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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大学时代的经历可以辐射一生。
今天那些事业上的成功者，当年曾是青涩的知识青年。
那么，他们的大学生涯是怎样的？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发？
这里，且让我们走近他们——
杨澜:大声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人物背景:199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阳光媒体投资集团创始人，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湖南卫视《天下女人》栏目主持人。
1986年，杨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大学期间，校园话剧演员、晚会主持人的角色，给了她最初的舞台经验，同时，杨澜坚持博览群书，一种深厚的人文底蕴在这个时间沉淀下来。
父亲是一位英语教授，但他从来不辅导杨澜，他认为杨谰应该像所有的学生一样到课堂上去找自己的老师。当时有一个美国教授，给他们上宗教历史课。课堂上问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整个年级没有一个人举手。结果那个老师掏出一元美金，说谁要问问题就给，令大家感觉很受侮辱。
“中国学生向来不爱提问。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不要问了，让人感觉太丢脸了。”后来，杨澜去美国念书，发现课堂上每个人都滔滔不绝。不管自己有多么笨的主意，都会说出来。如果上课讨论不发言，老师会给你一个B-。“所以一定要开口，一定要说话。”杨澜说。
在她看来，大学时期是重新适应环境的阶段。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思路打开。“别光学自己的专业。因为，其实到后来，对一个人的成功更有帮助的是综合思考的能力，还有与人交往的能力和沟通的能力。这样的方法，老师和家长都很少教，但是对于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立足和成功，都是至为关键。”
1990年，刚大学毕业的杨澜遇到一个工作机会。
当时泰国正大集团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制作《正大综艺》。双方决定要挑选一位有大学经历的女孩子做主持人。当时杨澜并不被人看中，因为她的气质较佳却不够漂亮。
好胜的杨澜不甘心这样被人否定，她决定自己争取。
“我认为主持人的首要标准不是容貌，而是要看她是否有强烈的与观众沟通的愿望。我希望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因为我喜欢旅游，人与人自然亲近的快感是无以伦比的，我要把自己的这些感受讲给观众听……”一口气讲了半个小时，没有一点文字参考，她的语言流畅，思维严密，富有思想性，现场的领导被她的表现深深吸引住了。“说完后，我感到屋子里非常安静。今天看来，用气功的说法，是我的气场把他们罩住了”。
当杨澜再次回到面试房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已经决定正式录用她，而这改变了她的一生。
启示:职业生涯规划的专家常常告诉我们，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懂得表达自己的想法，并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想法是成事的重要因素。这点，在西方的教育思想里，尤其明显。杨澜特别强调的就是，在大学里一定要多说、多表达。当我们面临一项挑战，有效的应对之策在于，通过陈述，让你的合作伙伴认识到你的闪光点，从而认可你，支持你。
令狐磊:沉默的人你要有实力
人物背景:2001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同年进入《新周刊》，曾任主笔、创意总监，现为《生活》杂志创意总监。被业界公认为杂志新生代生力军。
寡言、微讷，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然而，这个生于1978年的后生，如今已让“令狐磊”这个名字，成为中国时尚杂志界一面旗帜。
六年前，暨南大学二年级学生梁磊，凭着脑子里无数与众不同的新奇想法，以及源于对杂志和网络的热爱，创办了自己的网络杂志《磊周刊》。因为崇拜令狐冲，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令狐磊，并由此开始了一个人的“江湖游走”。
很快，杂志引起《新快报》的关注，在头版予以报道。当时，令狐磊正在《南方都市报》实习，那天开会，领导指着《新快报》的报道训道：“这才是新闻，你们怎么就不会考虑到这么新的报道？”而令狐磊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偷笑。
就像他本人说的一样，《磊周刊》不为自己设置什么，也不为别人设置什么，他甚至不喜欢为这本杂志设定一个所谓的固定程式，他也不设定读者群。总之，从头到底都是他个人的理想主义。
但理想主义有时就是你的竞争力。
2000年11月，身边的同学都在心浮气躁地寻找工作的机会，但不愿意和他们一样的令狐磊，试图借助网络杂志实现他的“传媒突围”。于是，他开始在《磊周刊》连载自己写的《传媒日记》。
事情总是那么凑巧，或者说，机遇终将眷顾有准备的人。他在传媒日记中写的《中国主流杂志新格局》引起了各主流媒体的关注。《新周刊》总编辑封新城因为该文章来到《磊周刊》网站，约见了令狐磊，并最终录取他到《新周刊》工作，甚至，无需经历见习期。他的“突围”成功了。
有人评价说，令狐磊不是发言者，是观察家，而且触觉敏锐，始终走在前端。他在这家杂志做得相当不错，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杂志主笔、创意总监。
“从2001年到2005年，我在《新周刊》工作了整整四年，这四年几乎又是一个属于新周刊式的大学时代。”去年辞职时，令狐磊写下一封名为《向新周刊大学致敬》的信。
他将自己毕业最初四年的工作履历看作另一段大学式的学习与积累。他写到：“我也知道，一生不是一下子扭转的，在我待在‘新周刊大学’的四年内，您（总编封新城）作为‘校长’，也不断地指点着我的发展方向和需要加强的能力……沿途有着您与肖锋、周可、何树青与李思坤等众多同事的栽培、扶持。除了这个工作，还有其他在《新周刊》中接到的任何一个专题、重大选题和工作项目同样如是。”
离开《新周刊》后的令狐磊，去了现代传播公司，创办《生活》杂志（香港《号外》内地版），并任创意总监，开始了新的人生里程。
启示:在前面一则故事中，杨澜强调的是“表达”的能力。但不可否认，有那么一类人，他们天生沉默寡言，在“说”的能力方面“不得要领”，可是他们同样能取得成功，原因在于他们有着优秀的思考能力、观察能力和执行能力。令狐磊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将自己局限在校园内，而是将触角伸向真正的专业领域。即便是毕业以后的工作经历，也被他看作是一个“有吐有吞”的学习积累过程，而这让让他不断进步。
徐小平:听讲座的经历最宝贵
人物背景:1982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北京新东方学校创始人之一，新东方教育集团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著名职业咨询师。（本文根据作者在高校讲座的录音整理）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了五年的音乐理论，我完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是在大学里形成的。
音乐学院的生活非常丰富。有一次我想去看一部内部电影，要6点钟起床，而且要旷一上午的课。当时我犹豫了，可是我的一个同学说，10年后，今天早上上什么课你肯定忘了，但你肯定会记得今天看的电影。30年过去了，我不仅记得看的电影而且还记得他的话。我觉得，大学期间在雪地里撒点野，做点离经叛道的事也不坏，完全循规蹈矩的学生不一定是好学生，所以我鼓励学生在发现自我的过程中要大胆一点。
大学是不断发现自我、充实自我的过程。什么是自我呢？就是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的结合。仅仅在音乐学院学音乐理论是不够的，我发现自己对文史哲非常感兴趣，于是就到北大去，从更深广的人文精神中寻找对文学与艺术的理解。
当时典型的日程是，我早上6点起床，喝几口凉水，走15分钟路，再从民族宫坐车到动物园然后坐车去北大，路上要1个多小时。听完课，喝点凉水再回家。那样的劳累奔波日子并不心酸，北大钱理群教授讲的文学史令我至今难忘，而且，我还在北大中文系结交了一大批朋友。
我在北大听了将近一年的课程，正是这段时间奠定了我人文知识的功底，奠定了我思维的基础。这是我在大学最宝贵的经历。
我想告诉大家，仅仅按照老师的要求读书，虽然有用但是不够，需要自己去寻找新的东西。在大学里要不断寻找自我，发现爱好就等于发现才能。我发现自己没有作曲的才能但有思考的才能。在你改变不了现状，改变不了学校，改变不了教育体制的时候，你不妨改变自己，学会在逆境中寻找自我。
人生的成功失败是另一个话题。大学期间，不论你有志于创业，有志于社会工作，有志于和人打交道，有志于和钱打交道，有志于做一个团队的培养，只要有创意，不妨把一个想法一个需求，做成一个协会、一个社团、一个组织。无论怎么样，你要做出一些事来。
启示:大学校园从来都是思想活跃的地方，而学术讲座无疑代表了一所高校思想碰撞的最高水准。在校学习期间，最能启发人头脑的正是这些代表了智慧结晶的学术讲座、名人演讲。徐小平是学音乐理论专业的，但他后来并没有从事音乐工作，而是成为了教育专家。徐小平认为，是大学时代听讲座经历奠定了他的人文知识的功底和思维的基础，同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专业并不是我们以后从业方向的束缚。
张朝阳:“炼狱”之后可起飞
人物背景: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1993年底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80年代的清华，文科专业很少，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留给了这个学校浓厚的工科院校特征。
“现在看到当年的照片，感觉特土气，书呆子味十足。”谈到自己的大学时代，张朝阳情绪异样，“每天一大早起来跑步，早早地到教室占座，而且占前排；午休后又去上课。当时并没把苦当回事儿，有种‘自虐’倾向作祟，追求着更高的理想。”
清华的学生读书苦是公认的，学生读书非常疯狂，用张朝阳的话来说，就是对科学有着一种近似宗教式的狂热。那时的学生极为单纯，很少看电影看电视，几乎与外界隔绝，晚上自习室里坐满了学生。
和很多当时的人一样，清华的五年，对张朝阳来说是极为艰苦竞争的五年。“社会总是把一大堆的优秀年轻人放在一起，24小时里进行着无比激烈的竞争，每个人都满怀同样偏激的思想，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也就是这种无谓的竞争，耗费了我太多精力，由此造成的心理压力也更大。”
如此多的人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一同吃，一同睡，做同样的功课，像极了一个小社会，而分数，便是一个人的身份。由于竞争压力太大，清华出现了一批怪才，像写诗的清华诗文社，还有其他的文艺社团。而男女比例又太失调，难怪许多男生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里。枯燥单调的生活，精神上的不堪苦闷，甚至导致了一种自我怀疑。
但是，张朝阳也不忘这种“炼狱”带给自己的财富。“这五年，使我学会了如何在极端的压力下生存”。
留学归国后的张朝阳，扎根互联网，投身商海，创业融资，纵横捭阖，比起在清华时，压力显然是大得多了，但始终应对自如。他感叹说：“清华的经历是对我心理承受能力的一种考验，我之所以能够一直在竞争中保持战斗热情，正得益于此。”
启示:和文科学生比较起来，工科学生的课业更加繁重，也更加枯燥。枯燥的课业更容易让人产生厌学情绪，带给学生的压力也更大。当然，今天的大学生，校园生活已经变得丰富多彩，但这不等于就可以完全放弃“闭门苦读”，张朝阳时代的学习精神，仍然值得大家发扬。
今天那些事业上的成功者，当年曾是青涩的知识青年。
那么，他们的大学生涯是怎样的？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发？
这里，且让我们走近他们——
杨澜:大声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人物背景:199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阳光媒体投资集团创始人，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湖南卫视《天下女人》栏目主持人。
1986年，杨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大学期间，校园话剧演员、晚会主持人的角色，给了她最初的舞台经验，同时，杨澜坚持博览群书，一种深厚的人文底蕴在这个时间沉淀下来。
父亲是一位英语教授，但他从来不辅导杨澜，他认为杨谰应该像所有的学生一样到课堂上去找自己的老师。当时有一个美国教授，给他们上宗教历史课。课堂上问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整个年级没有一个人举手。结果那个老师掏出一元美金，说谁要问问题就给，令大家感觉很受侮辱。
“中国学生向来不爱提问。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不要问了，让人感觉太丢脸了。”后来，杨澜去美国念书，发现课堂上每个人都滔滔不绝。不管自己有多么笨的主意，都会说出来。如果上课讨论不发言，老师会给你一个B-。“所以一定要开口，一定要说话。”杨澜说。
在她看来，大学时期是重新适应环境的阶段。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思路打开。“别光学自己的专业。因为，其实到后来，对一个人的成功更有帮助的是综合思考的能力，还有与人交往的能力和沟通的能力。这样的方法，老师和家长都很少教，但是对于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立足和成功，都是至为关键。”
1990年，刚大学毕业的杨澜遇到一个工作机会。
当时泰国正大集团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制作《正大综艺》。双方决定要挑选一位有大学经历的女孩子做主持人。当时杨澜并不被人看中，因为她的气质较佳却不够漂亮。
好胜的杨澜不甘心这样被人否定，她决定自己争取。
“我认为主持人的首要标准不是容貌，而是要看她是否有强烈的与观众沟通的愿望。我希望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因为我喜欢旅游，人与人自然亲近的快感是无以伦比的，我要把自己的这些感受讲给观众听……”一口气讲了半个小时，没有一点文字参考，她的语言流畅，思维严密，富有思想性，现场的领导被她的表现深深吸引住了。“说完后，我感到屋子里非常安静。今天看来，用气功的说法，是我的气场把他们罩住了”。
当杨澜再次回到面试房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已经决定正式录用她，而这改变了她的一生。
启示:职业生涯规划的专家常常告诉我们，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懂得表达自己的想法，并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想法是成事的重要因素。这点，在西方的教育思想里，尤其明显。杨澜特别强调的就是，在大学里一定要多说、多表达。当我们面临一项挑战，有效的应对之策在于，通过陈述，让你的合作伙伴认识到你的闪光点，从而认可你，支持你。
令狐磊:沉默的人你要有实力
人物背景:2001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同年进入《新周刊》，曾任主笔、创意总监，现为《生活》杂志创意总监。被业界公认为杂志新生代生力军。
寡言、微讷，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然而，这个生于1978年的后生，如今已让“令狐磊”这个名字，成为中国时尚杂志界一面旗帜。
六年前，暨南大学二年级学生梁磊，凭着脑子里无数与众不同的新奇想法，以及源于对杂志和网络的热爱，创办了自己的网络杂志《磊周刊》。因为崇拜令狐冲，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令狐磊，并由此开始了一个人的“江湖游走”。
很快，杂志引起《新快报》的关注，在头版予以报道。当时，令狐磊正在《南方都市报》实习，那天开会，领导指着《新快报》的报道训道：“这才是新闻，你们怎么就不会考虑到这么新的报道？”而令狐磊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偷笑。
就像他本人说的一样，《磊周刊》不为自己设置什么，也不为别人设置什么，他甚至不喜欢为这本杂志设定一个所谓的固定程式，他也不设定读者群。总之，从头到底都是他个人的理想主义。
但理想主义有时就是你的竞争力。
2000年11月，身边的同学都在心浮气躁地寻找工作的机会，但不愿意和他们一样的令狐磊，试图借助网络杂志实现他的“传媒突围”。于是，他开始在《磊周刊》连载自己写的《传媒日记》。
事情总是那么凑巧，或者说，机遇终将眷顾有准备的人。他在传媒日记中写的《中国主流杂志新格局》引起了各主流媒体的关注。《新周刊》总编辑封新城因为该文章来到《磊周刊》网站，约见了令狐磊，并最终录取他到《新周刊》工作，甚至，无需经历见习期。他的“突围”成功了。
有人评价说，令狐磊不是发言者，是观察家，而且触觉敏锐，始终走在前端。他在这家杂志做得相当不错，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杂志主笔、创意总监。
“从2001年到2005年，我在《新周刊》工作了整整四年，这四年几乎又是一个属于新周刊式的大学时代。”去年辞职时，令狐磊写下一封名为《向新周刊大学致敬》的信。
他将自己毕业最初四年的工作履历看作另一段大学式的学习与积累。他写到：“我也知道，一生不是一下子扭转的，在我待在‘新周刊大学’的四年内，您（总编封新城）作为‘校长’，也不断地指点着我的发展方向和需要加强的能力……沿途有着您与肖锋、周可、何树青与李思坤等众多同事的栽培、扶持。除了这个工作，还有其他在《新周刊》中接到的任何一个专题、重大选题和工作项目同样如是。”
离开《新周刊》后的令狐磊，去了现代传播公司，创办《生活》杂志（香港《号外》内地版），并任创意总监，开始了新的人生里程。
启示:在前面一则故事中，杨澜强调的是“表达”的能力。但不可否认，有那么一类人，他们天生沉默寡言，在“说”的能力方面“不得要领”，可是他们同样能取得成功，原因在于他们有着优秀的思考能力、观察能力和执行能力。令狐磊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将自己局限在校园内，而是将触角伸向真正的专业领域。即便是毕业以后的工作经历，也被他看作是一个“有吐有吞”的学习积累过程，而这让让他不断进步。
徐小平:听讲座的经历最宝贵
人物背景:1982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北京新东方学校创始人之一，新东方教育集团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著名职业咨询师。（本文根据作者在高校讲座的录音整理）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了五年的音乐理论，我完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是在大学里形成的。
音乐学院的生活非常丰富。有一次我想去看一部内部电影，要6点钟起床，而且要旷一上午的课。当时我犹豫了，可是我的一个同学说，10年后，今天早上上什么课你肯定忘了，但你肯定会记得今天看的电影。30年过去了，我不仅记得看的电影而且还记得他的话。我觉得，大学期间在雪地里撒点野，做点离经叛道的事也不坏，完全循规蹈矩的学生不一定是好学生，所以我鼓励学生在发现自我的过程中要大胆一点。
大学是不断发现自我、充实自我的过程。什么是自我呢？就是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的结合。仅仅在音乐学院学音乐理论是不够的，我发现自己对文史哲非常感兴趣，于是就到北大去，从更深广的人文精神中寻找对文学与艺术的理解。
当时典型的日程是，我早上6点起床，喝几口凉水，走15分钟路，再从民族宫坐车到动物园然后坐车去北大，路上要1个多小时。听完课，喝点凉水再回家。那样的劳累奔波日子并不心酸，北大钱理群教授讲的文学史令我至今难忘，而且，我还在北大中文系结交了一大批朋友。
我在北大听了将近一年的课程，正是这段时间奠定了我人文知识的功底，奠定了我思维的基础。这是我在大学最宝贵的经历。
我想告诉大家，仅仅按照老师的要求读书，虽然有用但是不够，需要自己去寻找新的东西。在大学里要不断寻找自我，发现爱好就等于发现才能。我发现自己没有作曲的才能但有思考的才能。在你改变不了现状，改变不了学校，改变不了教育体制的时候，你不妨改变自己，学会在逆境中寻找自我。
人生的成功失败是另一个话题。大学期间，不论你有志于创业，有志于社会工作，有志于和人打交道，有志于和钱打交道，有志于做一个团队的培养，只要有创意，不妨把一个想法一个需求，做成一个协会、一个社团、一个组织。无论怎么样，你要做出一些事来。
启示:大学校园从来都是思想活跃的地方，而学术讲座无疑代表了一所高校思想碰撞的最高水准。在校学习期间，最能启发人头脑的正是这些代表了智慧结晶的学术讲座、名人演讲。徐小平是学音乐理论专业的，但他后来并没有从事音乐工作，而是成为了教育专家。徐小平认为，是大学时代听讲座经历奠定了他的人文知识的功底和思维的基础，同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专业并不是我们以后从业方向的束缚。
张朝阳:“炼狱”之后可起飞
人物背景: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1993年底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80年代的清华，文科专业很少，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留给了这个学校浓厚的工科院校特征。
“现在看到当年的照片，感觉特土气，书呆子味十足。”谈到自己的大学时代，张朝阳情绪异样，“每天一大早起来跑步，早早地到教室占座，而且占前排；午休后又去上课。当时并没把苦当回事儿，有种‘自虐’倾向作祟，追求着更高的理想。”
清华的学生读书苦是公认的，学生读书非常疯狂，用张朝阳的话来说，就是对科学有着一种近似宗教式的狂热。那时的学生极为单纯，很少看电影看电视，几乎与外界隔绝，晚上自习室里坐满了学生。
和很多当时的人一样，清华的五年，对张朝阳来说是极为艰苦竞争的五年。“社会总是把一大堆的优秀年轻人放在一起，24小时里进行着无比激烈的竞争，每个人都满怀同样偏激的思想，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也就是这种无谓的竞争，耗费了我太多精力，由此造成的心理压力也更大。”
如此多的人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一同吃，一同睡，做同样的功课，像极了一个小社会，而分数，便是一个人的身份。由于竞争压力太大，清华出现了一批怪才，像写诗的清华诗文社，还有其他的文艺社团。而男女比例又太失调，难怪许多男生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里。枯燥单调的生活，精神上的不堪苦闷，甚至导致了一种自我怀疑。
但是，张朝阳也不忘这种“炼狱”带给自己的财富。“这五年，使我学会了如何在极端的压力下生存”。
留学归国后的张朝阳，扎根互联网，投身商海，创业融资，纵横捭阖，比起在清华时，压力显然是大得多了，但始终应对自如。他感叹说：“清华的经历是对我心理承受能力的一种考验，我之所以能够一直在竞争中保持战斗热情，正得益于此。”
启示:和文科学生比较起来，工科学生的课业更加繁重，也更加枯燥。枯燥的课业更容易让人产生厌学情绪，带给学生的压力也更大。当然，今天的大学生，校园生活已经变得丰富多彩，但这不等于就可以完全放弃“闭门苦读”，张朝阳时代的学习精神，仍然值得大家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