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中国《基金会条例》在6月1日开始实施的日子，看到爱德基金会出版的《爱德简讯》2004年第2期。一篇篇生动具体的报道，说明贯彻实施《条例》内容，进一步打开民间非营利组织这扇“门”，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特别对贫困落后地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转变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更不用说，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净化人们心灵的巨大作用。
　　朱艳伟“麻山腹地的一天”这篇报道，对我这样已久未访问农村特别是贫困落后农村的人来说，是一次增加对“三农”问题认识的好机会。爱德在贵州麻山实施的这个援助项目，获得了作者所说的“群众的干劲比天大”的成就——修建沼气池、水窖、学校、厕所、道路……并且把修建沼气池和改猪圈、廁所结合起来，还把改善农民生活和环境保护、节约劳动力的工作也结合起来，以促进农村的综合发展。在短短的一篇报道中，使人们看到爱德在十多年前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西部开发这种决心的正确性。我特别喜欢文中的那张图片说明：“冉龙兴蹲在水窖沿上，窖里的水虽然呈现不洁的棕色，他的脸上仍然有喜之不禁的笑容。”这个说明留给我们不少回味，这就是落后地区的农村有多少工作等待我们下一步去完成！我真是喜欢这样生动而具体的报道，它让人们体会到在中国发展民办基金会和公益组织的必要性，它们不仅是改造落后地区的一股重要力量；也许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和处于困境的普通老百姓、弱势群体的心紧密地连结到一起。
　　另一篇震撼人心的是佘红玉的“印度考察掠影”。我说这篇报道“震撼人心”并非夸大其辞。看看它的三个小标题：“以人为本，人人享有眼科保健”、“为世界各地的眼科医院提供培训”、“无处不在的非政府机构”。过去，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印度还是个“落后”国家，远不如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为什么不和它比一比某些促进社会发展项目的成果呢？我们能否做到人人享有眼科保健？能否为世界各地眼科医生提供培训？能否做到无处不存在非政府机构呢？
　　早在80年代初，我本人就曾陪同一位印度医生到北京的同仁医院学习治疗白内障的手术。但不久前，同仁医院的院长和我还在讨论成立眼科基金会的问题，而至今它迟迟未能成立。为什么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眼科医院一年的白内障手术量是20万例，相当于中国全国一年的白内障手术？为什么在印度“无论贫富，每个需要手术的人都能得到同样质量的治疗”？为什么来自上海的医生郝小军大学毕业后在眼科工作了10年却没有机会独立完成一例白内障手术，而在印度学习两个月却独立完成了80例手术？佘红玉在印度短短数天，遇到这么多的非政府组织——印度帮助老年人基金会、狮子会、帮助流浪精神病患者基金会……等等。非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敬业及对特殊人群的关爱，使佘红玉深深感动！她的文章出现了这样令人深思的警句：“在印度，最为人称道的并不是它精密的设备，尖端的技术；而是对每位患者提供服务的理念。”；“无论贫富，每个需要手术的人都能得到同样质量的治疗。”；“用一批医生轮流在免费病区和付费做手术。”；“贫困病人看中的是医生的精湛技术和人性化的可选择标准。”这篇报道写的决非只是“掠影”，而是值得让我们深思和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国众多社会问题。
　　我还要提到刊中“浅析农村小额信贷项目中的‘借款还贷’”，它分析了值得注意的现今农民借款还贷现象的原因，使人们期待在下篇看到它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外籍老师——莱拉”一文使我们进一步了解爱德举办聘请外籍老师来华工作的重要意义。
　　今天，许多基金会和NPO已有了自己的网站，有些已举办了一些座谈会、沙龙，有些更拥有自己的刊物，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高兴的事情。我十分期望它们的从业人员能仔细阅读一下这期的《爱德简讯》，使自己的工作和民众的呼声、脉搏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基金会和NPO工作能获得社会各方面更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