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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湖派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戴复古是该文学流派的典型人物。本文把戴复古置身于文学流派的大环境之中，探求戴复古诗作的人民性特征。从时代背景、诗人一生坎坷的经历和诗风渊源等方面分析戴复古诗作人民性倾向的成因。文章还探求戴复古诗作人民性特征的表现手法，即戴复古诗作采用以对立阶级不同生活的强烈对比的典型化方法，通过场面或情景描写的典型化方法，结合人物细节或心理活动描写的典型化方法，从普通社会生活和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着手，采用典型化方法，集中反映人民疾苦的根源，使作品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征。
关键词：江湖派；戴复古；诗作；人民性
长期受学术界轻视冷落的南宋江湖派，近年来，似乎时来运转，逐渐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江湖派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南宋时代，金人入侵中原，宋室仓皇南渡，社会处于大变动中。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加上其他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使得南宋间游士和诗人的队伍空前扩大。在这样特定背景下产生的特定诗派，也有了与时代相符合的文学流派特点：主要表现在思想上，江湖派诗人创作大多忧国忧民，倾向进步。在江湖派中，有一位极其典型的诗人，他就是爱国诗人戴复古。
戴复古（1167—1246），今浙江温岭塘下人，生活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南宋。年青时，他“南游瓯闽，北窥吴越，上会稽，绝重江，浮彭蠡，泛洞庭”，出游在外四十余年，目睹外族入侵，朝廷屈膝投降，贵族、官僚却仍然过着奢糜生活，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一片混乱悲凉的景象。在他广泛接触社会中，意识到人民苦难来自南宋统治者政治腐败和经济剥削，从而激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情绪，特别是对下层的饱受苦难的农民寄予极大同情。他把他一生热血，及由此凝结而成的光辉诗篇，都献给了那个时代，成为了我国南宋时期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
戴复古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关心民瘼，写下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把南宋山河破碎、吏治败坏，特别是对统治者残酷压迫和剥削穷苦农民的社会现实，揭露深刻，批判尖锐，可说无处不到，无所不及。戴复古为何能写出带有明显的人民性特征的诗歌，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评析：
其一，在我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程中，很少朝代像南宋那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激烈、尖锐、终致亡国。纵观南宋中期，宋金屡次开战。1206年南宋北伐一发即败，金兵九路南下，攻入真洲；1219年金兵犯滁州，至六合，惊建康；1221年，金犯南京，围光州，攻五关，陷蓟州，国事日益不可收拾。当然，在此期间宋军也打过几个小胜仗，但南宋小王朝却偏安一隅，迷恋于灯红酒绿的奢糜生活。在赵构临安初立之际，南方虽有局部动乱，但北方有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力主抗战，本可团结军民，奋起北伐，但统治者一味屈膝求和，失去了大好时机。既要投降，就必须以巨额贿赂外族；既是享乐腐化，只好巧立名目、毫无忌惮地加紧对人民进行剥削掠夺。当时除了正常的赋税之外还有所谓“耗米”、“带收钱”、“糜费钱”、“经总制钱”等。许多地区“税米一斛，有输及五六斛；税米一千，有输及七八千”、“税米有及百万石”另一方面，由于战事频繁，人民流离失所，大片土地荒芜，南宋政府趁机把它们圈为官田，土地兼并达到高潮：“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可想而知，人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两重袭击下，生产遭破坏，村落萧条，一片动荡不安的社会景象，就暴露在诗人面前。这给戴复古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素材；同时两种矛盾的激烈和并存，随着国运日衰，也造成诗人内心的强烈压抑。压抑越深，诗人抒发和抨击时局也就越激烈。可以说，戴复古的诗作是情感压抑的爆发，是对矛盾下国家民族和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本质的揭露。
其二、戴复古一生的坎坷经历，促使他走向人民，成为人民的代言人。戴复古出生在农村读书人家庭。其父戴敏“以诗自适”，“终穷而不悔”小时，他就决心“传父业，显父名，”做一个闻名于世的诗人。戴复古的家乡温岭塘下，在南宋时是山水阻隔的“海曲荒凉地”，他“负奇尚气，慷慨不羁”，“不能郁郁窟中藏，大笑出门游四方，”决定到南宋政治中心临安施展抱负，想通过献诗当道，以求汲引而报效祖国。谁知屡屡碰壁，空怀一腔忠心报国的男儿热血，只留下“京华作梦十余年”之叹。此后，他奔走于消息灵通，政治敏感的长江中下游各区，还曾“十年浪迹游淮甸”，多次进入淮南地区。他广泛地接触社会，目睹“四海疮痍甚”，“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岐”的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权门炙手如火”“举世争趋名利场”的炎凉世态，经过“行藏两无策”“山林与朝市，何处着吾身”的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冷却了“致君以儒术”之梦。他满怀报国之心而报国无门，使他沦落到最下层，开始走向人民，走向民间，他认识到即使有机会做官，也无法做自己理想的官，开始赞同“有道行其志，非时作甚官”，而高唱“野人事业在山林”。诚然，他身处山林一生，并非不问政治，不关心人民。诗人一生漂泊江湖，饱经忧患，与那个悲剧重重的时代的下层人民有着较深的接触，他寄情于不幸的人民，很自然，在情感上已经与下层人民相通起来。这样，他以下层文人的特有目光，以“身在草茅忧社稷”的强烈情感，观察社会，分析社会，勾画出人民之苦难，反映人民的抗议和不平，使诗作的现实意义超过了诗人的写作意图。
再者，戴复古的诗风是：“远宗少陵，近学剑南”，他深受陆游的影响。陆游的爱国爱民思想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戴复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登三山陆放翁之门，”时间为陆游第三次罢官在家时（1189—1194）；而戴复古正当23—28岁之间在一代大师的教诲下其“诗益进”。加上戴复古自身对社会的特殊体验、本质的分析，使他成为南宋一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他还远宗杜甫，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揭露社会现实的创作思想和风格，在戴复古诗歌中也得到全面体现，从而使他的诗歌达到很高的成就。真象清人宋世荣所评：“瓣香于杜老，亲炙于放翁，用能成一家之言，垂千秋之业。”
从上面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南宋特定的社会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且并存，受苦最深的是下层人民，社会现实给戴复古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素材：加上戴复古一生“致君以儒术”到“野人事业在山林”的思想转变，及在此思想转变中他同人民的较深接触，人民思想感情有注入，而使逐步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再者，他诗学陆游、杜甫，两位先贤的诗歌创作给戴复古提供了良好的范例。综合三方面因素，而使戴复古诗作具有了明显的人民性特征。 我们从他的诗作中，可看到社会上下两层人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平等的生活。同时，诗人并不是照搬生活中实有的现象和事件，而是在对社会正确认识的指导下，通过典型化的方法，经过对生活真实的提炼和加工，成为社会生活高层次实录。
一、封建社会以皇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从上到下对农民进行政治和经济残酷剥削和压迫，从而使两大阶级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一边是花天酒地，荒淫无度；一边是啼饥号寒，死亡相继。剥削阶级在人民的白骨堆里建立起他们的天堂，这是封建社会的基本事实。戴复古采用以对立阶级不同生活的强烈对比的典型化方法，形象鲜明地揭露人民穷困、痛苦的根源是在统治阶级，歌颂下层人民的忧国情思，使其作品充满了人民性特征。如《元宵雨》中，诗人描写元宵夜的情况，将穷人和富贵人家进行了强烈的对比；一方“穷人不谋欢，元夜如常时。晴而均寂寞，蚤与一睡期。”另一方“朱门粲灯火，歌舞临酒地。酒阑欢不足，九街恣游嬉。”揭示出两大对立阶级在特定时候，特定环境下的不同生活情景，也暗示出人民困苦的根源。诗人在《读三学士人论事三书》中有：“帮计伤虚耗，边民苦乱离。诸公事缄默，三学论安危。灾异天垂戒，修为国可危。传闻上元夜，绝似太平时。”“黄屋见闻远，朱门富贵忙。屠沽思报国，樵牧解淡王。能转祸为福，毋令圣作狂。草茅垂白叟，尚拟见时康。”这两首诗，诗人就是通过鲜明的对比，愤怒地斥责了国家濒临危亡之际，统治者依然醉生梦死于灯红酒绿之中，过着歌舞升平的奢侈生活，终于酿成人民受苦受难、国亡家破的惨剧。他的爱国情思，恢复中原，希望人民过安居乐业的生活的意愿，往往也寄情于这个里面。故王子文说戴诗“长篇短章，隐然有江湖庙廊之忧。”
毛泽东说：“一方面是人民受饿、受冻、受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谈，文艺就是把这种日常现象集中起来，把集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戴复古正是这样，使他的认识和创作相通起来。社会上“寒士糟糠腹，豪民铁石心。”“谷高三倍价，人倒十分穷”两层人，两种现象，戴复古一般都不作孤立的描写，总是寻求并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联系和对比。读戴复古这一方面的诗作，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场面和生活，感受到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呐喊。他一生的成就，也就在这一方面。
二、戴复古还通过场面或情景描写的典型化揭示忧国爱民的情感，这是下层人民的共同情感，而使其作品具有明显的人民性特征。
戴复古生活的那个时代，外族人侵，南宋的故土被践踏在异族的铁蹄之下。诗人亲临淮水流域，目睹两岸界线上人民的悲惨遭遇与绝望愤恨之后，写下了像“北望渺渺茫茫间，鸟飞不尽又飞还。难禁满目中原泪，莫上都梁第一山”这样催人泪下的诗句。面对“乾坤限南北”的局面，在“鸟飞不尽又飞还”的时候，有山而怕上。诗人对朝廷以淮河自守，不图恢复，感到无比痛心与愤慨，因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为计保万全，往往忘却前朝耻。”偏安一隅的耻辱，时时噬咬着作者痛苦的心，然而诗人的“一片忧国丹心”并不能改变朝廷的政策和历史的命运，满腔热血在冷酷的现实中压抑成心底的积郁和愤懑。他目击大好河山变为膻腥之地，故国之思尤烈。一首“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晓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无主小桃、茫茫烟草、晓鸦败垣故井，真实地记录了生活场景，深刻而含蓄地透露故国山河沦落之恨。再者，就在这偏安一隅的半壁江山里，小朝廷只知无厌地剥削掠夺人民，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诗人以深深的同情之心，望着“十家九不炊”，“无地可埋尸”以及人民劳苦生活场面，写下如《大热》这样描写人民穷苦生活的诗歌：“田水沸如汤，背汗湿如泼”。南宋时期社会灾难严重，而自然灾害更不符人意，1239年和1240年诗人在家乡经历了“百年无此荒”的大旱灾，以《嘉熙乙亥大旱六首》和《庚子荐饥六首》真实地记录了场面。作者从“田野萧条甚”的场面写起，写了数万饥民嗷嗷待哺，饿殍遍野，而富户却乘时闭粜，官俯赈恤也只是一纸空文，逼得人民“啼饥食草木，啸聚斫山林”，揭示了“官逼民反”的过程。严重的社会灾难加上自然灾害对人民无疑是雪上加霜。《江涨见移居者》写一次江水暴涨的灾难场面，人们“都抛破茅屋，移居小山村。聒聒笼鸡犬，累累带子孙”，诗人禁不住告诉“安居华屋者，应觉此身尊”。故姚镛指出：“至于伤时忧国，耿耿寸心甚矣，其似少陵也。”
戴复古写这些诗，愤怒地遣责了小朝廷不仅置外族入侵形势下的人民死活于不顾，还给人民造成更大的灾难；也是为了让统治阶级“知下人之困苦”，从而施行仁政。戴复古只能做到这一步。尽管如此，诗人认识的深刻和描写的真实，鲜明的爱憎，不可遏止地通过场面和情景表达出他与人民的感情融为一体，以表示对统治者阶级发出强烈的抗议，成为了被压迫人民的代言人，超出了旧时代知识分子所受的“温柔敦厚”，“谲谏”等诗教的规范，这在我国文学史上可称为佼佼者。
三、戴复古诗作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典型的细节或心理活动描写，塑造鲜明的、有生命的并深受种困苦的人物形象，也使其诗有了明显的人民性特征。南宋战祸不断，人民流离颠沛，家破人亡。诗人在《望花山张老家》有：“老妇逢人哭，吾儿在谢陵，”诗人在题后附注：老妇逢人必大哭云：“吾儿在谢陵不归也。”诗人刻画老妇形象用逢人必哭告之其子战死战场，这是对战争的控诉，更是对统治阶级腐败无能的强烈遣责。
宋投降后，苛捐杂税更繁多，人民饱受耕作之苦，却享受不到丰收之喜悦，作者以一织妇自叹的形式揭示了这种现象：“春蚕成丝复成绢，养得夏蚕重剥茧。绢未脱轴拟输官，丝未落车图赎典。一春一夏为蚕忙，织妇布衣仍布裳。有布得着犹自可，今年无麻愁杀我。”诗人在诗中诉说织妇的愁苦，到头来连筹办麻衣服御寒都成问题，与前朝张俞：“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戴复古还有一些诗描写下层人民中的一部分即落榜知识分子生计之艰辛，命运这困蹇，从一侧面反映其诗作的人民性特征。封建科举制度诱使知识分子走读经做官之路，但毕竟入仕的为少数，大批知识分子却为时文所误而终生潦倒。诗人曾见一诗道好友“烂茅遮屋竹为床，口诵时文鬓已霜。妻病无钱供药料，自寻野草试单方 。”况且地南宋这样的社会，正直的官吏也得不到好的下场而常被贬官，戴复古对于他们也给予极大的关切和同情。他好友姚镛被贬官，过着凄苦愤懑的生活，他千里迢迢前去探望，并以深沉的笔调写道：“寒入疏蓬夜雪深，是非难辩口如喑。一官不幸有奇祸，万事但求无愧心。”
综上所述，从戴复古的诗作中，我们已看到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融为一体的爱国主义诗人的特色。诗人着重从普通的生活现象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着手，来表现人民困苦来源于外族入侵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有意识地采用了一系列典型化的方法，集中反映人民疾苦的根源，使作品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征。
关键词：江湖派；戴复古；诗作；人民性
长期受学术界轻视冷落的南宋江湖派，近年来，似乎时来运转，逐渐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江湖派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南宋时代，金人入侵中原，宋室仓皇南渡，社会处于大变动中。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加上其他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使得南宋间游士和诗人的队伍空前扩大。在这样特定背景下产生的特定诗派，也有了与时代相符合的文学流派特点：主要表现在思想上，江湖派诗人创作大多忧国忧民，倾向进步。在江湖派中，有一位极其典型的诗人，他就是爱国诗人戴复古。
戴复古（1167—1246），今浙江温岭塘下人，生活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南宋。年青时，他“南游瓯闽，北窥吴越，上会稽，绝重江，浮彭蠡，泛洞庭”，出游在外四十余年，目睹外族入侵，朝廷屈膝投降，贵族、官僚却仍然过着奢糜生活，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一片混乱悲凉的景象。在他广泛接触社会中，意识到人民苦难来自南宋统治者政治腐败和经济剥削，从而激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情绪，特别是对下层的饱受苦难的农民寄予极大同情。他把他一生热血，及由此凝结而成的光辉诗篇，都献给了那个时代，成为了我国南宋时期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
戴复古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关心民瘼，写下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把南宋山河破碎、吏治败坏，特别是对统治者残酷压迫和剥削穷苦农民的社会现实，揭露深刻，批判尖锐，可说无处不到，无所不及。戴复古为何能写出带有明显的人民性特征的诗歌，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评析：
其一，在我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程中，很少朝代像南宋那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激烈、尖锐、终致亡国。纵观南宋中期，宋金屡次开战。1206年南宋北伐一发即败，金兵九路南下，攻入真洲；1219年金兵犯滁州，至六合，惊建康；1221年，金犯南京，围光州，攻五关，陷蓟州，国事日益不可收拾。当然，在此期间宋军也打过几个小胜仗，但南宋小王朝却偏安一隅，迷恋于灯红酒绿的奢糜生活。在赵构临安初立之际，南方虽有局部动乱，但北方有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力主抗战，本可团结军民，奋起北伐，但统治者一味屈膝求和，失去了大好时机。既要投降，就必须以巨额贿赂外族；既是享乐腐化，只好巧立名目、毫无忌惮地加紧对人民进行剥削掠夺。当时除了正常的赋税之外还有所谓“耗米”、“带收钱”、“糜费钱”、“经总制钱”等。许多地区“税米一斛，有输及五六斛；税米一千，有输及七八千”、“税米有及百万石”另一方面，由于战事频繁，人民流离失所，大片土地荒芜，南宋政府趁机把它们圈为官田，土地兼并达到高潮：“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可想而知，人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两重袭击下，生产遭破坏，村落萧条，一片动荡不安的社会景象，就暴露在诗人面前。这给戴复古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素材；同时两种矛盾的激烈和并存，随着国运日衰，也造成诗人内心的强烈压抑。压抑越深，诗人抒发和抨击时局也就越激烈。可以说，戴复古的诗作是情感压抑的爆发，是对矛盾下国家民族和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本质的揭露。
其二、戴复古一生的坎坷经历，促使他走向人民，成为人民的代言人。戴复古出生在农村读书人家庭。其父戴敏“以诗自适”，“终穷而不悔”小时，他就决心“传父业，显父名，”做一个闻名于世的诗人。戴复古的家乡温岭塘下，在南宋时是山水阻隔的“海曲荒凉地”，他“负奇尚气，慷慨不羁”，“不能郁郁窟中藏，大笑出门游四方，”决定到南宋政治中心临安施展抱负，想通过献诗当道，以求汲引而报效祖国。谁知屡屡碰壁，空怀一腔忠心报国的男儿热血，只留下“京华作梦十余年”之叹。此后，他奔走于消息灵通，政治敏感的长江中下游各区，还曾“十年浪迹游淮甸”，多次进入淮南地区。他广泛地接触社会，目睹“四海疮痍甚”，“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岐”的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权门炙手如火”“举世争趋名利场”的炎凉世态，经过“行藏两无策”“山林与朝市，何处着吾身”的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冷却了“致君以儒术”之梦。他满怀报国之心而报国无门，使他沦落到最下层，开始走向人民，走向民间，他认识到即使有机会做官，也无法做自己理想的官，开始赞同“有道行其志，非时作甚官”，而高唱“野人事业在山林”。诚然，他身处山林一生，并非不问政治，不关心人民。诗人一生漂泊江湖，饱经忧患，与那个悲剧重重的时代的下层人民有着较深的接触，他寄情于不幸的人民，很自然，在情感上已经与下层人民相通起来。这样，他以下层文人的特有目光，以“身在草茅忧社稷”的强烈情感，观察社会，分析社会，勾画出人民之苦难，反映人民的抗议和不平，使诗作的现实意义超过了诗人的写作意图。
再者，戴复古的诗风是：“远宗少陵，近学剑南”，他深受陆游的影响。陆游的爱国爱民思想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戴复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登三山陆放翁之门，”时间为陆游第三次罢官在家时（1189—1194）；而戴复古正当23—28岁之间在一代大师的教诲下其“诗益进”。加上戴复古自身对社会的特殊体验、本质的分析，使他成为南宋一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他还远宗杜甫，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揭露社会现实的创作思想和风格，在戴复古诗歌中也得到全面体现，从而使他的诗歌达到很高的成就。真象清人宋世荣所评：“瓣香于杜老，亲炙于放翁，用能成一家之言，垂千秋之业。”
从上面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南宋特定的社会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且并存，受苦最深的是下层人民，社会现实给戴复古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素材：加上戴复古一生“致君以儒术”到“野人事业在山林”的思想转变，及在此思想转变中他同人民的较深接触，人民思想感情有注入，而使逐步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再者，他诗学陆游、杜甫，两位先贤的诗歌创作给戴复古提供了良好的范例。综合三方面因素，而使戴复古诗作具有了明显的人民性特征。 我们从他的诗作中，可看到社会上下两层人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平等的生活。同时，诗人并不是照搬生活中实有的现象和事件，而是在对社会正确认识的指导下，通过典型化的方法，经过对生活真实的提炼和加工，成为社会生活高层次实录。
一、封建社会以皇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从上到下对农民进行政治和经济残酷剥削和压迫，从而使两大阶级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一边是花天酒地，荒淫无度；一边是啼饥号寒，死亡相继。剥削阶级在人民的白骨堆里建立起他们的天堂，这是封建社会的基本事实。戴复古采用以对立阶级不同生活的强烈对比的典型化方法，形象鲜明地揭露人民穷困、痛苦的根源是在统治阶级，歌颂下层人民的忧国情思，使其作品充满了人民性特征。如《元宵雨》中，诗人描写元宵夜的情况，将穷人和富贵人家进行了强烈的对比；一方“穷人不谋欢，元夜如常时。晴而均寂寞，蚤与一睡期。”另一方“朱门粲灯火，歌舞临酒地。酒阑欢不足，九街恣游嬉。”揭示出两大对立阶级在特定时候，特定环境下的不同生活情景，也暗示出人民困苦的根源。诗人在《读三学士人论事三书》中有：“帮计伤虚耗，边民苦乱离。诸公事缄默，三学论安危。灾异天垂戒，修为国可危。传闻上元夜，绝似太平时。”“黄屋见闻远，朱门富贵忙。屠沽思报国，樵牧解淡王。能转祸为福，毋令圣作狂。草茅垂白叟，尚拟见时康。”这两首诗，诗人就是通过鲜明的对比，愤怒地斥责了国家濒临危亡之际，统治者依然醉生梦死于灯红酒绿之中，过着歌舞升平的奢侈生活，终于酿成人民受苦受难、国亡家破的惨剧。他的爱国情思，恢复中原，希望人民过安居乐业的生活的意愿，往往也寄情于这个里面。故王子文说戴诗“长篇短章，隐然有江湖庙廊之忧。”
毛泽东说：“一方面是人民受饿、受冻、受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谈，文艺就是把这种日常现象集中起来，把集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戴复古正是这样，使他的认识和创作相通起来。社会上“寒士糟糠腹，豪民铁石心。”“谷高三倍价，人倒十分穷”两层人，两种现象，戴复古一般都不作孤立的描写，总是寻求并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联系和对比。读戴复古这一方面的诗作，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场面和生活，感受到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呐喊。他一生的成就，也就在这一方面。
二、戴复古还通过场面或情景描写的典型化揭示忧国爱民的情感，这是下层人民的共同情感，而使其作品具有明显的人民性特征。
戴复古生活的那个时代，外族人侵，南宋的故土被践踏在异族的铁蹄之下。诗人亲临淮水流域，目睹两岸界线上人民的悲惨遭遇与绝望愤恨之后，写下了像“北望渺渺茫茫间，鸟飞不尽又飞还。难禁满目中原泪，莫上都梁第一山”这样催人泪下的诗句。面对“乾坤限南北”的局面，在“鸟飞不尽又飞还”的时候，有山而怕上。诗人对朝廷以淮河自守，不图恢复，感到无比痛心与愤慨，因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为计保万全，往往忘却前朝耻。”偏安一隅的耻辱，时时噬咬着作者痛苦的心，然而诗人的“一片忧国丹心”并不能改变朝廷的政策和历史的命运，满腔热血在冷酷的现实中压抑成心底的积郁和愤懑。他目击大好河山变为膻腥之地，故国之思尤烈。一首“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晓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无主小桃、茫茫烟草、晓鸦败垣故井，真实地记录了生活场景，深刻而含蓄地透露故国山河沦落之恨。再者，就在这偏安一隅的半壁江山里，小朝廷只知无厌地剥削掠夺人民，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诗人以深深的同情之心，望着“十家九不炊”，“无地可埋尸”以及人民劳苦生活场面，写下如《大热》这样描写人民穷苦生活的诗歌：“田水沸如汤，背汗湿如泼”。南宋时期社会灾难严重，而自然灾害更不符人意，1239年和1240年诗人在家乡经历了“百年无此荒”的大旱灾，以《嘉熙乙亥大旱六首》和《庚子荐饥六首》真实地记录了场面。作者从“田野萧条甚”的场面写起，写了数万饥民嗷嗷待哺，饿殍遍野，而富户却乘时闭粜，官俯赈恤也只是一纸空文，逼得人民“啼饥食草木，啸聚斫山林”，揭示了“官逼民反”的过程。严重的社会灾难加上自然灾害对人民无疑是雪上加霜。《江涨见移居者》写一次江水暴涨的灾难场面，人们“都抛破茅屋，移居小山村。聒聒笼鸡犬，累累带子孙”，诗人禁不住告诉“安居华屋者，应觉此身尊”。故姚镛指出：“至于伤时忧国，耿耿寸心甚矣，其似少陵也。”
戴复古写这些诗，愤怒地遣责了小朝廷不仅置外族入侵形势下的人民死活于不顾，还给人民造成更大的灾难；也是为了让统治阶级“知下人之困苦”，从而施行仁政。戴复古只能做到这一步。尽管如此，诗人认识的深刻和描写的真实，鲜明的爱憎，不可遏止地通过场面和情景表达出他与人民的感情融为一体，以表示对统治者阶级发出强烈的抗议，成为了被压迫人民的代言人，超出了旧时代知识分子所受的“温柔敦厚”，“谲谏”等诗教的规范，这在我国文学史上可称为佼佼者。
三、戴复古诗作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典型的细节或心理活动描写，塑造鲜明的、有生命的并深受种困苦的人物形象，也使其诗有了明显的人民性特征。南宋战祸不断，人民流离颠沛，家破人亡。诗人在《望花山张老家》有：“老妇逢人哭，吾儿在谢陵，”诗人在题后附注：老妇逢人必大哭云：“吾儿在谢陵不归也。”诗人刻画老妇形象用逢人必哭告之其子战死战场，这是对战争的控诉，更是对统治阶级腐败无能的强烈遣责。
宋投降后，苛捐杂税更繁多，人民饱受耕作之苦，却享受不到丰收之喜悦，作者以一织妇自叹的形式揭示了这种现象：“春蚕成丝复成绢，养得夏蚕重剥茧。绢未脱轴拟输官，丝未落车图赎典。一春一夏为蚕忙，织妇布衣仍布裳。有布得着犹自可，今年无麻愁杀我。”诗人在诗中诉说织妇的愁苦，到头来连筹办麻衣服御寒都成问题，与前朝张俞：“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戴复古还有一些诗描写下层人民中的一部分即落榜知识分子生计之艰辛，命运这困蹇，从一侧面反映其诗作的人民性特征。封建科举制度诱使知识分子走读经做官之路，但毕竟入仕的为少数，大批知识分子却为时文所误而终生潦倒。诗人曾见一诗道好友“烂茅遮屋竹为床，口诵时文鬓已霜。妻病无钱供药料，自寻野草试单方 。”况且地南宋这样的社会，正直的官吏也得不到好的下场而常被贬官，戴复古对于他们也给予极大的关切和同情。他好友姚镛被贬官，过着凄苦愤懑的生活，他千里迢迢前去探望，并以深沉的笔调写道：“寒入疏蓬夜雪深，是非难辩口如喑。一官不幸有奇祸，万事但求无愧心。”
综上所述，从戴复古的诗作中，我们已看到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融为一体的爱国主义诗人的特色。诗人着重从普通的生活现象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着手，来表现人民困苦来源于外族入侵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有意识地采用了一系列典型化的方法，集中反映人民疾苦的根源，使作品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