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播出的《国家宝藏》第三季中，敦煌研究院藏敦煌藏经洞文书《归义军衙府酒破历》（以下简称《酒破历》）的故事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由这份《酒破历》所代表的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文书，在1900年被道士王圆箓发现后，因为清政府的不作为，而陆续遭到英、法、美、日、俄等国探险家与汉学家的盗取。
　　就拿这份《酒破历》来说，在日本书法家青山杉雨之子青山庆示先生归还以前，散落在中、日、法三国。1997年，青山庆示将其父所藏《酒破历》及其他7件敦煌文献捐献给研究院，这才使得这份《酒破历》的中、日两段得到重聚。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高速发展，法国国家图书馆藏《酒破历》残卷也通过高清复制件的手段，与敦煌研究院藏两段残卷拼合，但其原件依然没能回归祖国的怀抱。
　　所谓《酒破历》，就是一千多年以前的古人对于“酒账”的叫法，“破”字在当时也有“花销、支出”的意思，“历”本身也算是“记录性质文本”的一个简称。所以所谓《酒破历》，翻译成今天的大白话，其实就是“用酒开销台账”的意思。
　　《酒破历》全称为《归义军衙府酒破历》。归义军是一个存续于晚唐、五代十国、北宋初年的敦煌当地割据政权，他们一方面遥尊唐、后梁、后唐、北宋等中原王朝正统，另一方面维持自己对于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的实际统治。
　　根据对这份《酒破历》中月份日期的推算以及与其他敦煌文献的比对，学界普遍认为这份《酒破历》主要记载的时间段为：北宋乾德二年（964年）四月九日至十月十六日。964年正是曹氏家族中的曹元忠担任归义军节度使的年份，曹元忠是曹氏归义军开创者曹议金之子，并在其父、兄之后担任归义军节度使，也是曹氏归义军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更是曹氏归义军的全盛时期。曹氏归义军在敦煌设置了专门用于接待工作的宴设司、柴场司，这份《酒破历》很有可能便是964年归义军衙府宴设司在各种公务接待场合的用酒台账。
　　在这份“归义军政府公务用酒台账”中，我们还能看到甘州回鹘（今甘肃张掖一带）、西州回鹘（今新疆吐鲁番一带）、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等曹氏归义军同期存在于大西北的割据政权身影。甘州、西州、于阗派往沙州敦煌的官员，担任什么职务、喝了多少酒，都有翔实记载。另外与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于阗对应的翻译人员也出现在了《酒破历》当中，他们当时被称为“孔目官”。这样的台账，不仅把公务接待中的“外单位人员”交代清楚了，也把“本单位人员”详细记载在案，方便日后稽查核对。
　　公务用酒，名目繁多
　　古人普遍信神，甚至连当时的衙府官署也会参与到宗教祭祀活动中去，并将祭祀活动视为公务办理。在《归义军衙府酒破历》上，还有用于祭祀祆教神灵的“城东祆神酒”、用于祭祀各种自然神的“骞马神设酒”“束水口神酒”“马群入泽神酒”等祭祀活动的公务用酒记录。
　　这种公务用酒，虽然难免会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其实也是归义军衙府参与民俗活动的表现，通过公务用酒的形式支持民间祭神民俗，本身也是归义军政权能够在敦煌站稳脚跟的原因之一。
　　《酒破历》中名目繁多，诸如“毬场酒”“劝孝酒”“助葬酒”，分别是用于打马球娱乐、葬礼安抚等民俗场合。敦煌的奇美壮丽在于其绚烂多彩的文化交织，这些活动与祭神活动一致，都是当时流行于敦煌城镇乡里的基层民俗活动。
　　《酒破历》对官方用于基层民俗活动的公务用酒也一一登记，一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相应办事官员找不到机会贪腐，另一方面也是对归义军政权本身统治基础的日常维护。换言之，在与百姓打交道的公务用度上，通过台账制度保持清廉。
　　归义军衙府还设有专管酒户、酒行的机构，酒户从衙府管理机构领料酿酒，除按规定上交一定量的酒归衙府管理机构存用以外，盈余部分自己可以出售。公家除了调用酒户上交的衙府存酒以外，也可以直接到酒户取酒，并且登账上报，批准后报销。管理机构凭条批复，这种批复被称为“判凭”，并且会加盖衙府印章。
　　这份历经坎坷留存到千年之后我们眼前的《酒破历》，很可能就是依据各路“判凭”，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登录的总账。虽然我们只看到了一张《酒破历》，但它背后所代表的，恰恰是北宋初年归义军节度使政府公务活动中的缩影。
　　像《酒破历》所体现的“用酒台账制度”，在同时期的北宋也有相似的例子。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负责掌管国家建筑工程等工作的将作监，为了规范木结构建筑施工中的用料尺寸，避免贪污腐败的发生，颁布了一部“国家木构工程施工标准”，史称“元祐法式”。但这份“国标”的规定并未能充分结合实际木作施工经验，规定得过于宽泛。绍圣四年（1097年），朝廷又让李诫主持重编，并于崇宁二年（1103年）编成之后刊行天下，这就是著名的《营造法式》的来历。
　　从本质上讲，《酒破历》所代表的公务用酒台账制度与《营造法式》所代表的工程用料国家标准，都是古代政权为了防止贪污腐败而进行的制度建设。唐太宗李世民曾言“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酒破历》而言，虽难免受到时代局限而存在諸多不足，但仍可见古人与今人进行制度“对话”的一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