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受访人：赵白生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世界文学学会会长
采访人：张 娟《中国图书评论》记者
时 间：2012年10月18日
张娟：赵老师您好，抱歉在您最忙的时刻来打扰您。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您和北大世界文学研究所为中国作家与诺奖评委的沟通做过有效的努力，知根知底。尽管您一再婉言谢绝，还是想让您谈谈，可以吗？
赵白生：因为我马上要去巴黎大学讲学，还去葡萄牙的里斯本、丹麦的阿湖思等大学演说，走前自然有些忙乱不堪。那我就简要说一下吧，2005年，我邀请了3位诺奖评委来北大，同时请了4位中国作家，搞了一个星期的活动，让中国作家与诺奖评委面对面，知己知彼，做了一次零距离、有深度的交流。当时，媒体报道很多。有的媒体说，一次邀请3位重量级的评委来中国，是史无前例的。不过，没做无用功。
张娟：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请诺奖评委来中国访问的？然后又是如何促成的？
赵白生：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人文社的张福生先生说，他要出一套《斯特林堡文集》。那我说，我给你办个会，请中国最有实力的作家来谈斯特林堡，并请诺奖评委来参加。醉翁之意，他自然知道。他当时笑笑，不相信这事真的能办成。那时，我给世界文学研究所定了几个发展战略，其中之一，就是为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穿针引线，铺路架桥。因为一个小小的世界文学研究所，几个人，开创初期，也干不了什么。因缘际会，正好碰上了几个关键的人。瑞典驻华大使雍博瑞博士（BorjeLjunggren）鼎力支持，使馆的潘蟩女士为此事奔走不倦，使馆的两位芮林女士也出力不少。
张娟：那您邀请了哪些中国作家？台前幕后有故事吗？
赵白生：我邀请了莫言、李锐、余华、赵玫。本来，新时期成名的作家，还想请一两位，但这些人向来不好请，也没打过交道，想想就算了。活动有一周，安排了记者招待会、学术研讨会、诺奖评委北大演讲、戏剧演出、文化考察等。作家发言的机会有两次，一次是会议发言，一次是记者招待会。因为本次活动的宗旨是有效的深度交流，所选作家的人数，不可能太多。当然，我也邀请了评论家，如王干等。
张娟：赵老师，您安排的活动时间宽裕、内容丰富，与会者之间能够有充分的接触和交流，那么双方主要沟通了哪些问题？
赵白生：谈的问题比较多，特别是记者招待会，有诺奖评委参加，也有中国作家参加。就诺贝尔文学奖，中国记者特别亢奋，提问踊跃，但最关心的问题，不外乎这两个：中国作家何时获奖？谁最有资格获奖？当时，巴金刚刚去世，也有问有关巴金与诺奖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马悦然先生大概耳朵都听出老茧了。他的回答，非常太极，也不失西方外交家的风范。更为重要的是，瑞典学院秘书长阿兰（StureAllén）在北大作的一场演讲，题为“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演讲，散发出许多重要信息，说“暗藏玄机”，也不为过。阿兰是诺奖评委里的核心人物，曾向世界宣布过13位诺奖得主的名单，也在13位诺奖得主的证书上签字。演讲之后，提问尤其富有暗示性。
张娟：您能否谈一下具体的细节呢？
赵白生：演讲刚结束，就有人提问说，中国作家有诺贝尔奖情结，中国人更有这个情结，问阿兰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阿兰的回复，出人意料，让人眼睛一亮。我是演讲的主持人，我当时的反应是，这个提示太关键了。对于上面的问题，阿兰的回答是：“和你一样，我也迫切希望把诺贝尔奖能颁发给中国人。”但他说，有关中国作家的提名太少，他寄希望于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能给瑞典学院提供中国作家的确切提名。
张娟：这是明确提示，暗示性在哪里？
赵白生：一方面，提示是明确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暗示了一个“症候”：诺奖评委也有焦虑。我把这种焦虑叫做“诺奖评委的中国情结”。也就是说，不但中国作家有诺奖情结，诺奖评委也有中国情结。我们以前只看到前者，但很少有人知道后者。实际上，这是双向的。偌大的中国本土，没人获奖，不是个事。他们处处被人逼问的滋味，也不好受。这次来中国，无论是记者招待会，还是演讲会，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必要的压力”。当然，他们久压成钢，有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原则，不会因为外在的压力而变。但诺奖评委确有“中国情结”，特别是马悦然先生。
张娟：这次莫言获奖，您似乎是“先知”。为什么？能否谈谈？
赵白生：九月底，十月初，不断有媒体和学生问我，谁能获奖？我说，莫言。9月24日上课时，就有人问我，今年谁获奖？我仍然说是莫言。因为那堂课，我讲的是“诺贝尔奖与跨文化学”。今年5月，我在悉尼大学作了一个主题演讲，也是类似的题目———“诺贝尔奖与世界文学”。事实上，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研究团队，有10位博硕生，收集了各国有关诺贝尔奖的文献，数量很大。我预测时，有一点研究基础。此外，我也翻译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本书。书是阿兰和埃思普马克合著，后者曾任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槛内人所写的东西，看了，让人知道内情。该书早已翻译完，估计不久将由人文社出版。当然，还有其他更重要的蛛丝马迹。
张娟：最后，关于诺奖，您还有其他预测吗？
赵白生：当先知，是危险的。不预测吧，但有一些想法。在诺贝尔奖上，希望中国能够“赶英超美”，不要大跃进，时间可以放得更长些。光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英美就有6位作家获奖，其间还有4年未颁奖。莫言获奖了，中国其他作家也不要灰心。谁埋头真干，谁就有希望。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总是奖给最好的作家。以前的不说，当代世界文坛重量级大师，大多没有获奖，像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切贝、阿拉伯文坛盟主阿多尼斯、才高八斗的拉什迪、如雷贯耳的奥兹。要跟他们“异域比艺”，中国作家还得大练内功———艺术的功夫，不要给人一种感觉，读中国当代作品，像在看CBA。唯有如此，得不得诺奖，其实无所谓的。这才是大作家的标志、世界文豪的抱负。
张娟：您的意思是？
赵白生：向萨特看齐。
采访人：张 娟《中国图书评论》记者
时 间：2012年10月18日
张娟：赵老师您好，抱歉在您最忙的时刻来打扰您。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您和北大世界文学研究所为中国作家与诺奖评委的沟通做过有效的努力，知根知底。尽管您一再婉言谢绝，还是想让您谈谈，可以吗？
赵白生：因为我马上要去巴黎大学讲学，还去葡萄牙的里斯本、丹麦的阿湖思等大学演说，走前自然有些忙乱不堪。那我就简要说一下吧，2005年，我邀请了3位诺奖评委来北大，同时请了4位中国作家，搞了一个星期的活动，让中国作家与诺奖评委面对面，知己知彼，做了一次零距离、有深度的交流。当时，媒体报道很多。有的媒体说，一次邀请3位重量级的评委来中国，是史无前例的。不过，没做无用功。
张娟：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请诺奖评委来中国访问的？然后又是如何促成的？
赵白生：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人文社的张福生先生说，他要出一套《斯特林堡文集》。那我说，我给你办个会，请中国最有实力的作家来谈斯特林堡，并请诺奖评委来参加。醉翁之意，他自然知道。他当时笑笑，不相信这事真的能办成。那时，我给世界文学研究所定了几个发展战略，其中之一，就是为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穿针引线，铺路架桥。因为一个小小的世界文学研究所，几个人，开创初期，也干不了什么。因缘际会，正好碰上了几个关键的人。瑞典驻华大使雍博瑞博士（BorjeLjunggren）鼎力支持，使馆的潘蟩女士为此事奔走不倦，使馆的两位芮林女士也出力不少。
张娟：那您邀请了哪些中国作家？台前幕后有故事吗？
赵白生：我邀请了莫言、李锐、余华、赵玫。本来，新时期成名的作家，还想请一两位，但这些人向来不好请，也没打过交道，想想就算了。活动有一周，安排了记者招待会、学术研讨会、诺奖评委北大演讲、戏剧演出、文化考察等。作家发言的机会有两次，一次是会议发言，一次是记者招待会。因为本次活动的宗旨是有效的深度交流，所选作家的人数，不可能太多。当然，我也邀请了评论家，如王干等。
张娟：赵老师，您安排的活动时间宽裕、内容丰富，与会者之间能够有充分的接触和交流，那么双方主要沟通了哪些问题？
赵白生：谈的问题比较多，特别是记者招待会，有诺奖评委参加，也有中国作家参加。就诺贝尔文学奖，中国记者特别亢奋，提问踊跃，但最关心的问题，不外乎这两个：中国作家何时获奖？谁最有资格获奖？当时，巴金刚刚去世，也有问有关巴金与诺奖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马悦然先生大概耳朵都听出老茧了。他的回答，非常太极，也不失西方外交家的风范。更为重要的是，瑞典学院秘书长阿兰（StureAllén）在北大作的一场演讲，题为“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演讲，散发出许多重要信息，说“暗藏玄机”，也不为过。阿兰是诺奖评委里的核心人物，曾向世界宣布过13位诺奖得主的名单，也在13位诺奖得主的证书上签字。演讲之后，提问尤其富有暗示性。
张娟：您能否谈一下具体的细节呢？
赵白生：演讲刚结束，就有人提问说，中国作家有诺贝尔奖情结，中国人更有这个情结，问阿兰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阿兰的回复，出人意料，让人眼睛一亮。我是演讲的主持人，我当时的反应是，这个提示太关键了。对于上面的问题，阿兰的回答是：“和你一样，我也迫切希望把诺贝尔奖能颁发给中国人。”但他说，有关中国作家的提名太少，他寄希望于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能给瑞典学院提供中国作家的确切提名。
张娟：这是明确提示，暗示性在哪里？
赵白生：一方面，提示是明确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暗示了一个“症候”：诺奖评委也有焦虑。我把这种焦虑叫做“诺奖评委的中国情结”。也就是说，不但中国作家有诺奖情结，诺奖评委也有中国情结。我们以前只看到前者，但很少有人知道后者。实际上，这是双向的。偌大的中国本土，没人获奖，不是个事。他们处处被人逼问的滋味，也不好受。这次来中国，无论是记者招待会，还是演讲会，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必要的压力”。当然，他们久压成钢，有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原则，不会因为外在的压力而变。但诺奖评委确有“中国情结”，特别是马悦然先生。
张娟：这次莫言获奖，您似乎是“先知”。为什么？能否谈谈？
赵白生：九月底，十月初，不断有媒体和学生问我，谁能获奖？我说，莫言。9月24日上课时，就有人问我，今年谁获奖？我仍然说是莫言。因为那堂课，我讲的是“诺贝尔奖与跨文化学”。今年5月，我在悉尼大学作了一个主题演讲，也是类似的题目———“诺贝尔奖与世界文学”。事实上，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研究团队，有10位博硕生，收集了各国有关诺贝尔奖的文献，数量很大。我预测时，有一点研究基础。此外，我也翻译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本书。书是阿兰和埃思普马克合著，后者曾任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槛内人所写的东西，看了，让人知道内情。该书早已翻译完，估计不久将由人文社出版。当然，还有其他更重要的蛛丝马迹。
张娟：最后，关于诺奖，您还有其他预测吗？
赵白生：当先知，是危险的。不预测吧，但有一些想法。在诺贝尔奖上，希望中国能够“赶英超美”，不要大跃进，时间可以放得更长些。光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英美就有6位作家获奖，其间还有4年未颁奖。莫言获奖了，中国其他作家也不要灰心。谁埋头真干，谁就有希望。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总是奖给最好的作家。以前的不说，当代世界文坛重量级大师，大多没有获奖，像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切贝、阿拉伯文坛盟主阿多尼斯、才高八斗的拉什迪、如雷贯耳的奥兹。要跟他们“异域比艺”，中国作家还得大练内功———艺术的功夫，不要给人一种感觉，读中国当代作品，像在看CBA。唯有如此，得不得诺奖，其实无所谓的。这才是大作家的标志、世界文豪的抱负。
张娟：您的意思是？
赵白生：向萨特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