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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实现其众多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效果统一论”，爱伦·坡在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中使用了反讽的修辭手法，不论是人物塑造、对话设计、情节处理还是作品的整体构思方面都呈现出一种反讽意味。
关键词：爱伦·坡；效果统一论；反讽
作者简介：武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助教，从事英美文论与文化方向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02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是19世纪初美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位怪杰，其文学遗产并不止于他开创了推理小说这一新型体裁，被称为“侦探小说之父”，更在于他在文学理论领域的探索。爱伦·坡提出的“纯诗论”影响了唯美主义诗歌，而“效果论”或“统一的效果”是他衡量一部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坡在《评霍桑的“故重述事”》（The Review of Hawthorne’s Twice-Told Tales，1840）中曾这样阐述自己的创作原则： “聪明的艺术家不是将自己的思想纳入他的情节， 而是事先精心策划， 想出某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效果， 然后再创造一些情节， 并把这些情节联结起来。他所做的一切都将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实现预先构思的效果。”[1]17 “每一事件，每一细节的描写， 甚至一字一句都要收到一定的统一效果，收到预想的效果。”[1]17正如坡认为“美人之死”是最富诗意的诗作母题，借死亡主题引发的恐怖气氛能够给读者心灵造成极大的震撼，收到其预想的效果。坡的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即是这类气氛恐怖、扣人心弦的作品之一。作者采取“直奔主题in media res”模式讲述故事。甫一开场即出现了一位身兼主人公和叙事者二职的“我”表明心迹：“福吐纳托对我百般坑害，我都尽量忍在心头，可是一旦他胆敢侮辱我，我就发誓要报仇了。”[2]413两个角色的“过去向度”被隐去，他们的恩怨交恶不为人知。进而他直言自己的复仇信条：“我不仅要给他吃吃苦头，还要干得绝了后患。报仇的自己得到报应，只笔仇就没法清了。复仇的不让冤家知道是谁在害他，这笔仇也没法清了。”[2]413如此，一个睚眦必报的形象跃然纸上。接着，他亲口向早就摸透他生性脾气的相识坦陈自己五十年前犯下的谋杀案。为了实现其众多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效果统一论”，爱伦·坡在这篇小说中使用了反讽的艺术手法，不论是人物塑造、对话设计、情节处理还是作品的整体构思方面都呈现出一种反讽意味。
“反讽”概念源自古希腊喜剧中的固定角色，佯装的愚人（eiron），当事人故作无知，摆出一副乐于接受赐教的模样，反而战胜自诩聪明的自大狂（alazon）。这种特定的人物塑造后来成为“苏格拉底式反讽”中的愚偶（na?ve hero）。[3]165小说中主人公蒙特里梭和“自夸是品酒老手”的福吐纳托就属于这组类型，前者对后者极尽阿谀奉承之事，甚至不惜贬损自己：“我真是笨透了，居然没跟你商量，就照白葡萄酒的价钱全结清了。找又找不到你，可又生怕错过这笔买卖”。 原本读者的注意力、猎奇心完全投向预告的谋杀故事，无形中构建一种心理预设，期待着二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场面，上演一场残忍恐怖的复仇戏码，此时却感到蒙特里梭的态度与福吐纳托登场前反差巨大，发生了惊人的逆转。“谋杀案”的时间特意设置在狂欢节的傍晚，节日背景与故事的复仇主题大相径庭，却反衬出杀人者铁石心肠，营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福吐纳托（作者对该角色的命名Fortunato，译为“幸运的”，即带有反讽含义）出场时“扮成小丑，身穿杂色条纹紧身衣，头戴圆尖帽，上面系着铃铛。”而蒙特里梭却对这样浮夸的衣饰倍加夸赞，亲切地将仇敌唤作“朋友”，称对方“气色好到极点”。此举使读者大呼意外的同时，意识到他的笑里藏刀、心机重重的本色，初步见识到他将仇敌摆布与鼓掌之中的狡黠手段。
富勒在《现代英语用法词典》中将反讽解释为一种预设出双重听众的表达形式，一类听众对其所闻不明所以，而另一类听众不但能够领会言外之意，还能胜任“局外人”不具备的理解力。由此发出的话语在含义上也带有两重性，一种含义意在传达给那些“无知”的听众，另外一种指向深谙说话人意图的听众，而这种说话人—听众之间的亲密关系构成了言说的快感。[4]462故事中预设的恐怖效果的达成有赖于作者（叙事者）与读者（听众）的合作。文本俨然成为二者互动的话语场（discursive field），其中包含的恐怖因素也不单是一味被人观看的审美对象。这符合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对叙事行为的定义，他指出叙事是一个具有目的性的交流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在作者主体、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存在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即所谓的“修辞三角”。费伦还强调叙事行为中的伦理层面，讲述者牵动读者/听众的认知、情感，有意邀请其参与价值判断，这当中的差距被费伦称作叙事进程中的不稳定情形之一的“张力”。[5]205可以说，反讽策略的运用制造出文本的张力，推动了叙事进程。小说中蒙特里梭和福吐纳托的对话体现了“反讽”的艺术手段的几种涵义。首先是关于它“言此意彼”的本意。蒙特里梭恨不能让福吐纳托立刻进入地窖将其除掉之时，口里却说：咱们回去吧，你的身体要紧。你有钱有势，人人敬慕，又得人心；你像我从前一样幸福。要有个三长两短，那真是非同小可。我倒无所谓。咱们回去吧，你害病，我可担待不起。”文中蒙特里梭几次“规劝”福吐纳托“不如归去”，表面上嘘寒问暖，实际上是欲擒故纵的伎俩，从刚开始的顾左右而言他： “我弄到一大桶所谓白葡萄酒”，到开始激将： “可有些傻瓜硬说他眼力跟你不相上下呢”，再到假意地拒绝，不断加速其死亡。其次，蒙特里梭好像一个演员，他的话讲给两类听众。福吐纳托可归为前文提到的“无知听众”，沉浸在蒙特里梭的吹捧之中沾沾自喜，步步踏入别人的陷阱，全然不知命不久矣。而读者不单深谙蒙特里梭的险恶用心，还可听出其中的“弦外之音”。他举杯祝祷福吐纳托“万寿无疆”，实则透露出欲杀之而后快的潜台词。二人前往酒窖/墓穴途中，福吐纳托询问蒙特里梭家训，对方答到“凡伤我者，必遭惩罚”[2]416，一点没有感到其中的警告和危险。再次，不难看出，小说还使用了另一类型的反讽，“戏剧反讽”，观众与作家共同了解的实情不被剧中某个人物所知，因而做出不合时宜、违背命运之事。 反观主人公蒙特里梭主人公—叙事者的双重身份，其所作叙述是否真实可靠，多年来一直成为《一桶白葡萄酒》研究的焦点。多数学者认为蒙特里梭是一名“不可靠的叙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的塑造也是“结构反讽”的一类，往往与“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同时使用，指的是叙述者虽然既不愚蠢也不疯狂，但偏执个人利益，难以客观地认识自己的动机和他人的行为动机，因而判断失误，漏洞百出。[3]167相比传统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中“我”与作家本人自然地存在一种认同感，《一桶白葡萄酒》中爱伦坡刻意保持一种“隔感”，使得读者疑窦丛生。一方面，蒙特里梭受辱事实是否真实存在，人们无处知晓，这让其谋杀动机显得站不住脚。另一方面，小说以一句“愿死者安息”作结，蒙特里梭对自身罪行供认不讳，这与他在小說开头表白的“复仇信条”相互矛盾，实在费解。既然五十年来被杀者事故安然无事，杀人者何必横生事端。纷繁复杂的种种疑惑、一触即发的文本张力直至小说在蒙特里梭极有可能以吹牛之名行忏悔之实的话语中戛然而止时仍没有丝毫松懈，作家苦心经营的效果萦绕在读者心头挥之不去。
参考文献：
[1]Nina Baym et al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Fourth edition [M]. New York： W. W. Norton
关键词：爱伦·坡；效果统一论；反讽
作者简介：武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助教，从事英美文论与文化方向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02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是19世纪初美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位怪杰，其文学遗产并不止于他开创了推理小说这一新型体裁，被称为“侦探小说之父”，更在于他在文学理论领域的探索。爱伦·坡提出的“纯诗论”影响了唯美主义诗歌，而“效果论”或“统一的效果”是他衡量一部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坡在《评霍桑的“故重述事”》（The Review of Hawthorne’s Twice-Told Tales，1840）中曾这样阐述自己的创作原则： “聪明的艺术家不是将自己的思想纳入他的情节， 而是事先精心策划， 想出某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效果， 然后再创造一些情节， 并把这些情节联结起来。他所做的一切都将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实现预先构思的效果。”[1]17 “每一事件，每一细节的描写， 甚至一字一句都要收到一定的统一效果，收到预想的效果。”[1]17正如坡认为“美人之死”是最富诗意的诗作母题，借死亡主题引发的恐怖气氛能够给读者心灵造成极大的震撼，收到其预想的效果。坡的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即是这类气氛恐怖、扣人心弦的作品之一。作者采取“直奔主题in media res”模式讲述故事。甫一开场即出现了一位身兼主人公和叙事者二职的“我”表明心迹：“福吐纳托对我百般坑害，我都尽量忍在心头，可是一旦他胆敢侮辱我，我就发誓要报仇了。”[2]413两个角色的“过去向度”被隐去，他们的恩怨交恶不为人知。进而他直言自己的复仇信条：“我不仅要给他吃吃苦头，还要干得绝了后患。报仇的自己得到报应，只笔仇就没法清了。复仇的不让冤家知道是谁在害他，这笔仇也没法清了。”[2]413如此，一个睚眦必报的形象跃然纸上。接着，他亲口向早就摸透他生性脾气的相识坦陈自己五十年前犯下的谋杀案。为了实现其众多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效果统一论”，爱伦·坡在这篇小说中使用了反讽的艺术手法，不论是人物塑造、对话设计、情节处理还是作品的整体构思方面都呈现出一种反讽意味。
“反讽”概念源自古希腊喜剧中的固定角色，佯装的愚人（eiron），当事人故作无知，摆出一副乐于接受赐教的模样，反而战胜自诩聪明的自大狂（alazon）。这种特定的人物塑造后来成为“苏格拉底式反讽”中的愚偶（na?ve hero）。[3]165小说中主人公蒙特里梭和“自夸是品酒老手”的福吐纳托就属于这组类型，前者对后者极尽阿谀奉承之事，甚至不惜贬损自己：“我真是笨透了，居然没跟你商量，就照白葡萄酒的价钱全结清了。找又找不到你，可又生怕错过这笔买卖”。 原本读者的注意力、猎奇心完全投向预告的谋杀故事，无形中构建一种心理预设，期待着二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场面，上演一场残忍恐怖的复仇戏码，此时却感到蒙特里梭的态度与福吐纳托登场前反差巨大，发生了惊人的逆转。“谋杀案”的时间特意设置在狂欢节的傍晚，节日背景与故事的复仇主题大相径庭，却反衬出杀人者铁石心肠，营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福吐纳托（作者对该角色的命名Fortunato，译为“幸运的”，即带有反讽含义）出场时“扮成小丑，身穿杂色条纹紧身衣，头戴圆尖帽，上面系着铃铛。”而蒙特里梭却对这样浮夸的衣饰倍加夸赞，亲切地将仇敌唤作“朋友”，称对方“气色好到极点”。此举使读者大呼意外的同时，意识到他的笑里藏刀、心机重重的本色，初步见识到他将仇敌摆布与鼓掌之中的狡黠手段。
富勒在《现代英语用法词典》中将反讽解释为一种预设出双重听众的表达形式，一类听众对其所闻不明所以，而另一类听众不但能够领会言外之意，还能胜任“局外人”不具备的理解力。由此发出的话语在含义上也带有两重性，一种含义意在传达给那些“无知”的听众，另外一种指向深谙说话人意图的听众，而这种说话人—听众之间的亲密关系构成了言说的快感。[4]462故事中预设的恐怖效果的达成有赖于作者（叙事者）与读者（听众）的合作。文本俨然成为二者互动的话语场（discursive field），其中包含的恐怖因素也不单是一味被人观看的审美对象。这符合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对叙事行为的定义，他指出叙事是一个具有目的性的交流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在作者主体、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存在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即所谓的“修辞三角”。费伦还强调叙事行为中的伦理层面，讲述者牵动读者/听众的认知、情感，有意邀请其参与价值判断，这当中的差距被费伦称作叙事进程中的不稳定情形之一的“张力”。[5]205可以说，反讽策略的运用制造出文本的张力，推动了叙事进程。小说中蒙特里梭和福吐纳托的对话体现了“反讽”的艺术手段的几种涵义。首先是关于它“言此意彼”的本意。蒙特里梭恨不能让福吐纳托立刻进入地窖将其除掉之时，口里却说：咱们回去吧，你的身体要紧。你有钱有势，人人敬慕，又得人心；你像我从前一样幸福。要有个三长两短，那真是非同小可。我倒无所谓。咱们回去吧，你害病，我可担待不起。”文中蒙特里梭几次“规劝”福吐纳托“不如归去”，表面上嘘寒问暖，实际上是欲擒故纵的伎俩，从刚开始的顾左右而言他： “我弄到一大桶所谓白葡萄酒”，到开始激将： “可有些傻瓜硬说他眼力跟你不相上下呢”，再到假意地拒绝，不断加速其死亡。其次，蒙特里梭好像一个演员，他的话讲给两类听众。福吐纳托可归为前文提到的“无知听众”，沉浸在蒙特里梭的吹捧之中沾沾自喜，步步踏入别人的陷阱，全然不知命不久矣。而读者不单深谙蒙特里梭的险恶用心，还可听出其中的“弦外之音”。他举杯祝祷福吐纳托“万寿无疆”，实则透露出欲杀之而后快的潜台词。二人前往酒窖/墓穴途中，福吐纳托询问蒙特里梭家训，对方答到“凡伤我者，必遭惩罚”[2]416，一点没有感到其中的警告和危险。再次，不难看出，小说还使用了另一类型的反讽，“戏剧反讽”，观众与作家共同了解的实情不被剧中某个人物所知，因而做出不合时宜、违背命运之事。 反观主人公蒙特里梭主人公—叙事者的双重身份，其所作叙述是否真实可靠，多年来一直成为《一桶白葡萄酒》研究的焦点。多数学者认为蒙特里梭是一名“不可靠的叙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的塑造也是“结构反讽”的一类，往往与“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同时使用，指的是叙述者虽然既不愚蠢也不疯狂，但偏执个人利益，难以客观地认识自己的动机和他人的行为动机，因而判断失误，漏洞百出。[3]167相比传统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中“我”与作家本人自然地存在一种认同感，《一桶白葡萄酒》中爱伦坡刻意保持一种“隔感”，使得读者疑窦丛生。一方面，蒙特里梭受辱事实是否真实存在，人们无处知晓，这让其谋杀动机显得站不住脚。另一方面，小说以一句“愿死者安息”作结，蒙特里梭对自身罪行供认不讳，这与他在小說开头表白的“复仇信条”相互矛盾，实在费解。既然五十年来被杀者事故安然无事，杀人者何必横生事端。纷繁复杂的种种疑惑、一触即发的文本张力直至小说在蒙特里梭极有可能以吹牛之名行忏悔之实的话语中戛然而止时仍没有丝毫松懈，作家苦心经营的效果萦绕在读者心头挥之不去。
参考文献：
[1]Nina Baym et al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Fourth edition [M]. New York： W. W. Nor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