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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将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持续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了一次大的松动。消息一出，支持声中亦有隐忧——“单独二孩”会否造成出生人口堆积？与之配套的卫生、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又是否做好准备？
“我姑姑万心是妇产科医生，风调雨顺的那几年，姑姑接生了无数婴儿，是活菩萨的象征。1965年底，人口急剧增长，姑姑成为计划生育国策的坚决执行者，坐着船在高密东北乡驰骋，结扎，追踪超生的孕妇，拖倒邻居的大树和房子迫使躲藏在地窖的孕妇现身……在宣布退休那晚姑姑喝醉了，误入一片洼地，被无数青蛙包围、袭击。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
在莫言长篇小说《蛙》中，他以自己姑姑为原型，从乡村妇产科医生万心的视角，描绘了国家为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所走过的艰巨复杂历程。
莫言的小说如同一个缩影，近些年，有关人口政策的讨论此起彼伏，而关于计生政策调整的言论也几次上演罗生门，但最终都被官方澄清乃不实之说。
直至2013年11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计生政策调整终于明朗。
此后，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新政策由各地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经省级人大修订地方条例或作出规定后组织实施，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由各省份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时间。
2014年1月17日，浙江率先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江西、安徽、北京、上海等省紧随其后，纷纷将该政策“落地”。
为什么是现在？
持续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何此时有了一次大的松动？
一种说法是：实际形势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
民间学者易富贤便持此种观点。
这位定居于美国的妇产科医生多年来一直呼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2007年，他曾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但此书一度被国内视为禁书，“给一些图书馆送书，对方都不敢要”。
易富贤表示，直至2008年6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他的文章，虽不直接与中国人口政策相关，但至少表明“易富贤”已不是敏感人物。2013年3月内地版《大国空巢》出版，与香港版内容虽不完全相同，但框架一致，都是全面反思计划生育政策，揭示大国空巢的人口危机。
易富贤的“空巢之说”未见得被人口学界广泛认可，但他的“起伏”经历，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人口政策调整已成某种共识。毕竟，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人感觉，“加速的少子化”、“加速的老龄化”等问题，让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2012年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集合蔡昉等20多位中国著名人口学家，研讨出版了《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该报告明确指出，上世纪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针对人口过快增长而做出的权宜选择。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00～2010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0.57%，远低于上一个十年的1.07%，中国的生育率已降到很低水平。虽然未来10年人口总量还能维持惯性增长，但之后将是持续减少之势，人口负增长已很难避免。
同时，人口结构变化也应引起重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岁少儿人口比重由33.6%下降到16.6%，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7.62%上升到13.26%，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4.9%上升到8.9%，这意味着老龄化的加快和未来劳动力数量的减少。
国际上，如日本的经验显示，即便是在收入水平高、劳动力素质高、技术先进和基础设施完备的国家，老龄化也很可能导致经济的大幅度减速，更何况中国目前还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
在劳动力供给方面，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和之后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使得劳动年龄人口供应趋于下降，尤其是新生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据发展研究基金会《报告》显示，2008年，18～22岁人口规模为1.24亿，2011年减少到1.08亿，未来10年将平均每年减少700万，到2050年新生劳动力规模将比现在减少近一半，而新生劳动力是一个国家人力资源中最具活力的生力军。
另外，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使得中国儿童人口规模处于缩减之中。该《报告》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少年儿童将缩减为1.74亿，而同期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39亿，超过少年儿童人口数量1.5倍。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不仅是一个老龄化社会，还是一个少子化社会，这很可能使中国陷入“少子老龄化陷阱”。
从微观角度而言，一个冷酷甚至残忍的现实是：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最大的家庭。
安徽省60岁的盛海琳就有这种切肤之痛。2009年年初，在失去独生女儿和女婿后，她冒险选择再生，以安抚失独后的创伤，并于2010年5月借助试管婴儿手术成功诞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同是4年前，60岁的失独母亲郭敏用试管婴儿生下一对龙凤胎。她独自抚养儿女，尽力让他们和别的孩子一样。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即民间所称的“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发生伤残或死亡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失独带给为人父母的，不光是心灵之痛，还有如何养老等一系列问题。
作家莫言在今年两会中就表示，据不完全统计，他的故乡山东省潍坊有2100户“失独”家庭，涉及3000多人。莫言建议，应将他们全部纳入政府养老和医疗体系，优先入住养老院、享受医疗资源，并减免相关费用。
种种现实表明，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已进入关键时期，调整生育政策势在必行。 一代人的约定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看来，关于计生政策调整，早在30多年前已有伏笔。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参与人，田雪原表示，1980年9月中央发表的那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已经预见，“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据田雪原回忆，在《公开信》发表前的1980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央曾先后组织召开了五次人口座谈会，讨论的焦点都是“要不要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作为会议的亲历者，田雪原记得，参加中南海第一次、第二次会议的人员，包括国家计委、民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等相关部委领导25人，从事神经、妇产、泌尿、遗传等方面的自然科学家19人，从事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研究的专家19人，共63人。“中央在人口问题这个重大决策上多方听取意见，尊重科学、民主的力度是空前的。平心而论，不是如有的文章或网上帖子所说的，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决定。”
当年，在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发言踊跃，大家基本都认为中国人口太多，住房困难，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紧张，劳动就业困难……除此之外，卫生部一位领导在发言中列举了民间的一种说法，叫老大憨、老二聪明，但最聪明、最机灵的要数老三，俗话说“猴三儿”。那么，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只留下老大，老二、老三没有了，会不会引起儿童以及整个人口的智商下降？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会议主持者赶紧组织力量查阅资料，进行分析和论证，当时有人甚至找到了美国飞行员中约有40%都是“老大”的相关数据，以此证明第一个孩子照样有足够的智力进行复杂的工作。
田雪原当年不仅亲历会议，还负责撰写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据他回忆，无论座谈会上还是《报告》中，对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已经给出肯定答案。怎样应对和解决老龄化问题？“《报告》提出，要采取防患于未然的办法，即到一定的时候通过对生育率进行必要的调整，适当抬高生育率和出生率，将老龄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田雪原因而认为，“说1980年提倡生育一个孩子时根本没有考虑人口老龄化，没有考虑由老龄化引起的劳动力供给短缺、社会负担难以承受等问题，是不符合实际的。”当然，他也觉得，当时对老龄化问题的论证还不够深入，没有也不可能结合我国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做出深一步阐释。
当年除了撰写座谈会《报告》，田雪原还完成了一份相关“附件”，题目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他给出的答案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以未来二三十年特别是20世纪内为宜。因为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控制住了下一代做父母的人口数量，因而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又使老龄化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依其观点，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既不能搞上三五年就草草收兵，那样要不了多久，效果会消失殆尽；也不能搞上两代人、三代人，那样人口年轻结构就会向着“倒金字塔”方向转化。
虽然赞成“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一政策，但田雪原并不认为，“生育一个孩子就是好”。他记得上世纪90年代在某县调研时，就和当地几个独女户坦陈，如果生育一个孩子对家庭和个人那么好，还给奖励干什么？对家庭和个人说来，那是一种损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承受的一种损失。
作为“一代之约”的亲历者，2009年田雪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十二五规划即将到来”、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他提出的方案是：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公共配套，准备好了么？
很多人觉得不解，如田雪原这样的“计生元老”都已表态，人口政策应“与时俱进地调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却始终抱定，应坚持一胎政策不放。
中国人口学界如今已然分裂成意见对垒的几大阵营，彼此各不相让，但和侯东民持类似观点的，只有小部分学者。
侯东民因此显得势单力薄。
但他之所以坚持一胎政策，源于对资源等问题的担心。在他看来，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至于老龄化，他认为应对的方式应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而不能依靠人口增长。
和侯东民观点不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教授、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翟振武认为，在如今的人口形势下，放开“单独二孩”是必要且合乎时宜顺应民意的，但他同样觉得，靠多生孩子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作用不大。解决老龄化的根本之策还是在于建立完善的、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
在“单独两孩”的强烈支持声中，其实也有隐忧——政策实施后，会否造成出生人口堆积？
据翟振武介绍，在全国范围内，“单独两孩”政策将影响1500万至2000万人，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显示，这一人群中约50%～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
由此推算，“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婴儿数。当总和生育率小于2.1，代表其新生人口不足以弥补上一代人的数量）会有所提高。特别是新政启动后4～5年，会出现生育堆积的释放，并在今后两三年，引发一个小的生育高峰，但总和生育率最高不会超过2，之后开始回落波动在1.6～1.7左右，这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曾提出的，未来一段时间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为宜较为相近。
正因如此，翟振武并不认为现在应普遍推行二胎政策。他表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经高达7左右，人口增长率高达2.5%。上世纪90年代初，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1以下，并随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继续下降，目前已降至1.5～1.6。尽管经济发展造成民众生育意愿下降屡有出现，但并不等于就下降到一些人想象的程度。“如果一下全面放开，短期的累积效应会使生育率大幅上升，大大突破更替水平，出生量和人口总量也会大幅度提高，对长期发展不利。” 并非所有人口学者都认为，全面放开二胎势必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
最著名的例证，就是曾经的“人口特区”——山西翼城。
翼城是中西部一个典型的农业县。1985年，它开始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曾表示，据其调查，目前而言翼城人口增长率不但不高反低于全国水平，而且很多人口指标优于全国水平。
与翼城一并试点的还有：湖北恩施，河北承德，甘肃酒泉三地。顾宝昌和其他一些专家，曾花一年时间对这些地区生育形势进行实地调研，所有成果汇集成报告《八百万人的实践》。
据顾宝昌等人的调查，宽松生育政策的实施，在客观上促进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化，而二孩生育政策也更接近群众的生育意愿。“推行二胎是大伙生育意愿和国家政策的最佳结合。”在调查中，当地一位计生干部对顾宝昌说。
除了担忧人口堆积，面对“单独二孩”政策，很多人也对与之相关的卫生、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配套是否准备完善心存疑问。
医院，成为社会承载力首当其冲的挑战。在全国不少地方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妇产科本就长期床位紧缺，面对“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和即将来临的出生高峰，医院能否化解压力？
另外，“单独二孩”的产妇不可避免要面对年龄问题。高龄产妇无论从受孕、妊娠和分娩上都将考验医院临床处理能力。
同样要面对挑战的，还有教育业。有声音就表示，在外来人口子女教育仍未完善的当下，“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短期堆积将会使幼儿园、小学配置更趋紧张。
除此之外，北京市一中院今年初曾表示，该院近三年审理女职工因“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权利受侵害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110余件，该院预测，随着北京市“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此类案件将会增多，如果国家没有配套政策，将加重女性就业难。
有人因此感慨，享受权利是一回事，但是享受得起权利又是另外一回事。
回归为家庭的决策
即便对相关公共服务配套仍存疑问，但还是有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夫妇在新政落地后，开始坚定地“备战二孩”，他们给出的理由大多是——一个孩子太过孤单。
而摆在雄心勃勃父母面前的，恐怕还有如何处理“老大”“老二”的关系。此前有媒体调查显示，很多小学生表示，并不想拥有弟弟或妹妹。
在作家龙应台记述两个儿子成长经历的文章《葛格和底笛》中，她曾这样写道：妈妈听说过许多恐怖故事，都跟老二的出生有关。老大用枕头闷死老二；老大在大人背后把老二的手臂拧得一块青一块紫；老大把熟睡中的老二从床上推下去；老大用铅笔刺老二的屁股；老大用牙齿咬老二的鼻子……
现实中，龙应台的老大安安自然没有这么暴力，但他也会蜷曲在被子里把枕头哭湿，只因看到了妈妈抱着弟弟，一直亲他，看着他笑，让安安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
龙应台觉得，安安作为第一个孩子，曾独占父母的爱和整个世界，当他面对弟弟时，要被迫学会分享，他的人生态度因此是紧张、易怒、敏感的。但也正因为是老大，他是个成熟而有主见的人，带领着弟弟。
或许对于每个家庭而言，生育第二个孩子，不仅要有经济支出、生活成本等方面的考量，同时也要有精神方面的准备与思索。
但这种思索也正表明，随着“单独二孩”新政在多地逐一落地，也让生育更多地回归为一个家庭的决策。而对于政府而言，唯有让社会更加公平，让想生育又符合条件的家庭心愿得偿。
家庭政策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对人口政策的一种补充，已引起了社会学界普遍的关注，国内学者张秀兰、胡湛、彭希哲、吴帆等人相继提倡应构建中国发展型家庭政策的主张。在国家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之前，亦有专家建议将“计生委”更名为“人口和家庭政策委员会”。
“现有社会政策只针对个人而忽视其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的就业状况、健康状况，以及住房、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支出所带来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蔡巧玉在今年两会上亦直言不讳地说，在她看来，家庭政策不能只针对个人，而是要更多关注家庭需求，从家庭整体利益出发，以家庭为单位来设计政策，应该完善一套体系：即一系列强化家庭功能的政策体系。
计划生育政策是如何开始的
1971年
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并在当年制定的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73年
在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了“晚、稀、少”的政策。“晚”即晚婚晚育，“稀”即生育间隔三年以上，“少”为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1979年
3月
山东烟台荣成县农民鞠洪泽、鞠荣芬等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倡议《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我们这136对夫妻，通过学习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听党的话，只生一个孩子，不再生二胎。
1980年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号召。
1982年
中共十二大上，将计划生育定为中国基本国策，并在12月颁布的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我姑姑万心是妇产科医生，风调雨顺的那几年，姑姑接生了无数婴儿，是活菩萨的象征。1965年底，人口急剧增长，姑姑成为计划生育国策的坚决执行者，坐着船在高密东北乡驰骋，结扎，追踪超生的孕妇，拖倒邻居的大树和房子迫使躲藏在地窖的孕妇现身……在宣布退休那晚姑姑喝醉了，误入一片洼地，被无数青蛙包围、袭击。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
在莫言长篇小说《蛙》中，他以自己姑姑为原型，从乡村妇产科医生万心的视角，描绘了国家为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所走过的艰巨复杂历程。
莫言的小说如同一个缩影，近些年，有关人口政策的讨论此起彼伏，而关于计生政策调整的言论也几次上演罗生门，但最终都被官方澄清乃不实之说。
直至2013年11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计生政策调整终于明朗。
此后，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新政策由各地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经省级人大修订地方条例或作出规定后组织实施，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由各省份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时间。
2014年1月17日，浙江率先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江西、安徽、北京、上海等省紧随其后，纷纷将该政策“落地”。
为什么是现在？
持续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何此时有了一次大的松动？
一种说法是：实际形势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
民间学者易富贤便持此种观点。
这位定居于美国的妇产科医生多年来一直呼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2007年，他曾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但此书一度被国内视为禁书，“给一些图书馆送书，对方都不敢要”。
易富贤表示，直至2008年6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他的文章，虽不直接与中国人口政策相关，但至少表明“易富贤”已不是敏感人物。2013年3月内地版《大国空巢》出版，与香港版内容虽不完全相同，但框架一致，都是全面反思计划生育政策，揭示大国空巢的人口危机。
易富贤的“空巢之说”未见得被人口学界广泛认可，但他的“起伏”经历，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人口政策调整已成某种共识。毕竟，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人感觉，“加速的少子化”、“加速的老龄化”等问题，让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2012年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集合蔡昉等20多位中国著名人口学家，研讨出版了《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该报告明确指出，上世纪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针对人口过快增长而做出的权宜选择。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00～2010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0.57%，远低于上一个十年的1.07%，中国的生育率已降到很低水平。虽然未来10年人口总量还能维持惯性增长，但之后将是持续减少之势，人口负增长已很难避免。
同时，人口结构变化也应引起重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岁少儿人口比重由33.6%下降到16.6%，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7.62%上升到13.26%，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4.9%上升到8.9%，这意味着老龄化的加快和未来劳动力数量的减少。
国际上，如日本的经验显示，即便是在收入水平高、劳动力素质高、技术先进和基础设施完备的国家，老龄化也很可能导致经济的大幅度减速，更何况中国目前还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
在劳动力供给方面，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和之后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使得劳动年龄人口供应趋于下降，尤其是新生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据发展研究基金会《报告》显示，2008年，18～22岁人口规模为1.24亿，2011年减少到1.08亿，未来10年将平均每年减少700万，到2050年新生劳动力规模将比现在减少近一半，而新生劳动力是一个国家人力资源中最具活力的生力军。
另外，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使得中国儿童人口规模处于缩减之中。该《报告》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少年儿童将缩减为1.74亿，而同期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39亿，超过少年儿童人口数量1.5倍。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不仅是一个老龄化社会，还是一个少子化社会，这很可能使中国陷入“少子老龄化陷阱”。
从微观角度而言，一个冷酷甚至残忍的现实是：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最大的家庭。
安徽省60岁的盛海琳就有这种切肤之痛。2009年年初，在失去独生女儿和女婿后，她冒险选择再生，以安抚失独后的创伤，并于2010年5月借助试管婴儿手术成功诞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同是4年前，60岁的失独母亲郭敏用试管婴儿生下一对龙凤胎。她独自抚养儿女，尽力让他们和别的孩子一样。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即民间所称的“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发生伤残或死亡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失独带给为人父母的，不光是心灵之痛，还有如何养老等一系列问题。
作家莫言在今年两会中就表示，据不完全统计，他的故乡山东省潍坊有2100户“失独”家庭，涉及3000多人。莫言建议，应将他们全部纳入政府养老和医疗体系，优先入住养老院、享受医疗资源，并减免相关费用。
种种现实表明，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已进入关键时期，调整生育政策势在必行。 一代人的约定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看来，关于计生政策调整，早在30多年前已有伏笔。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参与人，田雪原表示，1980年9月中央发表的那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已经预见，“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据田雪原回忆，在《公开信》发表前的1980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央曾先后组织召开了五次人口座谈会，讨论的焦点都是“要不要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作为会议的亲历者，田雪原记得，参加中南海第一次、第二次会议的人员，包括国家计委、民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等相关部委领导25人，从事神经、妇产、泌尿、遗传等方面的自然科学家19人，从事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研究的专家19人，共63人。“中央在人口问题这个重大决策上多方听取意见，尊重科学、民主的力度是空前的。平心而论，不是如有的文章或网上帖子所说的，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决定。”
当年，在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发言踊跃，大家基本都认为中国人口太多，住房困难，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紧张，劳动就业困难……除此之外，卫生部一位领导在发言中列举了民间的一种说法，叫老大憨、老二聪明，但最聪明、最机灵的要数老三，俗话说“猴三儿”。那么，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只留下老大，老二、老三没有了，会不会引起儿童以及整个人口的智商下降？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会议主持者赶紧组织力量查阅资料，进行分析和论证，当时有人甚至找到了美国飞行员中约有40%都是“老大”的相关数据，以此证明第一个孩子照样有足够的智力进行复杂的工作。
田雪原当年不仅亲历会议，还负责撰写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据他回忆，无论座谈会上还是《报告》中，对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已经给出肯定答案。怎样应对和解决老龄化问题？“《报告》提出，要采取防患于未然的办法，即到一定的时候通过对生育率进行必要的调整，适当抬高生育率和出生率，将老龄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田雪原因而认为，“说1980年提倡生育一个孩子时根本没有考虑人口老龄化，没有考虑由老龄化引起的劳动力供给短缺、社会负担难以承受等问题，是不符合实际的。”当然，他也觉得，当时对老龄化问题的论证还不够深入，没有也不可能结合我国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做出深一步阐释。
当年除了撰写座谈会《报告》，田雪原还完成了一份相关“附件”，题目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他给出的答案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以未来二三十年特别是20世纪内为宜。因为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控制住了下一代做父母的人口数量，因而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又使老龄化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依其观点，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既不能搞上三五年就草草收兵，那样要不了多久，效果会消失殆尽；也不能搞上两代人、三代人，那样人口年轻结构就会向着“倒金字塔”方向转化。
虽然赞成“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一政策，但田雪原并不认为，“生育一个孩子就是好”。他记得上世纪90年代在某县调研时，就和当地几个独女户坦陈，如果生育一个孩子对家庭和个人那么好，还给奖励干什么？对家庭和个人说来，那是一种损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承受的一种损失。
作为“一代之约”的亲历者，2009年田雪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十二五规划即将到来”、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他提出的方案是：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公共配套，准备好了么？
很多人觉得不解，如田雪原这样的“计生元老”都已表态，人口政策应“与时俱进地调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却始终抱定，应坚持一胎政策不放。
中国人口学界如今已然分裂成意见对垒的几大阵营，彼此各不相让，但和侯东民持类似观点的，只有小部分学者。
侯东民因此显得势单力薄。
但他之所以坚持一胎政策，源于对资源等问题的担心。在他看来，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至于老龄化，他认为应对的方式应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而不能依靠人口增长。
和侯东民观点不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教授、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翟振武认为，在如今的人口形势下，放开“单独二孩”是必要且合乎时宜顺应民意的，但他同样觉得，靠多生孩子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作用不大。解决老龄化的根本之策还是在于建立完善的、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
在“单独两孩”的强烈支持声中，其实也有隐忧——政策实施后，会否造成出生人口堆积？
据翟振武介绍，在全国范围内，“单独两孩”政策将影响1500万至2000万人，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显示，这一人群中约50%～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
由此推算，“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婴儿数。当总和生育率小于2.1，代表其新生人口不足以弥补上一代人的数量）会有所提高。特别是新政启动后4～5年，会出现生育堆积的释放，并在今后两三年，引发一个小的生育高峰，但总和生育率最高不会超过2，之后开始回落波动在1.6～1.7左右，这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曾提出的，未来一段时间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为宜较为相近。
正因如此，翟振武并不认为现在应普遍推行二胎政策。他表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经高达7左右，人口增长率高达2.5%。上世纪90年代初，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1以下，并随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继续下降，目前已降至1.5～1.6。尽管经济发展造成民众生育意愿下降屡有出现，但并不等于就下降到一些人想象的程度。“如果一下全面放开，短期的累积效应会使生育率大幅上升，大大突破更替水平，出生量和人口总量也会大幅度提高，对长期发展不利。” 并非所有人口学者都认为，全面放开二胎势必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
最著名的例证，就是曾经的“人口特区”——山西翼城。
翼城是中西部一个典型的农业县。1985年，它开始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曾表示，据其调查，目前而言翼城人口增长率不但不高反低于全国水平，而且很多人口指标优于全国水平。
与翼城一并试点的还有：湖北恩施，河北承德，甘肃酒泉三地。顾宝昌和其他一些专家，曾花一年时间对这些地区生育形势进行实地调研，所有成果汇集成报告《八百万人的实践》。
据顾宝昌等人的调查，宽松生育政策的实施，在客观上促进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化，而二孩生育政策也更接近群众的生育意愿。“推行二胎是大伙生育意愿和国家政策的最佳结合。”在调查中，当地一位计生干部对顾宝昌说。
除了担忧人口堆积，面对“单独二孩”政策，很多人也对与之相关的卫生、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配套是否准备完善心存疑问。
医院，成为社会承载力首当其冲的挑战。在全国不少地方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妇产科本就长期床位紧缺，面对“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和即将来临的出生高峰，医院能否化解压力？
另外，“单独二孩”的产妇不可避免要面对年龄问题。高龄产妇无论从受孕、妊娠和分娩上都将考验医院临床处理能力。
同样要面对挑战的，还有教育业。有声音就表示，在外来人口子女教育仍未完善的当下，“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短期堆积将会使幼儿园、小学配置更趋紧张。
除此之外，北京市一中院今年初曾表示，该院近三年审理女职工因“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权利受侵害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110余件，该院预测，随着北京市“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此类案件将会增多，如果国家没有配套政策，将加重女性就业难。
有人因此感慨，享受权利是一回事，但是享受得起权利又是另外一回事。
回归为家庭的决策
即便对相关公共服务配套仍存疑问，但还是有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夫妇在新政落地后，开始坚定地“备战二孩”，他们给出的理由大多是——一个孩子太过孤单。
而摆在雄心勃勃父母面前的，恐怕还有如何处理“老大”“老二”的关系。此前有媒体调查显示，很多小学生表示，并不想拥有弟弟或妹妹。
在作家龙应台记述两个儿子成长经历的文章《葛格和底笛》中，她曾这样写道：妈妈听说过许多恐怖故事，都跟老二的出生有关。老大用枕头闷死老二；老大在大人背后把老二的手臂拧得一块青一块紫；老大把熟睡中的老二从床上推下去；老大用铅笔刺老二的屁股；老大用牙齿咬老二的鼻子……
现实中，龙应台的老大安安自然没有这么暴力，但他也会蜷曲在被子里把枕头哭湿，只因看到了妈妈抱着弟弟，一直亲他，看着他笑，让安安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
龙应台觉得，安安作为第一个孩子，曾独占父母的爱和整个世界，当他面对弟弟时，要被迫学会分享，他的人生态度因此是紧张、易怒、敏感的。但也正因为是老大，他是个成熟而有主见的人，带领着弟弟。
或许对于每个家庭而言，生育第二个孩子，不仅要有经济支出、生活成本等方面的考量，同时也要有精神方面的准备与思索。
但这种思索也正表明，随着“单独二孩”新政在多地逐一落地，也让生育更多地回归为一个家庭的决策。而对于政府而言，唯有让社会更加公平，让想生育又符合条件的家庭心愿得偿。
家庭政策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对人口政策的一种补充，已引起了社会学界普遍的关注，国内学者张秀兰、胡湛、彭希哲、吴帆等人相继提倡应构建中国发展型家庭政策的主张。在国家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之前，亦有专家建议将“计生委”更名为“人口和家庭政策委员会”。
“现有社会政策只针对个人而忽视其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的就业状况、健康状况，以及住房、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支出所带来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蔡巧玉在今年两会上亦直言不讳地说，在她看来，家庭政策不能只针对个人，而是要更多关注家庭需求，从家庭整体利益出发，以家庭为单位来设计政策，应该完善一套体系：即一系列强化家庭功能的政策体系。
计划生育政策是如何开始的
1971年
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并在当年制定的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73年
在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了“晚、稀、少”的政策。“晚”即晚婚晚育，“稀”即生育间隔三年以上，“少”为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1979年
3月
山东烟台荣成县农民鞠洪泽、鞠荣芬等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倡议《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我们这136对夫妻，通过学习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听党的话，只生一个孩子，不再生二胎。
1980年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号召。
1982年
中共十二大上，将计划生育定为中国基本国策，并在12月颁布的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