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宋庄的北京独立电影展和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的一批剧情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中以杀戮和死亡作为叙事题材和结局的作品占到很大比例。北京独立电影展一共只有十几部剧情片参展，以杀戮作为结局的就有五六部。南京放映的《光斑》结尾也是主人公追踪而至，掏出砍刀，走向丛林深处去追踪另一个人物。
　　暴力题材当然是直面逼人社会现实的呈现，也有一种形式上的刺激和吸引力趣味。但引起我思考的不仅仅是暴力题材、杀戮的叙事结局为什么这么热门。我更关注：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创作语境中，作者在叙事中是怎样处理这些暴力和杀戮题材？其中显示出的作者心理秩序是怎样的？就我对这些故事肌理的考察，作者大多倾向于持一种冷漠地处理冷酷的叙事态度，体现在叙事结构上就是对暴行很少作出判断。许多影片倾向于一种冷漠观察，无感情的视觉呈现、无善恶判断的叙事处理。
　　我担心，我们社会生活、文艺作品和政治理念中对暴力的认识和处理是否也污染了许多自认为获得独立的电影作者。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模糊价值区分，回避善恶判断是一种被迫或者时髦。在错误文化的阳光中曝晒日久，我们的独立作者和“自由”写作是否也被烈日灼伤？
　　中国的公映电影对性的禁忌十分严格，对暴力的呈现却显得较为宽容或者漠然。体制内电影的炫目之作《让子弹飞》中，对杀戮无辜之人的伦理不自觉也构成叙事上的一个死穴。那个追随过共和功臣蔡松坡将军、为寻求“公平”来挑战恶霸的张牧之，为了革命大业能够冲出绝境就把并无罪过的假黄四郎一刀砍头，血色飞溅中，影片里的英雄人物引导着人民走向了除暴壮举和盛大凯旋。
　　在我看来，这一类暴力题材文本都有令人心悸、值得警醒之处。暴力题材到了叙事文本中必须经过美学上的点化和处理，必须具有细致深入的伦理分析，必须有对于社会关系和人物心理状态的反思。奋起抗暴也必须有一种正义伦理来作为主控思想加以支撑。
　　电影叙事中对杀戮的轻易处理，暴露了作者的一些伦理盲区，我们不可以简单地将自己所吞咽的现实直接吐出来。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实的确比《盲井》等独立电影所呈现的更为残酷。今年4月，新华社就报道过骇人罪行：四川雷波县的矿工亲友联手外出作案，打死人制造假矿难向煤矿主索赔图财。但是，面对社会的荒诞、残酷，叙述者要竭力避免自身的受伤；面对残酷和荒诞，公民必须找到行动抵抗的路径，艺术家必须找到美学观照的方法。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恶行的确经常显示出一种自然和麻木状态，但艺术家不可以自然而然地去书写自然而然的恶。
　　同时，对暴力和杀戮的中庸处理，以无伦理判断的方法冷漠地呈现恶，也是一种叙事章法的盲区。任何艺术都不可能仅仅凭借其勇敢直面现实的态度成为佳作。再残酷的现实、肮脏的生活、荒诞的境遇，都必须有一种富于纯粹美感的形式来呈现。任何人，不管他对现实有多么深刻的看法，有着多么强烈的道德判断和理想主义精神，当他来看电影时，他不是来看真实，而是来看美。我坚持这样的艺术理念：再残酷、荒诞的社会境遇，都必须以“性感”的方法呈现出来。在黑色电影中，邪恶往往得到胜利，幽暗意识、邪恶会有极真实的表现，但是都经过形式感的细致处理，都有人物的某种“善之中心”与邪恶相抗衡。在剧作的行话里，这叫做有东西跟它顶住。通过精美的叙事和镜语的华彩乐章，黑色电影将恶的胜利变成审视和拷问我们人性中黑暗部分的“恶之花”。
　　在电影叙事中，人物对恶行所承受的结果就是作者的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文明的理解，是一种心理秩序和伦理的再生产。就肯定人道、理性和显现共同伦理来说，好莱坞的大团圆结局有其合理性，是一种人类对自己表示尊严、信心的文本。面对现实，我们是受伤了，但是我们必须在精神上有所抵抗。不管在生活中或艺术里，我们都不能被邪恶吞没。一个自觉的叙述者必须在内心浇筑起坚实的理性支柱，必须超越在现实之上进行自觉的观照，对善与恶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