的白色墙壁，已经显出颓败的灰色。普通的水泥地面，早已磨出亮色。西边的墙壁上斜靠着张中行的遗像，张先生的长女张静说，这张照片拍摄于1992年。
遗照就摆放在著作之上，宛如一个隐喻——张中行的学问人生，都在这些著作里了。最醒目的三册是《禅外说禅》、《流年碎影》与《顺生论》。这是张先生一生最看重的三部书，放在其他的单行本与集子之上。
络绎不绝的吊唁者，让张文和张静两个人几乎忙不过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领导下午刚刚来过，和他们商量了遗体告别仪式的事宜。随后，人教社又着人送来了打印好的讣告和悼词，姐妹俩要把这些装在信封里，立刻邮寄出去。
后来的吊唁者，甚至很难在灵堂里找出一处合适的地方来放花篮。遗像的左侧是冰箱，右边是个柜子，遗像正对的就是茶几和沙发，找个落脚的地方都难。吊唁者也很少说话，放下花篮，鞠躬之后，就握手道别。很多人，张文姐妹都不认识。茶几上一个素面的签名本，写满了吊唁者的哀思。
很难想像这是一个大学者的家。这处房子是1994年分到的，此前张中行一直与次女张文住在北大11号公寓。搬家后，张中行给这处房子起了个斋号：都市柴门。这时候，张中行已经86岁，很少再写文章，他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北大居住时所写。
张中行的书斋不大，10多个平米，倚墙而立的是一排从底到顶的大书架。张文介绍说，“最里面的两只架子，基本上都是父亲自己的著作。外面这个架子，都是别人的赠书。”张文说，父亲很少买书，他是把书都读通了的，“很多书，看了就送人了，他不喜欢藏书。”
杏坛元老
张中行早年求学北大，毕业后一直在中学、大学任教。1951年起，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辑。他先后参与了《语文》、《汉语》、《文学》、《古代散文选》等多套教材的编写与审读。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悼词称：“晚年退休后，作为特约编审，他审读了多种教材及课外读物，特别是对文言作品的选注、解读，严格把关，一丝不苟，表现出老一代编辑家严谨的治学作风，受到社内外同仁的高度赞誉。”
教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商友敬说，“张先生的专著中，《文言和白话》、《文言津逮》、《诗词读写丛话》、《作文杂谈》等都是关于语文教育的，另外有一本《談文论语集》比较少见，收集了他关于语文的零星文章。我以为，张先生对文言文教学有极为精辟的见解。他编的《文言读本续编》(与吕叔湘合编)，尤其是三本《文言文选读》，最适合教师的教学。”
张中行在人教社不仅编辑了一批很有成就的普及语文的好书，而且还撰写了一些水平极高的著作。
著名学者、出版家钟叔河说，“比如在普及古典诗词的书里，他写的《诗词读写丛话》我认为是最好的，比王力的《诗词格律》还要好，王力的书是很成功，但讲的是诗的格律，而《诗词读写丛话》则涵盖了诗的基本要求，包括格律，以及对诗的欣赏与写作，进行了很切实的指示。他对古典诗词很有理解，他读得多，而且上心，文字也好得多。”
“当然这本书在人教出版，张先生不仅仅是一个出版人，他还是位文化学者，散文大家。现在来说，一般的人随随便便都能是‘大家名家’，但我真心地认为，他是属于‘大家’的行列。”钟叔河说。
60岁以下的中国人，几乎都是读着张中行编写的课本度过了中学时代。他和每个人的联系只有眼睛到书本那么近。
文坛耆宿
真正让张中行赢得文坛声名的是1986年出版的《负喧琐话》以及陆续出版的《负喧续话》、《负喧三话》(合称负喧三话)。负喧三话中，张中行以冲淡平和的笔触，写人记事，怀旧伤远，别具一格，令世人为之瞩目。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解释说，20世纪90年代后的学术转型，使得张中行的书大受欢迎。“他的贡献在于，让我们现代的读者明白，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东西，比如老北大的人物和生活，使人们对老北大的风气有所了解。当代文学史上，是绕不开他的著作的。”
张中行青年时期在北大求学，国文教授是周作人。他受之影响极大。陈平原认为，“张中行的文章是上承周作人的，把负喧三话与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做对比，发现张的文章风格明显受周作人的影响——博学多才，饱经沧桑，非常感人。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毕竟年纪大了，负喧三话越写越下去了。”
当年，因为张中行曾经在周作人主持的“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解放后，在60岁的时候，张中行离开工作岗位，在社内扫厕所，干零活。随后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得以正常生活。
“从张的身上，能看到知识分子的命运跌宕，他确实是很典型的形象。但不管如何，在当代散文里很少有这样令人神清气爽的文章。张中行在离开北大后，文字有点罗嗦。很多人都喜欢他谈老北大的文章，不止是北大的人，我相信对于很多中国人，都愿意去理解老北大。会欣赏这样的风格和这样的讲述。”陈平原说。
一世无咎
张中行的“中行”出自他的字。张中行原名张璿，字仲衡。1935年，27岁的张仲衡从北大毕业，仍用仲衡，但去人去鱼，改名为中行，语出《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狷狂乎。”他自己还刻过一枚“中行无咎”的闲章。
钟叔河说，“张先生对生活和人生 的态度，和他作为一个学者是不能分开的，他博知群书，光是读书不够，因为他一生就是书的生活。”
“他认为自己首先是思想家，因为他一生清醒、不糊涂、不盲从，或者说，就是不信，凡事都存疑，就不容易受骗。他曾告诫年轻人要多读书。”张文说。
1991年，钟叔河笺释的《儿童杂事诗》出版后，张中行很喜欢，并且写文章夸这本书。当时钟叔河去北京，张中行居然要去看望他。“他没见过我，就写了鼓励我的文章，”钟叔河回忆道，“我说，你年纪大了，走动不方便，还是我去看你吧。我去人教社看他，在旁边的一个小馆子吃了饭。”
那次饭后，张中行又写了一篇题为《钟叔河》的文章，收入《负喧三话》。后来钟叔河编辑的《周作人文选》出版，张中行乐而序之。“他讲了我很多好话，其实我的书张先生都是自己买的。”钟叔河说。
“我说一件小事，‘民国’时期《北京晨报》的副刊一直刊载周作人的文章，后来这个报纸改成了《新晨报》，但是很难找。我要去北图查这个报纸上的文章，当时任继愈是馆长，他是张先生的同学，任就派人去找晨报，张先生就把资料的复印件都寄给我了。他的书出版之后，要赠给我，他说：你要什么书，我就送什么书给你。我知道张先生是搭公共汽车的，他去寄书是很累的事情。张先生去世，我心里非常难过。这样的人，走一个就没有了。”
电话那头的钟叔河明显有些哽咽，并且开始抽泣了，“张先生一直很看重我。对我过分的奖掖，我没有办法向他表示感激。现在郑重通过贵刊，表达我对张先生深深的怀念。我年纪大了，写文章太动感情，‘老陈凋谢，晨星寥落’，这些老辈人不可能再有了，使我非常感伤。”
中道而行
张中行是他那一代“五四”学人的代表。他用“自由与容忍”来形容“五四”传统和北大传统。他举例说：“蔡元培先生写《石头记索隐》，胡适等人不同意，胡适用《红楼梦考证》反驳之。蔡先生至少没有口服，怎么办呢?他并未发动别人围攻胡适，而是容忍，照例给胡适研究的空间。”
张中行的逝世，人们又一次开始关注起杨沫与《青春之歌》。张中行在“《青春之歌》事件”中，他的反应，正是贯彻自己“自由与容忍”的精神的。别人以“余永泽”来指责他时，他从未反驳过。
“余永泽这个小说形象对他造成的伤害，使得他在当时获得关注。但当时人们关注的是政治的北大，现在则对学术的北大和文化的北大感兴趣，因而后来他受到大家的欣赏。小说中的余永泽和张中行是有距离的，余的缺点不能套用过来。”陈平原说。
钟叔河评论道，“他的一生就是读书的一生，他的修养和境界都是因为读书，所以他写的《顺生论》，受到很深的佛学影响，因为编过佛学刊物，读过很多佛学书籍，这些都是读书和思考的成就。”
陈平原则认为，对于逝世的老人，尽量说好话，但是不要说得过头。什么大师啊大家啊，其实张中行非常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缺陷，他的姿态是比较准确的。
“最近几年来，‘五四’學人陆续去世，这是自然规律。上世纪30年代的老先生，健在的还有林庚与季羡林。他们继续在做一种文化符号，老学者，我用俗话说，就是有味道，能体会，能品尝，不是急就章。他们的学问人生是养成的，是用文火烹调出来的，经过了长期的熏陶。”
低沉而幽远的哀乐，在大厅里回响，每个人都黯然神伤。正中的灵床上，躺着一位老人，神态平和而安详。四周的花圈与挽幛，堆成了一片花的海洋。
张中行先生的遗像，悬在墙壁中央，他慈祥而恬然的目光，凝望着远方。
2月24日的寒夜，张中行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98岁。
近日里连篇累牍的报道，才让不少人知晓，其实每个人的少年时期，都曾深受过张先生的教益一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张中行参与了多套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与审读工作，无数学子从中受惠。
张中行的成就，又不仅仅在于编辑。他并无教职，却仍被燕园学子奉为“四老”之一；他写的《负喧》系列，被誉为“当代《世说》”；他涉猎广泛，治学遍及文史、哲学、佛学、书法、金石等诸多领域，著作凡数百万言，是名副其实的“杂家”。
在这一个“老陈凋谢，晨星寥落”的时代，张中行的逝世，再次让人叹惋不已。这些苍凉的背影，定格成一个黯淡的黄昏，没有什么能够挽留。
都市柴门
2月27日下午4点。北京德胜门外祁家豁子某小区。
门口的保安见到记者抱着的花篮，连忙上来指引：“张老的家从这里走!”保安是个壮实的小伙子，很热情地说，“来吊唁的人很多，一会儿就一拨儿。”
这个兼作灵堂的门厅实在逼仄，不到10平米，大半已被花篮占据。略施粉刷的白色墙壁，已经显出颓败的灰色。普通的水泥地面，早已磨出亮色。西边的墙壁上斜靠着张中行的遗像，张先生的长女张静说，这张照片拍摄于1992年。
遗照就摆放在著作之上，宛如一个隐喻——张中行的学问人生，都在这些著作里了。最醒目的三册是《禅外说禅》、《流年碎影》与《顺生论》。这是张先生一生最看重的三部书，放在其他的单行本与集子之上。
络绎不绝的吊唁者，让张文和张静两个人几乎忙不过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领导下午刚刚来过，和他们商量了遗体告别仪式的事宜。随后，人教社又着人送来了打印好的讣告和悼词，姐妹俩要把这些装在信封里，立刻邮寄出去。
后来的吊唁者，甚至很难在灵堂里找出一处合适的地方来放花篮。遗像的左侧是冰箱，右边是个柜子，遗像正对的就是茶几和沙发，找个落脚的地方都难。吊唁者也很少说话，放下花篮，鞠躬之后，就握手道别。很多人，张文姐妹都不认识。茶几上一个素面的签名本，写满了吊唁者的哀思。
很难想像这是一个大学者的家。这处房子是1994年分到的，此前张中行一直与次女张文住在北大11号公寓。搬家后，张中行给这处房子起了个斋号：都市柴门。这时候，张中行已经86岁，很少再写文章，他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北大居住时所写。
张中行的书斋不大，10多个平米，倚墙而立的是一排从底到顶的大书架。张文介绍说，“最里面的两只架子，基本上都是父亲自己的著作。外面这个架子，都是别人的赠书。”张文说，父亲很少买书，他是把书都读通了的，“很多书，看了就送人了，他不喜欢藏书。”
杏坛元老
张中行早年求学北大，毕业后一直在中学、大学任教。1951年起，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辑。他先后参与了《语文》、《汉语》、《文学》、《古代散文选》等多套教材的编写与审读。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悼词称：“晚年退休后，作为特约编审，他审读了多种教材及课外读物，特别是对文言作品的选注、解读，严格把关，一丝不苟，表现出老一代编辑家严谨的治学作风，受到社内外同仁的高度赞誉。”
教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商友敬说，“张先生的专著中，《文言和白话》、《文言津逮》、《诗词读写丛话》、《作文杂谈》等都是关于语文教育的，另外有一本《談文论语集》比较少见，收集了他关于语文的零星文章。我以为，张先生对文言文教学有极为精辟的见解。他编的《文言读本续编》(与吕叔湘合编)，尤其是三本《文言文选读》，最适合教师的教学。”
张中行在人教社不仅编辑了一批很有成就的普及语文的好书，而且还撰写了一些水平极高的著作。
著名学者、出版家钟叔河说，“比如在普及古典诗词的书里，他写的《诗词读写丛话》我认为是最好的，比王力的《诗词格律》还要好，王力的书是很成功，但讲的是诗的格律，而《诗词读写丛话》则涵盖了诗的基本要求，包括格律，以及对诗的欣赏与写作，进行了很切实的指示。他对古典诗词很有理解，他读得多，而且上心，文字也好得多。”
“当然这本书在人教出版，张先生不仅仅是一个出版人，他还是位文化学者，散文大家。现在来说，一般的人随随便便都能是‘大家名家’，但我真心地认为，他是属于‘大家’的行列。”钟叔河说。
60岁以下的中国人，几乎都是读着张中行编写的课本度过了中学时代。他和每个人的联系只有眼睛到书本那么近。
文坛耆宿
真正让张中行赢得文坛声名的是1986年出版的《负喧琐话》以及陆续出版的《负喧续话》、《负喧三话》(合称负喧三话)。负喧三话中，张中行以冲淡平和的笔触，写人记事，怀旧伤远，别具一格，令世人为之瞩目。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解释说，20世纪90年代后的学术转型，使得张中行的书大受欢迎。“他的贡献在于，让我们现代的读者明白，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东西，比如老北大的人物和生活，使人们对老北大的风气有所了解。当代文学史上，是绕不开他的著作的。”
张中行青年时期在北大求学，国文教授是周作人。他受之影响极大。陈平原认为，“张中行的文章是上承周作人的，把负喧三话与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做对比，发现张的文章风格明显受周作人的影响——博学多才，饱经沧桑，非常感人。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毕竟年纪大了，负喧三话越写越下去了。”
当年，因为张中行曾经在周作人主持的“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解放后，在60岁的时候，张中行离开工作岗位，在社内扫厕所，干零活。随后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得以正常生活。
“从张的身上，能看到知识分子的命运跌宕，他确实是很典型的形象。但不管如何，在当代散文里很少有这样令人神清气爽的文章。张中行在离开北大后，文字有点罗嗦。很多人都喜欢他谈老北大的文章，不止是北大的人，我相信对于很多中国人，都愿意去理解老北大。会欣赏这样的风格和这样的讲述。”陈平原说。
一世无咎
张中行的“中行”出自他的字。张中行原名张璿，字仲衡。1935年，27岁的张仲衡从北大毕业，仍用仲衡，但去人去鱼，改名为中行，语出《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狷狂乎。”他自己还刻过一枚“中行无咎”的闲章。
钟叔河说，“张先生对生活和人生 的态度，和他作为一个学者是不能分开的，他博知群书，光是读书不够，因为他一生就是书的生活。”
“他认为自己首先是思想家，因为他一生清醒、不糊涂、不盲从，或者说，就是不信，凡事都存疑，就不容易受骗。他曾告诫年轻人要多读书。”张文说。
1991年，钟叔河笺释的《儿童杂事诗》出版后，张中行很喜欢，并且写文章夸这本书。当时钟叔河去北京，张中行居然要去看望他。“他没见过我，就写了鼓励我的文章，”钟叔河回忆道，“我说，你年纪大了，走动不方便，还是我去看你吧。我去人教社看他，在旁边的一个小馆子吃了饭。”
那次饭后，张中行又写了一篇题为《钟叔河》的文章，收入《负喧三话》。后来钟叔河编辑的《周作人文选》出版，张中行乐而序之。“他讲了我很多好话，其实我的书张先生都是自己买的。”钟叔河说。
“我说一件小事，‘民国’时期《北京晨报》的副刊一直刊载周作人的文章，后来这个报纸改成了《新晨报》，但是很难找。我要去北图查这个报纸上的文章，当时任继愈是馆长，他是张先生的同学，任就派人去找晨报，张先生就把资料的复印件都寄给我了。他的书出版之后，要赠给我，他说：你要什么书，我就送什么书给你。我知道张先生是搭公共汽车的，他去寄书是很累的事情。张先生去世，我心里非常难过。这样的人，走一个就没有了。”
电话那头的钟叔河明显有些哽咽，并且开始抽泣了，“张先生一直很看重我。对我过分的奖掖，我没有办法向他表示感激。现在郑重通过贵刊，表达我对张先生深深的怀念。我年纪大了，写文章太动感情，‘老陈凋谢，晨星寥落’，这些老辈人不可能再有了，使我非常感伤。”
中道而行
张中行是他那一代“五四”学人的代表。他用“自由与容忍”来形容“五四”传统和北大传统。他举例说：“蔡元培先生写《石头记索隐》，胡适等人不同意，胡适用《红楼梦考证》反驳之。蔡先生至少没有口服，怎么办呢?他并未发动别人围攻胡适，而是容忍，照例给胡适研究的空间。”
张中行的逝世，人们又一次开始关注起杨沫与《青春之歌》。张中行在“《青春之歌》事件”中，他的反应，正是贯彻自己“自由与容忍”的精神的。别人以“余永泽”来指责他时，他从未反驳过。
“余永泽这个小说形象对他造成的伤害，使得他在当时获得关注。但当时人们关注的是政治的北大，现在则对学术的北大和文化的北大感兴趣，因而后来他受到大家的欣赏。小说中的余永泽和张中行是有距离的，余的缺点不能套用过来。”陈平原说。
钟叔河评论道，“他的一生就是读书的一生，他的修养和境界都是因为读书，所以他写的《顺生论》，受到很深的佛学影响，因为编过佛学刊物，读过很多佛学书籍，这些都是读书和思考的成就。”
陈平原则认为，对于逝世的老人，尽量说好话，但是不要说得过头。什么大师啊大家啊，其实张中行非常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缺陷，他的姿态是比较准确的。
“最近几年来，‘五四’學人陆续去世，这是自然规律。上世纪30年代的老先生，健在的还有林庚与季羡林。他们继续在做一种文化符号，老学者，我用俗话说，就是有味道，能体会，能品尝，不是急就章。他们的学问人生是养成的，是用文火烹调出来的，经过了长期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