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26日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将受贿罪的适用范围从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向两个方向作了扩展，一是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二是扩大到离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这些变动标志着，在现实生活中愈演愈烈的“影响力交易”，将面临刑法的惩治。
　　
　　“身边人”串起腐败链
　　
　　“从查处的案件情况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需要看，领导干部‘身边人’参与作案，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2008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文显在全国人代会上的一番论断，引发舆论热议。
　　诚如张文显所言，近些年曝光的李嘉廷、刘方仁、石兆彬、慕绥新、麦崇楷、程维高、郑筱萸等诸多高官腐败案，其配偶、子女、情人、秘书乃至司机等“身边人”无不掺杂其中，这些“身边人”或借用高官权势游刃商海、暴发横财，或为批条子、揽项目、要官职、走后门等权钱交易牵线搭桥、斡旋促成，或协助腐败官员转移赃物、逃避追查。从许多案例看，腐败已非贪官的“独角戏”，其“身边人”俨然已是共谋与主角。
　　以云南巨贪李嘉廷为例。李嘉廷主政云南、担任省长期间，其小儿子李勃也成了云南商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别人难以申请的银行贷款，对李勃而言就像从自家钱柜取钱，只要发现哪个行业最赚钱，李勃就会带着巨额银行贷款扑将过去。李勃更重要的角色是充任腐败交易的“二传手”。香港和云南的两家公司向李氏父子行贿请托时，均由李勃出面接收钱物，父亲李嘉廷则躲在幕后为行贿者提供帮助、兑现交易。据法院查明，李嘉廷单独或伙同李勃收受的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810万余元，其中李氏父子共同收受的部分就高达1550万余元。在李嘉廷案中，其情人徐福英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角色。凭借李嘉廷的鼎力相助，徐福英的公司不仅免除了资金匮乏之忧，还能捞到竞争激烈的大工程。最典型的一例是，李嘉廷为取悦情人，慷慨批示财政部门将300万元国家资金“借”给徐福英还债。直到案发后，这个由高官、儿子、情人组成的腐败联盟才崩溃。最终，李嘉廷被判死缓，李勃被判15年有期徒刑，徐福英被判4年有期徒刑。
　　有关部门分析上千例腐败案件后发现，在大多数男性贪官的背后，总有贪妻或情妇推波助澜，甚至是多名“关系亲密”的女人参与其间。另有统计表明，被查处的贪官有95%以上养有情妇，其中不少情妇是腐败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而中纪委有关官员则披露，目前查处的受贿案中，70%的案件是由官员家眷甚至情妇收受贿赂。
　　更富“传奇”色彩的一则故事是，因贪腐被处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伏法后，竟有人假冒是“胡长清的干儿子”，号称“有背景，有项目”，骗取了近50万元巨额资金。死去的贪官居然还有如此“影响力”，令人哭笑不得之余，亦为之深思。
　　清朝官员张玮曾言：“为清官甚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然则败其守矣。”这一古训至今仍切中时弊，无论是“前台唱戏后台收钱”的“贪内助”，还是从权色交易转向权钱交易的情人，无论是仰仗老子权势发财致富的现代衙内，还是与上级“荣辱与共”、分享权力的腐败秘书，实际上都应验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规律，反映了公共权力私密化、家族化的危险趋势。而与“单打独斗”式的腐败相比，由腐败官员与“身边人”共同结成的利益同盟和“寻租”链条，不仅腐败规模更加庞大，对公共利益的侵蚀更加严重，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反腐的难度和成本。
　　
　　退职官员的腐败能量
　　
　　与官员“身边人”卷入腐败相比，一些离职官员利用在职时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等影响力谋取不当利益，是当前腐败犯罪的又一新趋势。
　　辽宁省阜新市原市委书记王亚忱就是一个“人走茶不凉”的“退休高官”。王亚忱早在1998年即已退休，但他却“退而不休”，经常对市委市政府指手画脚，甚至要挟组织。王亚忱投身商海后，为了抢夺阜新商贸城的所有权，利用自己的“余威”和经营多年的关系网络，以及子女在当地公安部门担任要职的权力资源，不断造假，将商贸城一步步据为己有，并将商贸城的真正主人高文华关押了11个月。其间，王亚忱还亲自出面找到市委主要领导，要求抓捕高文华，并且必须判刑。
　　2007年，王亚忱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职务侵占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此时，他已退休整整10年。受其影响，王亚忱的3个子女也先后入狱或被调查。
　　与王亚忱案件相比，一些地方“官员下海”几成官场时尚。有统计表明，2000—2005年，仅在浙江，辞职或提前退休后下海的各级党政官员就有522位。这不能不令人担忧，官员离职后下海，很可能违规滥用其在位时掌握的关系链、人情网、决策信息等剩余权力资源。而一些离职官员之所以能得到企业的高级职位和高额薪酬，也是以對公共权力的潜在影响力为交换条件。
　　这类“影子腐败”、“期权腐败”现象，在近年来的土地官员下海热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为了在土地批复、工程监理等方面顺利过关，土地管理部门的离职官员成了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争相追逐的“香饽饽”，甚至不惜开出年薪百万的高价聘请离职官员担任“顾问”等等，其目的就是为了利用离职官员的“土地关系网”通关办事。
　　


　　2007年4月上海查处的一起土地要案中，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陈士杰、上海市土地学会会长殷国元等纷纷卷入其中。退休前，陈士杰担任上海市建委党委书记，殷国元是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在房地产行业可谓权重一方。
　　一些离职官员之所以能发挥巨大的腐败能量，人情、关系乃是关键因素，尤其是一些退休高官在“老下级”面前，更有难以抗拒的恩威。退休多年的王亚忱之所以在阜新依然一言九鼎、无事不能，一大根源就在于他在阜新为官多年，曾在多个部门担任“一把手”，不少现任官员都是其一手提拔的“自己人”，直至把自己的子女也安插到关键位置。在阜新，一些政府官员仅仅因为“王书记让这么办”，就乖乖为其办理了违法手续。
　　正因此，一些官员为了离职后依然保有隐性权势和寻租空间，在任时就不断提拔信得过的下属、亲信、秘书等等，这就进一步引发了人事腐败。有媒体曾经披露，某县委书记获知自己即将离职的消息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突击提拔了60多名干部，目的就是为了交权后依然能“垂帘听政”。
　　在很大程度上，离职官员“台下贪”的危害已超过现任官员的“台上贪”，这一腐败模式不仅破坏社会公正、制造人事腐败、诱使公权出轨，而且与在职官员贪污、受贿等显性权力寻租相比，更具欺骗性和隐蔽性，已成为当下反腐斗争的一大难点。
　　
　　加密反腐法网
　　
　　官员“身边人”和离职官员卷入腐败交易、充当权力掮客，说到底是借用了权力的影响力，学界将这类腐败称为“影响力交易”。
　　然而由于法律规定的限制，影响力交易在司法实践中却难以彻底追究。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受贿罪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因而对于官员“身边人”，理论上只能作为贿赂罪的共犯进行处理，但由于这类腐败行为具有隐蔽性、收受与谋利的复合性等特点，很难定性和追究，因此大多数卷入影响力交易的官员“身边人”都全身而退。一位多年查办腐败案件的检察官就感叹：“查办腐败案时，侦查阶段通常是官员的配偶、子女一起接受调查，但到了起诉阶段，往往就只能起诉官员一个人了。”
　　至于施行影响力交易的离职官员，由于不是现任的“国家工作人员”，按照现行刑法同样无法按受贿罪惩治。某省的调查就表明，近年来，尽管有数百名官员辞官下海，但迄今为止，无人因“影子腐败”、“期权腐败”而受到追究。
　　影响力交易愈演愈烈却又难以惩治的现实困境，引发了普遍的社会关注。2008年全国人代会期间，同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吉林省高院院长张文显和云南省高院院长许前飞就联名提交了一份建议，呼吁修改刑法，将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交易入罪。
　　事实上，法律的改进已有先兆。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受贿行为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该司法解释进一步界定，所谓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这是“情妇（夫）”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国的法律文件中，当时曾引发舆论热议。而此次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不仅将官员“身边人”正式列为受贿罪主体，而且将“身边人”明确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或者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参与法律起草的一位人士解释说，所谓“关系密切的人”，其实就是指情妇、情夫，出于立法科学性的考虑，才避免使用这类俗称。
　　此外，早在1989年，“两高”制定的一份法律文件已经将离职官员纳入受贿罪主体，但1997年制订新刑法时，有人提出离职官员已没有职权，并不存在权力寻租问题，再加上当时离职官员影响力交易尚不明显，因此新刑法并未将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纳入受贿罪主体。此次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再次将其纳入，既是反腐现实的需求，也是对立法的一次纠偏。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影响力交易也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提出的新腐败类型，而中国已于2005年正式加入该公约，此次刑法修正剑指影响力交易，正是国际公约转化为国内立法、与国际反腐大势接轨的必然之举。
　　舆论普遍认为，将官员“身边人”与离职官员纳入受贿罪主体，严厉打击影响力交易，大大提升了反腐力度，也标志着反腐之网越织越密，反腐斗争正在向纵深发展。
　　
　　让“权力磁场”彻底“消磁”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要真正遏制乃至消除影响力交易，仅靠刑法的事后追究机制显然远远不足，还需要建立起综合性、多手段的控制机制。
　　比如，在官员行为自律和从政道德方面，有关部门近年来不断颁布党纪政纪方面的戒律，反复强调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管好“身边人”，以至有人戏称“反腐败已到了管老婆时代”。
　　而在对离职官员的监控方面，浙江等地也已开始对离职后经商的官员进行跟踪检查，考察其经营行为是否违规利用了原有的权力“影响力”，甚至要求他们在下海后一定期限内仍回原单位述职等等。不过，从全国范围内看，现行的监督官员的相关制度，主要还局限于现职官员，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针对离职官员的终身追踪监督机制，尤其是运用民间力量参与其间，尚有许多空白亟须填补。
　　我国公务员法已经确立了“三年两不准”的离职从业限制制度，明确规定: “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不过与一些国家相比，公务员法的相关制度设计还不够严密，一旦违规的后果也仅仅局限于“责令改正”等软约束。而在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制定、修订相关法律，限制离职官员的从业行为，且限制的时间长度、人员范围、法律责任等不断扩大。比如美国1998年出台的从政道德法就规定，前政府官员不得就原职有关问题对老同事进行游说，具体限期视职位情况分别为1年、5年乃至终身，违反者将受到刑事处分。
　　有鉴于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对官员“身边人”和离职官员的监管制度、回避制度、从业限制制度等等，使“权力磁场”彻底“消磁”，如此才能有效控制影响力交易。
　　此外，“影响力”能在腐败交易中兴风作浪，归根结底还是成功腐蚀、诱使、利用了现行权力。因此，如何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以防止离职官员利用亲信释放“影响力”；如何建立合理薪酬与违规清退相结合的奖惩机制，以培育官员的职业荣誉感和珍惜感；如何让行政权力更多地退出经济和社会生活，压缩钱权交易的腐败空间等等深层次问题，都还有待深入研究。
　　从本质而言，消除包括影响力交易在内的一切权力腐败的治本之策，乃是让公共权力真正保持其“公共”性质，建构起民主的、平衡的、接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体系。归根结底，还得铭记和尊重那条早已耳熟能詳的政治定律——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