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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传世书画由于天灾或兵燹，经历了无数次的聚散离合，失坠弥多。当于烟飏中幸存之物适逢盛世或帝王之好再次云集时，就会由公家或私人在收藏之余著录造册，从而有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等等的问世。迨至明清两朝，私家著录如雨后春笋，而清室编撰的《石渠宝笈》更达到了书画著录的巅峰，为后世研究书画的传脉提供了重要依据。
组建队伍鉴定组整装待发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成立了一支专业的鉴定小组，当时是由北京的张珩、天津的韩慎先和上海的谢稚柳组成，亦称“三人小组”。工作始于东北，然而不久韩慎先去世，次年张珩也不幸病逝，工作中止。直至1983年，在谢辰生和时任文物出版社社长高履芒的牵线奔走之下，由谢稚柳先生直接给谷牧写信，从而催生了鉴定组再次组成。为此，国家文物局调集了当时中国最具权威的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谢辰生等组成专家组，由谢稚柳、启功分别任正副组长，而时任文物局顾问的谢辰生主导协调小组工作。
其中，专家助手分别由北京、辽宁、上海各派一员参加，主要记录鉴定内容，查阅相关资料，整理一套完整卡片存档，包括照顾老先生们的生活起居。鉴定之始，北京、辽宁的助手分别为王南访与董彦明，两年后他们由于身体等原因退出，复由天津李凯、辽宁黄伟利参与，我作为谢稚柳先生的助手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而今王南访、董彦明已相继辞世。）
1983年9月，全国书画巡回鉴定组全体成员在当时谢稚柳先生下榻的北京东郊民巷15号国宾馆召开第一次会议，谢辰生首先致词。他郑重取出一听香烟（当时的一种圆桶包装烟），不无感慨地说，这是二十余年前张珩临终前所赠，一直封存至今，就是为了等今天这个大喜日子与大家共享，同时也是对张珩、韩慎先的怀念。谢辰生与谢稚柳都是上次鉴定组的参与者，回想当年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其他几位老专家以前也与张珩、韩慎先熟稔，不无唏嘘地沉浸在回忆之中。此时启功先生首先打破沉寂，不无幽默地说：“在座我的年龄虽小于谢稚柳、徐邦达，但身体最差，说不定工作未完就呜呼哀哉了。”一席话使本来沉闷的气氛又开始活跃了起来。谢辰生说：“在座几老中你最年轻，小乘修炼功夫好定会长寿。”谢稚柳接着说：“轮到你还早着呢。”引起一阵欢笑。然而此言虽说得轻松，其内心还是负担重重的。
“八年抗战”足迹遍全国
鉴定组工作原定三年，每年两期，分上下半年，每期为三个月，一期工作结束后各自回原单位，待下一期开始再集中。考虑到老先生们年事已高，工作不宜紧张，原则上为上午看画，下午让老先生们休息，助手们继续整理笔记。那时没有双休日，一周六天的工作量也安排得非常紧凑与繁忙。
就此，鉴定组开始在全国奔走，首战是北京，先看存放于故宫的抄家书画。工作之初，老先生们有时往往为一幅画的真赝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半天下来没能看上几幅，如此下去，鉴定工作不知何年完成。为此，文物局提议对有争议之画，不求统一，可把专家们不同意见记录在案，留于后人继续研究。事实上，对古书画鉴定，有些可通过争论求得一致，而有些由于视角不同，要取得一致是非常困难的。而文物局这一决定无疑打破了工作中的瓶颈，保证了鉴定进度，也避免了老先生们因之可能会伤到和气。
北京的鉴定工作以故宫博物院为重，其他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荣宝斋等等，故仅首都一地就工作了两个春秋。1985年3月移师江南，而素以可与故宫匹敌的上海博物馆又是鉴定重镇。上海工作三期至1986年6月，又赴沪宁沿线的苏州、常熟、无锡、扬州、镇江、常州直至省会南京鉴定。1987年3月到浙江省、安徽省包括众多县市博物馆、文管所鉴定，仅苏浙皖就耗时两年之久。9月又奔赴河北石家庄鉴定，尔后经阳泉、寿陽，过娘子关抵山西太原。1988年5月，鉴定组再抵济南，于山东博物馆工作结束后卦青岛、烟台工作。后于烟台坐船渡渤海到大连、旅顺。在经旅顺途中，因谢老身体原因鉴定节奏适当放慢，但是大家仍在较为平缓的节奏中圆满结束了旅顺的鉴定。6月，坐火车直达吉林长春和黑龙江哈尔滨一带，因藏品较少，很快完成任务，于是抵达下一个目的地沈阳，书画鉴定的又一个重镇，对辽宁博物馆的鉴定就此展开。1988年下半年，稍作休整后又直指南粤，从福州再到泉州、厦门、潮州、汕头等地，小憩后又直奔广州，而广州博物馆也是此次鉴定的重点。
迨至1989年，全国鉴定已逾六年。此时，国内书画收藏重镇除台湾故宫以外，大部分均已过目。而1990年又在北京进行了总结会议，并对少数省会做了一些补遗工作，这就使得这次前后八年、行程数万里、过目书画十余万件的鉴定界盛事有了“八年抗战”之誉。此时，作为鉴定小组领军人物的谢稚柳先生，内心异常平静，只是觉得完成了国家的嘱托及张珩、韩慎先的未竟事业。
地区环境折射文化差异性
饱览中国各地博物馆的书画藏品都各具特色，其好坏多寡殊有不同。得天时地利之优，北京的公家收藏以故宫独占鳌头，仅清宫遗留之物就足以让人咋舌，而晋唐宋元名品更是甲冠天下，明清大家集聚一堂，琳琅满目，其中不少精湛之作。据说还有一大批旧仿宋元名家之品，不免有高手之笔尚未过目，令人遗憾。上海由于开埠早，经百年而经济崛起，使民间收藏如庞莱臣、吴湖帆、刘靖基、钱镜塘等都富甲一方。上海博物馆馆藏精品大部分都来自于此，故而宋元明清诸家之品量多质高，至于近代海派作品之多则更是上海所独有。综观两地之物，晋唐宋元故宫为翘楚，而明清部分则上海更胜一筹。其他如上海文物商店、上海朵云轩、上海友谊商店、工艺品公司等都富收藏而不可小觑。
江南一隅历来盛于收藏，沪宁沿线各地博物馆，其收藏均以明清为主，特别是明四家、四王、恽、吴、金陵八家、扬州八怪等等，不乏精湛之作。而浙江人杰地灵，以生活富饶富有收藏著称，浙江省博物馆，包括宁波天一阁等都藏有许多惊人作品，特别是浙江博物馆的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残卷，更是名闻天下。而浙派如蓝瑛、陈洪绶，近代西泠印社吴昌硕等珍品，构成了浙江地区收藏的独特之处。与之毗邻的安徽，因受楚文化影响书画较多，如浙江、梅清、查士标等为代表的徽派有浓重的地方色彩，著名山水画家石涛早年即受脉于此。江西藏品虽不及安徽却拥有不少八大山人珍品，就足以称奇一方。南方的福建、广东以独树一帜的岭南画派作品也颇有宝藏。
鉴定组的专家们
论鉴定组专家，谢稚柳先生年龄最长，资格尤老，他不仅是鉴定家，更是名闻遐迩的书画大家。他曾与张大千同赴敦煌，在对敦煌壁画研究过程中，实践与理论都有建树，他的《敦煌艺术叙录》一书，至今还是研究敦煌的经典之作。他又是1962年三人鉴定组唯一健在者，以其精辟见解和论著，特别是用画家敏锐眼光和经验来鉴定传世名迹，其权威性无可争议。
以资格论，徐邦达先生在组内颇有威望，他在书画鉴定界问鼎北方数十年，累积了丰富经验，素有“南谢北徐”之称。那时茶余饭后老先生们相互调侃说笑，他总是笑而应答，从不生气。他以对晚辈不遗余力的传授和提携受到大家敬重。谢、徐在学术中有所分歧，在我看来，其实还是少有沟通引起的误解。为此于1987年12月下旬，在天津的鉴定工作结束后，由谢辰生提议，全体鉴定组人员赴北京开会，其目的除总结、安排工作外，主要是修葺谢稚柳与徐邦达之间的不和。在请徐先生来小组开会之前，谢辰生等都征求过谢稚柳意见，因此会议期间两位鉴定界的巨擘都展现了宽宏的胸襟，握手言和。应该说，徐先生没能全程参与鉴定组工作，使书画鉴定组缺少了一位敢于直率表达意见的专家。而徐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只要有新的认识就不固执己见。
启功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古文字专家和书法大家，他对古代书画涉猎广，研究深，用学者教授的视角去审视每一幅书画，尤以细微缜密的考据见长。与启先生相聚交往多年，只要启先生出现，那里就会有欢愉和笑声。
以年岁论，刘九庵先生和杨仁恺先生相仿，经验也不分上下，而刘先生之敦厚、杨先生之敏捷，都为后辈所敬仰。专家组内，傅熹年先生出身名门，时值壮年，据说很早即随长辈在北京团城看画，记忆极强。他是梁思成的学生，专研古代建筑，并将自己的特长应用于书画鉴定之中，往往分析精辟、见解独到，与年轻人关系也十分融洽，愿意讲授和分享他的经验。当他们于看画的案前端坐一排鉴别辨伪、旁征博引时，不能不使人油然而敬。而谢先生的豁达随和，启先生的幽默睿智，以及其他老先生们的平易近人，使鉴定组的工作从一开始便于紧张中充满和谐和欢乐。
北京的两年，专家悉数到场，鉴定工作紧张繁重而井然有序。尽管在看画过程中有争议，有时甚至到了互不相让的地步，但都属善意的学术讨论。出京城至上海之初，专家齐集，尔后启先生因教学及公务繁多时有缺席，徐先生也因故退出。因此在往后的鉴定岁月里，谢稚柳先生自然不能缺席，而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也基本伴随左右，其中刘、杨更是少有缺席，直至工作结束。
书画鉴定上的代笔之说
所谓代笔指老师忙不过来由学生来代画，老师落款钤印，仅传周臣与唐寅是老师替学生代笔的。能从大量传世作品中辨识出是谁的代笔，主要依赖实物认识及与之相关的史料记载。鉴定中经常碰到有所谓代笔的，如沈周、祝允明、唐伯虎、董其昌、金冬心包括吴昌硕等，以为董其昌代笔者记载最多，其中沈士充与赵左尤为出名。
唐寅的代笔问题一直为鉴定界争论不休，并动辄疑其为周臣所作而被打入冷宫。我曾写有《关于唐寅的代笔问题》一文，发表于1983年《文物》杂志第四期。唐寅请周臣代笔的最早记载出自明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闻唐六如有人求画，若自己懒于着笔，则请东村代为之，容或有此也。”何良俊是明嘉靖時人，稍晚于唐寅。据《四友斋丛说》的记载，很可能是唐寅生前即有此传说了。而清初人的笔记中所录何良俊原话却删除了“容或有此也”，变成肯定句，从而论传至今。可见有时史籍资料也有其不可靠性，只能作为参考。
唐寅的画柔中带刚，灵动飘逸，与周臣的工密苍老，二者之间风格的异同，传世画迹都有展现，是无法混淆的。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幅画，题名为唐寅而风貌却是周臣的特性，似乎是周臣替唐寅代笔最有力的实物依据。但经仔细辨别，也是古人动了手脚，把周臣款挖去，再添上唐寅款所致。以唐寅而言，风流倜傥的性格，请周臣代画之事可能出自文人雅聚逢场作戏时所为，尔后为世人所讹传。当然这仅是我的猜测，不足为训。但何良俊听到传言表示“容或有此”（或许发生过这件事），倒是非常公允和客观。
事实上，对传世作品的鉴定，有些方面是无法说得太清楚的，有些过于细致往往不切实际，这也是书画鉴定所具有的模糊的一面。上世纪90年代，我曾赴京多次拜访启功先生，相见甚欢。记得有次刚进门，启先生就跟我说：“现在看画，一开卷，只要说是假的就证明能鉴定，是专家，其实岂是如此简单。现在仿我的字满街都有，他们比我写得还要好，孰真孰假，迨至几百年后我们的后人看我现在的字，谁还能说得清楚，还是模糊点为好。”看来这就是书画鉴定乃须凭主观经验为主的最客观的结论了，启功先生的想法与谢先生的观点正好不谋而合。
前后八年鉴定，行迹中国二十省余市，过目历代书画十余万件，整理出版了大型图目达二十余册，工程浩瀚。而我的工作笔记也积累了将近七十本，一直静静地躺在书架上，却在不经意间将他们整理成册，编著成了九卷本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这样一套可供书画鉴赏者既读又赏的工具书。如今看着工作笔记，回忆这段历史，以怀念我的老师谢稚柳先生及所有鉴定组的老先生们。他们对文博事业的卓越贡献以及由此而留给后人无以估量的精神财富将永留史册。■
编辑：沈海晨haichenwowo@163.com
组建队伍鉴定组整装待发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成立了一支专业的鉴定小组，当时是由北京的张珩、天津的韩慎先和上海的谢稚柳组成，亦称“三人小组”。工作始于东北，然而不久韩慎先去世，次年张珩也不幸病逝，工作中止。直至1983年，在谢辰生和时任文物出版社社长高履芒的牵线奔走之下，由谢稚柳先生直接给谷牧写信，从而催生了鉴定组再次组成。为此，国家文物局调集了当时中国最具权威的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谢辰生等组成专家组，由谢稚柳、启功分别任正副组长，而时任文物局顾问的谢辰生主导协调小组工作。
其中，专家助手分别由北京、辽宁、上海各派一员参加，主要记录鉴定内容，查阅相关资料，整理一套完整卡片存档，包括照顾老先生们的生活起居。鉴定之始，北京、辽宁的助手分别为王南访与董彦明，两年后他们由于身体等原因退出，复由天津李凯、辽宁黄伟利参与，我作为谢稚柳先生的助手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而今王南访、董彦明已相继辞世。）
1983年9月，全国书画巡回鉴定组全体成员在当时谢稚柳先生下榻的北京东郊民巷15号国宾馆召开第一次会议，谢辰生首先致词。他郑重取出一听香烟（当时的一种圆桶包装烟），不无感慨地说，这是二十余年前张珩临终前所赠，一直封存至今，就是为了等今天这个大喜日子与大家共享，同时也是对张珩、韩慎先的怀念。谢辰生与谢稚柳都是上次鉴定组的参与者，回想当年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其他几位老专家以前也与张珩、韩慎先熟稔，不无唏嘘地沉浸在回忆之中。此时启功先生首先打破沉寂，不无幽默地说：“在座我的年龄虽小于谢稚柳、徐邦达，但身体最差，说不定工作未完就呜呼哀哉了。”一席话使本来沉闷的气氛又开始活跃了起来。谢辰生说：“在座几老中你最年轻，小乘修炼功夫好定会长寿。”谢稚柳接着说：“轮到你还早着呢。”引起一阵欢笑。然而此言虽说得轻松，其内心还是负担重重的。
“八年抗战”足迹遍全国
鉴定组工作原定三年，每年两期，分上下半年，每期为三个月，一期工作结束后各自回原单位，待下一期开始再集中。考虑到老先生们年事已高，工作不宜紧张，原则上为上午看画，下午让老先生们休息，助手们继续整理笔记。那时没有双休日，一周六天的工作量也安排得非常紧凑与繁忙。
就此，鉴定组开始在全国奔走，首战是北京，先看存放于故宫的抄家书画。工作之初，老先生们有时往往为一幅画的真赝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半天下来没能看上几幅，如此下去，鉴定工作不知何年完成。为此，文物局提议对有争议之画，不求统一，可把专家们不同意见记录在案，留于后人继续研究。事实上，对古书画鉴定，有些可通过争论求得一致，而有些由于视角不同，要取得一致是非常困难的。而文物局这一决定无疑打破了工作中的瓶颈，保证了鉴定进度，也避免了老先生们因之可能会伤到和气。
北京的鉴定工作以故宫博物院为重，其他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荣宝斋等等，故仅首都一地就工作了两个春秋。1985年3月移师江南，而素以可与故宫匹敌的上海博物馆又是鉴定重镇。上海工作三期至1986年6月，又赴沪宁沿线的苏州、常熟、无锡、扬州、镇江、常州直至省会南京鉴定。1987年3月到浙江省、安徽省包括众多县市博物馆、文管所鉴定，仅苏浙皖就耗时两年之久。9月又奔赴河北石家庄鉴定，尔后经阳泉、寿陽，过娘子关抵山西太原。1988年5月，鉴定组再抵济南，于山东博物馆工作结束后卦青岛、烟台工作。后于烟台坐船渡渤海到大连、旅顺。在经旅顺途中，因谢老身体原因鉴定节奏适当放慢，但是大家仍在较为平缓的节奏中圆满结束了旅顺的鉴定。6月，坐火车直达吉林长春和黑龙江哈尔滨一带，因藏品较少，很快完成任务，于是抵达下一个目的地沈阳，书画鉴定的又一个重镇，对辽宁博物馆的鉴定就此展开。1988年下半年，稍作休整后又直指南粤，从福州再到泉州、厦门、潮州、汕头等地，小憩后又直奔广州，而广州博物馆也是此次鉴定的重点。
迨至1989年，全国鉴定已逾六年。此时，国内书画收藏重镇除台湾故宫以外，大部分均已过目。而1990年又在北京进行了总结会议，并对少数省会做了一些补遗工作，这就使得这次前后八年、行程数万里、过目书画十余万件的鉴定界盛事有了“八年抗战”之誉。此时，作为鉴定小组领军人物的谢稚柳先生，内心异常平静，只是觉得完成了国家的嘱托及张珩、韩慎先的未竟事业。
地区环境折射文化差异性
饱览中国各地博物馆的书画藏品都各具特色，其好坏多寡殊有不同。得天时地利之优，北京的公家收藏以故宫独占鳌头，仅清宫遗留之物就足以让人咋舌，而晋唐宋元名品更是甲冠天下，明清大家集聚一堂，琳琅满目，其中不少精湛之作。据说还有一大批旧仿宋元名家之品，不免有高手之笔尚未过目，令人遗憾。上海由于开埠早，经百年而经济崛起，使民间收藏如庞莱臣、吴湖帆、刘靖基、钱镜塘等都富甲一方。上海博物馆馆藏精品大部分都来自于此，故而宋元明清诸家之品量多质高，至于近代海派作品之多则更是上海所独有。综观两地之物，晋唐宋元故宫为翘楚，而明清部分则上海更胜一筹。其他如上海文物商店、上海朵云轩、上海友谊商店、工艺品公司等都富收藏而不可小觑。
江南一隅历来盛于收藏，沪宁沿线各地博物馆，其收藏均以明清为主，特别是明四家、四王、恽、吴、金陵八家、扬州八怪等等，不乏精湛之作。而浙江人杰地灵，以生活富饶富有收藏著称，浙江省博物馆，包括宁波天一阁等都藏有许多惊人作品，特别是浙江博物馆的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残卷，更是名闻天下。而浙派如蓝瑛、陈洪绶，近代西泠印社吴昌硕等珍品，构成了浙江地区收藏的独特之处。与之毗邻的安徽，因受楚文化影响书画较多，如浙江、梅清、查士标等为代表的徽派有浓重的地方色彩，著名山水画家石涛早年即受脉于此。江西藏品虽不及安徽却拥有不少八大山人珍品，就足以称奇一方。南方的福建、广东以独树一帜的岭南画派作品也颇有宝藏。
鉴定组的专家们
论鉴定组专家，谢稚柳先生年龄最长，资格尤老，他不仅是鉴定家，更是名闻遐迩的书画大家。他曾与张大千同赴敦煌，在对敦煌壁画研究过程中，实践与理论都有建树，他的《敦煌艺术叙录》一书，至今还是研究敦煌的经典之作。他又是1962年三人鉴定组唯一健在者，以其精辟见解和论著，特别是用画家敏锐眼光和经验来鉴定传世名迹，其权威性无可争议。
以资格论，徐邦达先生在组内颇有威望，他在书画鉴定界问鼎北方数十年，累积了丰富经验，素有“南谢北徐”之称。那时茶余饭后老先生们相互调侃说笑，他总是笑而应答，从不生气。他以对晚辈不遗余力的传授和提携受到大家敬重。谢、徐在学术中有所分歧，在我看来，其实还是少有沟通引起的误解。为此于1987年12月下旬，在天津的鉴定工作结束后，由谢辰生提议，全体鉴定组人员赴北京开会，其目的除总结、安排工作外，主要是修葺谢稚柳与徐邦达之间的不和。在请徐先生来小组开会之前，谢辰生等都征求过谢稚柳意见，因此会议期间两位鉴定界的巨擘都展现了宽宏的胸襟，握手言和。应该说，徐先生没能全程参与鉴定组工作，使书画鉴定组缺少了一位敢于直率表达意见的专家。而徐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只要有新的认识就不固执己见。
启功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古文字专家和书法大家，他对古代书画涉猎广，研究深，用学者教授的视角去审视每一幅书画，尤以细微缜密的考据见长。与启先生相聚交往多年，只要启先生出现，那里就会有欢愉和笑声。
以年岁论，刘九庵先生和杨仁恺先生相仿，经验也不分上下，而刘先生之敦厚、杨先生之敏捷，都为后辈所敬仰。专家组内，傅熹年先生出身名门，时值壮年，据说很早即随长辈在北京团城看画，记忆极强。他是梁思成的学生，专研古代建筑，并将自己的特长应用于书画鉴定之中，往往分析精辟、见解独到，与年轻人关系也十分融洽，愿意讲授和分享他的经验。当他们于看画的案前端坐一排鉴别辨伪、旁征博引时，不能不使人油然而敬。而谢先生的豁达随和，启先生的幽默睿智，以及其他老先生们的平易近人，使鉴定组的工作从一开始便于紧张中充满和谐和欢乐。
北京的两年，专家悉数到场，鉴定工作紧张繁重而井然有序。尽管在看画过程中有争议，有时甚至到了互不相让的地步，但都属善意的学术讨论。出京城至上海之初，专家齐集，尔后启先生因教学及公务繁多时有缺席，徐先生也因故退出。因此在往后的鉴定岁月里，谢稚柳先生自然不能缺席，而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也基本伴随左右，其中刘、杨更是少有缺席，直至工作结束。
书画鉴定上的代笔之说
所谓代笔指老师忙不过来由学生来代画，老师落款钤印，仅传周臣与唐寅是老师替学生代笔的。能从大量传世作品中辨识出是谁的代笔，主要依赖实物认识及与之相关的史料记载。鉴定中经常碰到有所谓代笔的，如沈周、祝允明、唐伯虎、董其昌、金冬心包括吴昌硕等，以为董其昌代笔者记载最多，其中沈士充与赵左尤为出名。
唐寅的代笔问题一直为鉴定界争论不休，并动辄疑其为周臣所作而被打入冷宫。我曾写有《关于唐寅的代笔问题》一文，发表于1983年《文物》杂志第四期。唐寅请周臣代笔的最早记载出自明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闻唐六如有人求画，若自己懒于着笔，则请东村代为之，容或有此也。”何良俊是明嘉靖時人，稍晚于唐寅。据《四友斋丛说》的记载，很可能是唐寅生前即有此传说了。而清初人的笔记中所录何良俊原话却删除了“容或有此也”，变成肯定句，从而论传至今。可见有时史籍资料也有其不可靠性，只能作为参考。
唐寅的画柔中带刚，灵动飘逸，与周臣的工密苍老，二者之间风格的异同，传世画迹都有展现，是无法混淆的。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幅画，题名为唐寅而风貌却是周臣的特性，似乎是周臣替唐寅代笔最有力的实物依据。但经仔细辨别，也是古人动了手脚，把周臣款挖去，再添上唐寅款所致。以唐寅而言，风流倜傥的性格，请周臣代画之事可能出自文人雅聚逢场作戏时所为，尔后为世人所讹传。当然这仅是我的猜测，不足为训。但何良俊听到传言表示“容或有此”（或许发生过这件事），倒是非常公允和客观。
事实上，对传世作品的鉴定，有些方面是无法说得太清楚的，有些过于细致往往不切实际，这也是书画鉴定所具有的模糊的一面。上世纪90年代，我曾赴京多次拜访启功先生，相见甚欢。记得有次刚进门，启先生就跟我说：“现在看画，一开卷，只要说是假的就证明能鉴定，是专家，其实岂是如此简单。现在仿我的字满街都有，他们比我写得还要好，孰真孰假，迨至几百年后我们的后人看我现在的字，谁还能说得清楚，还是模糊点为好。”看来这就是书画鉴定乃须凭主观经验为主的最客观的结论了，启功先生的想法与谢先生的观点正好不谋而合。
前后八年鉴定，行迹中国二十省余市，过目历代书画十余万件，整理出版了大型图目达二十余册，工程浩瀚。而我的工作笔记也积累了将近七十本，一直静静地躺在书架上，却在不经意间将他们整理成册，编著成了九卷本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这样一套可供书画鉴赏者既读又赏的工具书。如今看着工作笔记，回忆这段历史，以怀念我的老师谢稚柳先生及所有鉴定组的老先生们。他们对文博事业的卓越贡献以及由此而留给后人无以估量的精神财富将永留史册。■
编辑：沈海晨haichen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