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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川祯浩，日本研究中共党史的少数代表之一，因其强烈的问题意识给中国的学者带来诸多启发性的思考而备受中国学界的关注，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是其灵魂所在。一方面，石川先生注重实证考据和史料充盈的研究特色弥补了当前中国学术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其自身研究缺乏汉学基础和过于敏感的民族本位思想也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辨视角。
关键词：石川祯浩；问题意识；实证考据；史料充盈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9-0062-02
2001年正值中共一大召开八十周年之际，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积蓄了十多年的研究基础之上，尽可能的收集到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一手资料， 著成《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该书在岩波书店的编辑协助下出版了日文本，至此其雄厚的学术价值以及独特的写作风格逐渐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鲜明的问题意识构成了石川先生研究中共成立史的重要特征。
一、问题意识的内容
（一）提出问题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创造性的想象力。”[1]（P. 66-67）石川先生对中共成立史的研究与其入京都大学现代史专业学习的一段经历有关。在现代史的演习课上，他曾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日本”为题做过一次研究报告，在调查了几个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的来源后，他对自己因见识浅陋而只能对中国的“一般见解”采取囫囵吞枣的办法深感愧疚。通过查阅报刊资料，石川先生终于弄清他在中共成立史研究方面的第一个问题即“源泉”不是李大钊，由此激发了其对研究中共党史的兴趣。
（二）分析问题
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意指如果只知学习而不对问题本身进行思考和分析，结果只会是一无所获。石川先生在考察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日本方面的关系，以及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如何在苏联的熏陶下进一步影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据此他认为从多渠道涌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共的成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相较于中共成立史研究投入精力之大，比之尚未弄清的问题之多颇令石川先生感到意外，此后的十年间，其研究重点也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扩展到了中共成立史的研究。
（三）解决问题
提出问题，分析和思考问题，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问题。石川先生利用其在京都大学得天独厚的条件潜心研究，譬如该校文学系现代史研究室诸位老师的悉心指导，人文科学研究所丰富的馆藏资源，以及诸前辈多年苦心收集的大量中共党史资料的借阅，不仅开拓了石川先生看待问题的眼界，也为其追求精益求精的研究态度奠定了基础。伴随研究的深入展开，石川先生越来越发现史料研究的不足与欠缺，为此，他通过广泛撒网以及大量的搜索工作，挖掘了俄语以及中文文献等对于研究中共成立史问题的意义。
二、问题意识特色
（一）特色之一：实证考据
2006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的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译本）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石川先生在该书的第一章第二节上花费了大量篇幅来论证“源泉”不是李大钊以及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如何得益于“源泉”的中介作用等，对该问题淋漓尽致的剖析有利于进一步肃清学术界可能存在的混淆见解。据石川先生的考证，当年在《晨报》上以“渊泉”为笔名连续翻译、发表一些社会主义著作的不是李大钊而是当时《晨报》驻日本东京特派记者陈溥贤，这一考证的出台的确博得了国内不少学者的大家赞许。譬如，占善钦在评价石川祯浩该本著作时，就称其为“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2]（P.126-129 ） 曾成贵也曾发文表明，“该书堪称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他山之石。”[3]（P.142-143）这些学者对于石川先生研究成果的肯定，正是其注重实证考据研究特色的最佳佐证。
其次，中共“一大”是被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赋予了特殊意义的，在时增时减的参加中共一大会议出席人数的变更上，石川先生也是用一种考据的方式找到了最为合乎史实的记载，虽然中共创建史的整體轮廓并不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而发生变化，但其严谨的治学态度确是后人学习的榜样。中共一大代表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在石川先生看来问题就在于如何整体地把握这一事实与俄语文件所记载的“十二人出席”的差异而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时的广州代表陈公博中途离开了大会，因而石川先生据此认定俄文《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执笔者在把参会的人数定为“十二人”时，不是什么代表资格审查的结果，而是因为一大会议结束时十三人代表之一的陈公博不知去向，故而把他排除在外。
（二）特色之二：史料充盈
其一，内与外，有关第一手资料的问题。2015年6月17日，知名教授沈志华在接受《中国近代史》杂志编辑专访时就学生的培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八十年代学生写论文用二手资料，不用档案是可以理解的，那时候刚刚开放，可用的档案也不多，思想上也比较保守。但到了21世纪，各国的档案都已经开放了，你还蹲在图书馆里看二手资料，就是给中国学术界丢人了。在石川祯浩的这本著作里，从其注释的丰富程度，参考文献的内容之多，就可以窥见石川先生所耗费的精力。近年来，随着莫斯科档案的解密，利用原始文件再现事实研究有了一定进展。为了搞清某些问题，尽管石川先生并不熟知俄语，但他愿意通过邀请有俄语基础的同好者一起加入到对早期共产国际以及东亚的研究中，来实现对于俄语文献翻译以及俄文书写方面的需要，其对第一手资料执着追求的精神激励着每一位研究者。
其二，虚与实，有关回忆录的问题。在中共成立史的考证研究中，回忆录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仅凭个人的回忆来断定“史实”也是有待商榷的，因回忆录的执笔过程（执笔时参考了什么资料，出于何种考虑）通常秘而不宣，也让以此为蓝本的研究者对其真实性、可靠性的认识大打折扣。在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第四章特以较大篇幅探讨了一大出席者人数回忆的不断变化，为的是拨去回忆录产生过程的层层迷雾，以照射出回忆录的参考价值到底有多大。古往今来的回忆录或多或少参考了其他有关人士的回忆录和当时的文献，譬如董必武有关一大的回忆受当时发表的陈潭秋、李达等回忆录和新发现俄语文件的影响很大，几经周折，从坚持自己立场到逐渐放弃己见，可以说，追寻回忆录线索的本身，也是在寻找更为可靠资料的探寻过程。 三、不足与展望
（一）不足之處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的后记中，石川先生谈到他在1991年前后考证“渊泉”问题时曾“按照当时中国的一般见解认为，在北京《晨报》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渊泉’是李大钊。”
其一：问题是：国内学者把“渊泉”误认为是李大钊了吗？
据中国学者吴二华考证，《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中唯一一次提及“源泉”字样的原文是“1919年5月5日，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接着补充道“《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今天是马克思一百零一回的诞生纪念日，兹篇系日本研究马克思的大家河上肇所著的简洁明嘹颇有价值，特译出来作研究的资料。渊泉识。’”在“马克思研究”的后面加上冒号和引号，此举旨在解释“马克思研究”专栏开辟的情况，并不是暗示“渊泉”就是李大钊。此外，吴二华在查阅《李大钊研究文集》等相关文献后并未发现有字样提及“渊泉”就是李大钊的笔名。因而从中国整个学术界的主流来看，并没有把“渊泉”误认为是李大钊。
其二：过于敏感的民族本位思想
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日本方面的关系来看，石川先生认为是在此时期复苏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向中国渠满而溢；更广泛地看，则是近代西方思想以日本为中转站在东亚传播历史的重要一幕。更为大胆的是，石川先生认为中国开始透过苏联窗口来看世界的前提条件亦是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们借助日本接触了新的世界思潮。过于强调以日本为研究中心观点的提出，是石川先生民族本位思想过于敏感的一个突出表现。作为旁观者，可以视为一位爱国人士对本国知识的拥护，其爱国主义的情怀无可厚非；然而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中共成立史研究者，需要其摆正心态，站在中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二）展望之处
1.追本溯源
诚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出版与我国同类著作相比，无疑提供了不少新颖的东西。比如，石川先生一再强调，本书是根据当时的原始资料和历史背景提出了把中共的成立同“一大”分开的观点。但如前所述，石川先生所提中共成立史问题有些是内容上的“真问题”，有些则是形式上的“伪问题”。因而对待来自国外学界的批评之声，国内的学者要本着实事求是、辩证思考的方式来寻找该问题出现的源头，而不是不假思索的接受问题本身。学者要培养的是先知先觉的问题意识，但不能在解决问题时犯了后知后觉的错误。
2.世界眼光
石川先生曾提及：就我个人而言，对于中国长期以来把“党史”限制在国内的倾向，虽谈不上反感，却十分不习惯。诚然，中共党史研究曾在一段时间内萧条萎靡，但落魄之后，中国境内也开创了中共成立史方面的实证性研究，以邵维正为代表，实证考据的方法并不限于日本。此外，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以开放的姿态来吸纳世界各地的文明成果，目前中共党史的研究更多的是置身于世界背景下来分析的，全球视野是研究中共党史必备的战略眼光。封闭往往意味着落后，开放才能赢得生机，搞研究不是关起门来闭门造车的道理中国人深有体会，中共的党史研究在融入中国特色的同时注重与国际接轨，走国际化的道路势在必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溯性的史学研究不在于抓住过往不放，而是要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探寻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期达到前瞻性研究的目标，从而为科学的中共党史研究奠定理论基石。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进化[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 社，1999.
[2]占善钦.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评石川祯浩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J].中共党史研究，2006， （4）.
[3]曾成贵.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他山之石[J].江汉论坛， 2006，（5）.
[4]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 社，1991.
[责任编辑：秦 超]
关键词：石川祯浩；问题意识；实证考据；史料充盈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9-0062-02
2001年正值中共一大召开八十周年之际，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积蓄了十多年的研究基础之上，尽可能的收集到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一手资料， 著成《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该书在岩波书店的编辑协助下出版了日文本，至此其雄厚的学术价值以及独特的写作风格逐渐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鲜明的问题意识构成了石川先生研究中共成立史的重要特征。
一、问题意识的内容
（一）提出问题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创造性的想象力。”[1]（P. 66-67）石川先生对中共成立史的研究与其入京都大学现代史专业学习的一段经历有关。在现代史的演习课上，他曾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日本”为题做过一次研究报告，在调查了几个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的来源后，他对自己因见识浅陋而只能对中国的“一般见解”采取囫囵吞枣的办法深感愧疚。通过查阅报刊资料，石川先生终于弄清他在中共成立史研究方面的第一个问题即“源泉”不是李大钊，由此激发了其对研究中共党史的兴趣。
（二）分析问题
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意指如果只知学习而不对问题本身进行思考和分析，结果只会是一无所获。石川先生在考察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日本方面的关系，以及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如何在苏联的熏陶下进一步影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据此他认为从多渠道涌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共的成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相较于中共成立史研究投入精力之大，比之尚未弄清的问题之多颇令石川先生感到意外，此后的十年间，其研究重点也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扩展到了中共成立史的研究。
（三）解决问题
提出问题，分析和思考问题，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问题。石川先生利用其在京都大学得天独厚的条件潜心研究，譬如该校文学系现代史研究室诸位老师的悉心指导，人文科学研究所丰富的馆藏资源，以及诸前辈多年苦心收集的大量中共党史资料的借阅，不仅开拓了石川先生看待问题的眼界，也为其追求精益求精的研究态度奠定了基础。伴随研究的深入展开，石川先生越来越发现史料研究的不足与欠缺，为此，他通过广泛撒网以及大量的搜索工作，挖掘了俄语以及中文文献等对于研究中共成立史问题的意义。
二、问题意识特色
（一）特色之一：实证考据
2006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的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译本）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石川先生在该书的第一章第二节上花费了大量篇幅来论证“源泉”不是李大钊以及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如何得益于“源泉”的中介作用等，对该问题淋漓尽致的剖析有利于进一步肃清学术界可能存在的混淆见解。据石川先生的考证，当年在《晨报》上以“渊泉”为笔名连续翻译、发表一些社会主义著作的不是李大钊而是当时《晨报》驻日本东京特派记者陈溥贤，这一考证的出台的确博得了国内不少学者的大家赞许。譬如，占善钦在评价石川祯浩该本著作时，就称其为“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2]（P.126-129 ） 曾成贵也曾发文表明，“该书堪称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他山之石。”[3]（P.142-143）这些学者对于石川先生研究成果的肯定，正是其注重实证考据研究特色的最佳佐证。
其次，中共“一大”是被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赋予了特殊意义的，在时增时减的参加中共一大会议出席人数的变更上，石川先生也是用一种考据的方式找到了最为合乎史实的记载，虽然中共创建史的整體轮廓并不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而发生变化，但其严谨的治学态度确是后人学习的榜样。中共一大代表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在石川先生看来问题就在于如何整体地把握这一事实与俄语文件所记载的“十二人出席”的差异而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时的广州代表陈公博中途离开了大会，因而石川先生据此认定俄文《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执笔者在把参会的人数定为“十二人”时，不是什么代表资格审查的结果，而是因为一大会议结束时十三人代表之一的陈公博不知去向，故而把他排除在外。
（二）特色之二：史料充盈
其一，内与外，有关第一手资料的问题。2015年6月17日，知名教授沈志华在接受《中国近代史》杂志编辑专访时就学生的培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八十年代学生写论文用二手资料，不用档案是可以理解的，那时候刚刚开放，可用的档案也不多，思想上也比较保守。但到了21世纪，各国的档案都已经开放了，你还蹲在图书馆里看二手资料，就是给中国学术界丢人了。在石川祯浩的这本著作里，从其注释的丰富程度，参考文献的内容之多，就可以窥见石川先生所耗费的精力。近年来，随着莫斯科档案的解密，利用原始文件再现事实研究有了一定进展。为了搞清某些问题，尽管石川先生并不熟知俄语，但他愿意通过邀请有俄语基础的同好者一起加入到对早期共产国际以及东亚的研究中，来实现对于俄语文献翻译以及俄文书写方面的需要，其对第一手资料执着追求的精神激励着每一位研究者。
其二，虚与实，有关回忆录的问题。在中共成立史的考证研究中，回忆录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仅凭个人的回忆来断定“史实”也是有待商榷的，因回忆录的执笔过程（执笔时参考了什么资料，出于何种考虑）通常秘而不宣，也让以此为蓝本的研究者对其真实性、可靠性的认识大打折扣。在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第四章特以较大篇幅探讨了一大出席者人数回忆的不断变化，为的是拨去回忆录产生过程的层层迷雾，以照射出回忆录的参考价值到底有多大。古往今来的回忆录或多或少参考了其他有关人士的回忆录和当时的文献，譬如董必武有关一大的回忆受当时发表的陈潭秋、李达等回忆录和新发现俄语文件的影响很大，几经周折，从坚持自己立场到逐渐放弃己见，可以说，追寻回忆录线索的本身，也是在寻找更为可靠资料的探寻过程。 三、不足与展望
（一）不足之處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的后记中，石川先生谈到他在1991年前后考证“渊泉”问题时曾“按照当时中国的一般见解认为，在北京《晨报》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渊泉’是李大钊。”
其一：问题是：国内学者把“渊泉”误认为是李大钊了吗？
据中国学者吴二华考证，《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中唯一一次提及“源泉”字样的原文是“1919年5月5日，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接着补充道“《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今天是马克思一百零一回的诞生纪念日，兹篇系日本研究马克思的大家河上肇所著的简洁明嘹颇有价值，特译出来作研究的资料。渊泉识。’”在“马克思研究”的后面加上冒号和引号，此举旨在解释“马克思研究”专栏开辟的情况，并不是暗示“渊泉”就是李大钊。此外，吴二华在查阅《李大钊研究文集》等相关文献后并未发现有字样提及“渊泉”就是李大钊的笔名。因而从中国整个学术界的主流来看，并没有把“渊泉”误认为是李大钊。
其二：过于敏感的民族本位思想
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日本方面的关系来看，石川先生认为是在此时期复苏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向中国渠满而溢；更广泛地看，则是近代西方思想以日本为中转站在东亚传播历史的重要一幕。更为大胆的是，石川先生认为中国开始透过苏联窗口来看世界的前提条件亦是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们借助日本接触了新的世界思潮。过于强调以日本为研究中心观点的提出，是石川先生民族本位思想过于敏感的一个突出表现。作为旁观者，可以视为一位爱国人士对本国知识的拥护，其爱国主义的情怀无可厚非；然而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中共成立史研究者，需要其摆正心态，站在中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二）展望之处
1.追本溯源
诚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出版与我国同类著作相比，无疑提供了不少新颖的东西。比如，石川先生一再强调，本书是根据当时的原始资料和历史背景提出了把中共的成立同“一大”分开的观点。但如前所述，石川先生所提中共成立史问题有些是内容上的“真问题”，有些则是形式上的“伪问题”。因而对待来自国外学界的批评之声，国内的学者要本着实事求是、辩证思考的方式来寻找该问题出现的源头，而不是不假思索的接受问题本身。学者要培养的是先知先觉的问题意识，但不能在解决问题时犯了后知后觉的错误。
2.世界眼光
石川先生曾提及：就我个人而言，对于中国长期以来把“党史”限制在国内的倾向，虽谈不上反感，却十分不习惯。诚然，中共党史研究曾在一段时间内萧条萎靡，但落魄之后，中国境内也开创了中共成立史方面的实证性研究，以邵维正为代表，实证考据的方法并不限于日本。此外，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以开放的姿态来吸纳世界各地的文明成果，目前中共党史的研究更多的是置身于世界背景下来分析的，全球视野是研究中共党史必备的战略眼光。封闭往往意味着落后，开放才能赢得生机，搞研究不是关起门来闭门造车的道理中国人深有体会，中共的党史研究在融入中国特色的同时注重与国际接轨，走国际化的道路势在必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溯性的史学研究不在于抓住过往不放，而是要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探寻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期达到前瞻性研究的目标，从而为科学的中共党史研究奠定理论基石。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进化[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 社，1999.
[2]占善钦.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评石川祯浩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J].中共党史研究，2006， （4）.
[3]曾成贵.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他山之石[J].江汉论坛， 2006，（5）.
[4]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 社，1991.
[责任编辑：秦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