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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和国粮食收购政策的演变先后经历了粮食自由贸易、粮食计划收购、粮食收购“双轨制”、粮食收购市场化四个阶段。它的主旨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关键是把握处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规律是逐渐发挥价值规律在粮食流通中的作用。
关键词：粮食收购政策；国家粮食安全；商品
中图分类号：F323.7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11）20－０012－03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长期严峻的粮食局势，党和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不断调整粮食收购政策，为改善粮食状况谱写了光辉的新篇章。本文就共和国粮食收购政策的演变史作出初步研究，以求找寻出其发展规律。
一、1949—1953：粮食自由贸易
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属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根据共同纲领确定的“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经济建设方针，结合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当时粮食市场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其特点是，农民生产的粮食在向国家缴足公粮、留足口粮和其他用粮之后，多余的粮食由农民自己到粮食市场上去自由买卖；国营粮食公司、供销合作社、私营粮商在市场上都可以自由采购和销售。
在自由贸易阶段，各经济成分在粮食收购中的作用是和当时的国民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的。进入1949年以后，物价飞涨的局面进一步加剧。4月、6至7月、11月及次年2月，社会上先后掀起四次物价大涨风，几乎每次都是粮价上涨牵动其他物价全面上涨。为此，“党和人民政府采取经济与政治手段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主要商品的货源；另一方面，选择有利时机和市场，集中全国经济力量，敞开抛售，给投机资本以歼灭性打击。同时，在市场有利时，不失时机购进，积蓄力量，准备下一回合的较量。”①经过斗争，国营经济不但壮大了实力，而且还取得了粮食等主要商品市场的领导权，在自由贸易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自抗日战争以来持续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局面宣告终结。1950年3月中旬以后，各地市场粮价开始不断下降。
经过“三反”、“五反”运动，不少地方出现盲目排挤私营粮商合法经营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1952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中提出对公私商业进行调整，保持私营商业的当前营业额并使其不再下滑，以避免店员过多地失业或使失业店员能够转业。该指示调动了私营商业经营的积极性，使他们积极参与到粮食市场的自由贸易中。建国以来，国家“以征为主、以市场收购为辅”掌控粮食的政策受到严峻挑战。如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共支出587亿斤，赤字为40亿斤，粮食供销形势相当严峻。而在该年度内，全国上市粮食348亿斤，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收购69.9%，私营商业收购高达30.1%，使国家通过市场收购平衡粮食供需的计划几乎落空。进入1953—1954年的粮食年度内，据估算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亿斤，除公粮可以拿到275亿斤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使得党和政府必须采用新的收购办法和新的粮食供应办法，因此，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就应运而生了。②
二、1953—1985：粮食计划收购
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同年11月23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命令》。这两份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共和国粮食统购统销体制的开始正式确立。统购统销被称为继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之后的第二次大战役，从1953年开始实行，“到1985年改行粮棉合同定购制度为止，这个在特定条件下开始实行的农产品统购制度，持续时间长达32年之久。”①期间，统购统销政策在保持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又根据粮食供需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具体内容。比如，1955年以后曾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办法；1960年以后实行“超购加价”的办法；1961年以后实行售粮奖售工业品制度；1979年以后不断核减统购指标。
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四个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内容。按照《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命令》，计划收购的基本含义是：“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至于粮种和价格，依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均由中央统一规定，统购价格大体维持在当时城市出售价格的基础上，以不赔不赚为原则。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之后的余粮，农民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也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允许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
统购统销的实行，是我国成功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决定性步骤，使新中国实现了“粮食定、天下定”的目标。如果不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严重的供销脱节的混乱局面，以至牵动全面的物价波动，影响整个的国家建设计划”。但是，它的长期机械实行也带来了沉重的历史教训，不仅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发挥作用，而且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总之，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和正确的。问题和教训在于，‘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大曲折，人口增长的失控，不仅使我们长期找不到机会来改变这一政策，而且还不得不从购销两头越勒越紧。此外，还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对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没有弄得很清楚，往往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指令性计划等同于计划经济，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把一定历史条件下实行的统购统销制度同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②改革开放以后，鉴于统购统销制度已经影响到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1985年中央1号文件宣布用合同定购制度代替统购统销制度。
三、1985—1998：粮食收购双轨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粮食生产技术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得到空前发展。到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四亿零七百万吨，粮食供求由长期短缺转为阶段性过剩。有鉴于此，1985年初，国家改革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自此国家进入政府直接控制的市场、自由交换的市场并存的“双轨制”粮食购销体制时期。在这种体制下，粮食定购价格和议购价格的并行，实际上将市场机制引入粮食供求的调节，开始打破统购统销的僵化体制，促进了粮食行业的思想解放，使我国粮食收购政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当然，“双轨制”粮食购销体制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它为我国粮食流通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奠定了基础。
但是，实行“双轨制”当年，粮食大幅度减产、市场粮价迅速回升，中央政府意识到粮食安全问题依旧存在，粮食供需矛盾依旧尖锐。1985年底，国家重新赋予合同定购以“国家任务”的性质。1990年，“合同定购”正式被“国家定购”取代。国家不仅大幅度提高粮食合同定购价格，而且还明确要求完成合同定购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对定购粮食实行化肥、柴油和预购定金“三挂钩”政策。为了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国务院还决定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成立国家粮食储备局。同年10月，我国国家级粮食批发市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建立。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粮食市场化的“一轨制”改革也开始尝试。1993年2月，国务院在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中认为“粮食价格改革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核心”，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放开价格”，实行“统一政策、分类指导、逐步推进”的粮食价格改革原则。1994年、1995年粮食产量连续两年大幅度下降，粮食供求关系再次紧张，粮价持续上升。这次粮价上涨持续长达两年之久，使得国家放慢已经决定放开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步伐，为确保市场供应和粮价稳定，以“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取而代之，由省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粮食生产、收购、储存、市场管理和市场稳定等。1996年以后，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粮食供求关系再次变化，农民“卖粮难”的问题日益突出。为应对日益过剩的粮食，1998年，国务院在其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8]15号）文件中提出，改革的重点是“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以及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其目标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减轻财政负担。这样，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开始进入市场化阶段。
四、1998至现在：粮食收购市场化
为确保1998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成功，国务院分别于当年6月、8月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从2000年起，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对中央储备粮实行垂直管理，增强政府对粮食市场宏观调控能力。同时，调整保护价收购范围，北方春小麦、南方早籼稻、江南小麦、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玉米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国家采取措施拓宽前述粮食的收购渠道，进一步加强未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地区的市场管理工作。2001年，浙、沪、粤、闽、苏、京、津、琼等8个粮食销售区以及部分产销平衡区放开粮食市场，一些主产区也放开了部分粮食品种的收购。
2004年5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粮食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建立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机制，保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深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加强粮食市场管理，维护粮食正常流通秩序；加强粮食工作省长负责制，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实现前述目标，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放开购销市场，直接补贴粮农，转换企业机制，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
此外，从2004年起，国家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取消农业税和各种收费，结束了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逐渐建立种粮农民补贴制度①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还对小麦、稻谷等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2005年以来，国家连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提高了25%—40%，粮食产量连续7年增产，2010年达到54 641万亿斤。②
五、粮食收购政策演变的若干启示
自建国以来，共和国粮食收购政策的演变先后经历了自由贸易、统购统销、“双轨制”、市场化四个阶段，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具体来说，主要有：
第一，共和国粮食收购政策演变的主旨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我国有近14亿人口，吃饭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因此，粮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粮食产需和粮食供求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粮食安全问题始终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命脉。粮食一旦出了问题，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出现动荡，进而人民政权的稳固将会受到影响。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③社会主义建设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人民政权始终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六十年来的粮食收购政策始终围绕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变化，一直为妥善解决广大民众的吃饭问题而努力。
第二，共和国粮食收购政策演变的关键是把握处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粮食分配的实质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长期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列为粮食问题涉及的四种关系的首位。④他曾这样比喻这种关系：“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⑤要处理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关键问题是要恰当掌握粮食收购的数量。在确定粮食收购任务时，既要考虑国家的需要，又要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二者不可偏废。如果不考虑国家的需要，则国家将可能因没有必要的粮食储备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使国家利益最终受损；如果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就会挫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最终影响粮食生产。改革开放以前，广大民众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与没有正确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密切相关。正如薄一波在回忆中所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结历史的经验，并根据条件的变化，将过去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农民的自由大得多了，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全国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突破。”⑥进入新世纪以后，党和国家不断出台有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政策，特别是农业税的免除，更是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成为我国粮食产量保持稳产高产重要保证因素。
第三，共和国粮食收购政策演变的规律是逐渐发挥价值规律在粮食流通中的作用。粮食流通的首要问题是制定和调整粮食价格，而制定粮食价格的重点是收购价格。这是因为收购价格是粮食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的最初价格，同粮食生产者的利益休戚相关。从理论上讲，在制定粮食收购价格时，应以生产成本为主要依据，使粮食生产者的纯收益保持正态增长。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粮食收购价格严重背离了价值规律，尽管国家有过价格调整，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长期没有调动起来，粮食生产一直徘徊在较低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在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的同时，不断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重视价值规律在粮食市场上作用的发挥，较好地解决了近14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因此，在粮食收购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粮食自身的价格、价值和供求之间的关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要求，在粮食流通中，让价值规律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使粮食价格调整的更加合理。
关键词：粮食收购政策；国家粮食安全；商品
中图分类号：F323.7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11）20－０012－03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长期严峻的粮食局势，党和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不断调整粮食收购政策，为改善粮食状况谱写了光辉的新篇章。本文就共和国粮食收购政策的演变史作出初步研究，以求找寻出其发展规律。
一、1949—1953：粮食自由贸易
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属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根据共同纲领确定的“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经济建设方针，结合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当时粮食市场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其特点是，农民生产的粮食在向国家缴足公粮、留足口粮和其他用粮之后，多余的粮食由农民自己到粮食市场上去自由买卖；国营粮食公司、供销合作社、私营粮商在市场上都可以自由采购和销售。
在自由贸易阶段，各经济成分在粮食收购中的作用是和当时的国民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的。进入1949年以后，物价飞涨的局面进一步加剧。4月、6至7月、11月及次年2月，社会上先后掀起四次物价大涨风，几乎每次都是粮价上涨牵动其他物价全面上涨。为此，“党和人民政府采取经济与政治手段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主要商品的货源；另一方面，选择有利时机和市场，集中全国经济力量，敞开抛售，给投机资本以歼灭性打击。同时，在市场有利时，不失时机购进，积蓄力量，准备下一回合的较量。”①经过斗争，国营经济不但壮大了实力，而且还取得了粮食等主要商品市场的领导权，在自由贸易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自抗日战争以来持续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局面宣告终结。1950年3月中旬以后，各地市场粮价开始不断下降。
经过“三反”、“五反”运动，不少地方出现盲目排挤私营粮商合法经营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1952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中提出对公私商业进行调整，保持私营商业的当前营业额并使其不再下滑，以避免店员过多地失业或使失业店员能够转业。该指示调动了私营商业经营的积极性，使他们积极参与到粮食市场的自由贸易中。建国以来，国家“以征为主、以市场收购为辅”掌控粮食的政策受到严峻挑战。如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共支出587亿斤，赤字为40亿斤，粮食供销形势相当严峻。而在该年度内，全国上市粮食348亿斤，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收购69.9%，私营商业收购高达30.1%，使国家通过市场收购平衡粮食供需的计划几乎落空。进入1953—1954年的粮食年度内，据估算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亿斤，除公粮可以拿到275亿斤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使得党和政府必须采用新的收购办法和新的粮食供应办法，因此，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就应运而生了。②
二、1953—1985：粮食计划收购
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同年11月23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命令》。这两份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共和国粮食统购统销体制的开始正式确立。统购统销被称为继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之后的第二次大战役，从1953年开始实行，“到1985年改行粮棉合同定购制度为止，这个在特定条件下开始实行的农产品统购制度，持续时间长达32年之久。”①期间，统购统销政策在保持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又根据粮食供需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具体内容。比如，1955年以后曾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办法；1960年以后实行“超购加价”的办法；1961年以后实行售粮奖售工业品制度；1979年以后不断核减统购指标。
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四个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内容。按照《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命令》，计划收购的基本含义是：“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至于粮种和价格，依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均由中央统一规定，统购价格大体维持在当时城市出售价格的基础上，以不赔不赚为原则。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之后的余粮，农民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也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允许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
统购统销的实行，是我国成功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决定性步骤，使新中国实现了“粮食定、天下定”的目标。如果不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严重的供销脱节的混乱局面，以至牵动全面的物价波动，影响整个的国家建设计划”。但是，它的长期机械实行也带来了沉重的历史教训，不仅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发挥作用，而且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总之，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和正确的。问题和教训在于，‘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大曲折，人口增长的失控，不仅使我们长期找不到机会来改变这一政策，而且还不得不从购销两头越勒越紧。此外，还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对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没有弄得很清楚，往往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指令性计划等同于计划经济，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把一定历史条件下实行的统购统销制度同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②改革开放以后，鉴于统购统销制度已经影响到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1985年中央1号文件宣布用合同定购制度代替统购统销制度。
三、1985—1998：粮食收购双轨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粮食生产技术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得到空前发展。到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四亿零七百万吨，粮食供求由长期短缺转为阶段性过剩。有鉴于此，1985年初，国家改革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自此国家进入政府直接控制的市场、自由交换的市场并存的“双轨制”粮食购销体制时期。在这种体制下，粮食定购价格和议购价格的并行，实际上将市场机制引入粮食供求的调节，开始打破统购统销的僵化体制，促进了粮食行业的思想解放，使我国粮食收购政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当然，“双轨制”粮食购销体制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它为我国粮食流通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奠定了基础。
但是，实行“双轨制”当年，粮食大幅度减产、市场粮价迅速回升，中央政府意识到粮食安全问题依旧存在，粮食供需矛盾依旧尖锐。1985年底，国家重新赋予合同定购以“国家任务”的性质。1990年，“合同定购”正式被“国家定购”取代。国家不仅大幅度提高粮食合同定购价格，而且还明确要求完成合同定购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对定购粮食实行化肥、柴油和预购定金“三挂钩”政策。为了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国务院还决定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成立国家粮食储备局。同年10月，我国国家级粮食批发市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建立。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粮食市场化的“一轨制”改革也开始尝试。1993年2月，国务院在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中认为“粮食价格改革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核心”，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放开价格”，实行“统一政策、分类指导、逐步推进”的粮食价格改革原则。1994年、1995年粮食产量连续两年大幅度下降，粮食供求关系再次紧张，粮价持续上升。这次粮价上涨持续长达两年之久，使得国家放慢已经决定放开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步伐，为确保市场供应和粮价稳定，以“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取而代之，由省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粮食生产、收购、储存、市场管理和市场稳定等。1996年以后，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粮食供求关系再次变化，农民“卖粮难”的问题日益突出。为应对日益过剩的粮食，1998年，国务院在其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8]15号）文件中提出，改革的重点是“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以及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其目标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减轻财政负担。这样，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开始进入市场化阶段。
四、1998至现在：粮食收购市场化
为确保1998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成功，国务院分别于当年6月、8月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从2000年起，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对中央储备粮实行垂直管理，增强政府对粮食市场宏观调控能力。同时，调整保护价收购范围，北方春小麦、南方早籼稻、江南小麦、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玉米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国家采取措施拓宽前述粮食的收购渠道，进一步加强未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地区的市场管理工作。2001年，浙、沪、粤、闽、苏、京、津、琼等8个粮食销售区以及部分产销平衡区放开粮食市场，一些主产区也放开了部分粮食品种的收购。
2004年5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粮食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建立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机制，保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深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加强粮食市场管理，维护粮食正常流通秩序；加强粮食工作省长负责制，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实现前述目标，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放开购销市场，直接补贴粮农，转换企业机制，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
此外，从2004年起，国家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取消农业税和各种收费，结束了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逐渐建立种粮农民补贴制度①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还对小麦、稻谷等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2005年以来，国家连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提高了25%—40%，粮食产量连续7年增产，2010年达到54 641万亿斤。②
五、粮食收购政策演变的若干启示
自建国以来，共和国粮食收购政策的演变先后经历了自由贸易、统购统销、“双轨制”、市场化四个阶段，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具体来说，主要有：
第一，共和国粮食收购政策演变的主旨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我国有近14亿人口，吃饭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因此，粮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粮食产需和粮食供求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粮食安全问题始终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命脉。粮食一旦出了问题，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出现动荡，进而人民政权的稳固将会受到影响。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③社会主义建设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人民政权始终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六十年来的粮食收购政策始终围绕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变化，一直为妥善解决广大民众的吃饭问题而努力。
第二，共和国粮食收购政策演变的关键是把握处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粮食分配的实质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长期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列为粮食问题涉及的四种关系的首位。④他曾这样比喻这种关系：“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⑤要处理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关键问题是要恰当掌握粮食收购的数量。在确定粮食收购任务时，既要考虑国家的需要，又要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二者不可偏废。如果不考虑国家的需要，则国家将可能因没有必要的粮食储备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使国家利益最终受损；如果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就会挫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最终影响粮食生产。改革开放以前，广大民众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与没有正确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密切相关。正如薄一波在回忆中所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结历史的经验，并根据条件的变化，将过去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农民的自由大得多了，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全国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突破。”⑥进入新世纪以后，党和国家不断出台有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政策，特别是农业税的免除，更是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成为我国粮食产量保持稳产高产重要保证因素。
第三，共和国粮食收购政策演变的规律是逐渐发挥价值规律在粮食流通中的作用。粮食流通的首要问题是制定和调整粮食价格，而制定粮食价格的重点是收购价格。这是因为收购价格是粮食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的最初价格，同粮食生产者的利益休戚相关。从理论上讲，在制定粮食收购价格时，应以生产成本为主要依据，使粮食生产者的纯收益保持正态增长。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粮食收购价格严重背离了价值规律，尽管国家有过价格调整，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长期没有调动起来，粮食生产一直徘徊在较低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在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的同时，不断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重视价值规律在粮食市场上作用的发挥，较好地解决了近14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因此，在粮食收购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粮食自身的价格、价值和供求之间的关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要求，在粮食流通中，让价值规律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使粮食价格调整的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