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于2003年展开行动。台湾的新闻媒体，在两次波斯湾战争的12年问，对于报导这些战争事件的新闻处理上，几乎毫无进步，甚至更为倒退。在多台有线电视新闻频道以CNN实时画面的“战争新闻连续剧”竞逐收视率、以及在数家主要日、晚报在版面上比赛苹果日报化的耸动标题与巨幅战争照片之下，台湾的阅听大众，一如过往的忍受着那些商业媒体制造的另一场浮滥信息的疲劳轰炸。美国展开的血腥战争、与台湾媒体不断“向下修正”的商业恶状，也许是一个再反省战争/灾难摄影之意义的时机。
　　然而，我在这篇文章希望讨论的“反不了战”的、或是无法让我们建立深刻之反战思想的战争摄影，并不仅是那些大量来自美国角度或GNN观点的电视影像，更是针对在杀戮战场上辛苦取得的受害者或受攻击者的伤亡灾难照片。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结束后，接着有大批西方记者拍摄的伊拉克灾难照片出炉。可能仍有人认为，这些视觉强烈、惨不忍睹的影像，具有控诉战争、彰扬人道主义的价值。
　　透过一些批判的论述观点，以及几份与战争摄影相关的出版品，我试图讨论新闻见证式的人道主义战争摄影，能够产生什么道德、政治或反战意义。由于桑塔格是美国几位一向勇于对战争与政府进行批判的重要知识分子之一，且她对新闻摄影里的战争灾难画面，很早就提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批判论点；因此，当她在2001年发表的摄影论述《战争与摄影》里，提出我认为与她过去的论述相形倒退的观点时，我将以该文成为本文论评的重点。
　　首先，美国的战地摄影记者德博拉·柯根，在其采访工作传记《镜头下的情人》里，对她自己的专业做了这样的描述：“我们是追逐新闻的无耻恶娼——所谓的记者。秉持公正的态度与神圣的使命，文字的仲裁者，影像的布道家。我们对任一件事物或任何人的爱，永远不会超越故事的本身，永远比不过图利自身的原始企图。”所谓“图利自身”，对许多专业上有高度自我要求的摄影记者而言，不见得是照片能否卖得高价或比赛得奖等物质利益，而更可能是对新闻摄影“专业义理”的某种宗教式盲信下的自我实践，或者基于各自不同的深层心理上的需要与满足。
　　摄影记者被卡帕（Robert Capa）“照片若不够好，是你靠得不够近”这类概念所宰制，而渴望深入战争最前线、贴近危险与子弹，作为够专业甚至够道德的证明或自我证明。这个义理，也从而定义了“好照片”的概念。至于这些现场见证式的“好照片”，能否让人理解任何战争惨状以外的特定战争背后的复杂因素，就不是这些专业摄影记者的工作企图了。另外，柯根在书中诚实剖析了她成为战地摄影记者的自私动机，乃是藉此工作摆脱美国城郊中产白人家庭的保守烦闷生活，以追求刺激冒险与情欲的解放。
　　对战争现场影像“说（表面/片面）故事”的热爱与追求，高于追求对新闻事件之深层真实或更大正义的一种代表性摄影记者特质，程度不同的表现在北京与台北的两份新华社摄影记者的出版品里。他们将亲身采访的两个重要国际战争现场的新闻照片，先后集结成册：黄文在科索沃战争现场的《标靶》，与陈俊锋文字采访、戚恒摄影的《亲历阿富汗前线：见证21世纪第一战》。
　　对于丧失国际身份、几乎被排斥在所有国际事件重要采访现场之外的台湾记者来说，中国大陆记者得以出入战争第一线的摄影机会，令人羡慕。这些年轻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在书册中表现的胆识、毅力与专业能力，也可清楚见证。不过，书中的照片与文字，大抵仍不脱西方新闻摄影主流操作里那一套人道主义式的模糊讯息，以及也许是更希望强调的“我在现场、我是中国第一位前往国际战场的女性摄影记者”（黄文），或“我们如何克服万难完成采访任务”（戚恒、陈俊锋）等这类将采访者自己变成主题的讯息。
　　派遣中国记者而希望拥有的所谓“华人观点”，因此很难在影像中看到。黄文的《标靶》中，虽有一些中国使馆人员在北约对南联轰炸中丧生的相关镜头，但在只顾专业、不太提供观点的“专业摄影”里，那些镜头，即便有当时配合中国政府谴责北约立场之外的任何观点，也就在更多“客观”的、见证的、奇观式的战地影像中，给稀释尽净了。香港资深记者张翠容，在其具有反省与批判向度的图文采访专书《行过烽火大地》中，对新闻工作中不断制造的“隐藏的议程”
　　（hidden agenda），从而简单化事情本质让人对历史逃避或失忆，以继续合理化缺乏公义的政治现状，提出了深刻的思考。
　　这种对战争摄影之“去政治性”的批判论述，约翰·伯杰（John Berger）在《影像的阅读》里有深刻的讨论。伯杰以英国著名战地摄影家唐·麦库林（Don McCullin）的作品为例，分析这种抽离特定政治/历史脉络意义的、且常常化为某种美感经验的战争影像，将战争中特定的政治议题，模糊成一种关乎残酷或悲悯等“人类普遍的状态”；在描写或指控“人性”的笼统诉求下，需要被谴责的特定对象，例如操纵战争的几个国际政治首脑，或军火商、石油商，也就被“隐藏”了。另一位英国摄影学者约翰·泰勒（John Taylor），在《肉体恐惧：新闻摄影、灾难与战争》（BodyHorror：photojournalism，catastrophe and war）一书中，则针对包括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灾难新闻照片，分析其中主要为诉诸感官或引发情绪的人道关怀主义，如何在传递了过多视觉震惊与情绪撞击之后，最后反而产生了“悲悯疲乏”与“无痛感”（analgesia）效应。
　　其实这些关于新闻摄影去政治化、商品化而瘫痪了行动能力等影像论述，在1970年代桑塔格的《论摄影》里，已有相当犀利的思考。针对摄影与战争/灾难的意义上的评析，绝少有人如桑塔格开始的这么早，又这么激进。然而，极其吊诡的，在《苏珊·桑塔格文选》的压卷之作、被编译者陈耀成认为是作者晚年所发表之最重要文章的《战争与摄影》里，桑塔格却大幅度的修正、甚至否定了自己在《论摄影》一书里的相关论点——而这些修正与自我否定，我认为是桑塔格在摄影思考上的一种倒退。
　　一言以蔽之，桑塔格在此文中对战争影像的看法，从一个具有批判力的锐利观点，退回到一种常见的、曾在自己于《论摄影》中深刻批评的人道主义论调：目击灾难的战争摄影，并非只是刺激感官的奇观消费品，而确实可以触动人们的良知、进而采取行动。她还特别举了几个新闻照片引发人道效应的例子，包括因为一张萨拉热窝女童中弹受重伤的头版照片，让当时英国首相梅杰在舆论压力下，派战机将垂死的萨城女童带到英国医院中。因此，桑塔格说，灾难摄影确实有着“道德价值”。并且，尽管照片“不能补充我们的无知之处，无法提供照片中苦难的根源及其历史背景”，但它邀请并协助人们去进一步观察、学习，并产生行动。但我得要问，这类道德的层次与意义为何？它何时曾有效阻止了英国继续跟随美国出兵，大量残杀他国平民的行为？或者，先蛮干轰炸再提供食品医疗之“人道援助”的“道德”，该如何理解？ 　　桑塔格生产出这些自相矛盾的“新观点”，大概源自她于1993年在萨城为当地剧场导了一出《等待果陀》（大陆一般译作《等待戈多》——编辑），并于之后三年数次进出该城、亲身体会战争现场的经验。这个经验，显然激烈地改变了她对摄影与真实、道德、意义的看法。但是正如让·鲍德里亚所言，西方社会是个被传媒化而失去了经验战争与死亡之“真实”的社会。现代战争与它带来的大量死亡与灾难，已经很久、或从来不曾在西欧与北美的土地上发生过。“9·11”在纽约造成的灾难，仍只是死伤规模巨大的恐怖主义行为，而不能称之为“战争”，尽管美国政府是如此定义它。而桑塔格也无法证明，在全球风起云涌的反战/反美英侵伊暴行的运动，认知与行动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战争照片。
　　我愿意相信，桑塔格以个人行动支持波斯尼亚的决定，是基于单纯的道德热情，而非被批评为自许“西方良心”的赎罪表演。但她在此行动中所经历的震撼（这震撼大到足以否定她早先对战争灾难摄影的论点），难道不正是一位从来免于活在战争灾难之下的西方人，忽然被这种非西方世界的“真实”过度冲击的结果？这种巨大的经验冲击，确实需要桑塔格这样具有批判力的知识分子认真面对，思索美国/西欧军事与政经复合体衍生的各种权力/利益结构问题；但是桑塔格的省思，似乎失之急切与轻易。她在战争摄影的问题上，简单的转向人道主义求取救赎，令人诧异。
　　在另一篇访谈《文学作者人》里，桑塔格论及知识分子必须要向人们揭示事物更加复杂的真实面，因为“我们正在被简单化和神秘化包围、淹没”。这句话说得好。然而，若见证式的战争摄影如作者所说，既不能改变既存的无知、又不能提供复杂的灾难根源与历史背景，只能不断提供血腥、震惊、不忍，则这不是将战争与灾难的信息和认知意义简单化、神秘化、与消费化，是什么呢？据此产生的“道德行动”，除了良心上的自我安顿，或空洞地谴责一个抽象概念的战争，还能有何具政治意义的行动发生？此书编译陈耀成在《反后现代主义及其他》的访谈里，其实相当准确的诘问了桑塔格对于《论摄影》里的观点、与反对后现代主义论点之间的矛盾，但是桑塔格顾左右而言他，并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战争摄影，若不能扬弃见证式的、嗜血的、或媒体商业机制下的“专业”义理，并且彻底质疑这类新闻纪实摄影应如何调整与质变，以试图提出对于特定战争之结构性成因的影像呈现的其他可能性（例如，具有政治批判力的“摄影蒙太奇”表现），那么，恐怕再悲惨的战争受害者的照片，也不会提供具有深刻激进之政治意义的反战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