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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诗歌翻译应具有的翻译特性，以中国古典诗歌《长恨歌》为例，选取了英国作家弗莱彻和中国作家杨宪益的两个译本，就诗歌翻译在汉译英方面的文本风格再现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看出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特色和文化因素对文本翻译的影响。
关键词：诗歌翻译 ；文本风格； 译文分析
中图分类号:P2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Abstract: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etry translation by selecting two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which is translated by British writer Fletcher and Chinese writer Yang Xianyi. The influenced elements is reflected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through analyzing text-type of poetry translation.
Key words:poetry translation text-typetranslation version analysis
1 引言
诗歌，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歌，在民族语言的形式美和韵律方面具有很严格的要求。同样，对于译本来说，诗歌翻译的规范和准则是不可轻易更改的。诗歌译文除了要体现出原文的含义，忠实原文外，还要能够传达出原作的文本风格和原作者的意图，尽可能让译入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言读者同样的感受。
诗歌，作为文学作品的精髓。它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创作的，即有参杂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因素又揉合了作者个人的情感因素和价值观。诗歌翻译一直被翻译界认为是最难的。就诗歌翻译而言，翻译界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诗歌译本要符合译入语对诗歌所要求的格式，可进一步细化在音、形、义三个方面。主要强调原诗与译诗在形式、风格上的对应。另一种则认为诗歌翻译应用自由体和白描体来进行。这种做法力求再现原诗的含义，以忠顺通达为主。形式的考虑在次。诗歌翻译的特性在音律层面要求译本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符合诗歌的音韵美的基本要求；在形式层面要做到形似，即原诗与译诗的自述和行数要相符；在意义层面，在以上两个层面的基础上尽可能将忠顺通达的表达原诗的意义。这便是诗歌翻译的最高标准也是诗歌翻译与其他文学作品翻译的不同之处。不仅要求译作忠实原作，更要求在音韵和意境层面尽量做到对等。
2《长恨歌》一诗的风格分析
《长恨歌》的作者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显示主义创作原则， 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
全诗在结构方面情、景、理的完美结合，语言方面，音节和谐，句式骈散结合。第一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起，叙述安史之乱前，玄宗与杨氏的相遇原因及杨氏得宠时的情形。并反复渲染玄宗沉于酒色，不理朝政，为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这是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 第二部分“六军不发无奈何”起，具体描述了安史之乱起后，玄宗的仓皇出逃西蜀，引起了“六军”驻马要求除去祸国殃民的贵妃“宛转娥眉马前死”是悲剧的形成。这是故事的关键情节。杨氏归阴后，以动人的语调描绘了玄宗这一“长恨”的心情，揪人心痛，催人泪下； 第三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起，写玄宗借道士帮助于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山中寻到了杨氏的踪影。在仙景中再现了杨氏“带雨梨花”的姿容，并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示愿作“比翼鸟”、“连理枝”，进一步渲染了“长恨”的主题。结局又以“天和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深化了主题，加重了“长恨”的分量。 全诗写情缠绵悱恻，书恨杳杳无穷。文字哀艳动人，声调悠扬宛转，千古名篇，常读常新。该诗最成功处应算是抒情。相当复杂的情节只用精炼的几句就交代过去，而着力在情的渲染，细致地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的浓烈和贵妃死后双方的思念之情。这是一首主题思想具有双重性的长诗，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特别是后半部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大大增强了白诗的表现力。人物形象生动，语言和声调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水乳交融，也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3 两种译文的对比分析
3.1整体结构层面的对比
《长恨歌》一诗的韵律变化多样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体诗的特点。在整体形式上，杨宪益的译文采取的是自由诗的形式，全诗共208句。而弗莱彻的译本则为120句与原诗相符；在诗歌翻译的侧重点方面，杨宪益的译文更加注重对原诗含义的阐释能够让译入语读者清晰的了解原作的意思，经常采用两句译文解释一句原诗的方式。弗莱彻的译文采取了格律体的形式，重点放在体现诗的意境上，同时使得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在韵律结构上，杨宪益的译文以解释为重，几乎没有韵尾，每行的音节数也不相同。弗莱彻的译文全文共六十节，每一节的第二行和第四行押韵。为了增强诗歌韵律感，采用了头韵和抑扬格的手法。总的来说，杨宪益的译文能够让译入语读者完整的了解原作诗歌所要表达的含义和原作作者的意图，侧重讲述原诗的故事情节。而弗莱彻的译文从诗歌的艺术角度着手，侧重尽量还原原诗的诗歌形式并意图通过韵律的手法来还原原作的语言形式，让译入语读者领略到异域诗歌的艺术风采。
3.2词藻层面的对比
由于《长恨歌》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汉语，译者需要首先将译文进行语内翻译，然后再进行诗歌的二次翻译。因此，在选词方面对译者的文化背景知识有一定的要求，不仅要求译者熟知本国文化而且要求其对译入语文化也要相当的熟悉。
通读全诗之后，原作者的标题“长恨歌”中的“恨”字意为表达唐玄宗未能与杨氏长相厮守的悲伤情绪。在杨宪益先生的译文中采用的是“sorrow”，弗莱彻采用的是“woe”。两词的含义都是强调悲伤，悲痛并无大的区别。不过，“sorrow”的用法更为口语化一些，“woe”的用法很正式且是一种古老的用法，结合弗莱彻先生的译文“the ballad of endless woe”[1]231古朴、地道的气息扑面而来。杨宪益版的“song of eternal sorrow”[2]143显得更加通俗易懂。原诗中“汉皇重色思倾国”中的“汉皇”在杨宪益先生的版本中译为“the Han emperor”[2]143，“emperor”一词着重体现为帝国的君主，比较符合原语言读者的文化习惯。弗莱彻先生将“汉皇”理解为“lord”凸显杨玄宗的尊贵地位，因为在英文中“lord”一词尤指古时对主教、公爵等人的尊称，这似乎与原语言读者的文化有所出入，原语言读者会认为“皇”与英文的“king”更为对应，但是考虑到译文的受众“lord”一词更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文化习惯。原诗第二句“杨家有女初长成”杨宪益先生的版本中十分简单的将“女”译为“daughter”，而弗莱彻先生则将其译为“maiden”。“daughter”是一种极为普通，口语化的用法。“maiden”一词是英文的古语，尤指美丽的少女，年轻姑娘。在接下来的一句“养在深闺无人识”，两位译者虽然对该句诗词的意思理解的大致相同，但在选词方面却截然不同。杨宪益先生的将“闺”译为“chamber”，因为古代中国女子的闺房是十分具有隐私性的。弗莱彻先生选取的是“harem”，该词主要指伊斯兰教徒房屋的女眷居住的内室，比较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文化习俗。对于《长恨歌》中的一些地名、人名，如“华清池”、“金屋”、“玉楼”“行宫”等，杨宪益先生以拼音的方式直接翻译过来，为诗文增加了异域色彩。弗莱彻先生的译本侧重于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规范，多采用译入语读者所能接受和理解的词语，同时运用较多的文学用词烘托诗歌的意蘊。
通过以上对原诗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文化语言背景才差异造成了两位译者选词的不同。杨宪益先生更加注重对原诗含义的阐释，而弗莱彻先生采取了诗歌特有的表现手法，如头韵，韵律等，力求在形式和含义上都做到对等。
3.3 诗歌意境层面的对比
就本诗后半段对唐玄宗思念杨氏的思念之情的意境方面，两个译文版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如原文“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诗人采用对偶的修辞手法来描写唐玄宗的思念之情，通过对人和物的对照更体现出一种物是人非之感。杨宪益先生翻译为“Though the rivers were deep blue, And the Sichuan mountains green, Night and day the emperor mourned”2[143]。而弗莱彻先生翻译为“Are green the streams of Szechwan, And verdant Szechwan’s hills, Yet morn by morn and night by night, What grief his bosom fills.”1[233]。從对比中可以看出，杨宪益先生由于具有本土的文化背景，同时为了照顾译入语读者的可接受程度，并没有将“蜀江”译出只以“river”替代，“青”直接以“green”替代。弗莱彻先生可能对蜀江确切所指并不清晰，认为是“stream”一类的小河，“青”字则以一个文学用词“verdant”来描述长满青翠草木的山群，弗莱彻先生为了和原诗的行文方式相符合，采取了头韵的方式来描述。前半句从意境上来说，弗莱彻先生更能体现出原诗的意蕴。在后半句中，对于四字格“朝朝暮暮”杨宪益先生译为“night and day”十分的通俗易懂。弗莱彻先生为了与上句诗文相照应增加了“, What grief his bosom fills”一句来详细叙述君王的痛苦，对于“朝朝暮暮”的处理则采用了“morn by morn and night by night”力求与原诗相对应，也能从侧面反映出痛苦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再如原诗“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诗人通过描写“月色”，“夜雨”，“铃声”等特征性的事物，进一步烘托出唐玄宗伤心、断肠的境界。杨宪益先生翻译为“In his refuge when he saw the moon, Even it seemed sad and wan. On rainy nights, the sound of bells Seemed broken-hearted.2[143]弗莱彻先生译为“when from his tent the Moon he sees. His breast is charged with woe. The rain of night, the watches’bell , Like torments through him go.1[233]同样，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弗莱彻先生的文本更能从艺术层面与原诗相符，采用“the moon”，“the rain”来与“月色”，“夜雨”相映衬,与中文的托物言志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凸显了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单从诗歌的意境层面来说，弗莱彻先生的译本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全诗均采用了四行一节的体制，行文兼顾叙事和抒情，几乎做到了艺术上和内容上的对应。
4 结语
诗歌翻译本身具有很大的难度，在做到准确、规范化的同时要能贴切传神的表达出原文的含义和意境才能算得上是艺术佳作。本文从三个层面对杨宪益先生和弗莱彻先生译本的文本风格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对比，从中体会到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特色和文化因素对文本翻译的影响。两个文本的翻译可以说是各有所长，杨宪益先生的译本完整的再现了原诗的情节，将原诗的含义忠顺的表达出来，保留了一些民族特色。弗莱彻先生的译本意图全盘西化，再现诗歌的美感，在忠实原诗的前提下更加注重词藻、韵律和诗体。两者均为佳作，各有所长，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 王宏印.中外文学经典翻译教程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3] 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 [M]. 南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4] 王宏印.中国文化典籍翻译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5] 许均.高级文学翻译教程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6] 吕叔湘.中诗英译比录 [M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7] 崔永禄.文学翻译佳作对比赏析[M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8] 程裕祯.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9] 郭锦桴.汉语与中国文化传统[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10]方冬革.诗歌翻译的鉴赏[J].天津市经理学院学报，2007，（6）：17-18.
关键词：诗歌翻译 ；文本风格； 译文分析
中图分类号:P2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Abstract: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etry translation by selecting two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which is translated by British writer Fletcher and Chinese writer Yang Xianyi. The influenced elements is reflected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through analyzing text-type of poetry translation.
Key words:poetry translation text-typetranslation version analysis
1 引言
诗歌，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歌，在民族语言的形式美和韵律方面具有很严格的要求。同样，对于译本来说，诗歌翻译的规范和准则是不可轻易更改的。诗歌译文除了要体现出原文的含义，忠实原文外，还要能够传达出原作的文本风格和原作者的意图，尽可能让译入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言读者同样的感受。
诗歌，作为文学作品的精髓。它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创作的，即有参杂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因素又揉合了作者个人的情感因素和价值观。诗歌翻译一直被翻译界认为是最难的。就诗歌翻译而言，翻译界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诗歌译本要符合译入语对诗歌所要求的格式，可进一步细化在音、形、义三个方面。主要强调原诗与译诗在形式、风格上的对应。另一种则认为诗歌翻译应用自由体和白描体来进行。这种做法力求再现原诗的含义，以忠顺通达为主。形式的考虑在次。诗歌翻译的特性在音律层面要求译本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符合诗歌的音韵美的基本要求；在形式层面要做到形似，即原诗与译诗的自述和行数要相符；在意义层面，在以上两个层面的基础上尽可能将忠顺通达的表达原诗的意义。这便是诗歌翻译的最高标准也是诗歌翻译与其他文学作品翻译的不同之处。不仅要求译作忠实原作，更要求在音韵和意境层面尽量做到对等。
2《长恨歌》一诗的风格分析
《长恨歌》的作者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显示主义创作原则， 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
全诗在结构方面情、景、理的完美结合，语言方面，音节和谐，句式骈散结合。第一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起，叙述安史之乱前，玄宗与杨氏的相遇原因及杨氏得宠时的情形。并反复渲染玄宗沉于酒色，不理朝政，为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这是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 第二部分“六军不发无奈何”起，具体描述了安史之乱起后，玄宗的仓皇出逃西蜀，引起了“六军”驻马要求除去祸国殃民的贵妃“宛转娥眉马前死”是悲剧的形成。这是故事的关键情节。杨氏归阴后，以动人的语调描绘了玄宗这一“长恨”的心情，揪人心痛，催人泪下； 第三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起，写玄宗借道士帮助于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山中寻到了杨氏的踪影。在仙景中再现了杨氏“带雨梨花”的姿容，并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示愿作“比翼鸟”、“连理枝”，进一步渲染了“长恨”的主题。结局又以“天和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深化了主题，加重了“长恨”的分量。 全诗写情缠绵悱恻，书恨杳杳无穷。文字哀艳动人，声调悠扬宛转，千古名篇，常读常新。该诗最成功处应算是抒情。相当复杂的情节只用精炼的几句就交代过去，而着力在情的渲染，细致地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的浓烈和贵妃死后双方的思念之情。这是一首主题思想具有双重性的长诗，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特别是后半部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大大增强了白诗的表现力。人物形象生动，语言和声调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水乳交融，也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3 两种译文的对比分析
3.1整体结构层面的对比
《长恨歌》一诗的韵律变化多样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体诗的特点。在整体形式上，杨宪益的译文采取的是自由诗的形式，全诗共208句。而弗莱彻的译本则为120句与原诗相符；在诗歌翻译的侧重点方面，杨宪益的译文更加注重对原诗含义的阐释能够让译入语读者清晰的了解原作的意思，经常采用两句译文解释一句原诗的方式。弗莱彻的译文采取了格律体的形式，重点放在体现诗的意境上，同时使得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在韵律结构上，杨宪益的译文以解释为重，几乎没有韵尾，每行的音节数也不相同。弗莱彻的译文全文共六十节，每一节的第二行和第四行押韵。为了增强诗歌韵律感，采用了头韵和抑扬格的手法。总的来说，杨宪益的译文能够让译入语读者完整的了解原作诗歌所要表达的含义和原作作者的意图，侧重讲述原诗的故事情节。而弗莱彻的译文从诗歌的艺术角度着手，侧重尽量还原原诗的诗歌形式并意图通过韵律的手法来还原原作的语言形式，让译入语读者领略到异域诗歌的艺术风采。
3.2词藻层面的对比
由于《长恨歌》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汉语，译者需要首先将译文进行语内翻译，然后再进行诗歌的二次翻译。因此，在选词方面对译者的文化背景知识有一定的要求，不仅要求译者熟知本国文化而且要求其对译入语文化也要相当的熟悉。
通读全诗之后，原作者的标题“长恨歌”中的“恨”字意为表达唐玄宗未能与杨氏长相厮守的悲伤情绪。在杨宪益先生的译文中采用的是“sorrow”，弗莱彻采用的是“woe”。两词的含义都是强调悲伤，悲痛并无大的区别。不过，“sorrow”的用法更为口语化一些，“woe”的用法很正式且是一种古老的用法，结合弗莱彻先生的译文“the ballad of endless woe”[1]231古朴、地道的气息扑面而来。杨宪益版的“song of eternal sorrow”[2]143显得更加通俗易懂。原诗中“汉皇重色思倾国”中的“汉皇”在杨宪益先生的版本中译为“the Han emperor”[2]143，“emperor”一词着重体现为帝国的君主，比较符合原语言读者的文化习惯。弗莱彻先生将“汉皇”理解为“lord”凸显杨玄宗的尊贵地位，因为在英文中“lord”一词尤指古时对主教、公爵等人的尊称，这似乎与原语言读者的文化有所出入，原语言读者会认为“皇”与英文的“king”更为对应，但是考虑到译文的受众“lord”一词更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文化习惯。原诗第二句“杨家有女初长成”杨宪益先生的版本中十分简单的将“女”译为“daughter”，而弗莱彻先生则将其译为“maiden”。“daughter”是一种极为普通，口语化的用法。“maiden”一词是英文的古语，尤指美丽的少女，年轻姑娘。在接下来的一句“养在深闺无人识”，两位译者虽然对该句诗词的意思理解的大致相同，但在选词方面却截然不同。杨宪益先生的将“闺”译为“chamber”，因为古代中国女子的闺房是十分具有隐私性的。弗莱彻先生选取的是“harem”，该词主要指伊斯兰教徒房屋的女眷居住的内室，比较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文化习俗。对于《长恨歌》中的一些地名、人名，如“华清池”、“金屋”、“玉楼”“行宫”等，杨宪益先生以拼音的方式直接翻译过来，为诗文增加了异域色彩。弗莱彻先生的译本侧重于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规范，多采用译入语读者所能接受和理解的词语，同时运用较多的文学用词烘托诗歌的意蘊。
通过以上对原诗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文化语言背景才差异造成了两位译者选词的不同。杨宪益先生更加注重对原诗含义的阐释，而弗莱彻先生采取了诗歌特有的表现手法，如头韵，韵律等，力求在形式和含义上都做到对等。
3.3 诗歌意境层面的对比
就本诗后半段对唐玄宗思念杨氏的思念之情的意境方面，两个译文版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如原文“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诗人采用对偶的修辞手法来描写唐玄宗的思念之情，通过对人和物的对照更体现出一种物是人非之感。杨宪益先生翻译为“Though the rivers were deep blue, And the Sichuan mountains green, Night and day the emperor mourned”2[143]。而弗莱彻先生翻译为“Are green the streams of Szechwan, And verdant Szechwan’s hills, Yet morn by morn and night by night, What grief his bosom fills.”1[233]。從对比中可以看出，杨宪益先生由于具有本土的文化背景，同时为了照顾译入语读者的可接受程度，并没有将“蜀江”译出只以“river”替代，“青”直接以“green”替代。弗莱彻先生可能对蜀江确切所指并不清晰，认为是“stream”一类的小河，“青”字则以一个文学用词“verdant”来描述长满青翠草木的山群，弗莱彻先生为了和原诗的行文方式相符合，采取了头韵的方式来描述。前半句从意境上来说，弗莱彻先生更能体现出原诗的意蕴。在后半句中，对于四字格“朝朝暮暮”杨宪益先生译为“night and day”十分的通俗易懂。弗莱彻先生为了与上句诗文相照应增加了“, What grief his bosom fills”一句来详细叙述君王的痛苦，对于“朝朝暮暮”的处理则采用了“morn by morn and night by night”力求与原诗相对应，也能从侧面反映出痛苦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再如原诗“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诗人通过描写“月色”，“夜雨”，“铃声”等特征性的事物，进一步烘托出唐玄宗伤心、断肠的境界。杨宪益先生翻译为“In his refuge when he saw the moon, Even it seemed sad and wan. On rainy nights, the sound of bells Seemed broken-hearted.2[143]弗莱彻先生译为“when from his tent the Moon he sees. His breast is charged with woe. The rain of night, the watches’bell , Like torments through him go.1[233]同样，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弗莱彻先生的文本更能从艺术层面与原诗相符，采用“the moon”，“the rain”来与“月色”，“夜雨”相映衬,与中文的托物言志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凸显了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单从诗歌的意境层面来说，弗莱彻先生的译本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全诗均采用了四行一节的体制，行文兼顾叙事和抒情，几乎做到了艺术上和内容上的对应。
4 结语
诗歌翻译本身具有很大的难度，在做到准确、规范化的同时要能贴切传神的表达出原文的含义和意境才能算得上是艺术佳作。本文从三个层面对杨宪益先生和弗莱彻先生译本的文本风格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对比，从中体会到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特色和文化因素对文本翻译的影响。两个文本的翻译可以说是各有所长，杨宪益先生的译本完整的再现了原诗的情节，将原诗的含义忠顺的表达出来，保留了一些民族特色。弗莱彻先生的译本意图全盘西化，再现诗歌的美感，在忠实原诗的前提下更加注重词藻、韵律和诗体。两者均为佳作，各有所长，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 王宏印.中外文学经典翻译教程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3] 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 [M]. 南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4] 王宏印.中国文化典籍翻译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5] 许均.高级文学翻译教程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6] 吕叔湘.中诗英译比录 [M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7] 崔永禄.文学翻译佳作对比赏析[M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8] 程裕祯.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9] 郭锦桴.汉语与中国文化传统[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10]方冬革.诗歌翻译的鉴赏[J].天津市经理学院学报，2007，（6）：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