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航琛(1897年-1975年)是民国金融史上的重要人物,一生波澜诡谲,沉浮宦海,曾为周恩来视为统战对象,也曾被其宣布为战犯。刘航琛出生于四川泸县的一个中药业世家,举家信奉天主教,取教义中“我爱人人,人人爱我”之意,唤药铺为爱人堂。其祖父刘敬亭曾购得蒸馏器一套,并用于提取药材、花草中的有效成分和香精,发明出了一种有花香的低度甜酒,取名为“百花酒”。“百花酒”一经投放市场,便大受欢迎,刘敬亭便开设酒厂,推出兰花、玫瑰等不同香型的甜酒。酒厂大获成功,成为刘家的主要产业。刘航琛之父刘子休执掌企业后,因与泸县天主教堂法籍主教交厚,主教将清政府对四川历次教案的赔款,存于爱人堂。刘子休利用这笔资本大大扩充了生产规模,并设立玻璃厂,以精致的玻璃瓶代替瓦罐盛酒,“百花酒”畅销西南各省,刘子休还推出了日后著名的白酒—泸州大曲。爱人堂酒厂的成功使刘家从小作坊主一跃而为泸县富豪。
　　1916年,少东家刘航琛考上北京大学理科预科,三年预科结束后,转入北大经济系。八年的大学生涯,为其后来在财政、金融方面的纵横捭阖打下了基础。刘航琛在北大曾以携妻就读、逛八大胡同、豪赌、拒参加五四运动等怪行为同窗所侧目。刘航琛信奉实用主义,对俄式革命不以为然,认为要强国,必先振兴经济,所以和当时“要救国就必须讲政治”的主流观点背道而驰。当时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都意识到光凭帐下一群武夫,无法达到其独占四川的目的,分别遣使前往北京,在大学生中网罗川籍人才,刘湘得到了何北衡、范崇实等人,刘文辉则得到了宁芷村。对于军阀们的延聘,刘航琛一口回绝。
　　
　　奇特的富三代
　　1923年,刘航琛北大毕业回乡任泸县中学校长,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尽管举得了一定成效,也为学生们所拥戴,但由于被他解聘的一批守旧无能的教员对他大泼脏水,捕风捉影,呈文上告,最终刘航琛穷于应付,辞职赴渝,做起了爱人堂重庆分店的少东家。不久刘子休病危,死前重述了刘氏家规—不得做官,并立遗嘱,将家产一分为二,平分于刘航琛与其长姐刘茂先。对这份有悖传统的家产分割决定,刘航琛毫无意见,以其姐经营爱人堂驾轻就熟为由,将自己名下的一半家产也交予刘茂先打理。刘航琛在泸州过起游手好闲的生活,并因赌博与驻扎在当地的两位川军师长结识。军阀们要拉他从军做顾问,刘航琛深觉不妥,留书一封,以打理重庆业务为由,逃离泸州。
　　当时的四川为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五路军阀所割据,1926年,刘湘占领重庆,随后国民军北伐成功,四川各路军阀纷纷表示服从中央,刘湘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到渝不久的刘航琛便收到刘湘部下王用久的一纸公文,文中说,“爱人堂经销各种土酒皆为玻璃瓶装,且装潢精美,应按洋酒征税,每年要征收税银二十万两,限期缴清,不得拖延”。刘航琛回信讥讽,信中道:“如土酒盛之玻瓶,即为洋酒,然则钧座着洋服、住洋房,岂不成为洋人乎?”此信内容在刘湘军中不胫而走,王用久大为恼怒,派人查封了重庆爱人堂,并扬言要逮捕刘航琛法办。刘航琛不得已求助于老同学何北衡,何北衡此时任21军政治部科长兼巴县县长,在政、商两界十分活跃。在何北衡的斡旋下,由21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出面解决此事,但前提是刘航琛出山给王陵基做顾问。酒税风波使刘航琛大受刺激,他意识到在这样的社会,有钱无势,毫无安全感可言,从此他抛弃祖训,走上了亦官亦商的道路。
　　
　　投身宦海
　　1927年春节,刘湘设宴犒劳21军军政研究所所有部属,该所为刘湘模仿黄埔军校而开办的一所军事政治学校,教材也以黄埔课本为蓝本。蒙王陵基推荐,刘航琛在该所担任政治历史教官。身穿长衫的刘航琛是席上惟一未着军服者,可能是这个原因,刘湘坐到他的旁边,当刘湘得知刘航琛为北大经济系毕业生时,眼睛一亮,热情地称之为“航琛兄”,并“礼贤下士”地邀请他参加四川督办公署的经济会议。从此二刘结识,两年后刘航琛正式成为刘湘的重要幕僚,在刘湘统一四川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可谓刘湘之“萧何”。
　　1928年,王陵基兼任局长的铜元局已经亏损四十五万两银子,心急火燎的王陵基找到刘航琛,请其帮忙整顿铜元局。就任局长后的刘航琛发现亏损是经营不善所致,一方面原料不足,导致开工不足,人工和开销大量虚耗;另一方面,重庆铜元局铸造的铜元比其他军阀铸造的同样面值的铜元大一倍,等于为人作嫁。于是刘航琛到处筹款,从银行家杨粲三那里高利借得八百万两白银,用以购进铜料,并毁去大钱铜模,改铸小钱。三个月后,除偿还杨粲三本息、弥补亏空外,重庆铜元局还净余白银几万两。
　　1927年,刘湘的财政负债已高达八九百万元,1928年,刘湘与杨森交战获胜,地盘扩大到二十八县,军队增至七万多人,但仍严重入不敷出。为此,于1929年刘湘起用刘航琛主管财政。刘航琛主动与刘湘约法三章:如果刘航琛营私舞弊,刘湘对他有枪毙权;如刘航琛与刘湘有重大意见分歧,刘湘对他有罢免权;除此之外,财政由刘航琛全权负责,刘湘不得下手令提款,也不得干预他执行预算。当时刘湘的部下动辄持刘湘手令到财务处支款,而刘湘为了笼络部属,往往听之任之,使财政亏空雪上加霜。刘航琛想把规矩立在前头,以防后患。
　　刘航琛就任财长处长后,开始实施他向刘湘提出的聚敛之策—“如仍照从前办法,仅赖征收地赋,强派捐税,决不可能筹到巨款来扩充军队。根本之计,在于加重税捐,争取盐税,整顿特税。但仍有缓不济急之时,必须仿照南京政府发行公债,化远期款为现款,以应急需。同时利用金融界和商帮的实力,作为缓急相通,不必将他们当做强派硬索的对象”。刘航琛一上任就精简机构、合并税局,这些税局往往为刘湘亲信部属及其亲朋所把持,贪污中饱,如雁过拔毛,税款到达督办公署时,已剩六成。为减少阻力,刘航琛说服刘湘兼任捐税总局总办,但捐税总局又归刘航琛的财务处管理。在刘航琛的建议下,刘湘将所有的三十多个捐税局全部裁撤,合并为捐税总局。本来打算在总局成立典礼上捣乱的师长、旅长们,见刘湘是总局总办,便都打不起精神来。合并税局后的第一个月,21军的财政赤字便告消灭,还盈余一百四十多万元,第二月结余二百七十多万元,刘航琛如数上报于刘湘,并保证,今后每月上缴金额不少于此数。刘湘惊喜之余,用这笔钱在重庆建立了一所拥有最新设备的兵工厂,此厂在刘湘、刘文辉为争夺四川主导权的“二刘之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其后,刘航琛便把眼光放在了盐税上,盐税作为国税,本应上缴国库,但在军阀混战时代,盐税则是军阀们稳定、可观的一笔军费。在四川,自贡等产盐区为刘文辉控制,而川盐运销的重要码头重庆则在刘湘手上。刘航琛以21军代表身份与刘文辉24军代表张富安、宁芷村谈判,经过讨价还价,两军在重庆设立财务统筹处,张富安任处长,刘航琛任副处长,宁芷村任科长,平均瓜分盐税,双方各得二十万元。
　　刘航琛还在特税(鸦片税)上下足了功夫,刘湘政府以征收重税便可压制鸦片市场活力为由,公开征收特税。而刘航琛则发明了一条新规定:对原来不产烟土或少产烟土的地区,不论是否种烟,一律征收“亩捐”,金额相当于各县一两年的粮税;另外,还加收烟土运销税,凡上过税的烟土可以在本省销售,还可运销省外。刘航琛甚至还针对烟土销售终端设立了“红灯捐”和“瘾民捐”,凡是缴纳“红灯捐”者才有资格开设烟馆,凡是按月缴纳“瘾民捐”者才能公开吸烟,否则将受到罚款。
　　对于刘湘部下,刘航琛也板起面孔,对于支款要求,一概不理,甚至撕毁过刘湘的手令。此后,刘湘再未为部下下过支款的手令,直至去世。为了应付刘湘越来越庞大的军费开支,刘航琛开始向工商、金融业大肆举债。由于此前军阀“借款”,从无偿还之时,商人对军阀的信用怀有戒心,刘航琛召集银行、钱庄、盐帮头面人物开会,向他们借款,他们虽不愿借予,但迫于压力,不得不借出一些,权当被勒索了。但借据到期,有几人抱着试试的态度拿借条去财务处兑现,结果不但顺利收回借款,还得到了刘航琛的盛情款待。盐帮是四川首富,因怕得罪刘湘,不敢去兑现,刘航琛派人去请,亲自将银子交还。刘航琛追着还钱的新闻很快传开,从此打开了向工商界大肆借钱的通道。
　　他先是以债养债,到处挪账以应付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到1931年,四川已成为两大军阀的竞技场,一方是刘湘,另一方是刘文辉。刘湘拥兵十多万,装备有军舰、飞机、大炮、重机枪等现代武器,并控制川东几十县,扼守着长江上游咽喉。刘文辉的防区也已发展到包括西康在内的七十余县,兵力亦有十多万。二人都想先统一四川,再称雄西南,甚至问鼎中原。此时,刘航琛通过税收、举债已不能应付军费开支,便准备化远期款为现款。刘航琛联合聚兴诚银行董事长杨粲三、美丰银行总经理康宝恕、川盐银行董事长吴受彤大量发行公债、库券,并仿照上海,在重庆设立证券交易所,并兼营申汇。这些举措,使刘湘在军事实力上明显优于刘文辉,成为在“二刘之战”中,刘湘最终获胜的主要原因。从1932年到1933年十月战争结束、刘文辉退守西康为止,21军共发行各种库券公债计有十项,总金额高达四千一百三十万元。“二刘之战”是四川二十多年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大战,一方面,四川的统一使政治趋向正轨,人民得以休息,为后来的全面抗战构筑了一个稳固的后方;另一方面,战争也使川民饱受苦难。
　　在“二刘之战”前,刘航琛还作为刘湘特使,往返南京与重庆之间,向蒋介石示好,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此间,刘航琛得以结识宋子文、蒋介石,刘航琛整顿四川财政的方案也深为他们所赏识。由于刘航琛得罪了刘湘的军师—神汉刘从云,又与王陵基往来密切,受到刘湘猜忌,所以刘湘上报中央请求批准的四川省财政厅长的人选并不是刘航琛,而是刘湘的亲信唐棣之。在宋子文的干预下,刘航琛挤掉唐棣之,成为首任四川省财政厅长。抗战中,刘航琛担任过粮食部次长,负责为重庆征粮。
　　
　　创办银行
　　刘湘统一四川后,授意刘航琛改组四川地方银行为四川省银行,刘航琛通过腾挪手法,通过向美丰等银行抵借,凑足资本二百万元。在改组“公家”的银行之外,刘航琛于1930年9月1日,主持成立了川康殖业银行,该行资本为刘航琛从禁烟款项中拿出六十万元以刘湘名义入股,另加一点商股,凑足了100万,1935年增资50万,共为150万元。 在刘湘政权的特殊扶持下,川康殖业银行得以迅速壮大,后来趁金融危机,兼并了重庆平民银行和四川商业银行。吴受彤担任董事长的重庆川盐银行,实行董事长制,由吴守彤大权独揽。资本主要是盐商筹集,资力非常雄厚。刘航琛曾帮助吴守彤投机印花烟酒库券,使其得利甚丰。二人彼此欣赏,素有“天下英雄,使君与操”的情结,吴守彤便以干股拉刘航琛为川盐银行董事,1937年,吴守彤病逝前,将此行“托孤”于刘航琛,1938年春,刘航琛成为川盐银行董事长。刘航琛还参股康宝恕的美丰银行和杨粲三的聚兴诚银行。刘航琛执重庆金融之牛耳后,大量投资实业,也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随着国民政府内战失败,经济破产,刘航琛的事业一下子变得如风中败絮,不可收拾了。由于刘航琛与李宗仁交厚,代总统李宗仁在国民政府逃离大陆前,曾委任刘航琛担任过经济部长。刘航琛赴台后,旋即被捕入狱,后被友人保出,从此平淡一生,病逝于1975年。刘航琛素来主张以经济实力做政治资本,再以政治势力来维护经济发展,他善于处事,为人搭架子、打楔子,同行称之为“木匠”。 刘航琛是混乱的民国经济舞台上的一个天才“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