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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政府和市场协同关系的角度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笔者认为：政府主导、政府利用国有企业强势参与市场竞争和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命令性调节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旋律。中国模式在带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出不少弊端，其中利益格局分化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亟需政治体制的改革。
关键词：中国模式；政府主导；经济体制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2.3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2-97-03
一、中国模式的提出和争议
（一）中国模式的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从此，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转向了以市场和行政命令为主。按照当年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403260亿元，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从1978年的381元增长到2010年的29992元？譹？訛。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面对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的境况中国始终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在政府强有力的主导下有维持下去的趋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世界第一位的国家里实现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同时，中国转型的发展道路被认为是“中国模式”。？譺？訛
（二）中国模式的争议
对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以及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不同解释上，学术界存在广泛的争议。林毅夫等（1998）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为中国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战略。李阳等（2005）认为中国模式的典型特征是高储蓄高投资， 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由农村向城市、由国有向非国有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 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 也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乃至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维持的关键原因。康继军等（2007）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市场化指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化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卢现祥（2011）认为研究中国模式必须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入手。杨春学（2012）基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竞争关系的研究指出中国模式的核心动力机制是竞争，正是这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导致了中国的高投资高增长，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对这种机制的改革与革新。这与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锦标赛理论不谋而同。
以上研究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却都是从中国的经济奇迹作为出发点，试图为中国改革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寻找支撑力量，并用中国改革过程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同来论述中国模式。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中国模式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与此相对应，另一些学者在谈论中国模式的时候表现出了更加谨慎的态度。姚洋认为，中国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模式，说“中国模式”的人可能把目标和过程混在一起了。从目标来说，我们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模式，但是从过程来说，应该有“中国经验”。吴敬琏也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只是一种过渡性体制，还谈不上一种模式。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3月14日回答记者问时说：“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同样，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都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和借鉴。”？譻？訛
我们注意到，无论学者在对待中国模式上持什么态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方面都给予了肯定。同时，上述已有研究的一个共同点是都认为政府在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强有力的政府主导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但是政府和市场究竟谁应该占据主导地位却没有定论，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学者更多的是强调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定位，而另一些学者则站在中国国情的角度上为政府的经济干预辩护。笔者认为，政府和市场在中国转型中是共同发展，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片面强调政府或者市场的作用是不恰当的。本文试图从政府和市场协同关系的角度提供一种认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思路，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二、中国模式的特点
（一）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转型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农村的土地改革，到乡镇企业的发展，经济特区的建立，到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的成立，我们看到在这种试点、实验的背后，政府始终起着主导作用。一方面，这些实验区的建立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同意，政府始终掌握着经济改革的主动权，改革或者不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改革，政府始终是享有最终决策权的；另一方面，政府不会因为改革本身而放弃对市场的控制，在局部进行改革的同时，全国的其他地区仍然受原有制度的约束。总体上来讲，私营和个体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转变，而原来的国有企业则从最初的放权让利走上一条寻求组织形式创新的道路。
市场和政府始终贯穿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而且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市场的发展需要政府提供法律、制度方面的服务，而政府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在制定规则时难免会倾向于国有企业的利益。国家的主导与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体制或者制度不到位的缺失。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过度中，改革的实验性和政府强大的力量主导为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显著特点。改革的实验性使得改革失败的风险波及面小，不至于对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产生大的影响，政府强有力的力量使得政府有能力面对并承担实验区的失败责任。在政府的认可下，市场得以发展壮大，虽然政府始终处于支配地位，但市场这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越来越多的影响经济活动。从这个层面来说，一开始处于夹缝中的市场在政府的怀抱中正成长起来，并努力寻求更多的自由，而政府始终是在与市场的博弈中寻求平衡。政府作为有组织的领导力量在推动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起支配作用，始终掌握着必要的政治、经济资源来控制转型的时机和力度。 （二）政府作为主体强势参与市场竞争
市场化改革的最基本思路是：经济事务由市场来完成。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规则执行者，就不该作为经营者，也不该以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然而，在中国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国有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参与到了市场的竞争中，分享市场经济的胜利果实。而在此过程中，政府因为其独特的权势作保障，对市场经济的参与在买卖双方市场上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垄断。这表现为政府在能源、金融的定价方面拥有主导权，国有企业因为有政府的信誉这一隐性担保机制更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也大都给了国有企业。在与政府的竞争中，市场的其他主体必然处于劣势。
市场配置资源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市场的价格指导作用可以有效的反应出资源的稀缺程度，市场的竞争可以保证稀缺资源被高效的使用以最大限度的创造社会财富。然而我们看到在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行业，国家的控制一直笼罩着这些行业，这些重要的要素价格也未能放开。更为严重的是，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依然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在国家主导的经济中，中国特殊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的GDP导向更是激励地方政府掌握国有资源，参与到市场的竞争中。
（三）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命令式调控
宏观调控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出现之后的产物。当经济出现大问题时，也许民间和市场力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由政府出面，利用政府权力解决。政府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政府主要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汇率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而中国在经济转型中，由于转型的实验性，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相对滞后，所以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往往陷入两难的境地。当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时，担心波及面太大，而法律的滞后又使得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实际不可行。所以政府在对市场进行调控时，微观的行政命令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如对银行信贷的“窗口指导”，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投资生产活动进行行政指导。
各级政府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这种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审批使得企业为了获得有限的审批权进行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更为危险的是，根据路径依赖理论，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经济调控一旦形成就顽固的不愿退出，甚至可能在长期内存在并有不断自我强化的趋势。
三、中国模式的问题和未来
（一）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的转型中，政府和市场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一段时期内政府在经济中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段时期内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可能更显得突出，然而独特的利用暴力的潜能使得政府在转型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政府对经济的主导和控制是中国模式最大亮点，这一特色在支撑起中国高速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凸显出不少弊病。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市场环境，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保证了经济发展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但政府主导、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参与和行政命令式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又不利于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分配，转型在带来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利益的分化。
（二）中国模式的未来展望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模式就是政府和市场的交替运营模式。政府在主导经济发展时显得束手无策时市场就发挥出它的优势地位，而一旦这种地位形成就会不断完善并进一步向前推进，面对市场失灵，中国政府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果断和勇气用国家的力量支撑起经济的增长。市场在有序运行有时会导致市场失灵，政府在代替市场行使一部分功能时也会表现出它天然的缺陷。
非公即私的经济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我们改革的思维，这种非公即私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根据这种思路：在公有制发生失灵的场合就需要用私有制来替换，而私有制在运行时存在问题又为国家的介入提供了理由。本文认为，这种改革的逻辑思路相当于将市场部分的理想运行等同于它的实际运行。政府干预的可取之处并不说明政府干预会使情形改善，一套政府决策会使情形改善的阐述与实际的政府决策是两码事。选择市场还是政府，应该是由政府和市场在配置资源时效率更高的一方决定。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让我们不能像科学实验那样设置基准组和对照组，通过控制其他变量的方式来评价哪种方式更优。然而，我们总是在不断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下一步发展的方式和策略，尽管面临的环境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探索最优路径的努力却一直鼓舞着我们改革的信心。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我们发现市场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各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虽然路径不一，但最终都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前进。市场的价格引导作用使资源总是被最有效的利用，市场作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必将显示其蓬勃的生命力。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政府对市场的有效监管又为市场作用的发挥起到促进作用。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向市场方向迈进是坚定不移的政策。中国模式的独特就在于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协同作用。一段时间内，可能市场的力量更强大一点，另一段时间政府则变成经济的主角，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转型经济的实验性和渐进性所致。这种发展模式在转型之初确实为我们带来了经济绩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它显得越来越不能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进一步的经济转型需要对政治权利的约束，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譼？訛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健全，相信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会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政府的经济角色逐渐让位于其服务角色，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真正建立。 注释：
① 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② “中国模式”由“北京共识”发展而来，“北京共识”最早由美国《时代》周刊的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指中国在经济转型中不同与其他转型国家的方式选择。
③ 引自：http：//www.china.com.cn/2011/2011-03/14/content_22134509.htm.
④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话中也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他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
参考文献：
[1] 乔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中国模式”创造[J].经济学家，2009，（02）.
[2] 黄志启、赵景峰.“中国模式”的制度解释：基于两种理论的比较与评判[J].经济学家，2010，（09）.
[3] 陈平.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选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03）.
[4] 杨春学.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基于政府竞争与企业之间关系的一种考察[J].财经问题研究，2012，（10）.
[5]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经济研究， 2011，（09）.
[6] 卢现祥、李小平.中国模式：问题与反思[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11，（07）.
[7] 郑永年.中国改革的路径及其走向[J].炎黄春秋，2010，（11）.
[8] 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M].北京：三联书店，2007.
[9] 杨宇立.中国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的内在逻辑——一个基于现实约束条件的分析框架[J].社会科学， 2010，（12）.
[10] 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1]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2] 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3] 巴里.诺顿著.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关键词：中国模式；政府主导；经济体制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2.3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2-97-03
一、中国模式的提出和争议
（一）中国模式的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从此，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转向了以市场和行政命令为主。按照当年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403260亿元，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从1978年的381元增长到2010年的29992元？譹？訛。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面对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的境况中国始终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在政府强有力的主导下有维持下去的趋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世界第一位的国家里实现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同时，中国转型的发展道路被认为是“中国模式”。？譺？訛
（二）中国模式的争议
对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以及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不同解释上，学术界存在广泛的争议。林毅夫等（1998）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为中国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战略。李阳等（2005）认为中国模式的典型特征是高储蓄高投资， 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由农村向城市、由国有向非国有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 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 也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乃至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维持的关键原因。康继军等（2007）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市场化指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化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卢现祥（2011）认为研究中国模式必须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入手。杨春学（2012）基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竞争关系的研究指出中国模式的核心动力机制是竞争，正是这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导致了中国的高投资高增长，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对这种机制的改革与革新。这与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锦标赛理论不谋而同。
以上研究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却都是从中国的经济奇迹作为出发点，试图为中国改革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寻找支撑力量，并用中国改革过程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同来论述中国模式。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中国模式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与此相对应，另一些学者在谈论中国模式的时候表现出了更加谨慎的态度。姚洋认为，中国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模式，说“中国模式”的人可能把目标和过程混在一起了。从目标来说，我们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模式，但是从过程来说，应该有“中国经验”。吴敬琏也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只是一种过渡性体制，还谈不上一种模式。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3月14日回答记者问时说：“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同样，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都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和借鉴。”？譻？訛
我们注意到，无论学者在对待中国模式上持什么态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方面都给予了肯定。同时，上述已有研究的一个共同点是都认为政府在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强有力的政府主导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但是政府和市场究竟谁应该占据主导地位却没有定论，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学者更多的是强调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定位，而另一些学者则站在中国国情的角度上为政府的经济干预辩护。笔者认为，政府和市场在中国转型中是共同发展，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片面强调政府或者市场的作用是不恰当的。本文试图从政府和市场协同关系的角度提供一种认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思路，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二、中国模式的特点
（一）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转型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农村的土地改革，到乡镇企业的发展，经济特区的建立，到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的成立，我们看到在这种试点、实验的背后，政府始终起着主导作用。一方面，这些实验区的建立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同意，政府始终掌握着经济改革的主动权，改革或者不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改革，政府始终是享有最终决策权的；另一方面，政府不会因为改革本身而放弃对市场的控制，在局部进行改革的同时，全国的其他地区仍然受原有制度的约束。总体上来讲，私营和个体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转变，而原来的国有企业则从最初的放权让利走上一条寻求组织形式创新的道路。
市场和政府始终贯穿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而且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市场的发展需要政府提供法律、制度方面的服务，而政府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在制定规则时难免会倾向于国有企业的利益。国家的主导与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体制或者制度不到位的缺失。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过度中，改革的实验性和政府强大的力量主导为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显著特点。改革的实验性使得改革失败的风险波及面小，不至于对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产生大的影响，政府强有力的力量使得政府有能力面对并承担实验区的失败责任。在政府的认可下，市场得以发展壮大，虽然政府始终处于支配地位，但市场这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越来越多的影响经济活动。从这个层面来说，一开始处于夹缝中的市场在政府的怀抱中正成长起来，并努力寻求更多的自由，而政府始终是在与市场的博弈中寻求平衡。政府作为有组织的领导力量在推动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起支配作用，始终掌握着必要的政治、经济资源来控制转型的时机和力度。 （二）政府作为主体强势参与市场竞争
市场化改革的最基本思路是：经济事务由市场来完成。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规则执行者，就不该作为经营者，也不该以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然而，在中国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国有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参与到了市场的竞争中，分享市场经济的胜利果实。而在此过程中，政府因为其独特的权势作保障，对市场经济的参与在买卖双方市场上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垄断。这表现为政府在能源、金融的定价方面拥有主导权，国有企业因为有政府的信誉这一隐性担保机制更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也大都给了国有企业。在与政府的竞争中，市场的其他主体必然处于劣势。
市场配置资源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市场的价格指导作用可以有效的反应出资源的稀缺程度，市场的竞争可以保证稀缺资源被高效的使用以最大限度的创造社会财富。然而我们看到在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行业，国家的控制一直笼罩着这些行业，这些重要的要素价格也未能放开。更为严重的是，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依然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在国家主导的经济中，中国特殊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的GDP导向更是激励地方政府掌握国有资源，参与到市场的竞争中。
（三）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命令式调控
宏观调控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出现之后的产物。当经济出现大问题时，也许民间和市场力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由政府出面，利用政府权力解决。政府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政府主要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汇率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而中国在经济转型中，由于转型的实验性，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相对滞后，所以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往往陷入两难的境地。当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时，担心波及面太大，而法律的滞后又使得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实际不可行。所以政府在对市场进行调控时，微观的行政命令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如对银行信贷的“窗口指导”，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投资生产活动进行行政指导。
各级政府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这种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审批使得企业为了获得有限的审批权进行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更为危险的是，根据路径依赖理论，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经济调控一旦形成就顽固的不愿退出，甚至可能在长期内存在并有不断自我强化的趋势。
三、中国模式的问题和未来
（一）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的转型中，政府和市场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一段时期内政府在经济中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段时期内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可能更显得突出，然而独特的利用暴力的潜能使得政府在转型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政府对经济的主导和控制是中国模式最大亮点，这一特色在支撑起中国高速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凸显出不少弊病。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市场环境，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保证了经济发展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但政府主导、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参与和行政命令式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又不利于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分配，转型在带来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利益的分化。
（二）中国模式的未来展望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模式就是政府和市场的交替运营模式。政府在主导经济发展时显得束手无策时市场就发挥出它的优势地位，而一旦这种地位形成就会不断完善并进一步向前推进，面对市场失灵，中国政府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果断和勇气用国家的力量支撑起经济的增长。市场在有序运行有时会导致市场失灵，政府在代替市场行使一部分功能时也会表现出它天然的缺陷。
非公即私的经济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我们改革的思维，这种非公即私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根据这种思路：在公有制发生失灵的场合就需要用私有制来替换，而私有制在运行时存在问题又为国家的介入提供了理由。本文认为，这种改革的逻辑思路相当于将市场部分的理想运行等同于它的实际运行。政府干预的可取之处并不说明政府干预会使情形改善，一套政府决策会使情形改善的阐述与实际的政府决策是两码事。选择市场还是政府，应该是由政府和市场在配置资源时效率更高的一方决定。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让我们不能像科学实验那样设置基准组和对照组，通过控制其他变量的方式来评价哪种方式更优。然而，我们总是在不断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下一步发展的方式和策略，尽管面临的环境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探索最优路径的努力却一直鼓舞着我们改革的信心。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我们发现市场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各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虽然路径不一，但最终都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前进。市场的价格引导作用使资源总是被最有效的利用，市场作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必将显示其蓬勃的生命力。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政府对市场的有效监管又为市场作用的发挥起到促进作用。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向市场方向迈进是坚定不移的政策。中国模式的独特就在于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协同作用。一段时间内，可能市场的力量更强大一点，另一段时间政府则变成经济的主角，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转型经济的实验性和渐进性所致。这种发展模式在转型之初确实为我们带来了经济绩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它显得越来越不能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进一步的经济转型需要对政治权利的约束，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譼？訛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健全，相信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会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政府的经济角色逐渐让位于其服务角色，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真正建立。 注释：
① 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② “中国模式”由“北京共识”发展而来，“北京共识”最早由美国《时代》周刊的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指中国在经济转型中不同与其他转型国家的方式选择。
③ 引自：http：//www.china.com.cn/2011/2011-03/14/content_22134509.htm.
④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话中也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他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
参考文献：
[1] 乔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中国模式”创造[J].经济学家，2009，（02）.
[2] 黄志启、赵景峰.“中国模式”的制度解释：基于两种理论的比较与评判[J].经济学家，2010，（09）.
[3] 陈平.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选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03）.
[4] 杨春学.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基于政府竞争与企业之间关系的一种考察[J].财经问题研究，2012，（10）.
[5]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经济研究， 2011，（09）.
[6] 卢现祥、李小平.中国模式：问题与反思[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11，（07）.
[7] 郑永年.中国改革的路径及其走向[J].炎黄春秋，2010，（11）.
[8] 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M].北京：三联书店，2007.
[9] 杨宇立.中国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的内在逻辑——一个基于现实约束条件的分析框架[J].社会科学， 2010，（12）.
[10] 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1]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2] 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3] 巴里.诺顿著.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