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一个充满农耕气质的名字。
　　中国的现行省级行政区划，发轫于元朝，成型于清朝末年。在农耕时代，经济对生产要素流动的要求比较低，划省而治更多是为了控制人民，维护统治的稳定。
　　进入工业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要素流动的效率愈发重要，它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竞争力。因此，要素流动的“柔性”和行政区划的“刚性”之间，开始出现某种博弈。
　　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中国省会们的命运也出现了分化。一些省会开始走弱，不但经济首位度低，而且缺乏存在感；而另一些省会则不断走强，大有强者恒强之势。
　　作为一省的行政中心或者经济中心，省会城市的命运变迁，也必然影响着很多普通人的职业与人生。实际上，一线城市和明星新一线的大局已定，而省会城市依然还在分化。因此，作为个体，不能不关注这种变迁，并洞察其中的大势和机会。

三种“核心城市”

　　当下，在中国经济地理的版图中，有一类城市具有某种共性—与收缩型城市不同，也迥异于不温不火的普通地级市，它们正从周边吸附资源，实现自我的不断发展，可以称这些城市为“扩张型城市”。
　　也可以换一个维度来看，它们在经济地理意义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日益成为重要的区域、全国或全球性生产要素配置的核心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它们是“核心城市”。
　　“核心城市”的称呼更加具有现代性，它们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集聚着最优秀的人才，最具创新动能的资本，也包括最富裕的人群。未来，中国“核心城市”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一线城市（加上少许“新一线”），二是计划单列市，三是日益崛起的“强省会”。
　　一线城市不用多言，它们是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资源配置核心空间。早在2016年，我国个税收入便首次突破万亿（10089亿元），其中，北上深广四个一线城市的个税收入之和超过4000亿元，占全国比重达到四成。

未来，中国“核心城市”可以分為三个类型，一是一线城市（加上少许“新一线”），二是计划单列市，三是日益崛起的“强省会”。

　　个税在我国整体税收收入中占比很低，却是体现城市经济质量最好的指标。因为，唯有存在相对集中的高收入人群才有充足的个税收入，而高收入人群又主要来自现代服务业和高新产业，尤以金融和互联网最为典型。这些产业具有极强的辐射性，其发达程度直接反映了城市作为资源配置中心的地位。
　　实际上，所谓的“一线城市”并非一种行政划分，而是市场自发形成的一种地位认可和习惯称谓。就行政级别而言，有北京、上海这样的直辖市，也有广州这样的省会，以及深圳这样的计划单列市。
　　必须一提的是，计划单列市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是非常富有制度特色的行政区划，它能最大程度反映推动城市发展的国家治理因素。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计划单列市在同省之内，往往领先于省会，或者旗鼓相当。目前，中国的计划单列市只有5座，分别是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和大连。
　　1984年，当时属于四川省管辖的重庆市被列为第一个计划单列市，最多的时候，中国有14个计划单列市，除了现存的5个之外，其他主要都是发达省会，比如成都、武汉、沈阳、广州、南京等都曾一度计划单列。
　　计划单列的大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持续大约10余年，到90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之后，以上省会的计划单列地位被陆续取消，只保留了现在的5座。为什么？
　　计划单列市设立大潮的原因有二。首先，当时部分城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太小，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处处受到省级政府掣肘。于是，中央希望发挥大城市的经济火车头作用，所以以计划单列的方式扩大其权限，比如赋予其省级的固定资产投资权、外贸自主权、外汇使用权、税收预算权等。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更为关键，即计划单列市的财政和税收越过省级政府纳入国家计划，这对巩固中央财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占比不断上升。于是，计划单列市在巩固中央财政的作用方面，重要性大大降低。
　　此外，计划单列给部分省份的财政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比如首位度极高的武汉曾一度被计划单列，这意味着湖北省的财政将可能出现困难。所以，当时的环境迫切需要重新扩大省级政府的财力和加强省级政府的权威。于是，省会的计划单列地位被取消，重新回归到省级政府的计划体系。从此，中国的区域经济也开启了“省会时代”。
　　但是，“省会”的前进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一个给定的区域内部，它们也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比如一线城市、留存下来的计划单列市，或者那些超级工业城市。

省会的强与弱

　　判断省会强弱的指标主要是“首位度”。首位度有两种计算方式，一种是省会经济总量在全省的占比，这个比值肯定小于1（下文都用这个标准）。
　　另一种是省会与非省会的经济最强市的经济总量比值，这个比值一般大于1，因为省会大多数情况都比非省会强。但也有例外，比如南京、济南等就小于1，原因是苏州和青岛的经济总量大于省会。
　　华北地区集中了中国最多的“弱省会”。从西往东，山西省会太原的存在感并不强，与邻省陕西省会西安相比，基本上不是一个数量级。太原首位度不高，和山西省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山西全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狭长山地高原，省内对要素的集聚能力本身就不强。往东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而且还有北京对这一地带要素方面的超级吸引能力。
　　和太原处境最为类似的，是内蒙的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强化版。内蒙古的地域范围由东北向西南延伸，在地图上呈现为一个特殊的狭长形状，东西直线距离2400公里。东部大城市呼伦贝尔和省会呼和浩特之间，距离超过北京和上海。此外，自治区内部没有东西贯通的铁路，省内物资流通很多时候还要借道东三省或者河北。 　　除了这种地理特征和交通现实之外，还有鄂尔多斯等矿业城市的崛起，以及同样面临北京超级吸引力的因素，呼和浩特的首位度一直都不到20%。
　　河北省会石家庄存在感同样不强。在互联网上，网友以“国际庄”来亲切称呼这座城市，以对其模仿国外建筑的偏好，以及某种不可名状的国际化雄心表达敬意。石家庄的主要问题是它距离北京太近。
　　在山东，省会济南的经济实力一直都不如青岛。2019年山东GDP省内排名中，排名第一的城市不是济南（9443亿元），而是青岛（11741亿元），后者超过省会1000多亿。
　　青岛是一座典型的计划单列市，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段到90年代初，也就是青岛（1986年计划单列）刚刚设为计划单列市的10年左右时间，是全市工业崛起的关键期。海尔、海信、青啤、双星、澳柯玛是青岛工业的“五朵金花”，直到现在，它们依然是青岛工业不可替代的基石。它基本上都在这一时期快速崛起。

试想一下，如果这些权限都需要山东省审批，那么青岛的“五朵金花”很可能是另一种发展路径。

　　“五朵金花”很大程度利用了这一时期的“单列市红利”。计划单列的好处有很多，比如进口一流的生产线，需要外汇配额，外贸批文，而单列市可以绕过省级政府，直接从中央拿批文。实际上，这一时期，“五朵金花”很多都从日本、德国以及美国引进生产线，使得它们的技术和产品质量一开始就领先于国内同行，形成了强大的“先发优势”。
　　此外，计划单列市的企业股份制改革、经理人制度创新，商事主体的设立，同样能“特事特办”。“五朵金花”在这一时期基本上都进行了一系的企业重组和制度创新，张瑞敏、周厚健等大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才得以发挥才干。试想一下，如果这些权限都需要山东省审批，那么青岛的“五朵金花”很可能是另一种发展路径。
　　除了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的碾压式吸附，青岛这一类计划单列市的竞争，省会的另一个强大竞争对手是超级工业强市。南京就面临这种局面。
　　2019年，苏州市GDP继续排在江苏省第一名，总量达到了19235.8亿元，南京市为14030.2亿元，继续充当第二名。此外，无锡市是省内第三，为11852.32亿元。而且，无锡由于在集成电路和物联网产业的长期积累，经济的后劲非常足，总量一直都在追赶南京。
　　不过，GDP并代表一切，省会的真正优势并不体现在GDP之中。

省会为何被低估？

　　即使是现在，省会的“政治優势”依然不可小觑。
　　首先，和计划单列市相比，省会财政税收直接贡献于省级政府。此外，一省的经济也需要一个省级政府控制力更强的龙头城市来实现引领。因此，省级政府做强省会的愿意肯定强烈。比如，“弱省会”南京和济南近年来就得到了很多偏爱，特别是在做大规模上。
　　比如，尽管与苏州相比，南京的GDP依然有差距，但与2018年相比，南京市GDP上升了1209亿元，接近苏州市GDP增量的2倍，这意味着南京的追赶很快。
　　必须一提的是，2013年，经国务院、省政府批复同意，位于南京中南部的溧水县结束了1400多年的县制历史，撤县设立南京市溧水区。显然，撤县设区的快速城市化在拉动基建，做大经济总量上，对南京的意义非同小可。

　　济南在这方面表现更为迫切。2019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调整济南市莱芜市行政区划，撤销莱芜市，将其所辖区域划归济南市管辖。将一个地级市并入省会，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很少见的行政区划合并，背后做大省会的意图再明显不过。
　　但是，省会真正的优势并不是大，而是“精”。以南京和苏州为例，在2019年的全国城市人均个税收入排行榜上，南京依然领先于苏州。为什么？正如上文所说，因为省会城市高收入的现代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较高，而工业城市的尽管经济总量大，个税总量也大，但高收入人口占比较低，所以人均有所落后。
　　某种意义上讲，很多人对省会集聚全省资源的认知，还停留在“农耕时代”，即一省的权力中枢位于省会，因此服务于行政体系的附属机构（正式和非正式）和人员也集中于省会。但在今天，这只是一部分。省会的另一个集聚功能来自它的金融属性—它往往被忽略，却日益重要，很多省会因此实现了“弯道超车”。

省会的另一个集聚功能来自它的金融属性—它往往被忽略，却日益重要，很多省会因此实现了“弯道超车”。

　　第一个金融属性是资金分发。在现代服务业中，金融以及相关的服务业是毫无疑问的王者，而省城是一省之内最重要的货币分发中心。这种分发主要依托于两套系统，一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批文，二是垂直银行系统的资金融出。
　　比如，作为地方基建的主力军，地方融资平台需要发行企业债，但企业债必须经由省级政府（主要是发改部门）报送国家部委，而通过这种方式，省级政府可以很大程度控制资金向省内各城市的分发流向。此外，垂直的银行系统，省级分行依然对地市级分行的大信信贷和授信有着决定权。总之，这些资金的分发机构都位于省城，那么附属在资金分发链条的服务业也必然在省会蓬勃发展。
　　省会的第二个金融属性是资产载体。2016年之后，国内“强省会”的房价开始一骑绝尘，其中尤以南京、杭州、成都和合肥等地为代表。以合肥为例，2016年当地房价年度涨幅48.4%，被称为涨幅“全球第一”。
　　综合来看，“强省会”两大金融属性的强化主要来自两个推力。
　　一是中国经济的高度货币化或者说货币的积极发行。2000年年底，中国的M2（广义货币）余额约13.5万亿元，到2020年5月，M2余额达到了210.02万亿元。20年时间，增长为原来的15倍，这个过程很难说是温和的。显然，作为区域资金分发中心和资产载体（物业）集聚地，省城必然随着货币大潮而崛起。
　　当然，另外一个因素也不容忽略，即中国的高铁建设対省城群体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地位强化。相对应的，高铁冲击最大的城市无疑是省内的地级市们。目前，中国的经济大省多数都实现了高铁通勤“省内两小时”，少数还实现了“省内一小时”。空间距离的颠覆性革命，也直接颠覆了物业资产的配置逻辑。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有钱人抛弃地级市而选择省城，早已成为大概率事件。实际上，这正是很多地级市衰落的核心原因。
　　和已经城市地位“固化”的一线城市不同，中国的省会们依然还在分化，对个体而言，其中可能蕴藏着某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