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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茧》的时候正是下午，但我的心境却不在下午。这部小说浓烈而独特的美学氛围仿佛凭空结构出一片磁场，将我瞬间抛掷到了另一个虚拟的时间刻度之中。
我猜想张悦然一定是喜欢在深夜写作的，因为我在《茧》中分辨出一股浓郁的凌晨4点钟的气息。是的，就是这个时刻，初冬凌晨4点钟。这部小说唤醒了我读书时那些通宵写作的记忆，那时我最喜欢凌晨4点钟来到宿舍走廊尽头，抽一支烟，看着远处的楼宇和窗口。偶尔有灯亮着，但多数时候它们庞大的水泥身体黯淡无光，浅浅地衬在灰白的天幕上。这时你能感受到一种奇特的爱。你注视着它，这日常生活和尘世命运的代言者，但它无法回应你。这是一种充满距离感的注视，一种不会被回应干扰的纯粹的爱，像小说中植物人爷爷的目光，它同时带有永恒与虚無两种相反的特质。
这种充满距离感的注视和爱，正是《茧》最迷人的地方；它冰冷、孤僻、极富穿透力，同时暗藏着一丝哀伤的慈悲。一如既往，这部作品继承了张悦然标志性的“冷艳”，显示出一种凌厉甚至残酷的才华，却又不失节制。小说的题目是《茧》，一个层层包裹中困顿而居的意象。
小说中有许多形象和场景令我印象深刻——我的意思是，当我独自走夜路的时候，它们会突然跳进我的脑海之中。其中一处，便是李牧原在多年的出走之后，胡子拉碴满脸颓丧地回到故乡，倚靠在学校的大门边等待李佳栖的情景。张悦然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亡命天涯”。这个词很生动，它把我们的想象引向一种决绝、悲怆而又不失浪漫色彩的自我放逐。在它的对照下，困居在南院宿舍楼里的程恭那种出走、叛逃的冲动以及这种冲动的不断延宕，就显得更富张力。这种强大的情感张力，在根本上，来源于小说内部隐形的主题框架。“放逐”与“围困”在文本中构成了遥远而坚固的两极，使这个故事有了一副隐形的结构骨架，呈现于文本的诸多故事，其实都是围绕着两极之间的拉锯冲突铺展开来。
张悦然的笔触，就在人物灵魂深处那些异常的波动间逡巡、捕捉——《茧》的作者把自己变成了一台引力波探测仪。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坛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为跳出青春语调和私人经验的囹圄，诸多青年小说家开始在写作中尝试涉及历史题材。这种经验视野和题材内容上的向外拓展，是青年作者小说写作的大势所趋，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也容易出现某些问题。例如在这个过程中，写作主体本来鲜明的气味风格会被磨损，巨大的题材和架构盖住了作者自己的声音，令文本在不知觉中滑向一种辨识度有限的“期刊腔”；另一些时候，写作者也容易“为历史而历史”，尽管在时空跨度上颇显宏阔，却无法将这种宏阔的背景榫合于人物的内心纹理，导致文本的当下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因此在最初翻开张悦然的这部作品时，我的心中其实是有所担忧的。值得庆幸的是，《茧》并没有陷入以上所举的两种困境。张悦然的主体风格依然明显，而文中所涉的“文革”、90年代初社会转型等所谓“大历史”，也并没有“大”过人物自身的精神世界。
《茧》在故事上同历史紧密关联，但书写的重心依然是最具触感的个体命运和精神生活世界——国史、家史与个体精神史的血肉，在这部作品中真正生长到了一起。拿小说中植物人爷爷被切除的半叶大脑做一个比方。这部小说最触动我的地方，并非是那颗血淋淋的钉子，而是它对脑组织溃烂情形的生动而尖锐的描画：那塌陷腐烂的组织、变质渗水的外观、空气中福尔马林的刺鼻气味、以及阳光打在钉子眼上时那幽深的阴影……这部小说的出彩，在于写出了生活这叶“脑组织”的溃烂本身，而不在于讲述了一个“钉子的故事”。
在80后一代的语境中，“历史”还能与另一个看似不相干的概念连缀在一起，那就是“虚无”。青年评论家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书中就单独讨论过这代人的“历史虚无主义”。我们这代人的虚无，同历史总体想象的瓦解及乌托邦幻觉的坍塌有关，也关乎当下时代的价值真空和多元文化语境。前几代人曾经执着相信的东西，在我们的眼中呈现为破碎甚至破产的状态，独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信”却迟迟没有出现——多数时候，在世俗生活中支撑着我们的并不是“信”，而是“责任”和“欲望”，它们其实是非常外在、单薄甚至虚幻的。以往的青春书写也有虚无苦闷，但更多来自于价值得不到实现；而这一代人身上最常看到的苦闷，是价值得不到确证。因此，尽管虚无苦闷在文学书写上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话题，但在今天的文本中，似乎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当下性与复杂性。相较于五四时代或80年代这样的“历史青春期”，今天的我们好像只剩下荷尔蒙过剩的“生理青春期”，它在生活肥软的皮囊上不断撞击出未老先衰的沉闷声响。巴金的愤怒可以在“出走”的框架中求得一个形式上的解决，当北岛说“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时，他还可以想象铁条外的天空。但我们这代人要面对的既不是监狱铁条也不是四合院的大木门。我们都有小区钥匙，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束缚着我们。但那又怎么样呢？走出去之后的一切，依然让我们束手无策，并感受到深切的无力和厌倦。北岛出不去，但他知道自己能出去；我们能出去，但我们知道自己出不去。这有点像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却又被这个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
虚无幻灭的气息始终在《茧》中淡淡萦绕。这种“信无能”有多张侧脸，它既是历史想象意义上的，也是自我认同（道德或价值）意义上的。与之相关的另一并发症就是“爱无能”。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似乎都患有“爱无能”，他们的悲剧根源于此，然而力量也恰在于此。他们放纵着自己不断地沉沦，但细想之下，沉沦的本意未必只是松开岸上的抓手，它或许还隐含着一层向死而生的意味，即沉往水底寻找更坚实的着力点，以完成一种悖谬乖戾的救赎。李佳栖的放浪形骸、程恭的自毁自弃，又何尝不饱含着渴望：渴望从生命的反面，找回那些被原罪剥夺的东西？这种沉沦当然伴随着虚无，但在更深的意义上，它充满了深沉甚至悲痛的爱和盼望。张悦然在小说结尾处加入的那几抹暖色，正如同一种遥遥的回应。这种沉沦虚无与爱和盼望之间的复杂纠葛，是《茧》的丰富之处、深沉之处、感人之处，也令我再次想起开头写到的“凌晨4点钟”：在光亮降临前清冽的寒冷中，让我们点上一支烟，静静感受这水乳交融的爱与孤独。
我猜想张悦然一定是喜欢在深夜写作的，因为我在《茧》中分辨出一股浓郁的凌晨4点钟的气息。是的，就是这个时刻，初冬凌晨4点钟。这部小说唤醒了我读书时那些通宵写作的记忆，那时我最喜欢凌晨4点钟来到宿舍走廊尽头，抽一支烟，看着远处的楼宇和窗口。偶尔有灯亮着，但多数时候它们庞大的水泥身体黯淡无光，浅浅地衬在灰白的天幕上。这时你能感受到一种奇特的爱。你注视着它，这日常生活和尘世命运的代言者，但它无法回应你。这是一种充满距离感的注视，一种不会被回应干扰的纯粹的爱，像小说中植物人爷爷的目光，它同时带有永恒与虚無两种相反的特质。
这种充满距离感的注视和爱，正是《茧》最迷人的地方；它冰冷、孤僻、极富穿透力，同时暗藏着一丝哀伤的慈悲。一如既往，这部作品继承了张悦然标志性的“冷艳”，显示出一种凌厉甚至残酷的才华，却又不失节制。小说的题目是《茧》，一个层层包裹中困顿而居的意象。
小说中有许多形象和场景令我印象深刻——我的意思是，当我独自走夜路的时候，它们会突然跳进我的脑海之中。其中一处，便是李牧原在多年的出走之后，胡子拉碴满脸颓丧地回到故乡，倚靠在学校的大门边等待李佳栖的情景。张悦然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亡命天涯”。这个词很生动，它把我们的想象引向一种决绝、悲怆而又不失浪漫色彩的自我放逐。在它的对照下，困居在南院宿舍楼里的程恭那种出走、叛逃的冲动以及这种冲动的不断延宕，就显得更富张力。这种强大的情感张力，在根本上，来源于小说内部隐形的主题框架。“放逐”与“围困”在文本中构成了遥远而坚固的两极，使这个故事有了一副隐形的结构骨架，呈现于文本的诸多故事，其实都是围绕着两极之间的拉锯冲突铺展开来。
张悦然的笔触，就在人物灵魂深处那些异常的波动间逡巡、捕捉——《茧》的作者把自己变成了一台引力波探测仪。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坛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为跳出青春语调和私人经验的囹圄，诸多青年小说家开始在写作中尝试涉及历史题材。这种经验视野和题材内容上的向外拓展，是青年作者小说写作的大势所趋，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也容易出现某些问题。例如在这个过程中，写作主体本来鲜明的气味风格会被磨损，巨大的题材和架构盖住了作者自己的声音，令文本在不知觉中滑向一种辨识度有限的“期刊腔”；另一些时候，写作者也容易“为历史而历史”，尽管在时空跨度上颇显宏阔，却无法将这种宏阔的背景榫合于人物的内心纹理，导致文本的当下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因此在最初翻开张悦然的这部作品时，我的心中其实是有所担忧的。值得庆幸的是，《茧》并没有陷入以上所举的两种困境。张悦然的主体风格依然明显，而文中所涉的“文革”、90年代初社会转型等所谓“大历史”，也并没有“大”过人物自身的精神世界。
《茧》在故事上同历史紧密关联，但书写的重心依然是最具触感的个体命运和精神生活世界——国史、家史与个体精神史的血肉，在这部作品中真正生长到了一起。拿小说中植物人爷爷被切除的半叶大脑做一个比方。这部小说最触动我的地方，并非是那颗血淋淋的钉子，而是它对脑组织溃烂情形的生动而尖锐的描画：那塌陷腐烂的组织、变质渗水的外观、空气中福尔马林的刺鼻气味、以及阳光打在钉子眼上时那幽深的阴影……这部小说的出彩，在于写出了生活这叶“脑组织”的溃烂本身，而不在于讲述了一个“钉子的故事”。
在80后一代的语境中，“历史”还能与另一个看似不相干的概念连缀在一起，那就是“虚无”。青年评论家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书中就单独讨论过这代人的“历史虚无主义”。我们这代人的虚无，同历史总体想象的瓦解及乌托邦幻觉的坍塌有关，也关乎当下时代的价值真空和多元文化语境。前几代人曾经执着相信的东西，在我们的眼中呈现为破碎甚至破产的状态，独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信”却迟迟没有出现——多数时候，在世俗生活中支撑着我们的并不是“信”，而是“责任”和“欲望”，它们其实是非常外在、单薄甚至虚幻的。以往的青春书写也有虚无苦闷，但更多来自于价值得不到实现；而这一代人身上最常看到的苦闷，是价值得不到确证。因此，尽管虚无苦闷在文学书写上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话题，但在今天的文本中，似乎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当下性与复杂性。相较于五四时代或80年代这样的“历史青春期”，今天的我们好像只剩下荷尔蒙过剩的“生理青春期”，它在生活肥软的皮囊上不断撞击出未老先衰的沉闷声响。巴金的愤怒可以在“出走”的框架中求得一个形式上的解决，当北岛说“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时，他还可以想象铁条外的天空。但我们这代人要面对的既不是监狱铁条也不是四合院的大木门。我们都有小区钥匙，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束缚着我们。但那又怎么样呢？走出去之后的一切，依然让我们束手无策，并感受到深切的无力和厌倦。北岛出不去，但他知道自己能出去；我们能出去，但我们知道自己出不去。这有点像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却又被这个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
虚无幻灭的气息始终在《茧》中淡淡萦绕。这种“信无能”有多张侧脸，它既是历史想象意义上的，也是自我认同（道德或价值）意义上的。与之相关的另一并发症就是“爱无能”。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似乎都患有“爱无能”，他们的悲剧根源于此，然而力量也恰在于此。他们放纵着自己不断地沉沦，但细想之下，沉沦的本意未必只是松开岸上的抓手，它或许还隐含着一层向死而生的意味，即沉往水底寻找更坚实的着力点，以完成一种悖谬乖戾的救赎。李佳栖的放浪形骸、程恭的自毁自弃，又何尝不饱含着渴望：渴望从生命的反面，找回那些被原罪剥夺的东西？这种沉沦当然伴随着虚无，但在更深的意义上，它充满了深沉甚至悲痛的爱和盼望。张悦然在小说结尾处加入的那几抹暖色，正如同一种遥遥的回应。这种沉沦虚无与爱和盼望之间的复杂纠葛，是《茧》的丰富之处、深沉之处、感人之处，也令我再次想起开头写到的“凌晨4点钟”：在光亮降临前清冽的寒冷中，让我们点上一支烟，静静感受这水乳交融的爱与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