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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大学，校舍富丽堂皇了，教学设备现代先进了，学生居住条件改善了，教师学位提高了，领导们能说会道了。然而，大学的品格、风气、精神、声誉却没有随之改变，反而丑闻越来越多，投机取巧、利欲熏心的风气越来越浓，势利、庸俗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教师与学校在心理上越来越疏远，教师对学生人格修养的责任心越来越µ¬薄。现在的大学中，人们已很难感受到学问、信仰、品格、气节、境界、胆识、责任、高雅、宁静等气息，却随处感觉到喧嚣、浮夸、庸俗、投机、算计、崇官、媚权。长期享有盛誉和信赖、被人们景仰和神往的大学，何以远离教育本性和良知、疏远教育精神和理想，变成文凭和职业资格的贩卖所、曲学阿世的名利场？以下的陈述或许能解释其中的一些Ô¬因。
其一，大学是专门培养人才和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作为其核心的教师，理应是备受尊敬和重视的。然而在现在的大学中，一个教师如果不当官，即使学问做得很好，除了在课堂上被学生尊敬、在学术会议上被一些同行尊敬外，就是一个边缘人物。在大学中最走红、最被尊敬的是各级领导，尤其是校一级的领导。而一些掌握实权的部门领导，比如教务、科研、人事、财务部门的领导，也是“集万千恭敬于一身”的。因为他们掌握着学校的主要资源，实质性地决定着学校的重要事务，与他们搞好关系，可以得到一些额外的好处。正是在这种“官本位”形态下，大学中一方面形成了“官大学问大”、“领导的话就是真理”、“千万不能得罪领导”的潜规则，一方面在不断制造“副院长杀院长”、“团干之死”、“44名教授争聘一个处长职务”的新闻。而一些大学的“名人讲堂”、“学术活动周”等活动的首位报告人，毫无例外都是校长，似乎校长才是本校的“学术第一人”。而一些校长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下属对自己“名人”、“大师”、“资深教授”、“教育家”的称呼，构成了一些大学中领导人“权、学、名、利通吃”的形态。这样，一些大学中风气的糜烂和腐朽已不亚于社会，“劣币驱逐良币”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官本位”制度的副产品，是引发和膨胀了特权现象和讲关系风气。如今，从教学、科研管理到干部选拔，从教师职称评审到学生评优评奖，到处都有特权和关系的影子。学生考试不及格，通过关系可以及格；教师职称评定通不过，通过关系可以通过；干部提拔不够格，通过关系可以上。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大学失去了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能力。
其二，教育本是一项通过讲道理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活动，然而在现在的大学中，却没有讲道理的平台或机制，而是靠行政命令和物质刺激（课时费、岗位津贴、科研奖励、教授等级、职称评聘等）进行运作。在不讲道理方面，首先是学校领导与中层干部之间基本上“不讲道理”，学校的干部会基本都是在听“上一级”领导讲话或发指示，学校中的一切活动基本上都是在领导指示下进行的。中层干部与学校领导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领会精神、贯彻执行”八个字来概括。而干部会议中的讨论环节，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一般不会有什么回应。其次是学校对教师“不讲道理”，凡事都用“文件”说话。至于这些文件是怎样形成的，是否体现了教育规律，是否反映了教师心声，教师们是无权、也没有途径过问的。教师如果有事找有关部门理论，得到的回答基本上都是“这是领导决定的，我们只是照领导的指示办事”。而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对教师态度的冷漠以及言语间所表现的居高临下心态，使大学中的凝聚力成为一个神话。面对行政权力的无限膨胀，教师们无法通过讲道理进行遏制。再次是学校对学生“不讲道理”，凡事都用“规定”说话。大学对学生的学籍、行为管理有许多规定，但这些规定设置的理由、前提，学生们是无权过问的，他们只有遵守规定的义务，而没有质疑规定的权利。学校对学生更多的是“管”，服务只是“管”的副产品。学生在大学中不是通过各种自治性活动提高独立自主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独立思考、为社会服务的境界和能力，而是修炼了对学校“管”的适应能力。换句话说，学生在学校中学习的，不是自主和创造的能力，进而为社会负责任的能力；而是“他主”和服从的能力。而这极易形成投机取巧、趋利避害的自私性、投机性意识，形成“只顾自己、不顾他人”、“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投机性人格（这也是我们民族巨大的文化和精神包袱）。这样，大学中的人们之间由于没有讲道理的机会，因而也没有讲道理的习惯，人与人之间缺少充分的信任。比如：学校不信任教师，所以对教师的管理越来越细，教师的教学计划上不但要写明每次上课的内容和方法，而且要集体备课、统一考试和阅卷。学校不信任学生，所以监考越来越严，毕业论文要进行“不诚实检测”（为什么不反思要学生写论文的规定是否合适）。这显然是一种行政主义的行为逻¼¬，这些做法完全违背了教育规律，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造成大学中普遍的弄虚作假现象。因为人们在没有机会表达自己意志和要求的情况下，往往会用敷衍的方式对付“上级”的要求。而在没有“以理服人”的教育环境中，怎么可能培养出“通情达理”、“知书达理”的优秀人才呢？
其三，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学问做得好的人应该被评为教授，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道理。然而这样的道理却被颠覆了。一是在如今的大学中，教授不仅可以没有学问，甚至根本不懂学问为何物，而且可以不是教师。不仅“官员们”可以通过职权“弄到”教授甚至硕导、博导头衔，而且办事员、秘书、辅导员、会计员、图书管理员等行政和服务人员也可以评到与教授相当的职称。二是教授不仅五花八门，有教学教授、马列教授、教育管理教授等许多类别，而且许多教授的“产生”也耐人寻味。相当长时期以来，大学中就有一种“攻关教授”的现象，亦即教授的条件是什么，当事人就“攻克”什么。评教授需要论文，就用钱买版面发表论文；需要奖项，就“公关”评委获得奖项；需要专著，就买书号出版“专著”。如同学生的应试教育一样，大学中出现了许多有职称但没有真才实学、没有专业品格的教授。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居然是当事人与大学“合谋”的结果：大学的发展需要高级职称（高水平人才被换算成高级职称），而当事人希望的高级职称则可以帮助大学应对各种评估和检查。三是现在的不少大学教授并不用心于对学生授课和“成人”指导，而是忙碌于SCI、“国字头”的项目和奖项，忙于课时费、科研成果、论著收入的算计，而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往往成为他们“制造”著作字数、论文篇数的劳动力。其中一些人追求功利的疯狂和贪婪，已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由此而产生的学术造假之风，已¾¬演变成一场教育灾难，其消极影响将会长期持续，也使大学的文化生态日渐恶化。在如今的大学中，虽然教授、研究员动辄数百上千，若过½¬之鲫，但对教育、文化、科学的实质性推动却成效甚微，并不时出现令人震惊的丑闻或“雷人”之语。
其四，做学问讲究的是严谨和认真，然而在现在的大学中，扭曲教育逻¼¬、悖逆教育传统的事比比皆是。比如：“教学名师”不是由对教师教学最有发言权的学生们评选出来的，而是由教师自己申请、教育行政机关批准“出来”的。“博导”本来只是一种教学岗位，现在却成了“教授之上的教授”。教师对学生的品格教育，不是用“一棵树影响一棵树”、“一个人影响一个人”的“身教”、“示范”方式进行，而是用“上课点名”、“考课堂笔记”等方式进行。追求金钱、追求权势、升官发财等当年蔡元培先生必欲除之的陈腐观念和恶习，却成了有些大学实质性的“主旋律”。这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改革开放，本来应该各方面越来越进步，但现在的大学，在有些方面却越来越后退。而作为大学教师最为基本的正派品格，作为大学教育最为基本的诚实品格，却成了一种稀缺资源。而这，是最令人感到悲哀的。
（作者系½¬苏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教育学博士）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其一，大学是专门培养人才和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作为其核心的教师，理应是备受尊敬和重视的。然而在现在的大学中，一个教师如果不当官，即使学问做得很好，除了在课堂上被学生尊敬、在学术会议上被一些同行尊敬外，就是一个边缘人物。在大学中最走红、最被尊敬的是各级领导，尤其是校一级的领导。而一些掌握实权的部门领导，比如教务、科研、人事、财务部门的领导，也是“集万千恭敬于一身”的。因为他们掌握着学校的主要资源，实质性地决定着学校的重要事务，与他们搞好关系，可以得到一些额外的好处。正是在这种“官本位”形态下，大学中一方面形成了“官大学问大”、“领导的话就是真理”、“千万不能得罪领导”的潜规则，一方面在不断制造“副院长杀院长”、“团干之死”、“44名教授争聘一个处长职务”的新闻。而一些大学的“名人讲堂”、“学术活动周”等活动的首位报告人，毫无例外都是校长，似乎校长才是本校的“学术第一人”。而一些校长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下属对自己“名人”、“大师”、“资深教授”、“教育家”的称呼，构成了一些大学中领导人“权、学、名、利通吃”的形态。这样，一些大学中风气的糜烂和腐朽已不亚于社会，“劣币驱逐良币”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官本位”制度的副产品，是引发和膨胀了特权现象和讲关系风气。如今，从教学、科研管理到干部选拔，从教师职称评审到学生评优评奖，到处都有特权和关系的影子。学生考试不及格，通过关系可以及格；教师职称评定通不过，通过关系可以通过；干部提拔不够格，通过关系可以上。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大学失去了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能力。
其二，教育本是一项通过讲道理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活动，然而在现在的大学中，却没有讲道理的平台或机制，而是靠行政命令和物质刺激（课时费、岗位津贴、科研奖励、教授等级、职称评聘等）进行运作。在不讲道理方面，首先是学校领导与中层干部之间基本上“不讲道理”，学校的干部会基本都是在听“上一级”领导讲话或发指示，学校中的一切活动基本上都是在领导指示下进行的。中层干部与学校领导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领会精神、贯彻执行”八个字来概括。而干部会议中的讨论环节，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一般不会有什么回应。其次是学校对教师“不讲道理”，凡事都用“文件”说话。至于这些文件是怎样形成的，是否体现了教育规律，是否反映了教师心声，教师们是无权、也没有途径过问的。教师如果有事找有关部门理论，得到的回答基本上都是“这是领导决定的，我们只是照领导的指示办事”。而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对教师态度的冷漠以及言语间所表现的居高临下心态，使大学中的凝聚力成为一个神话。面对行政权力的无限膨胀，教师们无法通过讲道理进行遏制。再次是学校对学生“不讲道理”，凡事都用“规定”说话。大学对学生的学籍、行为管理有许多规定，但这些规定设置的理由、前提，学生们是无权过问的，他们只有遵守规定的义务，而没有质疑规定的权利。学校对学生更多的是“管”，服务只是“管”的副产品。学生在大学中不是通过各种自治性活动提高独立自主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独立思考、为社会服务的境界和能力，而是修炼了对学校“管”的适应能力。换句话说，学生在学校中学习的，不是自主和创造的能力，进而为社会负责任的能力；而是“他主”和服从的能力。而这极易形成投机取巧、趋利避害的自私性、投机性意识，形成“只顾自己、不顾他人”、“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投机性人格（这也是我们民族巨大的文化和精神包袱）。这样，大学中的人们之间由于没有讲道理的机会，因而也没有讲道理的习惯，人与人之间缺少充分的信任。比如：学校不信任教师，所以对教师的管理越来越细，教师的教学计划上不但要写明每次上课的内容和方法，而且要集体备课、统一考试和阅卷。学校不信任学生，所以监考越来越严，毕业论文要进行“不诚实检测”（为什么不反思要学生写论文的规定是否合适）。这显然是一种行政主义的行为逻¼¬，这些做法完全违背了教育规律，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造成大学中普遍的弄虚作假现象。因为人们在没有机会表达自己意志和要求的情况下，往往会用敷衍的方式对付“上级”的要求。而在没有“以理服人”的教育环境中，怎么可能培养出“通情达理”、“知书达理”的优秀人才呢？
其三，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学问做得好的人应该被评为教授，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道理。然而这样的道理却被颠覆了。一是在如今的大学中，教授不仅可以没有学问，甚至根本不懂学问为何物，而且可以不是教师。不仅“官员们”可以通过职权“弄到”教授甚至硕导、博导头衔，而且办事员、秘书、辅导员、会计员、图书管理员等行政和服务人员也可以评到与教授相当的职称。二是教授不仅五花八门，有教学教授、马列教授、教育管理教授等许多类别，而且许多教授的“产生”也耐人寻味。相当长时期以来，大学中就有一种“攻关教授”的现象，亦即教授的条件是什么，当事人就“攻克”什么。评教授需要论文，就用钱买版面发表论文；需要奖项，就“公关”评委获得奖项；需要专著，就买书号出版“专著”。如同学生的应试教育一样，大学中出现了许多有职称但没有真才实学、没有专业品格的教授。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居然是当事人与大学“合谋”的结果：大学的发展需要高级职称（高水平人才被换算成高级职称），而当事人希望的高级职称则可以帮助大学应对各种评估和检查。三是现在的不少大学教授并不用心于对学生授课和“成人”指导，而是忙碌于SCI、“国字头”的项目和奖项，忙于课时费、科研成果、论著收入的算计，而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往往成为他们“制造”著作字数、论文篇数的劳动力。其中一些人追求功利的疯狂和贪婪，已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由此而产生的学术造假之风，已¾¬演变成一场教育灾难，其消极影响将会长期持续，也使大学的文化生态日渐恶化。在如今的大学中，虽然教授、研究员动辄数百上千，若过½¬之鲫，但对教育、文化、科学的实质性推动却成效甚微，并不时出现令人震惊的丑闻或“雷人”之语。
其四，做学问讲究的是严谨和认真，然而在现在的大学中，扭曲教育逻¼¬、悖逆教育传统的事比比皆是。比如：“教学名师”不是由对教师教学最有发言权的学生们评选出来的，而是由教师自己申请、教育行政机关批准“出来”的。“博导”本来只是一种教学岗位，现在却成了“教授之上的教授”。教师对学生的品格教育，不是用“一棵树影响一棵树”、“一个人影响一个人”的“身教”、“示范”方式进行，而是用“上课点名”、“考课堂笔记”等方式进行。追求金钱、追求权势、升官发财等当年蔡元培先生必欲除之的陈腐观念和恶习，却成了有些大学实质性的“主旋律”。这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改革开放，本来应该各方面越来越进步，但现在的大学，在有些方面却越来越后退。而作为大学教师最为基本的正派品格，作为大学教育最为基本的诚实品格，却成了一种稀缺资源。而这，是最令人感到悲哀的。
（作者系½¬苏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教育学博士）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