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阎雷是Yann Layma的中文谐音。阎雷不仅仅有个中文名字，中文也说得很好，接受夸奖时他还会特别岔地表示：“没你好，没你好”。
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第一次签发针对个人的外国人旅游签证。刚刚在法国出版了《生活》一书后，阎雷觉得自己应该在《生活》的系列中，添加中国这一重要内容。
为了这趟中国之行，他费了不少劲：先是在辅导班学习中文，由于当时内地签证困难所以1982年他先去了台湾，边拍照边巩固中文，直到1985年才来到了北京。
讲起三十年前初抵北京那一幕，52岁的法国著名摄影家阎雷记忆犹新：“当时是一月份，晚上11点钟我从机场往北京饭店赶。那时从老机场到市区是没有高速公路的，零下15度的气温，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可能见到了三四辆自行车，整座城市感觉特别灰、特别脏，全是土。路过民族饭店时发现周围什么都没有，就几个小破饭馆……当年我22岁，心里想的是，哎呀我这是到了什么世界？”
八十年代管理外国人像保护熊猫一样严格： 只能住在北京饭店，买东西指定友谊商店，不能随便跟中国人说话。为了遮盖自己的大鼻子，阎雷除了相机，还戴了一副防毒面具罩在脸上。
适应了初来乍到的不便，阎雷很快就喜欢上这座城市，跟自己的家乡相比，北京有一种过时的美丽，没有汽车的大街上演着一出自行车的“芭蕾舞剧”，他端着相机整日在街头游逛，一开始拍胡同、旅游点，像大部分初来北京的人一样在纪念地点留影。慢慢地，阎雷看到北京开始发展、开始有变化。
所以在《昨天的中国》里，前面的照片对北京的描写还是浮光掠影，比如大片大片停在路边的自行车，宽广车少的长安街以及匆匆而过的人群。而到后来，他拍下了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很多的碎片，比如三里屯的烟摊儿，比如可口可乐广告罐子里的售货员——“我发现了一个出乎我意料的中国：秘密的地下舞会上，年轻人开始学跳迪斯科；在一座体育馆里，中国一家股票交易所开门营业了。”
来中国之前，马克·吕布曾经给阎雷支过招，“他教我在中国拍摄的时候，不要让人们看到有一个老外在拍他们，最好戴一个帽子，眼睛不看别人，（拍摄的时候）动作要特别慢，像舞蹈一样的，不让别人注意到你”。所以阎雷的照片没有摆拍之嫌，八十年代中国处在发展中的喜悦，路人的闲适，就这样被如实地记录下来了。
在采访中，阎雷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你拍什么呢！”（他在上街拍照时，都要有警察跟着监督）
“我在拍房子，粉色的，很好看！”
“不好看。跟我回所儿里吧。”
这是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一段对话，地点是现在的三里屯——对，就是你们这帮酒鬼一到周末就奉献工资还乐呵呵的地方，那时，三里屯朴素得好像胡同里的公共厕所。
但阎雷更喜欢昨天的中国人，“他们爱笑，喜欢谈论自由”。
Q=《北京青年》周刊A=阎雷
Q：拍照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围观？
A：好多好多，我记得在武当山的时候，我在拍138岁的道教的师父，出门的时候，有一个小孩，看我，说：“妈妈、妈妈！有一个老外从电视里面出来了”。
Q：在中国拍了这么多年，有什么变化吗？
A：1985年的时候，我送给中国摄影家协会两吨画册，希望中国人可以拍出中国自己的变化。我觉得很可惜的是，那时中国除了个别摄影家，还很少有能达到国际水平的。可是现在国际水平也没什么用了，因为很少有人看什么画册和杂志了。
八十年代拍中国人，他们会高兴，他们会笑。现在拍人，特别是在大城市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点儿不高兴，会质疑我“你拍我有什么用？”——中国人现在有一点紧张，大家要赚钱，开车又堵车，大家心情不好，压力很大，大家都很忙。全世界都堵车，可是中国堵车比较厉害。
Q：现在还拍照片吗？
A：我还是很喜欢在中国到处拍照，可是现在摄影专业已经快没有了。因为大家开始上网，不买报纸和书了。国外的杂志现在没有钱邀请一个外国摄影师拍摄了，他们现在混不下去了，没有办法。好像摄影是一个“原来”的工作，现在有数码相机以后，太容易拍照片了。
Q：最满意的图片故事是哪个？
A：云南《山的雕刻家》系列和侗族两个故事，还有大同火车的故事。我大概拍了半年，除了照片还有一部25分钟的电影。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在我之前没有外国人探访过侗乡，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鬼，很害怕地问我，“你是这样出生的吗？太没有运气了”。
记得照片中有一位哈尼族的老人李篙龙，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害怕我，他以为我要把他关进监狱，可是在我的眼睛里面他看到了友善的讯息，所以放心地让我拍摄。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他第一次见到我喝可乐，也要尝一尝。拍完这部电影，全世界有300多个电视台放了这部电影，我回到元阳也给他放映过。三天时间里一直在放这部电影，大家就一直在看，在那之前，他们没有看过电视、没有看过电影，所以很新鲜。
Q：听说你还是第一个去朝鲜的西方人，那里是曾经的中国的复制吗？
A：完全不一样。在朝鲜每个人都很严肃，不说话也不笑，很可怕。
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第一次签发针对个人的外国人旅游签证。刚刚在法国出版了《生活》一书后，阎雷觉得自己应该在《生活》的系列中，添加中国这一重要内容。
为了这趟中国之行，他费了不少劲：先是在辅导班学习中文，由于当时内地签证困难所以1982年他先去了台湾，边拍照边巩固中文，直到1985年才来到了北京。
讲起三十年前初抵北京那一幕，52岁的法国著名摄影家阎雷记忆犹新：“当时是一月份，晚上11点钟我从机场往北京饭店赶。那时从老机场到市区是没有高速公路的，零下15度的气温，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可能见到了三四辆自行车，整座城市感觉特别灰、特别脏，全是土。路过民族饭店时发现周围什么都没有，就几个小破饭馆……当年我22岁，心里想的是，哎呀我这是到了什么世界？”
八十年代管理外国人像保护熊猫一样严格： 只能住在北京饭店，买东西指定友谊商店，不能随便跟中国人说话。为了遮盖自己的大鼻子，阎雷除了相机，还戴了一副防毒面具罩在脸上。
适应了初来乍到的不便，阎雷很快就喜欢上这座城市，跟自己的家乡相比，北京有一种过时的美丽，没有汽车的大街上演着一出自行车的“芭蕾舞剧”，他端着相机整日在街头游逛，一开始拍胡同、旅游点，像大部分初来北京的人一样在纪念地点留影。慢慢地，阎雷看到北京开始发展、开始有变化。
所以在《昨天的中国》里，前面的照片对北京的描写还是浮光掠影，比如大片大片停在路边的自行车，宽广车少的长安街以及匆匆而过的人群。而到后来，他拍下了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很多的碎片，比如三里屯的烟摊儿，比如可口可乐广告罐子里的售货员——“我发现了一个出乎我意料的中国：秘密的地下舞会上，年轻人开始学跳迪斯科；在一座体育馆里，中国一家股票交易所开门营业了。”
来中国之前，马克·吕布曾经给阎雷支过招，“他教我在中国拍摄的时候，不要让人们看到有一个老外在拍他们，最好戴一个帽子，眼睛不看别人，（拍摄的时候）动作要特别慢，像舞蹈一样的，不让别人注意到你”。所以阎雷的照片没有摆拍之嫌，八十年代中国处在发展中的喜悦，路人的闲适，就这样被如实地记录下来了。
在采访中，阎雷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你拍什么呢！”（他在上街拍照时，都要有警察跟着监督）
“我在拍房子，粉色的，很好看！”
“不好看。跟我回所儿里吧。”
这是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一段对话，地点是现在的三里屯——对，就是你们这帮酒鬼一到周末就奉献工资还乐呵呵的地方，那时，三里屯朴素得好像胡同里的公共厕所。
但阎雷更喜欢昨天的中国人，“他们爱笑，喜欢谈论自由”。
Q=《北京青年》周刊A=阎雷
Q：拍照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围观？
A：好多好多，我记得在武当山的时候，我在拍138岁的道教的师父，出门的时候，有一个小孩，看我，说：“妈妈、妈妈！有一个老外从电视里面出来了”。
Q：在中国拍了这么多年，有什么变化吗？
A：1985年的时候，我送给中国摄影家协会两吨画册，希望中国人可以拍出中国自己的变化。我觉得很可惜的是，那时中国除了个别摄影家，还很少有能达到国际水平的。可是现在国际水平也没什么用了，因为很少有人看什么画册和杂志了。
八十年代拍中国人，他们会高兴，他们会笑。现在拍人，特别是在大城市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点儿不高兴，会质疑我“你拍我有什么用？”——中国人现在有一点紧张，大家要赚钱，开车又堵车，大家心情不好，压力很大，大家都很忙。全世界都堵车，可是中国堵车比较厉害。
Q：现在还拍照片吗？
A：我还是很喜欢在中国到处拍照，可是现在摄影专业已经快没有了。因为大家开始上网，不买报纸和书了。国外的杂志现在没有钱邀请一个外国摄影师拍摄了，他们现在混不下去了，没有办法。好像摄影是一个“原来”的工作，现在有数码相机以后，太容易拍照片了。
Q：最满意的图片故事是哪个？
A：云南《山的雕刻家》系列和侗族两个故事，还有大同火车的故事。我大概拍了半年，除了照片还有一部25分钟的电影。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在我之前没有外国人探访过侗乡，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鬼，很害怕地问我，“你是这样出生的吗？太没有运气了”。
记得照片中有一位哈尼族的老人李篙龙，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害怕我，他以为我要把他关进监狱，可是在我的眼睛里面他看到了友善的讯息，所以放心地让我拍摄。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他第一次见到我喝可乐，也要尝一尝。拍完这部电影，全世界有300多个电视台放了这部电影，我回到元阳也给他放映过。三天时间里一直在放这部电影，大家就一直在看，在那之前，他们没有看过电视、没有看过电影，所以很新鲜。
Q：听说你还是第一个去朝鲜的西方人，那里是曾经的中国的复制吗？
A：完全不一样。在朝鲜每个人都很严肃，不说话也不笑，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