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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智慧城市实践早在21世纪初就开始了。2000年，英国南安普顿市启动智能卡项目，拉开了欧洲智慧城市建设的序幕。以“绿色”、“生态”、“人文”为主要目标，英国开展的贝丁顿社区和格洛斯特智能屋等项目，无不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近日，在英国外交大臣气候变化特使、未来城市创新中心主席大卫·金爵士的讲述中，《经济》记者走近这个远在西欧的绅士国度，深入解读它古老而前瞻的智慧。
《经济》：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英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情况。
大卫·金：英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基本上包含几个方面。首先，在英国，智慧城市是由政府来提供实质上的建设许可的；第二，英国长期致力于成为一个没有垃圾浪费的国度；第三，我们的城市发展更加关注人，而非只是信息技术的现代化。所以在英国，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是把便捷、绿色的技术因素融入到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当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新型楼房的建设，这种建筑需要从环境中获得电能，以达到能源“自给”，从而实现城市的真正绿色。例如伦敦贝丁顿零化石能源发展的生态社区，在这个社区里，建筑的屋顶风帽是一种自然通风装置，设有进气和出气两套管道，冷空气在进入室内时会和被排出室外的热空气发生热交换，这样就可以节约供暖所需的能源。我们努力在节能低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敢给人们承诺一个绿色城市。
《经济》：按照您的说法，绿色城市是英国智慧城市的主要部分对吗？
大卫·金：智慧城市需要多方面努力，需要赖以大数据、传感器等技术的支持，我们也通过IT来造福人们，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不注重绿色生态，我们也无法建设所谓的智慧城市。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希望人们选择某种交通工具，就必须要让他们看到它的优势。当你乘坐公交车时，你可以收到一条信息，它会告诉你下一班车到来的时间以及到达你目的地所用的时间，那么你在出行时就可以不选择自驾了。现在在英国可以通过一个APP来实现这一切，它运用了GPS卫星定位系统，在你到达站台时就能轻易知道公交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达目的地，这种出行方式就是绿色与智慧的结合。
另外在伦敦，我搭乘公交车上班都比原来开车要快很多，这是因为大数据分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举个例子，我们正在做一个名为“传感伦敦”的项目，项目初期我们希望构建出一个盲人的小社群，这个社群中的盲人们不需要导盲犬，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装置，这个装置戴在盲人头上，不影响其听觉，因为盲人需要听觉，其功能在于当你戴上它，你只需要问“我在哪儿”，它就会告诉你所在的具体位置，你继续问“我怎么去哪儿”，它会提示你“不要走这个方向，前面很拥挤”等，包括你去公园，它也会告诉你哪里有湖面之类的信息。
《经济》：这个设备听起来很先进，普通人能够负担得起吗？
大卫·金：它的确价格不菲，因为它用到了相当先进的信息传感技术，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信息，并且节约了时间，从而增加效率。我们也正在寻找一种合适的推广模式。可以说，在英国每个领域都在专注于运用大数据，来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另外，我还想说一下城市的生活垃圾和垃圾治理。中国现在正在建设现代城市，那么资源循环利用也应该被重视起来。建设生态文明，我认为其目标就是没有浪费，每一种垃圾都应被当作资源对待，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应该是零浪费的，每样东西都是有用的，能够运用于循环发展中去。
就目前来说，我们很不幸地看到我们所专注发展的信息技术只集中于掌上设备的娱乐内容方面。娱乐固然很好，但我个人担心人们渐渐就不会面对面交谈了，因为他们正忙着通过手机联系。我很为此担忧，因为我们是人，我们需要通过发声语言、肢体语言、表情语言来交流，而如今看来，本来应该促进人际关系的信息技术，却可能发挥了反向的作用。也正因如此，我其实很高兴看到像我们这样围坐一桌聊天交流。
《经济》：就英国目前已取得的经验来说，中国能从中吸取的有哪些？
大卫·金：我认为我们应该互相借鉴。就我们已取得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对很多国家都有建设性帮助。英国在街上布有摄像头，不管是什么，监控都会记录下一切。但问题是，我们怎样衡量个人行为，人们不愿意长期处于被观察状态，不过英国人是能接受的。第一，因为二战中伦敦的爆炸，我们担心城市中的某些疏漏会再次引起灾难；第二，保密系统的上线，很多专家都在为处理好公民的隐私权问题而贡献力量。因此，人们愿意接受我们建立起的这个城市监控体系。现在这个系统已经很见成效了，通过大数据的运用，我们得以知道多少人开汽车、多少人步行，每一起交通事故我们都了如指掌，也可以通过信息传达和改变线路来避免交通拥堵。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每一个车辆信息来掌控交通效率。
《经济》：据了解，您到中国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么长的时间里，您体会到什么样的城市变化？
大卫·金：就以我熟悉的北京来说吧，这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现在北京都是宽阔的马路，我来的时候看到的都不是汽车，更多的是自行车，但这也恰恰是问题所在。尽管有宽阔的马路，但汽车数量增长太快了，交通不便依然存在。昨晚，我打算走路去预约的餐厅，但根本走不了，因为便道上停满了汽车，这是一件让人费解的事情。中国有很多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尽管它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化，经济发展速度也很惊人，购物中心人满为患，但是，我认为有些城市并不真的适合21世纪。要解决拥堵问题，让人们开车变得便捷，就得先让他们不方便。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他们取消了城市的主要道路，大型马路全消失了，人们走在街上享受阳光和树木，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我能说它们只注重了快速发展，但忽略了真正契合21世纪的发展。
《经济》：您认为这是哪些认识上的疏忽呢？
大卫·金：这是由多方面复杂因素造成的，从根本上讲，这是很自然的个体反应，当人们的收入增加了、社会地位提高了，就会想要展现这些。就像我们看到一辆大车，就会想谁会坐在里面、谁是他的拥有者，这就象征了很多内容。好莱坞里并非现实世界，人们在电影中看到主角在繁华的街道上畅快地开车，没有交通拥堵，但这只是电影里的情节。我之所以讨厌住在洛杉矶，就是因为在那里很短的距离也要走很长时间，坐在车里什么也干不了。中国的发展很让人震惊，记录着文明的演变，尤其是你们正在把科学的发展成果运用到城市的运作当中，这将是城市发展的又一项观念转变。
《经济》：信息安全问题一直是信息科技发展的关键词，您能就相关问题谈谈吗？
大卫·金：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有位专家曾表示过，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很多人都暴露了个人信息，为了娱乐人们甚至会把位置泄露。如果我想知道你在哪儿，通过GPS就能轻易找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个人数据，特别是银行账户，以及近期活动和交易信息的泄露，已经成了一个金融问题。无论是对公司还是个人来说，银行账户被暴露在外的话，将是一个新的风险。
《经济》：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英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情况。
大卫·金：英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基本上包含几个方面。首先，在英国，智慧城市是由政府来提供实质上的建设许可的；第二，英国长期致力于成为一个没有垃圾浪费的国度；第三，我们的城市发展更加关注人，而非只是信息技术的现代化。所以在英国，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是把便捷、绿色的技术因素融入到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当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新型楼房的建设，这种建筑需要从环境中获得电能，以达到能源“自给”，从而实现城市的真正绿色。例如伦敦贝丁顿零化石能源发展的生态社区，在这个社区里，建筑的屋顶风帽是一种自然通风装置，设有进气和出气两套管道，冷空气在进入室内时会和被排出室外的热空气发生热交换，这样就可以节约供暖所需的能源。我们努力在节能低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敢给人们承诺一个绿色城市。
《经济》：按照您的说法，绿色城市是英国智慧城市的主要部分对吗？
大卫·金：智慧城市需要多方面努力，需要赖以大数据、传感器等技术的支持，我们也通过IT来造福人们，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不注重绿色生态，我们也无法建设所谓的智慧城市。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希望人们选择某种交通工具，就必须要让他们看到它的优势。当你乘坐公交车时，你可以收到一条信息，它会告诉你下一班车到来的时间以及到达你目的地所用的时间，那么你在出行时就可以不选择自驾了。现在在英国可以通过一个APP来实现这一切，它运用了GPS卫星定位系统，在你到达站台时就能轻易知道公交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达目的地，这种出行方式就是绿色与智慧的结合。
另外在伦敦，我搭乘公交车上班都比原来开车要快很多，这是因为大数据分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举个例子，我们正在做一个名为“传感伦敦”的项目，项目初期我们希望构建出一个盲人的小社群，这个社群中的盲人们不需要导盲犬，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装置，这个装置戴在盲人头上，不影响其听觉，因为盲人需要听觉，其功能在于当你戴上它，你只需要问“我在哪儿”，它就会告诉你所在的具体位置，你继续问“我怎么去哪儿”，它会提示你“不要走这个方向，前面很拥挤”等，包括你去公园，它也会告诉你哪里有湖面之类的信息。
《经济》：这个设备听起来很先进，普通人能够负担得起吗？
大卫·金：它的确价格不菲，因为它用到了相当先进的信息传感技术，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信息，并且节约了时间，从而增加效率。我们也正在寻找一种合适的推广模式。可以说，在英国每个领域都在专注于运用大数据，来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另外，我还想说一下城市的生活垃圾和垃圾治理。中国现在正在建设现代城市，那么资源循环利用也应该被重视起来。建设生态文明，我认为其目标就是没有浪费，每一种垃圾都应被当作资源对待，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应该是零浪费的，每样东西都是有用的，能够运用于循环发展中去。
就目前来说，我们很不幸地看到我们所专注发展的信息技术只集中于掌上设备的娱乐内容方面。娱乐固然很好，但我个人担心人们渐渐就不会面对面交谈了，因为他们正忙着通过手机联系。我很为此担忧，因为我们是人，我们需要通过发声语言、肢体语言、表情语言来交流，而如今看来，本来应该促进人际关系的信息技术，却可能发挥了反向的作用。也正因如此，我其实很高兴看到像我们这样围坐一桌聊天交流。
《经济》：就英国目前已取得的经验来说，中国能从中吸取的有哪些？
大卫·金：我认为我们应该互相借鉴。就我们已取得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对很多国家都有建设性帮助。英国在街上布有摄像头，不管是什么，监控都会记录下一切。但问题是，我们怎样衡量个人行为，人们不愿意长期处于被观察状态，不过英国人是能接受的。第一，因为二战中伦敦的爆炸，我们担心城市中的某些疏漏会再次引起灾难；第二，保密系统的上线，很多专家都在为处理好公民的隐私权问题而贡献力量。因此，人们愿意接受我们建立起的这个城市监控体系。现在这个系统已经很见成效了，通过大数据的运用，我们得以知道多少人开汽车、多少人步行，每一起交通事故我们都了如指掌，也可以通过信息传达和改变线路来避免交通拥堵。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每一个车辆信息来掌控交通效率。
《经济》：据了解，您到中国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么长的时间里，您体会到什么样的城市变化？
大卫·金：就以我熟悉的北京来说吧，这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现在北京都是宽阔的马路，我来的时候看到的都不是汽车，更多的是自行车，但这也恰恰是问题所在。尽管有宽阔的马路，但汽车数量增长太快了，交通不便依然存在。昨晚，我打算走路去预约的餐厅，但根本走不了，因为便道上停满了汽车，这是一件让人费解的事情。中国有很多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尽管它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化，经济发展速度也很惊人，购物中心人满为患，但是，我认为有些城市并不真的适合21世纪。要解决拥堵问题，让人们开车变得便捷，就得先让他们不方便。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他们取消了城市的主要道路，大型马路全消失了，人们走在街上享受阳光和树木，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我能说它们只注重了快速发展，但忽略了真正契合21世纪的发展。
《经济》：您认为这是哪些认识上的疏忽呢？
大卫·金：这是由多方面复杂因素造成的，从根本上讲，这是很自然的个体反应，当人们的收入增加了、社会地位提高了，就会想要展现这些。就像我们看到一辆大车，就会想谁会坐在里面、谁是他的拥有者，这就象征了很多内容。好莱坞里并非现实世界，人们在电影中看到主角在繁华的街道上畅快地开车，没有交通拥堵，但这只是电影里的情节。我之所以讨厌住在洛杉矶，就是因为在那里很短的距离也要走很长时间，坐在车里什么也干不了。中国的发展很让人震惊，记录着文明的演变，尤其是你们正在把科学的发展成果运用到城市的运作当中，这将是城市发展的又一项观念转变。
《经济》：信息安全问题一直是信息科技发展的关键词，您能就相关问题谈谈吗？
大卫·金：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有位专家曾表示过，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很多人都暴露了个人信息，为了娱乐人们甚至会把位置泄露。如果我想知道你在哪儿，通过GPS就能轻易找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个人数据，特别是银行账户，以及近期活动和交易信息的泄露，已经成了一个金融问题。无论是对公司还是个人来说，银行账户被暴露在外的话，将是一个新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