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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后，不少中国人，对自己的晚年生活，有着比过去更高的期待：手脚灵便时，可以四处旅游而不是抱着电视机打瞌睡；行动不便后，可以得到专业的照护而不是苟延残喘、失去尊严。总之，更多人对晚年有着种种憧憬，而这些憧憬都围绕着一个目标——让老年生活延续既有的生活品质和习惯，而不是急转直下。
不过，中国现有的养老服务，还未能跟上老人观念的变化，养老服务产品的单一性，让很多老人的愿望，还无法实现。
一个标本
如果电影《花样年华》中张曼玉扮演的陈太太活到今天，一定是眼前周老太这个样子：烫过的短发精心梳理过，嘴唇微描，黑框眼镜边嵌着金色的装饰，宝蓝色羊绒衫，白色丝巾，整洁而端庄。说起话来，周老太虽然南腔北调——广东口音、上海话、普通话、英文混杂，但语调是一致的不紧不慢。人生走到周老太这样的阶段，酸甜苦辣尝过，已经没什么好着急的了。
周老太舞姿翩翩，这是她每隔一天就要参加的活动。舞厅就在3号楼一楼，离她居住的公寓，不过三五分钟的路。舞厅从上午9点开放到11点。跟专门的舞厅相比，这里陈设十分简单，不过，只要舞曲响起，周老太还是很快沉浸到那绵软的旋律中。
坐在一旁的一位老先生，正在翻看周老太带来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拍摄于上世纪60年代，背景是香港一处海湾，戴着墨镜和宽边遮阳帽的摩登女人，坐在游船上，嘴角上扬。那是30多岁时的周老太，由于从事金融业，她游走世界。
周老太是上海人，多年工作在海外，如今子女也有定居海外的。问起她的先生，周老太回答：“Passaway.”先生的过世让周老太倍感寂寞，上海的儿子家她又觉得不自在，在朋友的推荐下，她住进老年公寓。
周老太一年多前搬进亲和源老年公寓，一个人居住一套70平方米的套房。在这个老年社区，很多邻居与周老太一样，主动选择到老年公寓生活。吸引老人们住进这里的原因，首先是硬件设施符合他们的需求，并配有医疗服务。但更加重要的是，在这里，邻居们有着类似的特征。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跟什么人住在一起，非常重要。
与周老太跳舞的老先生，是一位退休医生，老先生老两口一起住在公寓里，老伴蔡阿姨告诉记者：住了两年多，从未在走廊里听人大声喧哗，更别说吵架。蔡阿姨觉得，虽然收费较贵，但环境让他们称心。
亲和源老年公寓住户的构成，被王波总结为“三高”——高知、高干、高富。其中，退休的工程师、教授、医生、官员，占社区居民的大部分，记者在采访中，随机与六七位老人聊天，就遇到了2名退休医生。
王波是亲和源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谈起亲和源“高端”的定位，他纠正记者说，他们追求的“高端”，并不单纯用钱来衡量，公寓现有的居民，也并非社会上“最有钱”的人，公寓的目标消费者，是那些观念更加开放，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对晚年生活品质要求更高的人。
蔡阿姨就从不甘心平淡的人生，年老后，她也不希望终日守着电视机，混混沌沌度日。蔡阿姨从小爱好体育，最辉煌的经历，是退休后骑行自行车数千公里到达新疆克拉玛依。蔡阿姨丧偶多年，几年前，有人为她介绍了同样丧偶的退休医生。结婚后，为了更加自在地享受晚年的“二人世界”，他们搬进老年公寓。
公寓配备了健身机构，也有各种娱乐场所，这让蔡阿姨夫妻很满意。蔡阿姨向记者介绍了她一天的生活安排：从早上7点半开始，第一个小时羽毛球，第二个小时乒乓球，第三个小时跳舞。中饭后是麻将时间，打麻将时带好泳衣，下午4点准时从麻将室到游泳池游泳一小时，晚饭后看一会儿电视，9点半睡觉。
由于每周有钟点工上门打扫卫生，蔡阿姨不需要耗费太多时间在家务上，如果不想自己烧菜，也可以到食堂用餐。这样，蔡阿姨就有更多的时间，用来享受生活。
蔡阿姨的老伴原本内向喜静，如今也被“传染”，体育、舞蹈一样不落。为了跳舞，一向保守低调的老先生，买了一双锃亮的舞蹈专用皮鞋。
如果老人喜欢其他活动，社区还开办了书画教室，定期有老师指导，钓鱼、摄影、西洋音乐赏析……老人喜好的娱乐，社区几乎都能提供，而报刊室、咖啡厅，则为那些愿意安静独处的老人，提供了方便。
被观望的市场
营业4年，亲和源老年公寓现在共有住户400多户，800多人。虽然入住人数并不是很多，但这家养老公寓的名声却很大。
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团队到亲和源考察，考察人员主要来自政府民政系统和企业。王波告诉记者，他们被关注的原因是，像亲和源这样完全以养老为设计目的，面向高端消费者，且已经走上经营正轨的养老项目，国内太少。国内一些号称养老公寓的社区，多是简单配备了适合老人的硬件设施，借以提升社区附加值，而并非完全以养老为设计目的。
记者在咨询国内养老行业方面专家时，也得到类似的答案。记者请北京、上海的相关学者推荐面向高端人群的养老机构，所有学者都只能给出亲和源一家。目前国内城市中，大多数养老院以滿足老人基本需要为标准。相较于老人对养老机构需求的日益多层次化，市场上能提供的类型，太过单一。
事实上，面对中国迅速老龄化的现实，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商业资本，都把养老产业视为“朝阳产业”，一致认可这个产业的发展潜力。特别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中高端的养老机构，存在较大的消费需求。但是，政策的模糊和老人的观念，让从业者对这个市场保持着谨慎的观望态度。
在中国，进入养老机构或者养老社区，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仍是所有养老选择中的“下策”。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只有在儿女身边，才能算幸福晚年。有的子女，也把送老人进入养老机构，当做颜面扫地的事。中国老人另一个固有的观念是，尽可能将财产留给后代，而不舍得动用积蓄安享晚年。
与市场经济下的所有商品一样，养老机构提供不同的服务，收费也存在差异。以亲和源老年公寓为例，这家公寓的收费采用会员制。不同的会员卡享有不同的权限，在缴纳45万至89万不等的会员费后，老人就可以成为会员，对公寓享有使用权。除了会员费，居民还要缴纳2.98万至6.98万不等的年费，以购买社区的相关服务。
相较于上海大多数养老机构每月收费3000元左右的水平，亲和源堪称“奢侈”，不过，在中国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有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老年人群，正在壮大，投资者越来越看好高端养老市场的潜力。
相比老人的观念，更让从业者心存担忧的是政策的模糊。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殷志刚认为，尽管政府文件中提及“鼓励社会力量办养老机构”，但具体的鼓励措施，却没有明确的说法，政府能够给社会力量多少空间，目前也非常模糊。因此，尽管很多人有办养老机构提供多层次养老服务的愿望，但实践者却很少。
殷志刚介绍，目前养老机构类型单一的现状，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关系。计划经济下，养老机构由民政部门开办，国家给予投资和补贴，养老机构开办的目的，是解决孤老、贫困老人的养老问题。由于这样的历史沿革，养老机构一直被看作向困难人群提供基本服务的地方。尽管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社会办养老机构的数量比公办机构数量还要多，但所有养老机构仍然受民政部门的管理，被视为一项公益性质的事业。
社会办养老机构不像公办机构一样享受政府投资和补贴，同时又受公益性质的限制，因此，在上海，社会办养老机构的软硬件条件，往往不如公办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几家公办养老机构，成为稀缺资源，一些公办机构的床位名额，已经排到10年后。
就像“看病难”难在城市三甲医院一样，养老机构的一床难求，事实上集中在公办养老机构。殷志刚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养老服务产品单一，而造成产品单一的原因，是政府对自己在养老产业中的角色，还未能清楚定位。
缺“床”更缺“称心”床
民间盛传几家公办养老机构如何难进的种种故事，殷志刚就亲自见到一例。殷志刚到上海市某区为区政府官员讲课，开课前和区政府几位官员坐在休息室。席间，一名官员问民政部门官员：“某某养老院，还能排上号吗？”民政官员回答：“都排到15年后了。”殷志刚告诉记者，问话的官员，可能是自己的父母或亲戚有进养老机构的意愿。他认为，这样的对话说明，中国城市存在的养老难题，不仅是养老机构总量上的短缺，更是结构上的失衡。
殷志刚相信，如果有更多的选择，这位官员或许就不用求情、排队，非进某某养老院不可。老人对养老机构的需求已经多元化、多层次、个性化，但现有的管理方式，却不能给更多类型的养老机构以发展的空间。
在殷志刚看来，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应该吸取住房和医疗事业的经验教训，完全的市场化或完全的政府控制，都不是好办法。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中，政府应该“托底”，滿足最基本的养老服务需求，其他更多的需求则通过产业的发展，由市场满足。“政府提供的养老服务，是‘基本’服务，如果想提高自己晚年的生活质量，应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等渠道获得。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全包。”
“我认为理想的、科学的办法，是实现创办养老机构设施许可制度，就是说，任何机构要办养老机构先得到民政部门管理部门的办许，得到许可后再去登记。”在殷志刚的设想中，养老机构可以是营利的，也可以是非营利的。如果是营利的，只要在工商登记就可以了，它们可以满足社会资本的投资愿望，也能提供更加多元的服务产品，收费由市场决定。如果登记为非营利的机构，收费就必须接受政府指导。同时，所有的养老机构必须接受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管。
目前，政府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发展的态度十分谨慎，殷志刚分析，政府部门主要担心放开后，会给管理带来麻烦，养老机构的安全、服务质量难以保证。
除了一些老人对舒适型养老机构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失能、失智、临终关怀等特殊的养老服务，也十分短缺。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养老资源都是有限的，要让老人得到“称心”的一张养老床，需要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率。因此，殷志刚建议，老人入院评估制度必须建立，如果没有评估，更多老人可能无法公平地享受政府的“托底”服务。
按照他的设想，如果公办养老机构“托底”，市场化养老机构提供多样化产品的格局形成，那么，老人进入哪一类养老机构，必须符合相关条件。比如，老人提出进入公办养老机构的申请后，有专门的机构对他的经济收入、家庭情况等等进行评估，符合条件的才能获得批准。老人的行动能力、自理能力等也需要评估，根据不同的情况送入适当护理等级的机构。有了评估依据，该享受政府补贴的可以得到补贴，不符合条件的，则需要自己负担费用。
事实上，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有成熟的评估体系，上海最近几年在开展居家养老的过程中，也已经引入了评估措施。殷志刚认为，如果评估系统得到实施，就可以让老人更加公平地享受养老服务资源，而目前这种靠关系、走后门的现象，也可以有所改观。
最近几年，养老机构床位紧张，已经成为热门的社会话题，但殷志刚告诉记者，老年人对养老机构需求的高峰，还没有到来，像上海这样的城市，20年后，会真正感受到老龄化、高龄化、家庭小型化带来的老年人照料压力。
他解释说，目前上海大量增加的老年人是“低龄老人”，出生于1950年代，高龄老人的增长是平稳的。因此，虽然老年人口总数增加，但由于“低龄老人”占了多数，而他们入住养老机构的愿望并不是太迫切，所以现在还没有到压力最大的时候。
20年后，这批“年轻”的老年人将步入高龄，也就是说，中国的养老服务体系，还有20年的时间用来准备应对井喷式、多元化的需求。20年不算太长，但行业发展的方向，似乎仍不明朗。
不过，中国现有的养老服务，还未能跟上老人观念的变化，养老服务产品的单一性，让很多老人的愿望，还无法实现。
一个标本
如果电影《花样年华》中张曼玉扮演的陈太太活到今天，一定是眼前周老太这个样子：烫过的短发精心梳理过，嘴唇微描，黑框眼镜边嵌着金色的装饰，宝蓝色羊绒衫，白色丝巾，整洁而端庄。说起话来，周老太虽然南腔北调——广东口音、上海话、普通话、英文混杂，但语调是一致的不紧不慢。人生走到周老太这样的阶段，酸甜苦辣尝过，已经没什么好着急的了。
周老太舞姿翩翩，这是她每隔一天就要参加的活动。舞厅就在3号楼一楼，离她居住的公寓，不过三五分钟的路。舞厅从上午9点开放到11点。跟专门的舞厅相比，这里陈设十分简单，不过，只要舞曲响起，周老太还是很快沉浸到那绵软的旋律中。
坐在一旁的一位老先生，正在翻看周老太带来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拍摄于上世纪60年代，背景是香港一处海湾，戴着墨镜和宽边遮阳帽的摩登女人，坐在游船上，嘴角上扬。那是30多岁时的周老太，由于从事金融业，她游走世界。
周老太是上海人，多年工作在海外，如今子女也有定居海外的。问起她的先生，周老太回答：“Passaway.”先生的过世让周老太倍感寂寞，上海的儿子家她又觉得不自在，在朋友的推荐下，她住进老年公寓。
周老太一年多前搬进亲和源老年公寓，一个人居住一套70平方米的套房。在这个老年社区，很多邻居与周老太一样，主动选择到老年公寓生活。吸引老人们住进这里的原因，首先是硬件设施符合他们的需求，并配有医疗服务。但更加重要的是，在这里，邻居们有着类似的特征。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跟什么人住在一起，非常重要。
与周老太跳舞的老先生，是一位退休医生，老先生老两口一起住在公寓里，老伴蔡阿姨告诉记者：住了两年多，从未在走廊里听人大声喧哗，更别说吵架。蔡阿姨觉得，虽然收费较贵，但环境让他们称心。
亲和源老年公寓住户的构成，被王波总结为“三高”——高知、高干、高富。其中，退休的工程师、教授、医生、官员，占社区居民的大部分，记者在采访中，随机与六七位老人聊天，就遇到了2名退休医生。
王波是亲和源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谈起亲和源“高端”的定位，他纠正记者说，他们追求的“高端”，并不单纯用钱来衡量，公寓现有的居民，也并非社会上“最有钱”的人，公寓的目标消费者，是那些观念更加开放，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对晚年生活品质要求更高的人。
蔡阿姨就从不甘心平淡的人生，年老后，她也不希望终日守着电视机，混混沌沌度日。蔡阿姨从小爱好体育，最辉煌的经历，是退休后骑行自行车数千公里到达新疆克拉玛依。蔡阿姨丧偶多年，几年前，有人为她介绍了同样丧偶的退休医生。结婚后，为了更加自在地享受晚年的“二人世界”，他们搬进老年公寓。
公寓配备了健身机构，也有各种娱乐场所，这让蔡阿姨夫妻很满意。蔡阿姨向记者介绍了她一天的生活安排：从早上7点半开始，第一个小时羽毛球，第二个小时乒乓球，第三个小时跳舞。中饭后是麻将时间，打麻将时带好泳衣，下午4点准时从麻将室到游泳池游泳一小时，晚饭后看一会儿电视，9点半睡觉。
由于每周有钟点工上门打扫卫生，蔡阿姨不需要耗费太多时间在家务上，如果不想自己烧菜，也可以到食堂用餐。这样，蔡阿姨就有更多的时间，用来享受生活。
蔡阿姨的老伴原本内向喜静，如今也被“传染”，体育、舞蹈一样不落。为了跳舞，一向保守低调的老先生，买了一双锃亮的舞蹈专用皮鞋。
如果老人喜欢其他活动，社区还开办了书画教室，定期有老师指导，钓鱼、摄影、西洋音乐赏析……老人喜好的娱乐，社区几乎都能提供，而报刊室、咖啡厅，则为那些愿意安静独处的老人，提供了方便。
被观望的市场
营业4年，亲和源老年公寓现在共有住户400多户，800多人。虽然入住人数并不是很多，但这家养老公寓的名声却很大。
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团队到亲和源考察，考察人员主要来自政府民政系统和企业。王波告诉记者，他们被关注的原因是，像亲和源这样完全以养老为设计目的，面向高端消费者，且已经走上经营正轨的养老项目，国内太少。国内一些号称养老公寓的社区，多是简单配备了适合老人的硬件设施，借以提升社区附加值，而并非完全以养老为设计目的。
记者在咨询国内养老行业方面专家时，也得到类似的答案。记者请北京、上海的相关学者推荐面向高端人群的养老机构，所有学者都只能给出亲和源一家。目前国内城市中，大多数养老院以滿足老人基本需要为标准。相较于老人对养老机构需求的日益多层次化，市场上能提供的类型，太过单一。
事实上，面对中国迅速老龄化的现实，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商业资本，都把养老产业视为“朝阳产业”，一致认可这个产业的发展潜力。特别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中高端的养老机构，存在较大的消费需求。但是，政策的模糊和老人的观念，让从业者对这个市场保持着谨慎的观望态度。
在中国，进入养老机构或者养老社区，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仍是所有养老选择中的“下策”。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只有在儿女身边，才能算幸福晚年。有的子女，也把送老人进入养老机构，当做颜面扫地的事。中国老人另一个固有的观念是，尽可能将财产留给后代，而不舍得动用积蓄安享晚年。
与市场经济下的所有商品一样，养老机构提供不同的服务，收费也存在差异。以亲和源老年公寓为例，这家公寓的收费采用会员制。不同的会员卡享有不同的权限，在缴纳45万至89万不等的会员费后，老人就可以成为会员，对公寓享有使用权。除了会员费，居民还要缴纳2.98万至6.98万不等的年费，以购买社区的相关服务。
相较于上海大多数养老机构每月收费3000元左右的水平，亲和源堪称“奢侈”，不过，在中国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有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老年人群，正在壮大，投资者越来越看好高端养老市场的潜力。
相比老人的观念，更让从业者心存担忧的是政策的模糊。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殷志刚认为，尽管政府文件中提及“鼓励社会力量办养老机构”，但具体的鼓励措施，却没有明确的说法，政府能够给社会力量多少空间，目前也非常模糊。因此，尽管很多人有办养老机构提供多层次养老服务的愿望，但实践者却很少。
殷志刚介绍，目前养老机构类型单一的现状，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关系。计划经济下，养老机构由民政部门开办，国家给予投资和补贴，养老机构开办的目的，是解决孤老、贫困老人的养老问题。由于这样的历史沿革，养老机构一直被看作向困难人群提供基本服务的地方。尽管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社会办养老机构的数量比公办机构数量还要多，但所有养老机构仍然受民政部门的管理，被视为一项公益性质的事业。
社会办养老机构不像公办机构一样享受政府投资和补贴，同时又受公益性质的限制，因此，在上海，社会办养老机构的软硬件条件，往往不如公办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几家公办养老机构，成为稀缺资源，一些公办机构的床位名额，已经排到10年后。
就像“看病难”难在城市三甲医院一样，养老机构的一床难求，事实上集中在公办养老机构。殷志刚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养老服务产品单一，而造成产品单一的原因，是政府对自己在养老产业中的角色，还未能清楚定位。
缺“床”更缺“称心”床
民间盛传几家公办养老机构如何难进的种种故事，殷志刚就亲自见到一例。殷志刚到上海市某区为区政府官员讲课，开课前和区政府几位官员坐在休息室。席间，一名官员问民政部门官员：“某某养老院，还能排上号吗？”民政官员回答：“都排到15年后了。”殷志刚告诉记者，问话的官员，可能是自己的父母或亲戚有进养老机构的意愿。他认为，这样的对话说明，中国城市存在的养老难题，不仅是养老机构总量上的短缺，更是结构上的失衡。
殷志刚相信，如果有更多的选择，这位官员或许就不用求情、排队，非进某某养老院不可。老人对养老机构的需求已经多元化、多层次、个性化，但现有的管理方式，却不能给更多类型的养老机构以发展的空间。
在殷志刚看来，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应该吸取住房和医疗事业的经验教训，完全的市场化或完全的政府控制，都不是好办法。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中，政府应该“托底”，滿足最基本的养老服务需求，其他更多的需求则通过产业的发展，由市场满足。“政府提供的养老服务，是‘基本’服务，如果想提高自己晚年的生活质量，应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等渠道获得。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全包。”
“我认为理想的、科学的办法，是实现创办养老机构设施许可制度，就是说，任何机构要办养老机构先得到民政部门管理部门的办许，得到许可后再去登记。”在殷志刚的设想中，养老机构可以是营利的，也可以是非营利的。如果是营利的，只要在工商登记就可以了，它们可以满足社会资本的投资愿望，也能提供更加多元的服务产品，收费由市场决定。如果登记为非营利的机构，收费就必须接受政府指导。同时，所有的养老机构必须接受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管。
目前，政府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发展的态度十分谨慎，殷志刚分析，政府部门主要担心放开后，会给管理带来麻烦，养老机构的安全、服务质量难以保证。
除了一些老人对舒适型养老机构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失能、失智、临终关怀等特殊的养老服务，也十分短缺。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养老资源都是有限的，要让老人得到“称心”的一张养老床，需要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率。因此，殷志刚建议，老人入院评估制度必须建立，如果没有评估，更多老人可能无法公平地享受政府的“托底”服务。
按照他的设想，如果公办养老机构“托底”，市场化养老机构提供多样化产品的格局形成，那么，老人进入哪一类养老机构，必须符合相关条件。比如，老人提出进入公办养老机构的申请后，有专门的机构对他的经济收入、家庭情况等等进行评估，符合条件的才能获得批准。老人的行动能力、自理能力等也需要评估，根据不同的情况送入适当护理等级的机构。有了评估依据，该享受政府补贴的可以得到补贴，不符合条件的，则需要自己负担费用。
事实上，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有成熟的评估体系，上海最近几年在开展居家养老的过程中，也已经引入了评估措施。殷志刚认为，如果评估系统得到实施，就可以让老人更加公平地享受养老服务资源，而目前这种靠关系、走后门的现象，也可以有所改观。
最近几年，养老机构床位紧张，已经成为热门的社会话题，但殷志刚告诉记者，老年人对养老机构需求的高峰，还没有到来，像上海这样的城市，20年后，会真正感受到老龄化、高龄化、家庭小型化带来的老年人照料压力。
他解释说，目前上海大量增加的老年人是“低龄老人”，出生于1950年代，高龄老人的增长是平稳的。因此，虽然老年人口总数增加，但由于“低龄老人”占了多数，而他们入住养老机构的愿望并不是太迫切，所以现在还没有到压力最大的时候。
20年后，这批“年轻”的老年人将步入高龄，也就是说，中国的养老服务体系，还有20年的时间用来准备应对井喷式、多元化的需求。20年不算太长，但行业发展的方向，似乎仍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