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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9时整，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几百吨高能燃料开始燃烧，8台发动机同时喷出炽热的火焰，几秒钟就把发射台下的上千吨水化为蒸汽。
火箭起飞了。
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得像一块铁。
开始时飞船非常平稳，徐徐升起，甚至比电梯还平稳。我一看情况远不像训练中想象的压力那么大，心里稍感释然，全身紧绷的肌肉渐渐放松下来。
“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
火箭逐步加速，我感到压力在渐渐增加。但曲线变化比训练时还小些，我的身体感受挺好，觉得没啥问题。
上升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产生了共振。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
人体对10Hz以下的低频振动非常敏感，它会让人的内脏产生共振。而这时不单单是低频振动的问题，这个新的振动还叠加在大约6G的一个负荷上。这种叠加太可怕了。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意外出现了。
共振是以曲线形式变化的，我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我觉得自己快不行了，要承受不住了。
当时我的脑子还是非常清醒的。我以为飞船起飞时就是这样，其实起飞阶段发生的这种共振并非正常现象。
共振持续了26秒后慢慢减轻。从那种难受的状态解脱出来之后，一切不适都消失了，我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和舒服，简直如同重生。但在痛苦到极点的时候，在那短短的一刹那，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飞行回来后我详细描述了这整个过程。经过研究，工作人员了解到飞船的共振主要来自火箭的振动，之后改进了技术工艺，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神舟六号飞行时，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神舟七号飞行中则没有再出现这种情况。
在空中度过那难以承受的26秒时，不仅我当时感觉时间特别漫长，地面的工作人员也陷入了空前的紧张。因为他们通过大屏幕看到从飞船传回来的画面，见我一动不动，甚至眼睛都不眨，大家都担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
3分20秒时，整流罩打开，外面的光线一下子透过舷窗照进来。阳光很刺眼，我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
就这一眨眼，指挥大厅马上有人大声喊道：“快看啊，他眨眼了，利伟还活着！”所有的人都鼓掌欢呼起来。
这时我第一次向地面报告飞船状态：“神舟五号报告：整流罩打开正常！”
后来当我看到这段录像的时候，我感动得说不出任何话来。
我看到有些白发苍苍的老专家盯着大屏幕掉眼泪，哭得像个孩子。
我看到我的大队长申行运，一米八的大个子，在那里捂着脸哭。
我看到我的教练也在流眼泪。朝夕相处的航天员战友们、我的领导们，还有工程技术人员，那一刻大家都在流眼淚。
有这么多人在关心我、牵挂我！那种真情流露，现在想起来，都让我心里有种很酸楚的感觉。
太空飞行
作为首飞航天员，突发的、没有预案的情况还有许多。
比如，当飞船刚刚入轨、进入失重状态时，百分之八九十的航天员都会产生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觉—明明是正着坐的，却感觉脑袋冲下。如果不克服这种错觉，就会觉得自己一直在倒着飞，很难受，而且还可能诱发空间运动病，影响任务的完成。
在地面时没人提到过这种情况，而且即使知道，训练中也无法模拟。我相信在我之前遨游太空的国外航天员有过类似的体会，但他们从没有跟我交流过。
在这种情况下，没别的办法，我只有完全靠意志力克服这种错觉。我想象自己在地面训练的情景，闭着眼睛猛想、不停地想，给身体一个适应过程。几十分钟后，我终于调整过来了。
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升空后，航天员都产生了这种错觉，但那时他们已经心中有数，因为我跟他们仔细讲过这种情况。而且，飞船舱体经过改进，上下刷着不同的颜色，天花板是白色的，地板是褐色的，这样能帮助航天员迅速调整错觉。
在飞船飞行过程中，外面强烈的闪光也考验了我的神经。
飞船出了测控区，进入短暂的夜晚。我坐在座椅上，突然发现窗外特别亮。亮光一闪而过，我当时吃了一惊，心想：哟，这是什么啊？怎么会这么亮呢？
我从舷窗向外看，闪光却消失了。我揣摸：是不是飞船出了什么问题？我迅速返回仪表板前，翻看各种数据，检查飞船的各个系统，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当飞船再次进入阴影区（相当于黑夜）的时候，我早早地就在舷窗边上等着，但闪光并没有出现。
在第三次进入黑夜前，我又早早地就趴在窗户那里等待。后来贴着地面有个光柱一闪，将太空瞬间照亮，接着又消失在黑暗中，我马上就知道了：这是地面上空的闪电嘛！
在太空中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感觉不正常，心里肯定会紧张，少不了要胡思乱想。找到了原因，我不由地松了口气。
惊心动魄的归途
5时35分，北京航天指挥中心向飞船发出“返回”指令。飞船开始在343公里高的轨道上制动，就像刹车一样。
6时4分，飞船飞行至距地100公里，逐步进入稠密大气层。
这时飞船的飞行速度很快，遇到空气阻力急剧减速，产生了近4G的过载，我的前胸和后背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我们平时训练过，所以我身体上能应付自如，心理上也不会紧张。
让我紧张以至惊慌的另有原因。
快速飞行的飞船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把舷窗外烧得一片通红，在通红的窗外，有红的、白的碎片不停划过。飞船的外表面有防烧蚀层，是耐高温的，随着温度升高，它就会开始剥落，剥落的过程中会带走一部分热量。我学过这个，看到这种情形，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但接着看到的情况让我非常紧张。我看到右边的舷窗开始出现裂纹，就跟强化玻璃被打碎后出现的那种裂纹一样。我眼看着这种细细的裂纹越来越多，说不恐惧那是假话—你想啊，外边可是1600℃～1800℃的超高温。
我的汗出来了。
我当时突然想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不就是这样出事的吗：一个防热板先出现了一个裂缝，然后高热就让航天器解体了。现在，這么大一个舷窗坏了，那还得了！
右边的舷窗裂到一半的时候，我转过头一看，左边的舷窗也开始出现裂纹。这个时候我反而放心一点了：哦—可能没什么问题！因为这种故障重复出现的概率不高。
回来之后我才知道，飞船的舷窗外做了一层防烧涂层，是这个涂层烧裂了，而不是玻璃窗本身。为什么两边没一块儿出现裂纹呢？因为两边用的是不同的材料。
以前每次做飞船发射与返回实验，返回的飞船舱体经过高温烧灼，舷窗都被烧得黑漆漆的，工作人员看不到这些裂纹。如果不是在飞船里面亲眼看到，谁都不会想到有这种情况。
当飞行到距地面40公里时，飞船飞出“黑障”区，速度已经降下来了，上面说到的异常动静也已减弱。一个关键的操作—抛伞，即将开始。
我怀抱着操作盒，屏息凝神地等着配合程序。到哪里该做什么、该发什么指令，判断和操作都必须准确无误。
6时14分，飞船距地面10公里，飞船抛开降落伞盖，并迅速带出引导伞。
这是一个激烈的动作，能听到“砰”的一声，非常响，164分贝。我在里边感觉被狠狠地一拽，瞬间过载很大，对身体的冲击也非常厉害。
接下来是一连串快速动作。引导伞出来后，紧接着把减速伞带出来，减速伞让飞船减速下落，16秒之后再把主伞带出来。
这是一个二十几秒的连续过程，人在里边是什么感受呢？
其实最折磨人的就是这段了。随着一声巨响，你会感到突然减速；引导伞一开，使劲一提，这个劲很大，会把人吓一跳；减速伞一开，又往那边一拽；主伞开时又把你拉到另一边了……每次力量都相当大，飞船晃荡得很厉害。
我后来问过俄罗斯的航天员，了解到他们不给新航天员讲这个过程，就怕他们害怕。但我回来后讲了，给神六和神七的战友把每一步都讲了，让他们有思想准备。我告诉他们不用紧张，这很正常。
平稳之后，我心里踏实了—数据出来了，这个时候速度控制在规定范围内。我知道，这伞肯定是开好了！
后来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都有红外设备，宇航员能看着开伞，比较让人放心。我那会儿还没有红外设备，地面人员也看不到，完全靠我凭感觉报告。我实时告诉地面：我听到什么声音；感受到减速；感受到开伞；我判断伞开得正常，因为速度多少多少……
接地时，我第一个要做的是判断是否落在实地，第二个要做的是切伞。伞不切的话，会乘风带着飞船跑。以前做实验的时候，这个1200平方米的大伞带着像球一样的返回舱，顺风跑起来汽车都追不上，而且它还边跑边颠簸，人在里边会被颠坏。
飞船离地面1.2米时，缓冲发动机点火，接着飞船“嗵”的一下落地了。
我感觉落地很重，飞船弹了起来，在它第二次落地时，我迅速按下了切伞开关。
飞船停住了。此时是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
落地后飞船倾倒了，我头冲下，脚朝上，动也动不了。总不能就这样等着来人吧？等报告完后，我稳定了一下，然后把束缚带解开，一用力翻了下来。
过了几分钟，我隐约听见外面有人喊叫，手电的光从舷窗上模糊地照过来。我知道：他们找到飞船了！
我心里那个高兴啊。
9时整，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几百吨高能燃料开始燃烧，8台发动机同时喷出炽热的火焰，几秒钟就把发射台下的上千吨水化为蒸汽。
火箭起飞了。
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得像一块铁。
开始时飞船非常平稳，徐徐升起，甚至比电梯还平稳。我一看情况远不像训练中想象的压力那么大，心里稍感释然，全身紧绷的肌肉渐渐放松下来。
“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
火箭逐步加速，我感到压力在渐渐增加。但曲线变化比训练时还小些，我的身体感受挺好，觉得没啥问题。
上升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产生了共振。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
人体对10Hz以下的低频振动非常敏感，它会让人的内脏产生共振。而这时不单单是低频振动的问题，这个新的振动还叠加在大约6G的一个负荷上。这种叠加太可怕了。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意外出现了。
共振是以曲线形式变化的，我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我觉得自己快不行了，要承受不住了。
当时我的脑子还是非常清醒的。我以为飞船起飞时就是这样，其实起飞阶段发生的这种共振并非正常现象。
共振持续了26秒后慢慢减轻。从那种难受的状态解脱出来之后，一切不适都消失了，我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和舒服，简直如同重生。但在痛苦到极点的时候，在那短短的一刹那，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飞行回来后我详细描述了这整个过程。经过研究，工作人员了解到飞船的共振主要来自火箭的振动，之后改进了技术工艺，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神舟六号飞行时，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神舟七号飞行中则没有再出现这种情况。
在空中度过那难以承受的26秒时，不仅我当时感觉时间特别漫长，地面的工作人员也陷入了空前的紧张。因为他们通过大屏幕看到从飞船传回来的画面，见我一动不动，甚至眼睛都不眨，大家都担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
3分20秒时，整流罩打开，外面的光线一下子透过舷窗照进来。阳光很刺眼，我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
就这一眨眼，指挥大厅马上有人大声喊道：“快看啊，他眨眼了，利伟还活着！”所有的人都鼓掌欢呼起来。
这时我第一次向地面报告飞船状态：“神舟五号报告：整流罩打开正常！”
后来当我看到这段录像的时候，我感动得说不出任何话来。
我看到有些白发苍苍的老专家盯着大屏幕掉眼泪，哭得像个孩子。
我看到我的大队长申行运，一米八的大个子，在那里捂着脸哭。
我看到我的教练也在流眼泪。朝夕相处的航天员战友们、我的领导们，还有工程技术人员，那一刻大家都在流眼淚。
有这么多人在关心我、牵挂我！那种真情流露，现在想起来，都让我心里有种很酸楚的感觉。
太空飞行
作为首飞航天员，突发的、没有预案的情况还有许多。
比如，当飞船刚刚入轨、进入失重状态时，百分之八九十的航天员都会产生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觉—明明是正着坐的，却感觉脑袋冲下。如果不克服这种错觉，就会觉得自己一直在倒着飞，很难受，而且还可能诱发空间运动病，影响任务的完成。
在地面时没人提到过这种情况，而且即使知道，训练中也无法模拟。我相信在我之前遨游太空的国外航天员有过类似的体会，但他们从没有跟我交流过。
在这种情况下，没别的办法，我只有完全靠意志力克服这种错觉。我想象自己在地面训练的情景，闭着眼睛猛想、不停地想，给身体一个适应过程。几十分钟后，我终于调整过来了。
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升空后，航天员都产生了这种错觉，但那时他们已经心中有数，因为我跟他们仔细讲过这种情况。而且，飞船舱体经过改进，上下刷着不同的颜色，天花板是白色的，地板是褐色的，这样能帮助航天员迅速调整错觉。
在飞船飞行过程中，外面强烈的闪光也考验了我的神经。
飞船出了测控区，进入短暂的夜晚。我坐在座椅上，突然发现窗外特别亮。亮光一闪而过，我当时吃了一惊，心想：哟，这是什么啊？怎么会这么亮呢？
我从舷窗向外看，闪光却消失了。我揣摸：是不是飞船出了什么问题？我迅速返回仪表板前，翻看各种数据，检查飞船的各个系统，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当飞船再次进入阴影区（相当于黑夜）的时候，我早早地就在舷窗边上等着，但闪光并没有出现。
在第三次进入黑夜前，我又早早地就趴在窗户那里等待。后来贴着地面有个光柱一闪，将太空瞬间照亮，接着又消失在黑暗中，我马上就知道了：这是地面上空的闪电嘛！
在太空中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感觉不正常，心里肯定会紧张，少不了要胡思乱想。找到了原因，我不由地松了口气。
惊心动魄的归途
5时35分，北京航天指挥中心向飞船发出“返回”指令。飞船开始在343公里高的轨道上制动，就像刹车一样。
6时4分，飞船飞行至距地100公里，逐步进入稠密大气层。
这时飞船的飞行速度很快，遇到空气阻力急剧减速，产生了近4G的过载，我的前胸和后背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我们平时训练过，所以我身体上能应付自如，心理上也不会紧张。
让我紧张以至惊慌的另有原因。
快速飞行的飞船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把舷窗外烧得一片通红，在通红的窗外，有红的、白的碎片不停划过。飞船的外表面有防烧蚀层，是耐高温的，随着温度升高，它就会开始剥落，剥落的过程中会带走一部分热量。我学过这个，看到这种情形，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但接着看到的情况让我非常紧张。我看到右边的舷窗开始出现裂纹，就跟强化玻璃被打碎后出现的那种裂纹一样。我眼看着这种细细的裂纹越来越多，说不恐惧那是假话—你想啊，外边可是1600℃～1800℃的超高温。
我的汗出来了。
我当时突然想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不就是这样出事的吗：一个防热板先出现了一个裂缝，然后高热就让航天器解体了。现在，這么大一个舷窗坏了，那还得了！
右边的舷窗裂到一半的时候，我转过头一看，左边的舷窗也开始出现裂纹。这个时候我反而放心一点了：哦—可能没什么问题！因为这种故障重复出现的概率不高。
回来之后我才知道，飞船的舷窗外做了一层防烧涂层，是这个涂层烧裂了，而不是玻璃窗本身。为什么两边没一块儿出现裂纹呢？因为两边用的是不同的材料。
以前每次做飞船发射与返回实验，返回的飞船舱体经过高温烧灼，舷窗都被烧得黑漆漆的，工作人员看不到这些裂纹。如果不是在飞船里面亲眼看到，谁都不会想到有这种情况。
当飞行到距地面40公里时，飞船飞出“黑障”区，速度已经降下来了，上面说到的异常动静也已减弱。一个关键的操作—抛伞，即将开始。
我怀抱着操作盒，屏息凝神地等着配合程序。到哪里该做什么、该发什么指令，判断和操作都必须准确无误。
6时14分，飞船距地面10公里，飞船抛开降落伞盖，并迅速带出引导伞。
这是一个激烈的动作，能听到“砰”的一声，非常响，164分贝。我在里边感觉被狠狠地一拽，瞬间过载很大，对身体的冲击也非常厉害。
接下来是一连串快速动作。引导伞出来后，紧接着把减速伞带出来，减速伞让飞船减速下落，16秒之后再把主伞带出来。
这是一个二十几秒的连续过程，人在里边是什么感受呢？
其实最折磨人的就是这段了。随着一声巨响，你会感到突然减速；引导伞一开，使劲一提，这个劲很大，会把人吓一跳；减速伞一开，又往那边一拽；主伞开时又把你拉到另一边了……每次力量都相当大，飞船晃荡得很厉害。
我后来问过俄罗斯的航天员，了解到他们不给新航天员讲这个过程，就怕他们害怕。但我回来后讲了，给神六和神七的战友把每一步都讲了，让他们有思想准备。我告诉他们不用紧张，这很正常。
平稳之后，我心里踏实了—数据出来了，这个时候速度控制在规定范围内。我知道，这伞肯定是开好了！
后来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都有红外设备，宇航员能看着开伞，比较让人放心。我那会儿还没有红外设备，地面人员也看不到，完全靠我凭感觉报告。我实时告诉地面：我听到什么声音；感受到减速；感受到开伞；我判断伞开得正常，因为速度多少多少……
接地时，我第一个要做的是判断是否落在实地，第二个要做的是切伞。伞不切的话，会乘风带着飞船跑。以前做实验的时候，这个1200平方米的大伞带着像球一样的返回舱，顺风跑起来汽车都追不上，而且它还边跑边颠簸，人在里边会被颠坏。
飞船离地面1.2米时，缓冲发动机点火，接着飞船“嗵”的一下落地了。
我感觉落地很重，飞船弹了起来，在它第二次落地时，我迅速按下了切伞开关。
飞船停住了。此时是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
落地后飞船倾倒了，我头冲下，脚朝上，动也动不了。总不能就这样等着来人吧？等报告完后，我稳定了一下，然后把束缚带解开，一用力翻了下来。
过了几分钟，我隐约听见外面有人喊叫，手电的光从舷窗上模糊地照过来。我知道：他们找到飞船了！
我心里那个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