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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存亡的转折点｡它纠正了当时我们党在最具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长达四年的统治,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以其特殊的身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左”倾阵营中分离,与毛泽东结友
1931年初,张闻天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工作和学习,与杨尚昆一道回国,2月17日到达上海｡3月初,张闻天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后来又进入中央政治局,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中央总负责人博古｡
刚回国后的张闻天无论从政治思想上还是从组织上都属王明“左”倾中央的重要成员｡起初,他也确曾在“左”倾路线的歧途上与博古一道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参与领导了对所谓“罗明路线”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他甚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在王明“左”倾中央的错误决策和排斥下,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全部被撤销,只保留了中央政府主席一个职务”｡
尽管张闻天身为“左”倾中央的重要成员,但他与博古等教条主义者不同,不仅理论水平高,而且注意调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勇于独立思考｡1933年初,他到中央苏区后,在实地考察了“左”倾路线在苏区实施的后果后,逐渐对某些“左”倾政策产生了异议｡此后,随着对“左”倾路线认识的深入,他与“左”倾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李德产生了分歧,尤其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对“福建事变”的政策等问题上与博古等人发生了激烈争执｡随着双方矛盾的不断发展,张闻天便在组织上受到排挤,最终被挤出了中央实际领导核心——被遣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博古此举,兼有让张闻天架空和取代毛泽东对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之意｡然而,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所始料不及的是,被他们遣去排挤和架空毛泽东的张闻天,一经与毛泽东相处共事,便很快倒向了毛泽东｡
张闻天就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并未按博古的意图去排斥､架空毛泽东,而是采取尊重毛泽东､与毛泽东真诚合作的态度｡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是请毛泽东参加｡同时,他们一起办公,同住一宅,朝夕相处,生活上也相互关照｡在交流与探讨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思想日益接近,加之政治上二人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境遇,使他们对“左”倾中央的不满产生了共鸣｡这样,到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张闻天已开始从“左”倾阵营中分离出来,倒向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在长征出发前夕,他与毛泽东一起联合抵制了博古“左”倾中央要将他们分散到各军团的图谋,留在中央纵队,随队长征｡
与毛泽东､王稼祥通力协作,促成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长征开始后,张闻天､毛泽东与王稼祥一起行军､一起宿营｡对“左”倾中央(其集中代表为“最高三人团”)错误指挥的不满,对革命前途的忧虑,加之同受“左”倾中央的不公正待遇,使得三人同心协力向“最高三人团”展开斗争,形成了一个为拯救党和红军于危难､誓与“左”倾错误领导见高低的“三人团”(即“中央纵队三人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领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由于“最高三人团”李德的错误指挥,使红军在湘江陷入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在湘江,虽经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突破敌军重围,渡过了湘江,但却付出了牺牲5万余人的惨重代价｡湘江之役后,蒋介石已觉察到了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之意图,再次布下重兵,张网以待｡而博古､李德却不顾形势之变化,硬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硬往蒋介石的口袋里钻,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张闻天坐不住了,王稼祥坐不住了,毛泽东更是坐不住了｡强烈的使命感使毛泽东打破了忍耐已久的沉默,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于是,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协商后,找到“最高三人团”中的周恩来,陈述己见｡这时已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多有不满,对红军的惨重损失深感痛切的周恩来,决意与“左”倾路线分手｡他采纳了张闻天､王稼祥和毛泽东三人的建议,于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主持召开了中央负责人临时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明确反对博古､李德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主张转兵贵州｡张闻天､王稼祥坚决附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结果,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与会多数人的支持而获得通过｡张闻天､毛泽东和王稼祥在与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中央错误的斗争中取得了初步胜利｡
通道会议后,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坚持实施其与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这当然不能为张闻天､毛泽东所接受｡这样,红军进军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提到紧要的议事日程｡12月17日,中央纵队进入黎平县城｡次日,周恩来在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与博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会议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以政治局决议的形式予以通过,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再一次被否决｡
黎平会议后,博古､李德仍不甘心放弃其错误的战略方针,尤其是李德,对其军事计划被否决恼怒不已,耿耿于怀｡对此,张闻天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权,错误指挥就难以避免｡于是,他开始考虑更换领导人的问题｡12月20日,当行军至黄平境内一茂密橘林时,他与王稼祥商议,要打仗有办法的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在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要求下,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会议｡会议再次就军事行动方针进行了讨论｡会上,多数同志赞成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肯定了黎平会议决议,又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发展,同时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另外,会议还专门做出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改变了“最高三人团”摆脱中央政治局甚至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不正常状态｡这是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与博古的“左”倾错误路线作斗争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它为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及此后不久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作了直接的准备｡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中央纵队三人团”自长征出发后至遵义会议期间与“最高三人团”的斗争诙谐地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张闻天也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坦言:“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上与毛泽东､王稼祥协同斗争,使毛泽东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渡过乌江,甩掉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围追,为中央在遵义地区从容召开政治局会议创造了时机｡同时,猴场会议后,张闻天､毛泽东与博古､李德的争论仍未结束,因为后者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渡过乌江向遵义的行军途中,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毛泽东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建议王稼祥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欣然同意王稼祥把博古轰下台的意见,并且指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并让王稼祥转告彭德怀､刘伯承等高级领导｡结果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935年1月7日,红军巧取遵义｡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后,张闻天､毛泽东和王稼祥同住在新城古寺巷(今幸福巷)黔军旅长易怀芝的官邸｡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时,王稼祥､张闻天通知博古,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与此同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三人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了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这样,经过充分的策划､筹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于1月15日胜利召开｡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他首先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虽然作了一定的检讨,但主要为自己和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进行了辩护｡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周恩来的副报告讲完后,博古提议与会者对主报告和副报告加以讨论｡
博古的话音刚落,张闻天就立即站起来,按照准备好的发言报告提纲,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对博古的报告进行了反驳｡他的发言开篇即称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指出,“左”倾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张闻天还批评了博古的重大失误:拱手让权于李德,破坏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张闻天的发言与博古的报告针锋相对,令博古震颤,一下子把他和李德推上了被审判的位置｡毛泽东把张闻天的发言称为“反报告”｡张闻天当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亦称政治局常委)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的这一重要地位和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无疑为遵义会议实现历史转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他的反报告,也自然成为他个人与“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彻底决裂的重要标志｡张闻天发言后,毛泽东接着发言｡他主要分析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即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发言结束后,王稼祥马上接着发言,他明确表示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要求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最高三人团”,并提议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王稼祥的意见获得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认定,没有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而军事上的领导错误主要应由李德､博古负责｡会议最后决定:(1)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即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受党内委托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结束了“左”倾错误对党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通过这次会议,毛泽东进入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从而初步确立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从此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引导下走上了胜利的坦途｡
遵义会议的成功举行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初步确立是与张闻天的巨大努力和特殊贡献分不开的｡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所言:“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我们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后,高风亮节,自觉树立毛泽东的领导权威
在遵义会议上,受到多方指责并被取消了最后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显然已不再适合担任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可是,由谁来接替此职呢?张闻天等力荐毛泽东,而毛泽东则提议让张闻天接替｡2月5日,当红军转战途经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张闻天接任中央总负责人后,倾注全部精力与才智,团结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委员贯彻遵义会议精神,进一步纠正“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他首先主持召开政治局扎西会议,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该决议以他在遵义会议上的“反报告”为基础,依据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与会发言而形成｡《决议》扼要阐述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战术原则,是红军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统概括｡扎西会议是张闻天同毛泽东配合协作正式领导全党全军的开端｡此后,在党内形成了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同红军的实际最高统帅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担纲领导全党全军的“洛—毛体制”｡
扎西会议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歼敌3000余,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战争的实践使张闻天更加相信和佩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才能,认为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战斗更有把握,从而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于是,中央军委便任命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张闻天的这个提议及其落实,加强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不久,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职务因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而被取消｡尽管张闻天因少数服从多数而赞同,但他很快从事实中看到了毛泽东的正确而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成立一个新“三人团”来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批准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进入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使其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
新“三人团”成立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机动灵活迂回穿插,胜利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获得了长征中的军事主动权｡同时,这种高度机动多走“弓背路”的运动战,也难免使部队疲惫不堪,从而在指战员中产生了不满情绪,个别高级将领对此还提出了质疑｡为消除错误认识､统一思想,张闻天在会理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闻天严厉批评了林彪等人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和动摇的态度,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
此后,从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到党由“反蒋抗日”向“联蒋抗日”政策的重大转变,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国统区党的工作的恢复与发展,作为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总是处处尊重毛泽东,尽量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与毛泽东坦诚合作并自觉树立毛泽东的威信和其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对此,毛泽东曾不无幽默地称誉他为“开明君主”｡而事实上二人在共同担纲时确实是分工合作相得益彰的:“毛主管军事,张总揽全局;毛有胆略魄力,张有远见卓识;毛擅谋略决断,张长理论文笔;毛指挥若定,坚持己见,张谦逊虚心,从善如流｡”张闻天以其民主､豁达､谦让和服膺真理的伟大品格,主动让权与毛,尽可能树立毛泽东的领导权威,并自觉地从“洛—毛体制”中淡出,最终为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获得在党和军队的全面领导权作出卓越的历史贡献｡
(责编 韵 心)
从“左”倾阵营中分离,与毛泽东结友
1931年初,张闻天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工作和学习,与杨尚昆一道回国,2月17日到达上海｡3月初,张闻天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后来又进入中央政治局,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中央总负责人博古｡
刚回国后的张闻天无论从政治思想上还是从组织上都属王明“左”倾中央的重要成员｡起初,他也确曾在“左”倾路线的歧途上与博古一道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参与领导了对所谓“罗明路线”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他甚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在王明“左”倾中央的错误决策和排斥下,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全部被撤销,只保留了中央政府主席一个职务”｡
尽管张闻天身为“左”倾中央的重要成员,但他与博古等教条主义者不同,不仅理论水平高,而且注意调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勇于独立思考｡1933年初,他到中央苏区后,在实地考察了“左”倾路线在苏区实施的后果后,逐渐对某些“左”倾政策产生了异议｡此后,随着对“左”倾路线认识的深入,他与“左”倾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李德产生了分歧,尤其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对“福建事变”的政策等问题上与博古等人发生了激烈争执｡随着双方矛盾的不断发展,张闻天便在组织上受到排挤,最终被挤出了中央实际领导核心——被遣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博古此举,兼有让张闻天架空和取代毛泽东对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之意｡然而,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所始料不及的是,被他们遣去排挤和架空毛泽东的张闻天,一经与毛泽东相处共事,便很快倒向了毛泽东｡
张闻天就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并未按博古的意图去排斥､架空毛泽东,而是采取尊重毛泽东､与毛泽东真诚合作的态度｡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是请毛泽东参加｡同时,他们一起办公,同住一宅,朝夕相处,生活上也相互关照｡在交流与探讨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思想日益接近,加之政治上二人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境遇,使他们对“左”倾中央的不满产生了共鸣｡这样,到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张闻天已开始从“左”倾阵营中分离出来,倒向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在长征出发前夕,他与毛泽东一起联合抵制了博古“左”倾中央要将他们分散到各军团的图谋,留在中央纵队,随队长征｡
与毛泽东､王稼祥通力协作,促成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长征开始后,张闻天､毛泽东与王稼祥一起行军､一起宿营｡对“左”倾中央(其集中代表为“最高三人团”)错误指挥的不满,对革命前途的忧虑,加之同受“左”倾中央的不公正待遇,使得三人同心协力向“最高三人团”展开斗争,形成了一个为拯救党和红军于危难､誓与“左”倾错误领导见高低的“三人团”(即“中央纵队三人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领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由于“最高三人团”李德的错误指挥,使红军在湘江陷入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在湘江,虽经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突破敌军重围,渡过了湘江,但却付出了牺牲5万余人的惨重代价｡湘江之役后,蒋介石已觉察到了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之意图,再次布下重兵,张网以待｡而博古､李德却不顾形势之变化,硬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硬往蒋介石的口袋里钻,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张闻天坐不住了,王稼祥坐不住了,毛泽东更是坐不住了｡强烈的使命感使毛泽东打破了忍耐已久的沉默,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于是,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协商后,找到“最高三人团”中的周恩来,陈述己见｡这时已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多有不满,对红军的惨重损失深感痛切的周恩来,决意与“左”倾路线分手｡他采纳了张闻天､王稼祥和毛泽东三人的建议,于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主持召开了中央负责人临时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明确反对博古､李德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主张转兵贵州｡张闻天､王稼祥坚决附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结果,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与会多数人的支持而获得通过｡张闻天､毛泽东和王稼祥在与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中央错误的斗争中取得了初步胜利｡
通道会议后,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坚持实施其与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这当然不能为张闻天､毛泽东所接受｡这样,红军进军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提到紧要的议事日程｡12月17日,中央纵队进入黎平县城｡次日,周恩来在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与博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会议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以政治局决议的形式予以通过,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再一次被否决｡
黎平会议后,博古､李德仍不甘心放弃其错误的战略方针,尤其是李德,对其军事计划被否决恼怒不已,耿耿于怀｡对此,张闻天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权,错误指挥就难以避免｡于是,他开始考虑更换领导人的问题｡12月20日,当行军至黄平境内一茂密橘林时,他与王稼祥商议,要打仗有办法的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在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要求下,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会议｡会议再次就军事行动方针进行了讨论｡会上,多数同志赞成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肯定了黎平会议决议,又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发展,同时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另外,会议还专门做出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改变了“最高三人团”摆脱中央政治局甚至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不正常状态｡这是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与博古的“左”倾错误路线作斗争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它为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及此后不久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作了直接的准备｡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中央纵队三人团”自长征出发后至遵义会议期间与“最高三人团”的斗争诙谐地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张闻天也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坦言:“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上与毛泽东､王稼祥协同斗争,使毛泽东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渡过乌江,甩掉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围追,为中央在遵义地区从容召开政治局会议创造了时机｡同时,猴场会议后,张闻天､毛泽东与博古､李德的争论仍未结束,因为后者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渡过乌江向遵义的行军途中,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毛泽东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建议王稼祥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欣然同意王稼祥把博古轰下台的意见,并且指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并让王稼祥转告彭德怀､刘伯承等高级领导｡结果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935年1月7日,红军巧取遵义｡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后,张闻天､毛泽东和王稼祥同住在新城古寺巷(今幸福巷)黔军旅长易怀芝的官邸｡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时,王稼祥､张闻天通知博古,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与此同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三人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了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这样,经过充分的策划､筹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于1月15日胜利召开｡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他首先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虽然作了一定的检讨,但主要为自己和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进行了辩护｡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周恩来的副报告讲完后,博古提议与会者对主报告和副报告加以讨论｡
博古的话音刚落,张闻天就立即站起来,按照准备好的发言报告提纲,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对博古的报告进行了反驳｡他的发言开篇即称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指出,“左”倾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张闻天还批评了博古的重大失误:拱手让权于李德,破坏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张闻天的发言与博古的报告针锋相对,令博古震颤,一下子把他和李德推上了被审判的位置｡毛泽东把张闻天的发言称为“反报告”｡张闻天当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亦称政治局常委)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的这一重要地位和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无疑为遵义会议实现历史转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他的反报告,也自然成为他个人与“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彻底决裂的重要标志｡张闻天发言后,毛泽东接着发言｡他主要分析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即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发言结束后,王稼祥马上接着发言,他明确表示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要求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最高三人团”,并提议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王稼祥的意见获得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认定,没有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而军事上的领导错误主要应由李德､博古负责｡会议最后决定:(1)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即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受党内委托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结束了“左”倾错误对党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通过这次会议,毛泽东进入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从而初步确立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从此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引导下走上了胜利的坦途｡
遵义会议的成功举行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初步确立是与张闻天的巨大努力和特殊贡献分不开的｡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所言:“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我们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后,高风亮节,自觉树立毛泽东的领导权威
在遵义会议上,受到多方指责并被取消了最后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显然已不再适合担任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可是,由谁来接替此职呢?张闻天等力荐毛泽东,而毛泽东则提议让张闻天接替｡2月5日,当红军转战途经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张闻天接任中央总负责人后,倾注全部精力与才智,团结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委员贯彻遵义会议精神,进一步纠正“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他首先主持召开政治局扎西会议,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该决议以他在遵义会议上的“反报告”为基础,依据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与会发言而形成｡《决议》扼要阐述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战术原则,是红军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统概括｡扎西会议是张闻天同毛泽东配合协作正式领导全党全军的开端｡此后,在党内形成了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同红军的实际最高统帅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担纲领导全党全军的“洛—毛体制”｡
扎西会议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歼敌3000余,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战争的实践使张闻天更加相信和佩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才能,认为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战斗更有把握,从而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于是,中央军委便任命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张闻天的这个提议及其落实,加强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不久,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职务因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而被取消｡尽管张闻天因少数服从多数而赞同,但他很快从事实中看到了毛泽东的正确而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成立一个新“三人团”来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批准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进入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使其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
新“三人团”成立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机动灵活迂回穿插,胜利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获得了长征中的军事主动权｡同时,这种高度机动多走“弓背路”的运动战,也难免使部队疲惫不堪,从而在指战员中产生了不满情绪,个别高级将领对此还提出了质疑｡为消除错误认识､统一思想,张闻天在会理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闻天严厉批评了林彪等人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和动摇的态度,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
此后,从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到党由“反蒋抗日”向“联蒋抗日”政策的重大转变,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国统区党的工作的恢复与发展,作为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总是处处尊重毛泽东,尽量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与毛泽东坦诚合作并自觉树立毛泽东的威信和其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对此,毛泽东曾不无幽默地称誉他为“开明君主”｡而事实上二人在共同担纲时确实是分工合作相得益彰的:“毛主管军事,张总揽全局;毛有胆略魄力,张有远见卓识;毛擅谋略决断,张长理论文笔;毛指挥若定,坚持己见,张谦逊虚心,从善如流｡”张闻天以其民主､豁达､谦让和服膺真理的伟大品格,主动让权与毛,尽可能树立毛泽东的领导权威,并自觉地从“洛—毛体制”中淡出,最终为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获得在党和军队的全面领导权作出卓越的历史贡献｡
(责编 韵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