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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为了摆脱国民经济的困境，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此背景下，陈云来到上海青浦县农村进行了15天的蹲点调查，他访农户、下田地、看猪圈、召开座谈会，实事求是地查找问题的症结所在，形成了《青浦农村调查》这篇独具特色的调查报告。
“要摸清农业生产的底”
1961年，随同陈云一起到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调查的，有经济学家薛暮桥，陈云的秘书周太和，国务院基建局长陆铨生和江苏农业科学院院长顾复生等。小蒸是陈云1927年搞农民运动的地区，公社成立于1958年9月25日，共有14个高级农业社。到自己熟悉的地方、找熟悉的人了解情况，是陈云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因为熟悉，也就能够摸到底；因为熟悉，也就敢讲真话。这是陈云到小蒸蹲点调查的一个重要原因。
行前，陈云对工作组的全体同志详细地说明这次调查的重要性、任务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陈云说：这次调查，主要任务是要摸清农业生产的底。在调查方法上，要注意听取社队干部的汇报，查阅有关材料，也要跟广大群众见面，了解下情。调查结束后，要将一些主要问题整理成书面材料上报中央。
6月21日，由薛暮桥率领的中央工作组先来到小蒸，检查农业12条、农业60条贯彻情况。陈云出发前，在给李富春的信中说：“我明日去青浦，如能在乡间住一两个星期了解一下乡村情况最好。如身体不行，即在上海坐镇，由暮桥、周太和和另两位一九二七年与我同搞农运的同志住乡下调查。明晨七时半车离京。”
6月27日，陈云乘坐火车在石湖荡车站下车直接来到小蒸公社。为调查做准备工作的陆恺悌回忆说：“6月27日清早，我们摇了一只木船到石湖荡火车站去接陈云伯伯，小蒸公社的两位党委副书记亲自出马，一个摇橹、一个撑篙。9点多钟，火车到站。接了陈云伯伯后，我们就从车站西边的铁桥堍下船。”“小船缓缓前行，一路上两位书记一边摇船，一边汇报小蒸公社的生产情况。船行一个半小时，他初步了解了小蒸公社的基本情况。”
小蒸公社的群众听说陈云来了，内心非常的激动，有的群众在见到陈云后说：“首长来了，头鬓发白，年纪大了，工作一定很辛苦。”但是，群众普遍关心的，还是希望陈云这次来能够增加口粮，有的群众说：“54年（指1954年）口粮紧张时首长（指陈云）来后口粮解决了不少，这次来，也正是这个时候，希望首长能解决口粮问题。”有的群众说：“小蒸来了中央调查组，粮食可以多吃了。”还有的群众说：“社员现在吃粮苦，等首长开会，要好好讲一讲。”由此可见，农民对粮食问题是不满意的。
陈云来到小蒸后，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不嫌苦，不怕累，心态平和。每天上午开座谈会，下午三四点钟到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实地考察。当时，青浦的农村几乎都是比较狭窄的土路，从小蒸镇到各个自然村，来回要步行六七里路，有些大队更远一些，还隔着河，要靠坐船才能去。陈云不顾心脏有病，多次到农户家里去谈话，看情况，和他们交朋友，得到了群众的充分信任。
6月30日，小蒸公社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由公社党委安排，在公社礼堂召开全体公社共产党员大会。陈云会见了全体与会人员，他在讲话中指出：革命虽然已经成功，摆在面前还有许多困难，大家在暂时的困难面前，不要气馁，要继续努力。会上，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亲自主持召开了10次座谈会
听汇报、开座谈会是陈云蹲点调查的重要形式。
在小蒸的15天调查中，陈云听取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召开了10次专题座谈会，内容为：（一）公养猪；（二）私养猪；（三）农作物种植安排；（四）自留地；（五）平调退赔；（六）农村商业；（七）公社工业和手工业；（八）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九）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十）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产。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有：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部长、供销部、粮食部、农具厂，一部分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对这10个问题，陈云都一一作出了结论，基本上摸清了农业生产的底。
7月1日、2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公养猪与私养猪两次座谈会。小蒸原是青浦养猪最多的地方，1958年公社化后，养猪是一年比一年少，1958年为6869头，1959年为5700头，1961年只有3777头。陈云知道后，在座谈会上说：“你们现在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为什么越养越少，越养越不好？”座谈会上，社员们纷纷发言，总结起来有4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饲料跟不上，猪饿死；二是管理不善；三是劳力跟不上；四是有些猪冻死。但是，通过座谈会，陈云得知：社员自己养猪成活率非常高，达到99.2%。
陈云还亲自前往养猪场查看。公社15个养猪场，调查组的同志看了10个，陈云亲自去看了2个，感受到了私养猪的好处。调查组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母猪或者肉猪，私养比公养的好处多：私养猪饲料比较充足；私养猪比公养猪长肉多；私养猪比公养猪积肥多；私养猪可以利用辅助劳动力和工余时间；私养猪节约稻草。因此，私养猪能赚钱，公养猪要亏本。陈云由此得出结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他特别强调中央关于“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肉猪饲养政策同样适用于母猪的养殖。
7月3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农作物种植安排的座谈会。小蒸地区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过去不种双季稻。但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一些领导主观地把“单季稻改为双季稻”，以此来提高粮食产量，并规定播种指标，搞强迫命令。时任小蒸公社金星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年回忆说：“当时农民对种双季稻特别有意见，因为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条件种好双季稻。”种出来“后季稻也不饱满，西北风都把稻吹倒了。老百姓、干部都知道不好，但不种不行，上面有指标。大家就说，双季稻是‘伤心稻’”。
对此，陈云在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种双季稻表面看比种单季稻多收220斤上下，但实际上看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都很大，各项损失总和约300余斤。陈云细细地算了一笔账：因种双季稻要在单季晚稻中寄秧，寄秧田将因此少产稻谷约150斤；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多用稻种40斤；种双季稻不能种夏熟（豆、麦），又损失60至80斤；此外，种双季稻多用肥料、多用劳动力等等，又折合几十斤稻谷。陈云得出结论：种双季稻显然是得不偿失，根据小蒸情况，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加种蚕豆。 7月4日，陈云主持召开了自留地问题的座谈会。会前，陈云查阅了相关资料，对小蒸公社自留地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了解。会上，农民觉得自留地少了；社队干部认为，现在这一点自留地，且多为“十边地（即路边、海边、池塘边等大田之外的小块土地），显然满足不了农民各方面的要求。陈云赞成大家的意见，主张增加自留地，认为这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吃饱肚子、渡过困难，还可以解决小偷小摸的问题。陈云说：“土地少的地方，自留地的比例要高于5%至7%，甚至7%至8%。高产地区如果继续这样搞，农民肚子很饿，要保持高产，就没有办法。你不给他，他就偷。今年6000亩红花草，成群结队吃掉4200亩，结果晚稻肥料很少。不仅当时吃，而且晒干。青蚕豆，吃了再说。掼麦子的时候，不掼干净，秆上留了很多，回去自己搓下来吃。你不让他走新街口，他就走小街；不让走天安门大街，就走弓弦胡同。结果，公私两不利。”
7月5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平调退赔问题的座谈会。小蒸公社沈洪才书记向陈云汇报了公社各级向所属下级和社员平调物资的数字，公社各级在处理平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陈云问：“社员最关心的是啥问题？”沈洪才答：“社员迫切要求解决房子和饲养用具。”针对有的支部书记认为：公社食堂将来还要办，故对拆灶头的决心不大，食堂房子应退未退。陈云说：“食堂是最大的平调。……现在食堂不办了，社员讲我们拔掉了两只门牙。现在对食堂问题中央已有所决定，县里有过传达。我看食堂不会再办了，永远不再办了。苏联革命已有40年，仍然一家一户烧，不办食堂，共产主义一样可建成。大家各有口味，有的喜咸，有的喜辣，有的日里工作，有的夜里工作，食堂不能满足大家需要，现在赶快把灶头拆掉，房子退掉，出问题由我负责，灶头不拆，社员还在担心，猜想不知什么时候又要大家入食堂，拆了可以提高社员的积极性。”陈云还指出：“处理平调的目的有二点，一要恢复共产党的信誉，使群众知道共产党人说了就算；二要给干部一点教训，使干部知道群众的东西不能剥夺，劳动人民的东西谁也不能拿。”
7月6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农村商业问题座谈会。会议一开始，小蒸供销部主任蔡富华详细汇报了小蒸供销部的购销情况。在讨论到物资供应的问题时，社员反映：群众的意见非常大。陈云指示：“产妇营养证规定的猪肉要供应，肉的来源，供销部每个月少上交几头猪来解决”，要“搞一个集市贸易服务所”，“允许小商小贩出去，搞分散经营”，“农村的小商店不能撤”等等。7月7日，陈云还专门到供销部仓库去看了看，当他看到仓库的西边堆满了化学肥料，东边却堆放着五金器材，陈云说：“这两种商品堆放在一间屋里，五金器材不是容易锈坏吗？”他还说：“昨天我谈的小商小贩问题，不一定全部出去，一部分可以出去，一部分不一定出去，看情况。”
7月8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公社工业和手工业问题座谈会。会上，小蒸公社工业部汇报了社办工业的发展过程与存在问题，存在的问题是：几个厂发生亏本现象，设备的利用率不高，手工业工人生产的积极性不高等等。陈云在认真听取汇报后，结合自己现场查看的情况，指示：“公社对它们（指社办工业）不要管得死，而主要在原料、资金方面给予适当帮助就可以了”，“社办工业可以采取四种形式：一种是农村家庭手工业，第二种是半工半农的农村手工业；第三种是季节性的社办工厂；第四种是分散的按行业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者合作小组”，“小蒸现有这几个厂看来还得分散”，“工具改革，一定要因地制宜”等等。
7月9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关于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问题的座谈会。有的社员问到包产的指标能否降低一些。陈云说：“包产指标一定要落实，如果包产指标切实可靠，农民感到超产有希望，生产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了。”关于评工记分问题，陈云指出：“评工记分很重要，我没有成熟的经验，希望你们调查总结一下，评工记分一定要交群众民主评定，不能由少数干部决定，因为这样在派工记分上就有可能徇私舞弊。”
7月10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座谈会。在听取了公社干部和社员的发言后，陈云指出：“群众骂我们就是好事，有缺点才会骂，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听反面的话。”“干部能不能深入群众，就是看群众能不能向你提意见。”
在调查研究期间，陈云带领的调查组还查明了丁伯明的问题。小蒸公社党委原来把新联生产大队列为一类大队，认为支部书记丁伯明是一个“劳动好，能力强，农业生产有经验”的“好干部”。当时，公社党委向调查组介绍情况时，也说这个大队比较好。可是，当调查组进入新联生产大队进行深入调查时，发现丁伯明是一个长期以来利用职权敲诈勒索，贪污腐化，打击报复，包庇地、富、反、坏分子的坏人。调查组迅速向上海市委报告了此事。上海市委认为，小蒸公社发生的这一件事情，对我们各级干部，特别是县社两级干部来说，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在座谈会上，陈云分析了丁伯明问题的教训，指出：“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很重要，否则天高皇帝远怎么管得到。干部不怕群众，群众怕干部，这种局面保持下去，我们的江山决不能巩固。”
7月11日，陈云主持召开了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产的座谈会。座谈会上，陈云与公社干部、社员一起分析了偷窃的几种类型、偷窃的原因，提出了解决偷窃的根本办法，即：首先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第二要制止群众性的偷窃；第三要由公安机关单独处理。
要求调查中讲真话和实话
陈云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这使得他在调查研究活动中能够做到实事求是。
在调查的过程中，陈云特别注意听不满的意见，陈云秘书周太和回忆说：“农民有四点不满：一是对吃稀饭不满意，粮食征购多了，只留粮食400斤，每天只能吃两稀一干。二是对干部不参加劳动不满意，说干部‘大衣捧了捧，不做三百工’，群众是‘头发白松松，不做不成功，做了二百工，还说不劳动’。三是对农作物改制，如改种双季稻、改种 姑 、养鱼而未能多收有意见，说干部‘嘴唇两张皮，翻来覆去都有理’。四是对干部说大话，缺少自我批评不满。他们说：‘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还说：‘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陈云对农民的意见不仅耐心听，而且作了解释，有些还主动承担责任。” 一天晚上，陈云到镇上三官桥上去散步，有几个老农民坐在桥上乘凉。陈云问他们解放以来生活过得如何，干部态度好不好，他们说：“解放以来老百姓分到土地，当了土地的主人，年底再也不用为还租米担心了。干部不打人，不骂人，比国民党时期好得多，但现在就是肚子吃不饱。”他们还拍拍肚皮说：“肚皮这么大，是天天喝稀粥喝的。”
在干部座谈会上，陈云动情地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改进工作，这次来调查研究，就是这个目的。希望我们能共同努力，上下一心，找出问题的关键，采取有效措施，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能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当时负责记录的陆恺悌说：“这段话令在场的每一位同志都十分感动。党中央副主席能够当着基层干部的面承认工作没有做好，并认真地向大家作检讨，真是难能可贵。”
陈云不仅自己讲真话、实话，还要求参加座谈的同志也讲真话、实话。据时任青浦县小蒸公社金星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年回忆：陈云说“你们讲，一定要讲真话，一定要讲实话，讲假话、说大话，要害人的。因此叫你们来，我就要听你们的真话、实话，即使讲错了也没有关系。你们放心，想啥，讲啥”。小蒸生产大队长胡志良也回忆说：“参加陈云同志的座谈会能畅所欲言，没有压力，没有顾虑。他关心农民生活，讲话实事求是，态度平易近人，讲的都是我们农村干部爱听的实在话，是我们农村干部的贴心人。”“我们完全相信，同他讲实话不会被扣帽子、抓辫子，因此，敢于把闷在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心话都讲出来，敢于把当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偏差都反映出来。他认真听取我们的建议，同我们一起深入细致地讨论各项改进措施，作出了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也坚定了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克服困难的信心，使我们看到了农业生产一定能够恢复发展的光明前景。”
7月11日，陈云离开小蒸，又到杭州、苏州等地调查。回到北京之后，陈云总结调查研究成果，写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3个调查报告。1961年8月8日，陈云以青浦农村调查为题，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这3个专题报告。陈云通过细致深入的调研，用事实说话，向各级领导干部展示了真实的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情况，使得从中央到地方对经济和社会形势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为中央正确制定、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依据。
“要摸清农业生产的底”
1961年，随同陈云一起到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调查的，有经济学家薛暮桥，陈云的秘书周太和，国务院基建局长陆铨生和江苏农业科学院院长顾复生等。小蒸是陈云1927年搞农民运动的地区，公社成立于1958年9月25日，共有14个高级农业社。到自己熟悉的地方、找熟悉的人了解情况，是陈云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因为熟悉，也就能够摸到底；因为熟悉，也就敢讲真话。这是陈云到小蒸蹲点调查的一个重要原因。
行前，陈云对工作组的全体同志详细地说明这次调查的重要性、任务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陈云说：这次调查，主要任务是要摸清农业生产的底。在调查方法上，要注意听取社队干部的汇报，查阅有关材料，也要跟广大群众见面，了解下情。调查结束后，要将一些主要问题整理成书面材料上报中央。
6月21日，由薛暮桥率领的中央工作组先来到小蒸，检查农业12条、农业60条贯彻情况。陈云出发前，在给李富春的信中说：“我明日去青浦，如能在乡间住一两个星期了解一下乡村情况最好。如身体不行，即在上海坐镇，由暮桥、周太和和另两位一九二七年与我同搞农运的同志住乡下调查。明晨七时半车离京。”
6月27日，陈云乘坐火车在石湖荡车站下车直接来到小蒸公社。为调查做准备工作的陆恺悌回忆说：“6月27日清早，我们摇了一只木船到石湖荡火车站去接陈云伯伯，小蒸公社的两位党委副书记亲自出马，一个摇橹、一个撑篙。9点多钟，火车到站。接了陈云伯伯后，我们就从车站西边的铁桥堍下船。”“小船缓缓前行，一路上两位书记一边摇船，一边汇报小蒸公社的生产情况。船行一个半小时，他初步了解了小蒸公社的基本情况。”
小蒸公社的群众听说陈云来了，内心非常的激动，有的群众在见到陈云后说：“首长来了，头鬓发白，年纪大了，工作一定很辛苦。”但是，群众普遍关心的，还是希望陈云这次来能够增加口粮，有的群众说：“54年（指1954年）口粮紧张时首长（指陈云）来后口粮解决了不少，这次来，也正是这个时候，希望首长能解决口粮问题。”有的群众说：“小蒸来了中央调查组，粮食可以多吃了。”还有的群众说：“社员现在吃粮苦，等首长开会，要好好讲一讲。”由此可见，农民对粮食问题是不满意的。
陈云来到小蒸后，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不嫌苦，不怕累，心态平和。每天上午开座谈会，下午三四点钟到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实地考察。当时，青浦的农村几乎都是比较狭窄的土路，从小蒸镇到各个自然村，来回要步行六七里路，有些大队更远一些，还隔着河，要靠坐船才能去。陈云不顾心脏有病，多次到农户家里去谈话，看情况，和他们交朋友，得到了群众的充分信任。
6月30日，小蒸公社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由公社党委安排，在公社礼堂召开全体公社共产党员大会。陈云会见了全体与会人员，他在讲话中指出：革命虽然已经成功，摆在面前还有许多困难，大家在暂时的困难面前，不要气馁，要继续努力。会上，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亲自主持召开了10次座谈会
听汇报、开座谈会是陈云蹲点调查的重要形式。
在小蒸的15天调查中，陈云听取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召开了10次专题座谈会，内容为：（一）公养猪；（二）私养猪；（三）农作物种植安排；（四）自留地；（五）平调退赔；（六）农村商业；（七）公社工业和手工业；（八）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九）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十）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产。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有：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部长、供销部、粮食部、农具厂，一部分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对这10个问题，陈云都一一作出了结论，基本上摸清了农业生产的底。
7月1日、2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公养猪与私养猪两次座谈会。小蒸原是青浦养猪最多的地方，1958年公社化后，养猪是一年比一年少，1958年为6869头，1959年为5700头，1961年只有3777头。陈云知道后，在座谈会上说：“你们现在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为什么越养越少，越养越不好？”座谈会上，社员们纷纷发言，总结起来有4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饲料跟不上，猪饿死；二是管理不善；三是劳力跟不上；四是有些猪冻死。但是，通过座谈会，陈云得知：社员自己养猪成活率非常高，达到99.2%。
陈云还亲自前往养猪场查看。公社15个养猪场，调查组的同志看了10个，陈云亲自去看了2个，感受到了私养猪的好处。调查组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母猪或者肉猪，私养比公养的好处多：私养猪饲料比较充足；私养猪比公养猪长肉多；私养猪比公养猪积肥多；私养猪可以利用辅助劳动力和工余时间；私养猪节约稻草。因此，私养猪能赚钱，公养猪要亏本。陈云由此得出结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他特别强调中央关于“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肉猪饲养政策同样适用于母猪的养殖。
7月3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农作物种植安排的座谈会。小蒸地区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过去不种双季稻。但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一些领导主观地把“单季稻改为双季稻”，以此来提高粮食产量，并规定播种指标，搞强迫命令。时任小蒸公社金星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年回忆说：“当时农民对种双季稻特别有意见，因为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条件种好双季稻。”种出来“后季稻也不饱满，西北风都把稻吹倒了。老百姓、干部都知道不好，但不种不行，上面有指标。大家就说，双季稻是‘伤心稻’”。
对此，陈云在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种双季稻表面看比种单季稻多收220斤上下，但实际上看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都很大，各项损失总和约300余斤。陈云细细地算了一笔账：因种双季稻要在单季晚稻中寄秧，寄秧田将因此少产稻谷约150斤；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多用稻种40斤；种双季稻不能种夏熟（豆、麦），又损失60至80斤；此外，种双季稻多用肥料、多用劳动力等等，又折合几十斤稻谷。陈云得出结论：种双季稻显然是得不偿失，根据小蒸情况，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加种蚕豆。 7月4日，陈云主持召开了自留地问题的座谈会。会前，陈云查阅了相关资料，对小蒸公社自留地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了解。会上，农民觉得自留地少了；社队干部认为，现在这一点自留地，且多为“十边地（即路边、海边、池塘边等大田之外的小块土地），显然满足不了农民各方面的要求。陈云赞成大家的意见，主张增加自留地，认为这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吃饱肚子、渡过困难，还可以解决小偷小摸的问题。陈云说：“土地少的地方，自留地的比例要高于5%至7%，甚至7%至8%。高产地区如果继续这样搞，农民肚子很饿，要保持高产，就没有办法。你不给他，他就偷。今年6000亩红花草，成群结队吃掉4200亩，结果晚稻肥料很少。不仅当时吃，而且晒干。青蚕豆，吃了再说。掼麦子的时候，不掼干净，秆上留了很多，回去自己搓下来吃。你不让他走新街口，他就走小街；不让走天安门大街，就走弓弦胡同。结果，公私两不利。”
7月5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平调退赔问题的座谈会。小蒸公社沈洪才书记向陈云汇报了公社各级向所属下级和社员平调物资的数字，公社各级在处理平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陈云问：“社员最关心的是啥问题？”沈洪才答：“社员迫切要求解决房子和饲养用具。”针对有的支部书记认为：公社食堂将来还要办，故对拆灶头的决心不大，食堂房子应退未退。陈云说：“食堂是最大的平调。……现在食堂不办了，社员讲我们拔掉了两只门牙。现在对食堂问题中央已有所决定，县里有过传达。我看食堂不会再办了，永远不再办了。苏联革命已有40年，仍然一家一户烧，不办食堂，共产主义一样可建成。大家各有口味，有的喜咸，有的喜辣，有的日里工作，有的夜里工作，食堂不能满足大家需要，现在赶快把灶头拆掉，房子退掉，出问题由我负责，灶头不拆，社员还在担心，猜想不知什么时候又要大家入食堂，拆了可以提高社员的积极性。”陈云还指出：“处理平调的目的有二点，一要恢复共产党的信誉，使群众知道共产党人说了就算；二要给干部一点教训，使干部知道群众的东西不能剥夺，劳动人民的东西谁也不能拿。”
7月6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农村商业问题座谈会。会议一开始，小蒸供销部主任蔡富华详细汇报了小蒸供销部的购销情况。在讨论到物资供应的问题时，社员反映：群众的意见非常大。陈云指示：“产妇营养证规定的猪肉要供应，肉的来源，供销部每个月少上交几头猪来解决”，要“搞一个集市贸易服务所”，“允许小商小贩出去，搞分散经营”，“农村的小商店不能撤”等等。7月7日，陈云还专门到供销部仓库去看了看，当他看到仓库的西边堆满了化学肥料，东边却堆放着五金器材，陈云说：“这两种商品堆放在一间屋里，五金器材不是容易锈坏吗？”他还说：“昨天我谈的小商小贩问题，不一定全部出去，一部分可以出去，一部分不一定出去，看情况。”
7月8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公社工业和手工业问题座谈会。会上，小蒸公社工业部汇报了社办工业的发展过程与存在问题，存在的问题是：几个厂发生亏本现象，设备的利用率不高，手工业工人生产的积极性不高等等。陈云在认真听取汇报后，结合自己现场查看的情况，指示：“公社对它们（指社办工业）不要管得死，而主要在原料、资金方面给予适当帮助就可以了”，“社办工业可以采取四种形式：一种是农村家庭手工业，第二种是半工半农的农村手工业；第三种是季节性的社办工厂；第四种是分散的按行业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者合作小组”，“小蒸现有这几个厂看来还得分散”，“工具改革，一定要因地制宜”等等。
7月9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关于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问题的座谈会。有的社员问到包产的指标能否降低一些。陈云说：“包产指标一定要落实，如果包产指标切实可靠，农民感到超产有希望，生产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了。”关于评工记分问题，陈云指出：“评工记分很重要，我没有成熟的经验，希望你们调查总结一下，评工记分一定要交群众民主评定，不能由少数干部决定，因为这样在派工记分上就有可能徇私舞弊。”
7月10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座谈会。在听取了公社干部和社员的发言后，陈云指出：“群众骂我们就是好事，有缺点才会骂，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听反面的话。”“干部能不能深入群众，就是看群众能不能向你提意见。”
在调查研究期间，陈云带领的调查组还查明了丁伯明的问题。小蒸公社党委原来把新联生产大队列为一类大队，认为支部书记丁伯明是一个“劳动好，能力强，农业生产有经验”的“好干部”。当时，公社党委向调查组介绍情况时，也说这个大队比较好。可是，当调查组进入新联生产大队进行深入调查时，发现丁伯明是一个长期以来利用职权敲诈勒索，贪污腐化，打击报复，包庇地、富、反、坏分子的坏人。调查组迅速向上海市委报告了此事。上海市委认为，小蒸公社发生的这一件事情，对我们各级干部，特别是县社两级干部来说，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在座谈会上，陈云分析了丁伯明问题的教训，指出：“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很重要，否则天高皇帝远怎么管得到。干部不怕群众，群众怕干部，这种局面保持下去，我们的江山决不能巩固。”
7月11日，陈云主持召开了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产的座谈会。座谈会上，陈云与公社干部、社员一起分析了偷窃的几种类型、偷窃的原因，提出了解决偷窃的根本办法，即：首先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第二要制止群众性的偷窃；第三要由公安机关单独处理。
要求调查中讲真话和实话
陈云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这使得他在调查研究活动中能够做到实事求是。
在调查的过程中，陈云特别注意听不满的意见，陈云秘书周太和回忆说：“农民有四点不满：一是对吃稀饭不满意，粮食征购多了，只留粮食400斤，每天只能吃两稀一干。二是对干部不参加劳动不满意，说干部‘大衣捧了捧，不做三百工’，群众是‘头发白松松，不做不成功，做了二百工，还说不劳动’。三是对农作物改制，如改种双季稻、改种 姑 、养鱼而未能多收有意见，说干部‘嘴唇两张皮，翻来覆去都有理’。四是对干部说大话，缺少自我批评不满。他们说：‘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还说：‘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陈云对农民的意见不仅耐心听，而且作了解释，有些还主动承担责任。” 一天晚上，陈云到镇上三官桥上去散步，有几个老农民坐在桥上乘凉。陈云问他们解放以来生活过得如何，干部态度好不好，他们说：“解放以来老百姓分到土地，当了土地的主人，年底再也不用为还租米担心了。干部不打人，不骂人，比国民党时期好得多，但现在就是肚子吃不饱。”他们还拍拍肚皮说：“肚皮这么大，是天天喝稀粥喝的。”
在干部座谈会上，陈云动情地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改进工作，这次来调查研究，就是这个目的。希望我们能共同努力，上下一心，找出问题的关键，采取有效措施，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能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当时负责记录的陆恺悌说：“这段话令在场的每一位同志都十分感动。党中央副主席能够当着基层干部的面承认工作没有做好，并认真地向大家作检讨，真是难能可贵。”
陈云不仅自己讲真话、实话，还要求参加座谈的同志也讲真话、实话。据时任青浦县小蒸公社金星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年回忆：陈云说“你们讲，一定要讲真话，一定要讲实话，讲假话、说大话，要害人的。因此叫你们来，我就要听你们的真话、实话，即使讲错了也没有关系。你们放心，想啥，讲啥”。小蒸生产大队长胡志良也回忆说：“参加陈云同志的座谈会能畅所欲言，没有压力，没有顾虑。他关心农民生活，讲话实事求是，态度平易近人，讲的都是我们农村干部爱听的实在话，是我们农村干部的贴心人。”“我们完全相信，同他讲实话不会被扣帽子、抓辫子，因此，敢于把闷在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心话都讲出来，敢于把当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偏差都反映出来。他认真听取我们的建议，同我们一起深入细致地讨论各项改进措施，作出了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也坚定了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克服困难的信心，使我们看到了农业生产一定能够恢复发展的光明前景。”
7月11日，陈云离开小蒸，又到杭州、苏州等地调查。回到北京之后，陈云总结调查研究成果，写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3个调查报告。1961年8月8日，陈云以青浦农村调查为题，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这3个专题报告。陈云通过细致深入的调研，用事实说话，向各级领导干部展示了真实的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情况，使得从中央到地方对经济和社会形势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为中央正确制定、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