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感觉很奇妙，当我八十岁的时候，人们开始赞赏我二十岁时候的成绩。”刚刚去世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曾这样说。这种赞赏来自于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经济天赋晚年才被同行认可，对很多人而言这也依然是个陌生的名字，但他的观点早已如空气和水一样，渗透到人们的公司职场以及对经济现象的解读中。他成为20世纪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有以其名字命名的定理，西方人在谈论市场或政府的话题时会形容某种说法是否更加“科斯化”。很多人追随他的学说，他的学生奥利弗·威廉姆斯在2009年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长达102岁的生命，使他可以看到自己的理论如何被理解、流行又被误解。他对公司与交易成本的认知以及政府无需干预市场的看法，定义了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语言—这两个如今看来如同常识的观点，诞生时均显得格格不入。
　　他21岁就提出了公司为何存在，无人喝彩，1937年将此著书为《公司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销量惨淡。书中引入了“交易成本”的概念—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在20世纪上半叶，公司倾向于垂直整合（比如福特修建自己的炼钢厂，买下轮胎厂而非依赖其它供应商），而到了20世纪末情况恰恰相反，公司一切都要外包，甚至包括支付工人的薪水等基本职能。成本使然，这就是公司存在的理由，也是影响它做出扩张或收缩决策的关键。
　　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时，正是20世纪初大萧条的开端。他选择在大三时去美国学习游历，对于公司的理解正来自于此时对美国中心工业地带一些大公司的拜访，比如福特和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写给诺贝尔奖评委会的简历中，他表示，“经济学家Arnold Plant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介绍给我，它令我感受到依靠定价机制的经济是多么富有竞争性。”
　　使他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重要贡献发生于23年之后。在维吉尼亚大学任教期间，科斯写了关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文章《社会成本问题》，投给《法律和经济学期刊》。他认为频谱资源应如房产一样，价高者得，不应由政府发放许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起初看到文章非常吃惊，“为什么一个如此重要的教授会犯这样的错误？”科斯的观点数年后被融入英美等国政策当中，但当时引发了一场“舌战群儒”之夜。他被邀请来到芝加哥，在座有芝加哥学派的缔造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最初只有一人认同他的观点，20个人反对。但那顿晚餐过后，所有人都站到了他这边。斯金格感慨不已，“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我们差点就错过了他”。
　　这篇文章后来进一步发展为人们熟知的“科斯定理”，它试图重新思考一个古老的问题，“如何对待那些对他人造成不利影响的公司？”比如产生噪音或排污。他认为无论企业还是居民，哪方在法律上产生不利行为，只需将各方利益共同考虑在内，无需政府参与即可解决。市场的神奇力量会引向理想状态。
　　科斯终身没有任教于经济系或商学院，而是选择待在了法学院。他并不认同“科斯定理”的说法。“人们根据自己需要来使用那些根本不同于我的说法，我本人可不是什么‘科斯定理’的狂热爱好者。我不喜欢这样。我很遗憾，但事实就是如此。”
　　出生和成长于英国伦敦郊区的科斯，父亲是个邮局电报员。虽然他在美国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但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英国口音和生活习惯。因腿上有伤，有段时间他不得不戴上金属支架，就读特殊学校。11岁时父亲曾带他看过颅骨医生，对方检查后说，他拥有“不可思议的旺盛精力”，适合从事银行或会计工作，同时可饲养家禽作为爱好。
　　科斯从未来过中国。他与自己的中国学生王宁合著了《变革中国》（How China becomes Capitalist）一书。书名的直白译法，更像一个被广泛承认的现实和结论。对于这个转型期的国家，很多人将其理论奉为圭臬。他用生命最后十几年见证了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而这完全在他意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