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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往往既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期，也是一个社会结构变迁、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秩序失范、社会风险易发的矛盾凸显期。因此，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社会矛盾整合机制，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
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大体可以概括为三种主要形式：一是经济领域内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二是政治领域内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三是文化领域内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
所谓利益群体，就是社会成员由于所追求的目标利益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阶层或者利益集团。由于阶层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利益特点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导致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采取的行为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如不同行业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贫困群体与富裕群体的矛盾等等。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从横向视角来看，主要表现为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而从纵向的视角考察，则更多地表现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干群矛盾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显性矛盾，另一种是隐性矛盾。所谓显性矛盾，是指矛盾的激化程度比较高，往往带有很强的群体性和对抗性特征。如群体上访、请愿、示威、游行、冲击党政机关、堵塞交通、群体性械斗等；所谓隐性矛盾，是指矛盾双方没有直接正面的冲突，更多的表现为心理上或者感情上的疏离。如干部与群众的互不信任、群众对国家政策的消极履行等。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有共同情感和共同价值的社会。如果不同群体的情感背景差别很大，价值标准根本背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社会。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成员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效率意识、利益意识、竞争意识都极大增强。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和体制建构的不完善，大量无序、失衡、失范现象随之产生。这些现象的存在、蔓延，不仅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极大地毒化了人们的价值观。同时，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开放性，注定了在吸收发达国家优秀管理手段和先进运营模式的过程中，也必然伴随着消极、腐朽的东西的涌入。在这些内因和外因的作用下，便产生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甚至相背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如极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等。
二、社会矛盾产生的政策因素
在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是协调、统一的，两者共同支撑着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与经济政策相比，社会政策有着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它可以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的整体化发展，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然而，改革开放后，社会政策在我国的政策体系里始终处于缺位的态势。这种缺位主要表现在：
社会政策的主体内容缺位。虽然我国在计划生育、环境保护、扶贫以及就业等政策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是也暴露了社会政策过于分散的弱点，形不成一个以某项核心政策为主体，各项分支政策为辅的社会政策体系。如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出台一部《社会保障法》，因而难以建立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政策的决策程序缺位。我国的现行社会政策仍然没有摆脱强势群体的话语霸权，相当一部分弱势群体缺乏充分的表达机会。同时，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社会政策的信息传播渠道非常狭窄，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占有信息资源的非对称性，从而截断了社会政策的反馈流向，导致社会政策处于一种非良性的运行状况。
社会政策的价值缺位。社会政策制定的最终目标就是能够获得理想预期，即社会各项具体政策得以真正实现，取得应有的实际效果。但是，由于各种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的限制，我国的各项社会政策在预期价值与实际价值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落差。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已有的许多社会政策得不到真正落实，有关社会政策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程度较低，等等。
三、建立在社会政策基础上的社会矛盾整合机制
要使社会政策归位，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具有一种促使社会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一旦形成，当社会出现矛盾和冲突时，便能够自发地搜寻、发现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并发挥调节、矫正的作用，有效地整合社会各部分及各种力量，从而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
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在现代社会，反映社会成员地位差异的分层现象，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利益上存在差别的制度化形式。如果阶层界限的刚性结构得不到有效减弱，就会强化不同阶层的集团意识，而处于底层的社会阶层在比较利益面前，往往会产生和累积起不满能量，从而引起社会隔阂、摩擦甚至社会冲突。化解阶层冲突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建立起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即社会政策要能够满足个人或群体从一种社会集团移向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另一种社会集团，或从社会集团内部一个层次移到另一个层次的自由。这样就可以打破阶层之间的壁垒，使各个阶层的人员处于不断的更新变换中，从而缓和了由于社会地位差别所造成的冲突。一个社会的社会流动程度越高，就越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希望，社会的阶层结构越具有弹性，社会集团性的冲突越不容易产生。
建立和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和谐社会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协调的社会，是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认同的一个重要体现。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一方面，要妥善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把社会分化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另一方面，要营造社区文化，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谐社会”是一个包括日常生活圈、行政服务圈、经济圈三个层次的有机体系，承担着人们进行文化生活交往、享受行政服务以及参与经济活动的三项基本功能。改革开放前，我国调整社会成员利益关系更多地依靠“单位机制”，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加快，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呈现出社区化。因此，如何进行社区建设，培育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就成为新时期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
建立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和谐社会应是一个社会控制机制完善的社会。没有矛盾与冲突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关键是看这种矛盾和冲突，能不能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但是，社会控制不能简单地运用行政手段，而要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法制手段与社会手段。运用法制手段，可以把政府官员的权力置于法律的权威之下，防止某些人利用公共权力侵犯公民的权利；运用行政手段，可以有效地制约和打击社会越轨行为、违法行为，有效地控制诸多反社会的力量；而社会手段的运用，更适合于民间的纠纷、瓜葛等一些社会小冲突、小矛盾，它不仅可以节约社会控制的成本，而且对于这类矛盾和冲突也更有效。
建立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当前，社会矛盾与冲突表现得更具有突发性。因此，建立社会情报汇集和分析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要畅通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其次，要建立社会预警机构，对社会中的矛盾、摩擦、冲突、风险作出及时反应，让决策层能够及时发现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征兆，在社会张力达到爆发前发出预警。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
（责编/张立新）
一、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
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大体可以概括为三种主要形式：一是经济领域内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二是政治领域内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三是文化领域内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
所谓利益群体，就是社会成员由于所追求的目标利益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阶层或者利益集团。由于阶层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利益特点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导致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采取的行为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如不同行业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贫困群体与富裕群体的矛盾等等。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从横向视角来看，主要表现为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而从纵向的视角考察，则更多地表现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干群矛盾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显性矛盾，另一种是隐性矛盾。所谓显性矛盾，是指矛盾的激化程度比较高，往往带有很强的群体性和对抗性特征。如群体上访、请愿、示威、游行、冲击党政机关、堵塞交通、群体性械斗等；所谓隐性矛盾，是指矛盾双方没有直接正面的冲突，更多的表现为心理上或者感情上的疏离。如干部与群众的互不信任、群众对国家政策的消极履行等。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有共同情感和共同价值的社会。如果不同群体的情感背景差别很大，价值标准根本背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社会。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成员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效率意识、利益意识、竞争意识都极大增强。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和体制建构的不完善，大量无序、失衡、失范现象随之产生。这些现象的存在、蔓延，不仅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极大地毒化了人们的价值观。同时，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开放性，注定了在吸收发达国家优秀管理手段和先进运营模式的过程中，也必然伴随着消极、腐朽的东西的涌入。在这些内因和外因的作用下，便产生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甚至相背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如极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等。
二、社会矛盾产生的政策因素
在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是协调、统一的，两者共同支撑着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与经济政策相比，社会政策有着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它可以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的整体化发展，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然而，改革开放后，社会政策在我国的政策体系里始终处于缺位的态势。这种缺位主要表现在：
社会政策的主体内容缺位。虽然我国在计划生育、环境保护、扶贫以及就业等政策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是也暴露了社会政策过于分散的弱点，形不成一个以某项核心政策为主体，各项分支政策为辅的社会政策体系。如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出台一部《社会保障法》，因而难以建立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政策的决策程序缺位。我国的现行社会政策仍然没有摆脱强势群体的话语霸权，相当一部分弱势群体缺乏充分的表达机会。同时，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社会政策的信息传播渠道非常狭窄，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占有信息资源的非对称性，从而截断了社会政策的反馈流向，导致社会政策处于一种非良性的运行状况。
社会政策的价值缺位。社会政策制定的最终目标就是能够获得理想预期，即社会各项具体政策得以真正实现，取得应有的实际效果。但是，由于各种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的限制，我国的各项社会政策在预期价值与实际价值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落差。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已有的许多社会政策得不到真正落实，有关社会政策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程度较低，等等。
三、建立在社会政策基础上的社会矛盾整合机制
要使社会政策归位，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具有一种促使社会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一旦形成，当社会出现矛盾和冲突时，便能够自发地搜寻、发现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并发挥调节、矫正的作用，有效地整合社会各部分及各种力量，从而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
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在现代社会，反映社会成员地位差异的分层现象，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利益上存在差别的制度化形式。如果阶层界限的刚性结构得不到有效减弱，就会强化不同阶层的集团意识，而处于底层的社会阶层在比较利益面前，往往会产生和累积起不满能量，从而引起社会隔阂、摩擦甚至社会冲突。化解阶层冲突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建立起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即社会政策要能够满足个人或群体从一种社会集团移向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另一种社会集团，或从社会集团内部一个层次移到另一个层次的自由。这样就可以打破阶层之间的壁垒，使各个阶层的人员处于不断的更新变换中，从而缓和了由于社会地位差别所造成的冲突。一个社会的社会流动程度越高，就越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希望，社会的阶层结构越具有弹性，社会集团性的冲突越不容易产生。
建立和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和谐社会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协调的社会，是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认同的一个重要体现。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一方面，要妥善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把社会分化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另一方面，要营造社区文化，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谐社会”是一个包括日常生活圈、行政服务圈、经济圈三个层次的有机体系，承担着人们进行文化生活交往、享受行政服务以及参与经济活动的三项基本功能。改革开放前，我国调整社会成员利益关系更多地依靠“单位机制”，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加快，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呈现出社区化。因此，如何进行社区建设，培育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就成为新时期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
建立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和谐社会应是一个社会控制机制完善的社会。没有矛盾与冲突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关键是看这种矛盾和冲突，能不能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但是，社会控制不能简单地运用行政手段，而要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法制手段与社会手段。运用法制手段，可以把政府官员的权力置于法律的权威之下，防止某些人利用公共权力侵犯公民的权利；运用行政手段，可以有效地制约和打击社会越轨行为、违法行为，有效地控制诸多反社会的力量；而社会手段的运用，更适合于民间的纠纷、瓜葛等一些社会小冲突、小矛盾，它不仅可以节约社会控制的成本，而且对于这类矛盾和冲突也更有效。
建立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当前，社会矛盾与冲突表现得更具有突发性。因此，建立社会情报汇集和分析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要畅通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其次，要建立社会预警机构，对社会中的矛盾、摩擦、冲突、风险作出及时反应，让决策层能够及时发现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征兆，在社会张力达到爆发前发出预警。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
（责编/张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