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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六月，笔者曾在当时刚刚创刊的《百科知识》杂志第二期上写了一篇短文——《狄德罗和百科全书》，这也可能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国内刊物上第一篇集中介绍这个内容的文字。①但事实上，我那时只见过狄德罗《百科全书》图版卷中的几册，而它的正文却连一个条目也还没有读过。
那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创立初期。“四人帮”倒台不久，人们还颇有一点“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劲头。受命筹办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正、副总编们，好几位都是在“文革”中蹲了多年大狱，刚刚获得自由的老同志。他们带着几重的兴奋，不仅把编纂中国这第一部现代百科全书看作一项文化壮举，而且也确实把它当成了向被禁锢和愚弄了多年的同胞们进行一次新启蒙的机会；于是很自然地，他们想到了狄德罗，并自诩为他的传人了(姜椿芳：《为什么要出<中国大百科全书>》，《百科知识》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一时间，到那里工作的同志都以当年的“百科全书派”自勉；而我的那篇短文也就奉命而生。其实，当时恐怕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并没有真的读过这部书，因为它还从来没有过中译本，而有机会去啃二百多年前的那十七大卷法文原著的人大概也绝不会多。②其结果，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和十八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对于很多同行来说，多半只是有些间接了解，甚至仅仅是个缺少内涵的抽象概念。而我大概也和不少人一样，长期习惯于只重招牌，不究货色的认识方法，对于那究竟是部什么样的书，渐渐也就不大在意了。所以，当后来我偶然在美国一所大学图书馆里读到了一本《百科全书》英文选译本之后，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它和我(们)原先所以为的，竟大大地不一样！严格地说，如果拿编纂中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来和它相比，那无论就宗旨、风格，抑或编纂技术而论，两者都是迥然相异的。于是我决心把这个英文选本译成中文，并为此前前后后花费了四年时间。一则是为了把它贡献给我过去在“百科界”的同好们，使大家都有个更方便的机会来具体地了解一下我们曾诚心地奉为鼻祖的这部经典的真实容貌，而更重要的还是，为中国的读书界部分地补上这个缺门，使大家对二百多年前西方那次伟大的思想运动，再多一点真切的了解，从而更好地体味一下，其中有多少值得当代中国人深思的东西。遗憾的是，就前者而言，这件事做得太迟了一点：虽然不过十来年，“大百科”创建时期那些理想主义者却已陆续星散物故，他们的雄心壮志，如今只怕已成了被忘却的童话。如是，则读者眼前的这个译本，就算是对那段值得回忆的时期的一个纪念吧！
我所依据的英文选本，是由美国布兰第斯大学(BrandeisUniversity)比较文学系主任、法国文学教授斯蒂芬·坚吉尔(StephenJulesGendzier)于一九六七年直接根据狄德罗《百科全书》原著选译的。我们的读者根据英译本的《说明》、《引言》以及大量的译注，可以看到坚吉尔教授的学术修养和严谨的译风。作为一名读者，我首先要感谢他从《百科全书》浩繁的卷帙中，精选出了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六十二条，供现代读者“品尝”，以概括地了解该书的原貌，这功夫就不是一般“业余爱好者”能做到的；其次要感谢他为现代读者所作的注释，没有它们，我们碰上狄德罗及其战友们当年打的许多笔墨官司，所用的许多隐语、影射等等，将如坠五里雾中，不知其所云了。据我所知，坚吉尔的译本是此书目前唯一的英文选译本。在其他英文出版物中，也曾选译过此书的个别条目，如我也参照过的彼得·盖伊(PeterGay)编的《启蒙运动文选》，但仅此而已。关于坚吉尔选译的原则和他对原著的理解，他已在其《说明》和热情洋溢的《引言》中作了交待，无须别人赘言了。这里我只想着重申明：如果这个中译本还差强人意的话，那首先应归功于这个优秀的英文母本；然而，如果其中有什么问题乃至错误的话，责任却显然只能由中译者来负，虽然他已作了最大的努力。
对于“百科界”的朋友们，我想预先提示一下：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基本上并不是一本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可以称之为“百科全书”的那种工具书，而毋宁是一本采用百科形式的，夹叙夹议的思想政治论文集，甚至是一部“杂文集”。
现代百科全书——或任何一种现代参考工具书——的一个最基本的编辑原则，就是只提供数据(data)性事实，不发议论；它要求“客观”，强调所谓“价值中立”，在对事实的任何陈述中，都忌带主观色彩。然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正好与此相反。在它的几乎所有条目里，都可以读到撰写人的大量议论，从工具书的角度说，它们有时甚至到了“喧宾夺主”的程度；他们不仅毫不隐讳地发表自己对某个问题的见解，而且还批评或抨击别人——主要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或其理论。这种批评和抨击有时是公开而明确的，有时则是隐蔽或影射的。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在历史上，这部《百科全书》的公认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之所以受到当时欧洲资产阶级开明人士的欢迎，遭到封建和反动教会势力的忌恨；之所以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号角、法国革命党人有力的思想武器；之所以受到恩格斯如此崇高的评价，原因也正在于此。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奠基者们自勉为狄德罗的传人时，心里想的主要也是这方面，而还不是他的“百科编纂学”，或“知识分类体系”等等。
其次，虽然《百科全书》的另一位主编达朗贝在他为本书所写的《绪论》中一再提到培根的知识分类体系，并在文后附上了其图解，但《百科全书》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个体系来安排其条目，以致被后来的评论家认为“内容参差不一”。(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商务，第257页)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从知识分类角度看，这里面有许多条目可以说是不大符合选收原则的，如我们将要读到的《徐西亚羔羊》、《圣饼》、《嘉布遣僧袍》等等。然而，这正是狄德罗处心积虑的安排。他们正是要通过这许多表面上不引人注目的“小条目”来借题发挥，以达到自己的“宣传”目的。《圣饼》谈的是宗教仪式的浪费；《嘉布遣僧袍》是在嘲弄教会派别之间那些煞有介事的争端，其实不过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事；《鹰》是在揭露迷信，等等。而最有趣的是《徐西亚羔羊》条：狄德罗竟有意把一个莫须有的传闻列作一个条目，然后再来揭穿它，以证明为什么看问题应持科学态度，而不能听信讹传，并由此引出我们究竟应当根据什么原则来判断事实的真伪这样一个科学哲学问题——尽管当时还没有科学哲学这个概念。勒费弗尔把这类条目称之为狄德罗的“诡计”和“陷阱”(勒费弗尔：《狄德罗的思想和著作》，商务，第五章第五节)；而当年专门和狄德罗对着干的保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版(一八○○年)主编乔治·格利格(GeorgeGleig)干脆骂它是“斗篷下面暗藏着的毒剑”。(HermanKogan：TheGreat EB：theStoryof theEncyclopaediaBritannica，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8)然而，《百科全书》的许多条目当时之所以那样引起轰动，每卷一出版，读者都以先睹为快，这是个重要原因。看来，敢于向现行权威挑战的文字，任何时代都是最吸引人的，这大概也是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的原因之一吧！
然而，如果站在纯粹编辑匠的立场上看，狄德罗的《百利全书》作为一部政论集的成功之处，也许正表现了它作为一部工具书的失败。正因为它在观念形态上的倾向性和时代感如此鲜明、强烈，就不能不大大削弱其工具书所应具备的那种提供数据性事实的基本功能，而其参考价值也就受到了极大限制。其结果，这样一部群星荟萃的力作，虽然独领风骚几十年，却竟然“无后”——除了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曾有过几个重印本和选编本之外，它从未有过一个正式的后续版本。(RobertCollison：Encycloped－ias：TheirHistoryThroughouttheAges.pp.132—136，Hafner，1964)狄德罗和达朗贝一生心血，竟成绝唱。对于后世来说，它虽是一部古典学术名著，却早已不是一部“活着”的百科全书了。工具书如果一版而绝，显然是一种悲哀。可是，当年英吉利海峡对岸，立志要反狄德罗之道而行之的保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二百多年来反倒儿孙满堂，如今已出到了第十五版，被译成了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成了全世界读书人家喻户晓的百科第一权威。曾以狄德罗自励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们，在编纂学上的真正样版，其实正是他当年思想、政治上的敌人！这也可以说是历史对狄德罗——和我们自己——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但我以为，此中教训很值得搞百科的人们深思。
关于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以及狄德罗的思想和哲学，理论界已多有论述。尽管有许多经典评价早已为人所熟知，但作为译者，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仍常常为当年那些启蒙学者执着的理性主义精神所激动。虽然他们的见解有的已经过时，有的已被历史证明本来就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些毕竟都是他们用自己的脑子清醒地思考过的东西，无论对错，总有个道理可讲，从而根本上不同于中世纪神学统治下那种不准追究前提的所谓学术。按理说，两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整个人类应该早已摆脱和超越那种精神受禁，“不理解也要执行”的时代，“用自己的头脑”该已是所有正常人的最正常的行为了，但至少是我自己，在读到康德论什么是启蒙运动的那句名言时(见坚吉尔英译本引言)，仍不胜惭愧、羡慕之至。当然应该惭愧，如果至今还不敢承认，更不要说公开剖析一下，自己为什么还常常不“敢于运用自己的头脑”的话。然而，狄德罗们也还是过于天真，竟以为蒙昧主义仅仅是无知的恶果，而一旦被他们用理性的利剑击碎，“幸福的后代们”就永不会再受它的禁锢；他们可能还没认识到，蒙昧常常也是形势的一种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即使人们已经开始受到启蒙，有人还是会以十分清醒的态度，精心地重新制造出个蒙昧状态来的。然而，无论什么时代，既有蒙昧在，启蒙也就必然发生，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规律。狄德罗坐过的樊尚城堡的牢房既然没能挡住它，那么，别的什么监狱大概也是挡它不住的。
不过，在人类思想的历程上，从蒙昧到理性的转折毕竟总是艰难的一步。这里除了先行者本身难以彻底摆脱的内在的精神羁绊之外，还有种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外在限制。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一点，是希望读者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百科全书》晦涩的文风。倒不是为了给自己拙劣的译笔开脱：这部书的有些段落，尤其是狄德罗本人的文字，有时实在是弯子绕得叫人生气。除了当时一般的写作习惯之外，我认为有两点解释：第一，显而易见的是为了避开当时的书刊检查和保守势力的攻击而采取的曲笔——含沙射影、旁敲侧击、正话反说，等等，或即后来所谓的“伊索式”语言者。没有尝过言论不自由之苦的后来人，也许容易说风凉话——“怎么就不能直说？”但相信我们的读者是会谅解古人的，因为他们知道那有多么难：坐班房的危险且不说，首先是不让出书，或关键处予以删除。所以，仅仅勇敢往往是不够的。其次，语言表达能力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对任何一种新观念的表述，总要借助于原有文化架构内的现成语言，否则不可理解。“百科全书派”是一批观念上大大超前的人，但他们只能用当时的语汇来阐发也许几代人之后公众才能明白的道理，对于后人来说，这种语言显得晦涩古奥，恐怕是在所难免；但我以为，这还是比生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新词，或耍弄些自己也未必真正明白的时髦术语要好些。观念和语言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用时髦的语言宣传陈腐的观念，这样的例子不是也常有所见吗？
至于前面所说的内在的精神羁绊，我们似乎也无权苛求于前人。尽管说起来有点可笑：例如，后人总是把“唯物主义者”作为一顶桂冠奉献给狄德罗们，可当年他们对这顶“帽子”却怕得要死，避之唯恐不及，以至当有人以此来“攻击”他们的时候，竟不得不愤然予以驳斥，努力证明自己对上帝和宗教的忠诚，申明《百科全书》如何地维护了宗教的崇高地位，等等。在这方面，中译本的读者应该比别人更能谅解他们。《皇帝的新衣》这类故事，在童话里可以是喜剧，但是在现实中，古往今来，恐怕还是以悲剧居多。
关于《百科全书》，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值得注意，那就是其，中收入了大量有关生产技术，特别是工业生产技术，即狄德罗所谓的“机械艺术”的条目。《百科全书》出版的时代，是工业革命已经在西欧一些国家开始，法国虽然落后一步，但工场手工业也已经非常成熟的时代；尽管在理论上，重农主义还有很大影响，但推广先进的工业技术以促进生产，已是新兴的资产者阶级的普遍要求。通过百科全书等工具书来传播技术知识，这不是狄德罗的首创，培根在他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在狄德罗之前，英国和欧洲大陆出版的许多百科全书中早已有了这方面的内容(见上引Collison)，实际上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在这方面也还是在仿效它的母本——英国的钱伯斯(EphraimCham-bers)于一七二八年编成出版的《百科全书：或关于各种艺术和科学的综合辞典》。但应当强调的是，狄德罗本人在这方面有他特殊的贡献，并因此使《百科全书》在这方面的水平大大地超越了前人。为了撰写这类条目，他亲自到工场、车间去观察，甚至直接参加劳动，以准确地描述各种机器和工具，解释各种操作程序和工艺。(见达朗贝的《绪论》和狄德罗本人所写的《艺术》条)在人类文明史上，这种作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正是近代技术学(te-chnology)和工程学(engineering)的先声。在以前的时代，一方面，人们还没有掌握对自然界的必要的科学认识，另一方面，传统知识分子往往脱离劳动生产，而直接参与生产的劳动者又大都“没有文化”，“劳心者”和“劳力者”处在相分离、相对立的状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劳动者通过生产实践所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一般难以得到系统地总结；虽然在某些领域中和某些个别的项目上，前人也曾留下过一些反映当时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经验的文献，但它们只能属于前科学形态。这种局面，在中国和西方大体是一样的。直到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工业革命时代，它才逐渐在欧洲出现了变化——在中国则又是一两百年以后才有的事了：体现着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知识分子开始将他们的近代科学知识与劳动者的生产技术与经验结合起来，并逐渐把后者与科学(传统意义上的)和文化相提并论，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和发展。但常常由于没有现成文献可资参考，就只能像狄德罗那样，先在工匠们的帮助下进行实地观察和记录，再根据一定的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来予以整理。以此为发端的近代技术学，与传统的工艺和技术文献，在原则上当然是不同的。可惜的是，坚吉尔教授出于他的考虑，基本上没有选译这类条目，仅有的一条《冶金术》，也将其中纯技术部分删略了。
在此顺便指出，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曾把我国古代《天工开物》(一六三七)一书的作者，明末失意官僚宋应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转引自潘吉星：(《天工开物》导论)，但我想这种类比只有很表面的意义。因为，只要将两位作者和两部作品，稍许深入地作一点比较，就不难看到，他(它)们实际属于几乎完全不同的历史和哲学范畴。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原则区别，那么，李约瑟博士本人所致力于研究的“文化与文明史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与技术兴起于欧洲而不是亚洲这个大问题”(《李约瑟文集》第36页，辽宁科技版。这个问题，李约瑟博士在各类文章、演讲中曾多次提到)，岂不是毫无意义了么？
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作为一部古典学术名著，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中国的知识界理应得到它的一个准确、优良的译本，因此，读者如果对目前这个译本有任何批评、指教，作为它的译者，除了衷心感谢，认真听取之外，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持任何其他态度的。同时，我也衷心期望，在不远的将来，有人能以一个更完备，水平更高，更权威的译本来取代它；如是，则中国的读书人幸甚。
一九九一年春节于北京
(《丹尼尔·狄德罗的<百科全书>选译》，梁从诫译，即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本世纪初，李石曾编写的《近代世界六十名人》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狄德罗和他的百科全书。
②自一九○八年至一九二二年，有一位杨紫极先生曾译过《百科全书》部分条目，共二百余万字，但未能出版。(见姜椿芳：《狄德罗传·序》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
③technique，technics，techno1ogy这三个英文词在汉语中一般都只译作“技术”，这其实是很不准确的；在英语辞典中，第一个词的一种简明释义是：“在艺术活动中，或在进行某种科学实验时，使用工具和材料以及遵守各种规则的方式。”第二个词是：“技术性细节或技术术语。”第三个词的释义是：“1，对工艺或应用科学的研究；2，运用于具体工作中的科学知识；3，在处理一项技术问题时采用的方法或程序。”据此，我认为如第一个词译为“技术”，则第二个词可译为“技巧”，第三个词或应译为“技术学”，其涵义是：在一定的理论前提下，对于某项或某类技术的系统描述和解释。
那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创立初期。“四人帮”倒台不久，人们还颇有一点“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劲头。受命筹办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正、副总编们，好几位都是在“文革”中蹲了多年大狱，刚刚获得自由的老同志。他们带着几重的兴奋，不仅把编纂中国这第一部现代百科全书看作一项文化壮举，而且也确实把它当成了向被禁锢和愚弄了多年的同胞们进行一次新启蒙的机会；于是很自然地，他们想到了狄德罗，并自诩为他的传人了(姜椿芳：《为什么要出<中国大百科全书>》，《百科知识》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一时间，到那里工作的同志都以当年的“百科全书派”自勉；而我的那篇短文也就奉命而生。其实，当时恐怕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并没有真的读过这部书，因为它还从来没有过中译本，而有机会去啃二百多年前的那十七大卷法文原著的人大概也绝不会多。②其结果，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和十八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对于很多同行来说，多半只是有些间接了解，甚至仅仅是个缺少内涵的抽象概念。而我大概也和不少人一样，长期习惯于只重招牌，不究货色的认识方法，对于那究竟是部什么样的书，渐渐也就不大在意了。所以，当后来我偶然在美国一所大学图书馆里读到了一本《百科全书》英文选译本之后，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它和我(们)原先所以为的，竟大大地不一样！严格地说，如果拿编纂中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来和它相比，那无论就宗旨、风格，抑或编纂技术而论，两者都是迥然相异的。于是我决心把这个英文选本译成中文，并为此前前后后花费了四年时间。一则是为了把它贡献给我过去在“百科界”的同好们，使大家都有个更方便的机会来具体地了解一下我们曾诚心地奉为鼻祖的这部经典的真实容貌，而更重要的还是，为中国的读书界部分地补上这个缺门，使大家对二百多年前西方那次伟大的思想运动，再多一点真切的了解，从而更好地体味一下，其中有多少值得当代中国人深思的东西。遗憾的是，就前者而言，这件事做得太迟了一点：虽然不过十来年，“大百科”创建时期那些理想主义者却已陆续星散物故，他们的雄心壮志，如今只怕已成了被忘却的童话。如是，则读者眼前的这个译本，就算是对那段值得回忆的时期的一个纪念吧！
我所依据的英文选本，是由美国布兰第斯大学(BrandeisUniversity)比较文学系主任、法国文学教授斯蒂芬·坚吉尔(StephenJulesGendzier)于一九六七年直接根据狄德罗《百科全书》原著选译的。我们的读者根据英译本的《说明》、《引言》以及大量的译注，可以看到坚吉尔教授的学术修养和严谨的译风。作为一名读者，我首先要感谢他从《百科全书》浩繁的卷帙中，精选出了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六十二条，供现代读者“品尝”，以概括地了解该书的原貌，这功夫就不是一般“业余爱好者”能做到的；其次要感谢他为现代读者所作的注释，没有它们，我们碰上狄德罗及其战友们当年打的许多笔墨官司，所用的许多隐语、影射等等，将如坠五里雾中，不知其所云了。据我所知，坚吉尔的译本是此书目前唯一的英文选译本。在其他英文出版物中，也曾选译过此书的个别条目，如我也参照过的彼得·盖伊(PeterGay)编的《启蒙运动文选》，但仅此而已。关于坚吉尔选译的原则和他对原著的理解，他已在其《说明》和热情洋溢的《引言》中作了交待，无须别人赘言了。这里我只想着重申明：如果这个中译本还差强人意的话，那首先应归功于这个优秀的英文母本；然而，如果其中有什么问题乃至错误的话，责任却显然只能由中译者来负，虽然他已作了最大的努力。
对于“百科界”的朋友们，我想预先提示一下：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基本上并不是一本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可以称之为“百科全书”的那种工具书，而毋宁是一本采用百科形式的，夹叙夹议的思想政治论文集，甚至是一部“杂文集”。
现代百科全书——或任何一种现代参考工具书——的一个最基本的编辑原则，就是只提供数据(data)性事实，不发议论；它要求“客观”，强调所谓“价值中立”，在对事实的任何陈述中，都忌带主观色彩。然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正好与此相反。在它的几乎所有条目里，都可以读到撰写人的大量议论，从工具书的角度说，它们有时甚至到了“喧宾夺主”的程度；他们不仅毫不隐讳地发表自己对某个问题的见解，而且还批评或抨击别人——主要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或其理论。这种批评和抨击有时是公开而明确的，有时则是隐蔽或影射的。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在历史上，这部《百科全书》的公认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之所以受到当时欧洲资产阶级开明人士的欢迎，遭到封建和反动教会势力的忌恨；之所以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号角、法国革命党人有力的思想武器；之所以受到恩格斯如此崇高的评价，原因也正在于此。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奠基者们自勉为狄德罗的传人时，心里想的主要也是这方面，而还不是他的“百科编纂学”，或“知识分类体系”等等。
其次，虽然《百科全书》的另一位主编达朗贝在他为本书所写的《绪论》中一再提到培根的知识分类体系，并在文后附上了其图解，但《百科全书》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个体系来安排其条目，以致被后来的评论家认为“内容参差不一”。(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商务，第257页)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从知识分类角度看，这里面有许多条目可以说是不大符合选收原则的，如我们将要读到的《徐西亚羔羊》、《圣饼》、《嘉布遣僧袍》等等。然而，这正是狄德罗处心积虑的安排。他们正是要通过这许多表面上不引人注目的“小条目”来借题发挥，以达到自己的“宣传”目的。《圣饼》谈的是宗教仪式的浪费；《嘉布遣僧袍》是在嘲弄教会派别之间那些煞有介事的争端，其实不过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事；《鹰》是在揭露迷信，等等。而最有趣的是《徐西亚羔羊》条：狄德罗竟有意把一个莫须有的传闻列作一个条目，然后再来揭穿它，以证明为什么看问题应持科学态度，而不能听信讹传，并由此引出我们究竟应当根据什么原则来判断事实的真伪这样一个科学哲学问题——尽管当时还没有科学哲学这个概念。勒费弗尔把这类条目称之为狄德罗的“诡计”和“陷阱”(勒费弗尔：《狄德罗的思想和著作》，商务，第五章第五节)；而当年专门和狄德罗对着干的保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版(一八○○年)主编乔治·格利格(GeorgeGleig)干脆骂它是“斗篷下面暗藏着的毒剑”。(HermanKogan：TheGreat EB：theStoryof theEncyclopaediaBritannica，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8)然而，《百科全书》的许多条目当时之所以那样引起轰动，每卷一出版，读者都以先睹为快，这是个重要原因。看来，敢于向现行权威挑战的文字，任何时代都是最吸引人的，这大概也是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的原因之一吧！
然而，如果站在纯粹编辑匠的立场上看，狄德罗的《百利全书》作为一部政论集的成功之处，也许正表现了它作为一部工具书的失败。正因为它在观念形态上的倾向性和时代感如此鲜明、强烈，就不能不大大削弱其工具书所应具备的那种提供数据性事实的基本功能，而其参考价值也就受到了极大限制。其结果，这样一部群星荟萃的力作，虽然独领风骚几十年，却竟然“无后”——除了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曾有过几个重印本和选编本之外，它从未有过一个正式的后续版本。(RobertCollison：Encycloped－ias：TheirHistoryThroughouttheAges.pp.132—136，Hafner，1964)狄德罗和达朗贝一生心血，竟成绝唱。对于后世来说，它虽是一部古典学术名著，却早已不是一部“活着”的百科全书了。工具书如果一版而绝，显然是一种悲哀。可是，当年英吉利海峡对岸，立志要反狄德罗之道而行之的保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二百多年来反倒儿孙满堂，如今已出到了第十五版，被译成了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成了全世界读书人家喻户晓的百科第一权威。曾以狄德罗自励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们，在编纂学上的真正样版，其实正是他当年思想、政治上的敌人！这也可以说是历史对狄德罗——和我们自己——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但我以为，此中教训很值得搞百科的人们深思。
关于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以及狄德罗的思想和哲学，理论界已多有论述。尽管有许多经典评价早已为人所熟知，但作为译者，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仍常常为当年那些启蒙学者执着的理性主义精神所激动。虽然他们的见解有的已经过时，有的已被历史证明本来就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些毕竟都是他们用自己的脑子清醒地思考过的东西，无论对错，总有个道理可讲，从而根本上不同于中世纪神学统治下那种不准追究前提的所谓学术。按理说，两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整个人类应该早已摆脱和超越那种精神受禁，“不理解也要执行”的时代，“用自己的头脑”该已是所有正常人的最正常的行为了，但至少是我自己，在读到康德论什么是启蒙运动的那句名言时(见坚吉尔英译本引言)，仍不胜惭愧、羡慕之至。当然应该惭愧，如果至今还不敢承认，更不要说公开剖析一下，自己为什么还常常不“敢于运用自己的头脑”的话。然而，狄德罗们也还是过于天真，竟以为蒙昧主义仅仅是无知的恶果，而一旦被他们用理性的利剑击碎，“幸福的后代们”就永不会再受它的禁锢；他们可能还没认识到，蒙昧常常也是形势的一种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即使人们已经开始受到启蒙，有人还是会以十分清醒的态度，精心地重新制造出个蒙昧状态来的。然而，无论什么时代，既有蒙昧在，启蒙也就必然发生，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规律。狄德罗坐过的樊尚城堡的牢房既然没能挡住它，那么，别的什么监狱大概也是挡它不住的。
不过，在人类思想的历程上，从蒙昧到理性的转折毕竟总是艰难的一步。这里除了先行者本身难以彻底摆脱的内在的精神羁绊之外，还有种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外在限制。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一点，是希望读者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百科全书》晦涩的文风。倒不是为了给自己拙劣的译笔开脱：这部书的有些段落，尤其是狄德罗本人的文字，有时实在是弯子绕得叫人生气。除了当时一般的写作习惯之外，我认为有两点解释：第一，显而易见的是为了避开当时的书刊检查和保守势力的攻击而采取的曲笔——含沙射影、旁敲侧击、正话反说，等等，或即后来所谓的“伊索式”语言者。没有尝过言论不自由之苦的后来人，也许容易说风凉话——“怎么就不能直说？”但相信我们的读者是会谅解古人的，因为他们知道那有多么难：坐班房的危险且不说，首先是不让出书，或关键处予以删除。所以，仅仅勇敢往往是不够的。其次，语言表达能力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对任何一种新观念的表述，总要借助于原有文化架构内的现成语言，否则不可理解。“百科全书派”是一批观念上大大超前的人，但他们只能用当时的语汇来阐发也许几代人之后公众才能明白的道理，对于后人来说，这种语言显得晦涩古奥，恐怕是在所难免；但我以为，这还是比生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新词，或耍弄些自己也未必真正明白的时髦术语要好些。观念和语言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用时髦的语言宣传陈腐的观念，这样的例子不是也常有所见吗？
至于前面所说的内在的精神羁绊，我们似乎也无权苛求于前人。尽管说起来有点可笑：例如，后人总是把“唯物主义者”作为一顶桂冠奉献给狄德罗们，可当年他们对这顶“帽子”却怕得要死，避之唯恐不及，以至当有人以此来“攻击”他们的时候，竟不得不愤然予以驳斥，努力证明自己对上帝和宗教的忠诚，申明《百科全书》如何地维护了宗教的崇高地位，等等。在这方面，中译本的读者应该比别人更能谅解他们。《皇帝的新衣》这类故事，在童话里可以是喜剧，但是在现实中，古往今来，恐怕还是以悲剧居多。
关于《百科全书》，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值得注意，那就是其，中收入了大量有关生产技术，特别是工业生产技术，即狄德罗所谓的“机械艺术”的条目。《百科全书》出版的时代，是工业革命已经在西欧一些国家开始，法国虽然落后一步，但工场手工业也已经非常成熟的时代；尽管在理论上，重农主义还有很大影响，但推广先进的工业技术以促进生产，已是新兴的资产者阶级的普遍要求。通过百科全书等工具书来传播技术知识，这不是狄德罗的首创，培根在他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在狄德罗之前，英国和欧洲大陆出版的许多百科全书中早已有了这方面的内容(见上引Collison)，实际上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在这方面也还是在仿效它的母本——英国的钱伯斯(EphraimCham-bers)于一七二八年编成出版的《百科全书：或关于各种艺术和科学的综合辞典》。但应当强调的是，狄德罗本人在这方面有他特殊的贡献，并因此使《百科全书》在这方面的水平大大地超越了前人。为了撰写这类条目，他亲自到工场、车间去观察，甚至直接参加劳动，以准确地描述各种机器和工具，解释各种操作程序和工艺。(见达朗贝的《绪论》和狄德罗本人所写的《艺术》条)在人类文明史上，这种作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正是近代技术学(te-chnology)和工程学(engineering)的先声。在以前的时代，一方面，人们还没有掌握对自然界的必要的科学认识，另一方面，传统知识分子往往脱离劳动生产，而直接参与生产的劳动者又大都“没有文化”，“劳心者”和“劳力者”处在相分离、相对立的状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劳动者通过生产实践所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一般难以得到系统地总结；虽然在某些领域中和某些个别的项目上，前人也曾留下过一些反映当时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经验的文献，但它们只能属于前科学形态。这种局面，在中国和西方大体是一样的。直到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工业革命时代，它才逐渐在欧洲出现了变化——在中国则又是一两百年以后才有的事了：体现着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知识分子开始将他们的近代科学知识与劳动者的生产技术与经验结合起来，并逐渐把后者与科学(传统意义上的)和文化相提并论，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和发展。但常常由于没有现成文献可资参考，就只能像狄德罗那样，先在工匠们的帮助下进行实地观察和记录，再根据一定的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来予以整理。以此为发端的近代技术学，与传统的工艺和技术文献，在原则上当然是不同的。可惜的是，坚吉尔教授出于他的考虑，基本上没有选译这类条目，仅有的一条《冶金术》，也将其中纯技术部分删略了。
在此顺便指出，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曾把我国古代《天工开物》(一六三七)一书的作者，明末失意官僚宋应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转引自潘吉星：(《天工开物》导论)，但我想这种类比只有很表面的意义。因为，只要将两位作者和两部作品，稍许深入地作一点比较，就不难看到，他(它)们实际属于几乎完全不同的历史和哲学范畴。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原则区别，那么，李约瑟博士本人所致力于研究的“文化与文明史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与技术兴起于欧洲而不是亚洲这个大问题”(《李约瑟文集》第36页，辽宁科技版。这个问题，李约瑟博士在各类文章、演讲中曾多次提到)，岂不是毫无意义了么？
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作为一部古典学术名著，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中国的知识界理应得到它的一个准确、优良的译本，因此，读者如果对目前这个译本有任何批评、指教，作为它的译者，除了衷心感谢，认真听取之外，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持任何其他态度的。同时，我也衷心期望，在不远的将来，有人能以一个更完备，水平更高，更权威的译本来取代它；如是，则中国的读书人幸甚。
一九九一年春节于北京
(《丹尼尔·狄德罗的<百科全书>选译》，梁从诫译，即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本世纪初，李石曾编写的《近代世界六十名人》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狄德罗和他的百科全书。
②自一九○八年至一九二二年，有一位杨紫极先生曾译过《百科全书》部分条目，共二百余万字，但未能出版。(见姜椿芳：《狄德罗传·序》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
③technique，technics，techno1ogy这三个英文词在汉语中一般都只译作“技术”，这其实是很不准确的；在英语辞典中，第一个词的一种简明释义是：“在艺术活动中，或在进行某种科学实验时，使用工具和材料以及遵守各种规则的方式。”第二个词是：“技术性细节或技术术语。”第三个词的释义是：“1，对工艺或应用科学的研究；2，运用于具体工作中的科学知识；3，在处理一项技术问题时采用的方法或程序。”据此，我认为如第一个词译为“技术”，则第二个词可译为“技巧”，第三个词或应译为“技术学”，其涵义是：在一定的理论前提下，对于某项或某类技术的系统描述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