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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些人从生理机能角度提出，“邱少云忍受烈火燃烧一动不动是不可能的”，否定邱少云英雄事迹。对邱少云的质疑并非个案，近些年来，恶搞、亵渎英烈的现象一再出现，人们熟知的英烈人物如雷锋、江姐、刘胡兰、董存瑞等都被戏谑、调侃。尤其是在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对于革命英雄人物的诋毁和攻击表现得尤为突出。“英雄诋毁说”全然不顾史料佐证，罔顾战争亲历者的见闻，玩弄科学术语，貌似站在“常识”的立场上，文字后面却隐含着不张自明的政治判断：英雄人物或事迹系属伪造，中国人受到了共产党军史的“愚弄”。质疑英烈不是小事，是在抹黑党的形象，必须采取有力的举措以遏制“英雄诋毁说”的传播，捍卫英雄的形象。为了更为深刻透彻地剖析“英雄诋毁说”的本质、危害及治理措施，人民论坛杂志社约请了该领域专家展开热议。
恶搞英烈不是“开玩笑”
李良荣：对英雄人物的“污名化”现象，可能导致民族记忆与集体记忆消解，损害民族文化的凝聚力。除了邱少云、雷锋、黄继光、江姐等革命人物，还有大禹、孟姜女、花木兰等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他们都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民族记忆的重要部分，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尤其是英雄形象，更是凝聚着民族文化的精髓，体现了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品质。如果对这些人物和故事进行否认，对英雄形象肆意污名化，摧毁的将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引发的将是人们对历史的怀疑，这将大大削弱人们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以近邻日本为例，“大和民族”很重要的一个缘起说正是建立在“天照大神”的神话传说基础之上。可以说，一个失去了民族英雄、迷失了民族文化的国家，将陷入真正的历史虚无中去。这是非常危险的！
今后网络上还可能继续产生这种对英雄与历史的质疑。首先，不可否认，以前为了某些历史阶段的宣传需要，可能存在对某些英雄形象的神化，使得他们过于“高大全”。这在今后的宣传中需要引起注意，不要对人物事迹进行过于夸张的描述，英雄也是可以有缺点的。其次，一旦发生类似污名化英雄的情况，为了避免对青少年群体造成恶劣影响，应当及时组织力量应对，从根本上讲清道理。对影响恶劣的言论该禁则禁，对引发恶劣影响的造谣者作出相应处理。最后，在宣传和应对中，要注意不要否认这种集体记忆，要唤起人们对英雄所寄托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的认可与共鸣。
在近期质疑邱少云事件发生后，很多网民对这种诋毁邱少云的言论表示愤怒和谴责，并对炒作商家进行抵制。由此可见，人们还是十分认可目前所塑造的集体记忆与民族记忆的，呈现出较强的民族文化凝聚力。我们要对人民有信心，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
杨 军：邱少云为了战斗胜利，忍受烈火燃烧一动不动，如同董存瑞抱起炸药冲向敌人的碉堡、黄继光以血肉之躯奋勇堵枪眼，是在非常时刻以坚强的意志，超越了人类求生、恐惧的本能，这些壮烈之举绝非和平时代过着安逸生活的人可以想象的；而且，英烈的故事在传播中有细节上的不同说法，英烈的形象在宣传中有经过提炼的元素。因此，对英烈牺牲的真实场景和具体经过抱有好奇之心并不为过。但如果把“不可思议”转化为对英烈事迹的否定、恶搞，那就不能用“开玩笑”或者“从生理学上分析”来解释。
英烈及其壮举不是假设推断、理论分析的结果，而是真实的存在。他们以生命和鲜血铺就了新中国诞生、成长的大道，用舍己为人、乐于奉献、不怕牺牲的行为诠释了崇高的信仰，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当中华民族为伟大复兴而努力时，正需要英烈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所以，尊重、缅怀和学习革命英烈，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风尚。
当前，以阴暗的心理、轻佻的态度、出格的言辞恶搞、亵渎英烈，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有意，是追求“搏出位”还是间接表达政治诉求，不仅洞穿整个社会的良知和道德底线，造成“何必当真”的虚无心态和为所欲为的暴戾之气，而且会解构与英烈相联系的国家历史。因为，否定了英烈，就可以证明英烈为之奋斗的事业是不真实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否定了英烈，就可以证明树立英烈的人和组织在说谎；否定了英烈，英烈所彰显的精神品质也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其结果是导致大众形成对新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错误认知，丧失理想信念，丧失民族自尊自信，精神“缺钙”。
恶搞、亵渎英烈的现象不是孤立的，它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大众世俗生活中的表现。可以看到，伴随对英烈的淡化、矮化、丑化，还有长篇大论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历史的完全否定、网上线下对革命领袖公开直白的攻击谩骂和一些“神剧”、“神话”对红色经典的肆意篡改。这表明，历史虚无主义在蔓延中呈现出多种样态，正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侵蚀、改造着人们的观念和情感。虽然面对恶搞、亵渎英烈，学术界和普通大众中有不少公正、理性的声音发出来，但如果不在多个层面上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它就会继续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开涮，恶搞、亵渎英烈就不会停止。
“历史虚无主义”和网络意识形态焦点
刘书林：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可以揭示正在社会上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方法的根源。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教育失误和精神文明一手软，青少年中产生了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隔离的情绪和倾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又养成了单纯以价值判断而同时丢掉真理判断的逻辑思维。形式逻辑只有两个判断：真理判断和价值判断，而一旦丢掉真理判断，人们价值判断就会走到邪路上去。价值判断的中心，是判断一种行为“值不值得做”、“这样做划得来或划不来”；而真理判断则是讲究“行为的本质作用是什么”、“这样做是不是正确的”、“是否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正确的判断往往是在真理判断指导下的价值判断。北京某中学的语文课堂上曾经爆发过学生怀疑方志敏烈士写的爱国主义文章《可爱的中国》真实性的问题。有的学生认为这篇文章是教育者“编造的材料”，认为“在外国穿着华贵的母亲面前，中国母亲那么脏、那样被人侮辱和欺负，她不可能给人带来任何好处，也就没有什么可爱的”。这一时成为笑谈。其实，这样的判断错误，关键在于缺少了真理判断的拷问：她是不是你的母亲？在你的母亲被欺凌的时候你该干什么？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才是被人民大众的历史所认同的？ 今天蔑视和丑化英雄人物的人恐怕很难理解：“只要主义真”，就可以做到“砍头不要紧”吗？但在烈士的精神状态中，这却是天经地义的。如果面对外国侵略者、外国敌对势力，单单进行个人行为的价值判断，为了个人的得失而畏畏缩缩、不敢斗争，进而唯利是图，岂不是有利于汉奸思想的泛滥。看来，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这种教育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真理指导下才能得到准确的阐释。如果离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单讲价值判断的逻辑，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词句就会失去概念的正确界定，很容易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引导滑到“普世价值”的邪路上去。
姚树洁：现实中，网络的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人数之多，往往使官方媒体不知所措。不同媒体，对待日益纷繁复杂的各种言论和观点，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包括“堵”和“痛批”。
不过，堵不是最有效的办法，也不符合网络时代的要求。在新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堵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有可能适得其反。痛批、甚至扣帽子，也可能损害官媒形象。
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如何进行正面的意识形态宣传，才比较有效，才能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呢？
最近，网上有人对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和雷锋等战斗英雄和道德模范进行各种解构，就是一些所谓“历史虚无主义者”和官媒的一种舆情博弈。
一些网络名人发表文章怀疑这些英雄人物的真实性，并且上纲上线地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刻意塑造出来的典型。这些人对英雄进行质疑，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精神空虚。官方媒体，如果是为了弘扬正气，根本不需要动用过激的语言，也没有必要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不过，有些网络名人，鼓吹意识形态多样化，却是一个重大误区。中国社会安全与稳定，还必须有一条明确的意识形态底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建设和谐、公平与法治社会，坚持经济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就是必须守住的意识形态底线。只要不触碰这些意识形态底线，就不怕有众多的言论和解构。对一些恶意解构，要相信社会的正能量占主导地位，负能量不可能颠覆广大民众的意识形态。
不过，对刻意的负面解构，也不能置之不理。应对这样的解构，最好的办法不是“扣帽子”，不是“上纲上线”，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例如，官方媒体可以继续宣传英雄人物，包括当代的英雄人物。谁说当今社会就一定没有雷锋精神？谁说和平年代就没有战斗英雄之气概？
中华大地，好人多多。助人为乐，到处可见。官媒要弘扬正气，只需摆出事实，更多、更积极地去报道当下各种好人好事，特别是那些为国家安全、人民幸福而付出努力，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人物。
中华民族英雄之精神，不会因为少数人的胡乱解构而消失。中国人民坚持正义和崛起的雄心，不会因为西方价值观的存在而减弱。官媒只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就能引导网络意识形态，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如何引导网络舆论，握好话筒
匡文波：对雷锋、邱少云等英雄真实性的质疑者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出于政治目的，具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这种人为数极少，但是危害极大；一类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有一类是不否认英雄的真实性，但是质疑英雄行为的细节，网民大多属于此类。
对于这三类人，可以分别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案。对第一类人，应该在主流媒体上予以坚决回击，如果触犯了法律，则应该绳之以法。有论者称，亵渎人民英雄的人就应当付出相应的代价，而不是受到任何形式的奖励。代价可以是多方面的，包括现实中周围人对他的白眼。
对第二类人，要坚决予以谴责，例如：著名凉茶企业加多宝与网络大V“作业本”在微博上搞了一次关于凉茶和烧烤的商业促销互动，然而有网友挖出，“作业本”两年前曾以“烧烤”侮辱过被烧死的烈士邱少云和赖宁。
对第三类人，应该是争取团结的对象，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于英雄的事实，我们应该主动让专家和当事人澄清是非曲直、还原真相。应该以耐心说服为主，否则只会引来更多的社会质疑和不安。
中国青年网2015年4月22日的文章《邱少云纪念馆长：直升机投燃烧弹致邱少云牺牲》提到，来自邱少云故乡的重庆铜梁少云烈士纪念馆馆长王成金回应质疑：“直至被大火浓烟完全包围，邱少云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没有挪动一寸土地。大火整整烧了二十多分钟，邱少云始终一动不动。这一幕，潜伏在附近战士都亲眼目睹。”“邱少云完全被大火、浓烟包围后，确切是什么时候结束生命，任何人（包括他身边的战友）都无法求证。但烈火是导致他牺牲的因素，这一点是肯定的、无疑的！” “从燃烧弹落在离邱少云两米远的地方起，到被烈火刚刚包围整个身体的这个时间段，邱少云还活着，有清醒的意识，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强大意志，忍受着一般人难以忍受的肉体被焚烧之剧痛。这说明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在支撑着他，直到生命结束。”
这篇文章起到了很好的澄清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以互联网和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是一个互动性很强的媒体，网民的信息来源多样、独立思考能力强，不能简单地采取灌输式方法去引导网络舆论。对于历史上的那些烈士和模范们，我们需思考新的宣传方式。对于细节上的偏差，我们不应该采取回避态度，需要从科学的角度予以解释。今后对英雄模范的宣传，也应该注意不要脱离事实人为的拔高。
王 成：中国往昔历朝历代的执政者为维护政权合法性，强化国民之于王朝的政治信仰，保持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稳定，无不高度重视主流政治价值观的传播。虽然其时没有政治传播理论做指导，传播工具与手段非常有限，可以倚重的政治传播形象略显稀少，但是，由于执政者能够较好地调动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源，将主流政治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以巧妙的手法嵌入可以借为助力的传播载体，竟也收到令今人都要汗颜的良好效果。许许多多的政治价值理念坚若磐石，经历了数千年风霜雨雪考验，成为古代思想观念文化、法律制度文化、社会行为文化的枢纽。对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价值观的传播理念与实践（如借助关羽传播“忠”）进行系统化梳理，探究其运作模式、体制、机制与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建设无疑大有助益。 第一，党和政府必须负起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传播主动权与话语权的责任，恰当地运用政治修辞，按照社会政治发展要求引导价值观传播。古代主流政治价值观的传播经过数千年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播范式，虽然其传播载体、传播形态在传媒业蓬勃发展的今天难入某些人的“法眼”，但在古代主流社会，执政者始终重视掌握传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不放松，即便王朝进入生命末期也不令主流政治价值观传播放任自流的做法值得肯定。同时，古人能够根据社会发展对政治价值观提出需求，运用恰当的政治修辞，将执政集团的价值诉求与社会政治思潮巧妙融合，谋求最佳传播效果的经验亦应引起今人关注。如宋徽宗追封关羽为“忠惠公”，用意就在于向臣民进行“忠君”的劝说，同时也暗示“忠”与“惠”之间的因果联系，即“臣忠”则“君惠”，“臣忠”、“君惠”相辅相成，“臣忠”是“君惠”的前提，“君惠”是“臣忠”的必然结果。
现代社会政治传播载体获得巨大发展，执政党所运用的政治修辞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果影响更是空前，执政党所选择的政治修辞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成功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作为衡量主流社会价值观建设效果的重要指标。 所以，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执政党应该善于运用恰当的政治修辞，充分发挥“在任何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为处于混乱中的、没有正确价值方向或迷茫的社会成员勾画美好的政治蓝图，指明前进的方向，促进中国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第二，结合时代特点，“创新”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传播的政治象征。政治象征是政治活动参与者在政治实践过程中根据政治发展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心理关照物。这种“创造”既可以表现为“原创”，也可以表现为对原有政治象征的“再创造”或“消化吸收再创新”。“政治象征是一套意义系统”，既可以表现为具象的有形之物，也可以表现为抽象的理念、思想等，历来是作为政治过程中某种价值理念的“容器”而存在的，其确立的根据在于主流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之间的契合。宋徽宗将“游走”于民间舞台的关羽甄拔并树立为赵宋王朝“忠君”价值理念的政治象征予以传播，正是北宋王朝上下涌动的“爱国”思潮交融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北宋王朝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国民面对外族压境渴望“雄起”一振国威的舆情环境、三国时期蜀汉政权与北宋王朝的某些相似性、关羽自身所具备的诸多优势条件于一身、宗教集团与儒生团体试图借主流政治价值传播渠道实现本集团利益的设计……仅凭关羽既无政治思想建树，也非超一流武将的身份断难成为社会各界顶礼膜拜的偶像。可见，主流社会成功的政治象征一定是执政集团根据政治发展需要，并结合时代特点而“创新”加工出来的，其象征意义也一定是经过执政者精炼、提纯、固化等细致雕琢之后的产物。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同样离不开具有强烈导向性的政治象征，这种导向就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处在社会转型关节点上的中国，需要将属于自己的政治象征作为旗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鼓与呼。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虽然时代特征与需要有所差异，但本质相同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完全可以树立具有不朽生命力、始终能够激发人民崇高精神追求的政治象征，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适时做出修正以尽可能延续该政治象征的履新职能。
第三，运用适宜的传播形态将国家倡导的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化为民众的价值诉求。主流政治价值传播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意志的主导性，影响着社会价值理念控制效果与价值体系的形成和演化，应当引起执政者的特别关注。政治传播不仅要关注传播的内容，同样要关注运用什么样的传播形态才能更好地将主流政治价值观的要求内化为广大受众的价值诉求。宋徽宗以关羽为政治象征进行忠君价值传播，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即借助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完成政治价值信息的传递，如将关羽从民间崇拜擢升为国家意志，在朝堂之上对关羽大封王爵、对朝臣们耳提面命等，其传播媒介虽然囿于时代局限，不超乎于人语与听觉、视觉范畴，但是，这种面对面的传播“具有高度的审美功能，它是精微细腻的、无所不包的。”所以，当一个“身长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很少有人质疑其可靠性，并警觉地将他与执政者倡导的主流政治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而是浸润于关羽悲情与忠义所传达的人格魅力、崇高精神之中浮想联翩。这种经关羽而固化的政治价值蕴含着主流政治文化的需求和导向，反映了执政者意欲构建的社会价值体系与秩序，但它并不表现为劝诱与强制，更不是执政者自说自话，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巧妙方式投射于受众的心理，在迎合普通民众感情与精神寄托中悄然完成了政治价值传播过程。
当今时代，政治传播形态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可以借助的传播载体也极大丰富，政治修辞手段丰富多彩，同时受众获取信息、接受政治价值影响的渠道大为拓宽，自主性越来越强，发达经济环境中人们的多元价值取向难以达成关羽崇拜那样的高度一致。这就要求社会主义价值观传播必须与时俱进，在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位一体的基础上，谋求主流政治价值与民众价值诉求的一致，而不是依靠执政地位的优势，仅考虑执政集团政治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为此不惜损害民众的利益，指鹿为马地进行黑白颠倒式传播。
责编/徐艳红 潘丽莉 刘瑞一 张夏梦 美编/于珊
恶搞英烈不是“开玩笑”
李良荣：对英雄人物的“污名化”现象，可能导致民族记忆与集体记忆消解，损害民族文化的凝聚力。除了邱少云、雷锋、黄继光、江姐等革命人物，还有大禹、孟姜女、花木兰等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他们都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民族记忆的重要部分，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尤其是英雄形象，更是凝聚着民族文化的精髓，体现了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品质。如果对这些人物和故事进行否认，对英雄形象肆意污名化，摧毁的将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引发的将是人们对历史的怀疑，这将大大削弱人们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以近邻日本为例，“大和民族”很重要的一个缘起说正是建立在“天照大神”的神话传说基础之上。可以说，一个失去了民族英雄、迷失了民族文化的国家，将陷入真正的历史虚无中去。这是非常危险的！
今后网络上还可能继续产生这种对英雄与历史的质疑。首先，不可否认，以前为了某些历史阶段的宣传需要，可能存在对某些英雄形象的神化，使得他们过于“高大全”。这在今后的宣传中需要引起注意，不要对人物事迹进行过于夸张的描述，英雄也是可以有缺点的。其次，一旦发生类似污名化英雄的情况，为了避免对青少年群体造成恶劣影响，应当及时组织力量应对，从根本上讲清道理。对影响恶劣的言论该禁则禁，对引发恶劣影响的造谣者作出相应处理。最后，在宣传和应对中，要注意不要否认这种集体记忆，要唤起人们对英雄所寄托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的认可与共鸣。
在近期质疑邱少云事件发生后，很多网民对这种诋毁邱少云的言论表示愤怒和谴责，并对炒作商家进行抵制。由此可见，人们还是十分认可目前所塑造的集体记忆与民族记忆的，呈现出较强的民族文化凝聚力。我们要对人民有信心，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
杨 军：邱少云为了战斗胜利，忍受烈火燃烧一动不动，如同董存瑞抱起炸药冲向敌人的碉堡、黄继光以血肉之躯奋勇堵枪眼，是在非常时刻以坚强的意志，超越了人类求生、恐惧的本能，这些壮烈之举绝非和平时代过着安逸生活的人可以想象的；而且，英烈的故事在传播中有细节上的不同说法，英烈的形象在宣传中有经过提炼的元素。因此，对英烈牺牲的真实场景和具体经过抱有好奇之心并不为过。但如果把“不可思议”转化为对英烈事迹的否定、恶搞，那就不能用“开玩笑”或者“从生理学上分析”来解释。
英烈及其壮举不是假设推断、理论分析的结果，而是真实的存在。他们以生命和鲜血铺就了新中国诞生、成长的大道，用舍己为人、乐于奉献、不怕牺牲的行为诠释了崇高的信仰，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当中华民族为伟大复兴而努力时，正需要英烈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所以，尊重、缅怀和学习革命英烈，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风尚。
当前，以阴暗的心理、轻佻的态度、出格的言辞恶搞、亵渎英烈，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有意，是追求“搏出位”还是间接表达政治诉求，不仅洞穿整个社会的良知和道德底线，造成“何必当真”的虚无心态和为所欲为的暴戾之气，而且会解构与英烈相联系的国家历史。因为，否定了英烈，就可以证明英烈为之奋斗的事业是不真实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否定了英烈，就可以证明树立英烈的人和组织在说谎；否定了英烈，英烈所彰显的精神品质也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其结果是导致大众形成对新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错误认知，丧失理想信念，丧失民族自尊自信，精神“缺钙”。
恶搞、亵渎英烈的现象不是孤立的，它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大众世俗生活中的表现。可以看到，伴随对英烈的淡化、矮化、丑化，还有长篇大论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历史的完全否定、网上线下对革命领袖公开直白的攻击谩骂和一些“神剧”、“神话”对红色经典的肆意篡改。这表明，历史虚无主义在蔓延中呈现出多种样态，正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侵蚀、改造着人们的观念和情感。虽然面对恶搞、亵渎英烈，学术界和普通大众中有不少公正、理性的声音发出来，但如果不在多个层面上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它就会继续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开涮，恶搞、亵渎英烈就不会停止。
“历史虚无主义”和网络意识形态焦点
刘书林：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可以揭示正在社会上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方法的根源。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教育失误和精神文明一手软，青少年中产生了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隔离的情绪和倾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又养成了单纯以价值判断而同时丢掉真理判断的逻辑思维。形式逻辑只有两个判断：真理判断和价值判断，而一旦丢掉真理判断，人们价值判断就会走到邪路上去。价值判断的中心，是判断一种行为“值不值得做”、“这样做划得来或划不来”；而真理判断则是讲究“行为的本质作用是什么”、“这样做是不是正确的”、“是否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正确的判断往往是在真理判断指导下的价值判断。北京某中学的语文课堂上曾经爆发过学生怀疑方志敏烈士写的爱国主义文章《可爱的中国》真实性的问题。有的学生认为这篇文章是教育者“编造的材料”，认为“在外国穿着华贵的母亲面前，中国母亲那么脏、那样被人侮辱和欺负，她不可能给人带来任何好处，也就没有什么可爱的”。这一时成为笑谈。其实，这样的判断错误，关键在于缺少了真理判断的拷问：她是不是你的母亲？在你的母亲被欺凌的时候你该干什么？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才是被人民大众的历史所认同的？ 今天蔑视和丑化英雄人物的人恐怕很难理解：“只要主义真”，就可以做到“砍头不要紧”吗？但在烈士的精神状态中，这却是天经地义的。如果面对外国侵略者、外国敌对势力，单单进行个人行为的价值判断，为了个人的得失而畏畏缩缩、不敢斗争，进而唯利是图，岂不是有利于汉奸思想的泛滥。看来，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这种教育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真理指导下才能得到准确的阐释。如果离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单讲价值判断的逻辑，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词句就会失去概念的正确界定，很容易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引导滑到“普世价值”的邪路上去。
姚树洁：现实中，网络的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人数之多，往往使官方媒体不知所措。不同媒体，对待日益纷繁复杂的各种言论和观点，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包括“堵”和“痛批”。
不过，堵不是最有效的办法，也不符合网络时代的要求。在新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堵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有可能适得其反。痛批、甚至扣帽子，也可能损害官媒形象。
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如何进行正面的意识形态宣传，才比较有效，才能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呢？
最近，网上有人对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和雷锋等战斗英雄和道德模范进行各种解构，就是一些所谓“历史虚无主义者”和官媒的一种舆情博弈。
一些网络名人发表文章怀疑这些英雄人物的真实性，并且上纲上线地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刻意塑造出来的典型。这些人对英雄进行质疑，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精神空虚。官方媒体，如果是为了弘扬正气，根本不需要动用过激的语言，也没有必要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不过，有些网络名人，鼓吹意识形态多样化，却是一个重大误区。中国社会安全与稳定，还必须有一条明确的意识形态底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建设和谐、公平与法治社会，坚持经济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就是必须守住的意识形态底线。只要不触碰这些意识形态底线，就不怕有众多的言论和解构。对一些恶意解构，要相信社会的正能量占主导地位，负能量不可能颠覆广大民众的意识形态。
不过，对刻意的负面解构，也不能置之不理。应对这样的解构，最好的办法不是“扣帽子”，不是“上纲上线”，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例如，官方媒体可以继续宣传英雄人物，包括当代的英雄人物。谁说当今社会就一定没有雷锋精神？谁说和平年代就没有战斗英雄之气概？
中华大地，好人多多。助人为乐，到处可见。官媒要弘扬正气，只需摆出事实，更多、更积极地去报道当下各种好人好事，特别是那些为国家安全、人民幸福而付出努力，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人物。
中华民族英雄之精神，不会因为少数人的胡乱解构而消失。中国人民坚持正义和崛起的雄心，不会因为西方价值观的存在而减弱。官媒只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就能引导网络意识形态，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如何引导网络舆论，握好话筒
匡文波：对雷锋、邱少云等英雄真实性的质疑者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出于政治目的，具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这种人为数极少，但是危害极大；一类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有一类是不否认英雄的真实性，但是质疑英雄行为的细节，网民大多属于此类。
对于这三类人，可以分别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案。对第一类人，应该在主流媒体上予以坚决回击，如果触犯了法律，则应该绳之以法。有论者称，亵渎人民英雄的人就应当付出相应的代价，而不是受到任何形式的奖励。代价可以是多方面的，包括现实中周围人对他的白眼。
对第二类人，要坚决予以谴责，例如：著名凉茶企业加多宝与网络大V“作业本”在微博上搞了一次关于凉茶和烧烤的商业促销互动，然而有网友挖出，“作业本”两年前曾以“烧烤”侮辱过被烧死的烈士邱少云和赖宁。
对第三类人，应该是争取团结的对象，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于英雄的事实，我们应该主动让专家和当事人澄清是非曲直、还原真相。应该以耐心说服为主，否则只会引来更多的社会质疑和不安。
中国青年网2015年4月22日的文章《邱少云纪念馆长：直升机投燃烧弹致邱少云牺牲》提到，来自邱少云故乡的重庆铜梁少云烈士纪念馆馆长王成金回应质疑：“直至被大火浓烟完全包围，邱少云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没有挪动一寸土地。大火整整烧了二十多分钟，邱少云始终一动不动。这一幕，潜伏在附近战士都亲眼目睹。”“邱少云完全被大火、浓烟包围后，确切是什么时候结束生命，任何人（包括他身边的战友）都无法求证。但烈火是导致他牺牲的因素，这一点是肯定的、无疑的！” “从燃烧弹落在离邱少云两米远的地方起，到被烈火刚刚包围整个身体的这个时间段，邱少云还活着，有清醒的意识，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强大意志，忍受着一般人难以忍受的肉体被焚烧之剧痛。这说明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在支撑着他，直到生命结束。”
这篇文章起到了很好的澄清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以互联网和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是一个互动性很强的媒体，网民的信息来源多样、独立思考能力强，不能简单地采取灌输式方法去引导网络舆论。对于历史上的那些烈士和模范们，我们需思考新的宣传方式。对于细节上的偏差，我们不应该采取回避态度，需要从科学的角度予以解释。今后对英雄模范的宣传，也应该注意不要脱离事实人为的拔高。
王 成：中国往昔历朝历代的执政者为维护政权合法性，强化国民之于王朝的政治信仰，保持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稳定，无不高度重视主流政治价值观的传播。虽然其时没有政治传播理论做指导，传播工具与手段非常有限，可以倚重的政治传播形象略显稀少，但是，由于执政者能够较好地调动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源，将主流政治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以巧妙的手法嵌入可以借为助力的传播载体，竟也收到令今人都要汗颜的良好效果。许许多多的政治价值理念坚若磐石，经历了数千年风霜雨雪考验，成为古代思想观念文化、法律制度文化、社会行为文化的枢纽。对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价值观的传播理念与实践（如借助关羽传播“忠”）进行系统化梳理，探究其运作模式、体制、机制与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建设无疑大有助益。 第一，党和政府必须负起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传播主动权与话语权的责任，恰当地运用政治修辞，按照社会政治发展要求引导价值观传播。古代主流政治价值观的传播经过数千年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播范式，虽然其传播载体、传播形态在传媒业蓬勃发展的今天难入某些人的“法眼”，但在古代主流社会，执政者始终重视掌握传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不放松，即便王朝进入生命末期也不令主流政治价值观传播放任自流的做法值得肯定。同时，古人能够根据社会发展对政治价值观提出需求，运用恰当的政治修辞，将执政集团的价值诉求与社会政治思潮巧妙融合，谋求最佳传播效果的经验亦应引起今人关注。如宋徽宗追封关羽为“忠惠公”，用意就在于向臣民进行“忠君”的劝说，同时也暗示“忠”与“惠”之间的因果联系，即“臣忠”则“君惠”，“臣忠”、“君惠”相辅相成，“臣忠”是“君惠”的前提，“君惠”是“臣忠”的必然结果。
现代社会政治传播载体获得巨大发展，执政党所运用的政治修辞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果影响更是空前，执政党所选择的政治修辞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成功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作为衡量主流社会价值观建设效果的重要指标。 所以，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执政党应该善于运用恰当的政治修辞，充分发挥“在任何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为处于混乱中的、没有正确价值方向或迷茫的社会成员勾画美好的政治蓝图，指明前进的方向，促进中国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第二，结合时代特点，“创新”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传播的政治象征。政治象征是政治活动参与者在政治实践过程中根据政治发展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心理关照物。这种“创造”既可以表现为“原创”，也可以表现为对原有政治象征的“再创造”或“消化吸收再创新”。“政治象征是一套意义系统”，既可以表现为具象的有形之物，也可以表现为抽象的理念、思想等，历来是作为政治过程中某种价值理念的“容器”而存在的，其确立的根据在于主流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之间的契合。宋徽宗将“游走”于民间舞台的关羽甄拔并树立为赵宋王朝“忠君”价值理念的政治象征予以传播，正是北宋王朝上下涌动的“爱国”思潮交融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北宋王朝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国民面对外族压境渴望“雄起”一振国威的舆情环境、三国时期蜀汉政权与北宋王朝的某些相似性、关羽自身所具备的诸多优势条件于一身、宗教集团与儒生团体试图借主流政治价值传播渠道实现本集团利益的设计……仅凭关羽既无政治思想建树，也非超一流武将的身份断难成为社会各界顶礼膜拜的偶像。可见，主流社会成功的政治象征一定是执政集团根据政治发展需要，并结合时代特点而“创新”加工出来的，其象征意义也一定是经过执政者精炼、提纯、固化等细致雕琢之后的产物。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同样离不开具有强烈导向性的政治象征，这种导向就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处在社会转型关节点上的中国，需要将属于自己的政治象征作为旗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鼓与呼。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虽然时代特征与需要有所差异，但本质相同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完全可以树立具有不朽生命力、始终能够激发人民崇高精神追求的政治象征，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适时做出修正以尽可能延续该政治象征的履新职能。
第三，运用适宜的传播形态将国家倡导的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化为民众的价值诉求。主流政治价值传播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意志的主导性，影响着社会价值理念控制效果与价值体系的形成和演化，应当引起执政者的特别关注。政治传播不仅要关注传播的内容，同样要关注运用什么样的传播形态才能更好地将主流政治价值观的要求内化为广大受众的价值诉求。宋徽宗以关羽为政治象征进行忠君价值传播，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即借助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完成政治价值信息的传递，如将关羽从民间崇拜擢升为国家意志，在朝堂之上对关羽大封王爵、对朝臣们耳提面命等，其传播媒介虽然囿于时代局限，不超乎于人语与听觉、视觉范畴，但是，这种面对面的传播“具有高度的审美功能，它是精微细腻的、无所不包的。”所以，当一个“身长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很少有人质疑其可靠性，并警觉地将他与执政者倡导的主流政治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而是浸润于关羽悲情与忠义所传达的人格魅力、崇高精神之中浮想联翩。这种经关羽而固化的政治价值蕴含着主流政治文化的需求和导向，反映了执政者意欲构建的社会价值体系与秩序，但它并不表现为劝诱与强制，更不是执政者自说自话，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巧妙方式投射于受众的心理，在迎合普通民众感情与精神寄托中悄然完成了政治价值传播过程。
当今时代，政治传播形态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可以借助的传播载体也极大丰富，政治修辞手段丰富多彩，同时受众获取信息、接受政治价值影响的渠道大为拓宽，自主性越来越强，发达经济环境中人们的多元价值取向难以达成关羽崇拜那样的高度一致。这就要求社会主义价值观传播必须与时俱进，在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位一体的基础上，谋求主流政治价值与民众价值诉求的一致，而不是依靠执政地位的优势，仅考虑执政集团政治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为此不惜损害民众的利益，指鹿为马地进行黑白颠倒式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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