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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GDP增长上来，使中国获得30年的大发展。今天，经济下行暴露出来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预示着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将发生再次转移
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即使是发展经济，也要“抓革命，促生产”。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最后，终于在十年文革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面对当时危急的政治经济形势，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并将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此，开启了一个改革与发展的新时代。
改革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开始和前行的，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国人在改革目标上达成了共识。1992年，中共十四大向世人宣告，中国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项决定，又进一步勾画出了到20世纪末改革的蓝图和基本框架。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要求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检讨过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执行得并不好。经济学家吴敬琏分析道，“这种情况由多种原因造成，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及了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而对进一步改革产生了来自党政机关内部的阻力和障碍。”另外，中国改革历来都是由危机促成的。可是，由于20世纪的改革和发展都很有成效，官员们觉得日子很好过，于是就失去了推进改革的压力和动力。改革的步伐就这样放慢下来，甚至出现了倒退。所以，吴敬琏认为，中国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20世纪末期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另一方面，一些领域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中国现在还是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双重体制的混合体。这种过渡性体制有可能走向市场经济，也有可能走向政府全面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
中共十八大后，新的执政者也看到了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或者说是攻坚期，如果继续改革，就将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李克强总理直言，“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习李都表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沿着市场化的方向深化改革。
可是，具体改什么、怎么改并没有具体方案，至今全国人民依然还在等待着总体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或者叫顶层设计。
吴敬琏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再一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
传统增长方式走到了尽头
与改革步履蹒跚的前行不同，国人对“发展才是硬道理”坚信不疑，并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简化为以GDP增长为重心。30多年来，GDP以几近年均10%的增速高歌猛进，终于在2010年经济总量（GDP）超越日本，仅落后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
GDP是用来衡量一国整体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是20世纪的一大发明。GDP指标引入中国后，政府对它情有独钟，把它尊为执政绩效的考量指标，并与官员的升迁捆绑在一起，GDP年度目标、五年规划目标、长期目标，是官员们要完成的、唯此为大的任务。一场前所未有的创造GDP运动就这样在中国展开。
GDP由消费、投资、净出口构成，通常被称作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30多年来，政府主要靠投资拉动GDP增长，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一度达50%以上，消费降到40%以下，总需求结构严重失衡。同时，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也在下降，加之很大一部分收入要以储蓄的方式储存起来，用于未来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购房等支出，其结果就是消费日益萎缩，消费与投资的缺口越拉越大。
面对海量投资造成的消费不足的缺口，政府一直用外贸顺差来平衡，对外需产生了高度依赖。当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需萎缩时，中国外贸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重创，政府一时不知所措，匆忙之下开出了一副4万亿的刺激药方。4万亿对缓解外需不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使中国经济从依赖投资和外需，变成更加依赖投资。不幸的是，投资的边际产出效应越来越下降。在外需萎缩、投资效果减弱的双重打击下，政府只好企盼提振国内消费需求，但为时太晚，消费需求的提振无法一蹴而就。一时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部失灵，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越来越大。
经济下行使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凸显，产能过剩、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股市近乎崩盘等问题接踵而至，按照国务院参事夏斌的说法，“当前中国已存在事实上的经济危机现象”。
不仅如此，考虑到GDP增长所带来的高昂的资源、环境代价，问题更加严重。传统的、粗放的增长模式，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致命的伤害，如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以至于维持人类生命的空气、水、土壤等都发生了问题。
与此同时，“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庞大寻租活动的基础，导致腐败行为的蔓延和贫富差别的扩大，引发了诸多矛盾的激化。官民矛盾的加剧和政府管治能力的下降，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情况，使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一个临界点。”吴敬琏说。
6月底，习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这显然是对传统增长模式的否定。
事实证明，传统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走到了尽头，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路在何方
面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终结，我们如何才能走上一条可持续的长期发展之路？答案是：必须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因为市场配置资源比政府人为配置资源更有效率。
在现代经济中，经济运行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支配，但市场机制也有缺欠（如负外部性），也会失灵。在市场失灵的时候，经济无法达到某种最优标准，社会不能按其意愿配置资源。这个时候需要政府的补救措施，需要政府用“看得见的手”调节经济，以使经济达到最优状态。政府帮助社会按其意愿配置资源，通常是通过提高效率、减少不公平、稳定宏观经济、执行国际经济政策而实现，这些也是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经济职能。
然而，我们的政府，市场失不失灵，都不停下干预之手，甚至凌驾于市场之上直接进行资源配置。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作用就是“帮助社会按其意愿配置资源”。这需要进行如下改革：
1. 政府放弃人为设定GDP增长目标的做法，不再把GDP增长与自己的政绩捆绑在一起，不再调动全社会资源为实现GDP增长目标而奋斗，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核心目标转向“帮助社会按其意愿配置资源”。
2. 市场配置资源是以价格机制为信号，所以，生产要素价格、资源价格、利率汇率放开势在必行。
3.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非公经济，所以，一方面要彻底打破非公经济进入国企垄断行业的障碍，另一方面国企仍有必要进行深度改革。
政府将核心目标从确保GDP增长，到“帮助社会按其意愿配置资源”的转变，是继以阶级斗争为纲和GDP增长为重心后的又一次转变。这次转变完成后，中国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职的现代混合经济制度也将确立。在这种经济制度中，政府的经济职能依然很重要，但它所尽的只能是自己应有的职能。例如，经济中若出现垄断、外部性（如污染、不安全食品等）、公共物品短缺（如医疗、教育等）这些影响经济效率的问题，政府有责任出手干预；同样，对于不公平问题，政府应想办法解决，比如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长期处在国际警戒线之上，政府不能总是袖手旁观；稳定宏观经济运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也是政府的责任，中国政府过去偏爱以投资拉动GDP增长，忽视创新、人力资本、制度等影响长期增长的因素，致使长期增长动力不足，今后政府应在促进长期增长方面多做努力。
由于经济周期的客观存在，现代混合经济制度并不能保证经济无波动、无起伏地永久增长，因为市场和政府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灵。在中国，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研究颇多，对政府失灵研究不足。人们的思维总是认为，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经济，但并没有深入思考，政府失灵怎么办？谁去解决？事实上，政府有时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比如4万亿刺激计划。一般而言，减少和纠正政府失灵，首先要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政府的所有活动都要在法律框架下进行，这样政府的失误才能更少一些，失误了以后才有可能被纠正。
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即使是发展经济，也要“抓革命，促生产”。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最后，终于在十年文革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面对当时危急的政治经济形势，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并将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此，开启了一个改革与发展的新时代。
改革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开始和前行的，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国人在改革目标上达成了共识。1992年，中共十四大向世人宣告，中国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项决定，又进一步勾画出了到20世纪末改革的蓝图和基本框架。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要求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检讨过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执行得并不好。经济学家吴敬琏分析道，“这种情况由多种原因造成，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及了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而对进一步改革产生了来自党政机关内部的阻力和障碍。”另外，中国改革历来都是由危机促成的。可是，由于20世纪的改革和发展都很有成效，官员们觉得日子很好过，于是就失去了推进改革的压力和动力。改革的步伐就这样放慢下来，甚至出现了倒退。所以，吴敬琏认为，中国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20世纪末期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另一方面，一些领域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中国现在还是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双重体制的混合体。这种过渡性体制有可能走向市场经济，也有可能走向政府全面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
中共十八大后，新的执政者也看到了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或者说是攻坚期，如果继续改革，就将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李克强总理直言，“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习李都表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沿着市场化的方向深化改革。
可是，具体改什么、怎么改并没有具体方案，至今全国人民依然还在等待着总体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或者叫顶层设计。
吴敬琏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再一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
传统增长方式走到了尽头
与改革步履蹒跚的前行不同，国人对“发展才是硬道理”坚信不疑，并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简化为以GDP增长为重心。30多年来，GDP以几近年均10%的增速高歌猛进，终于在2010年经济总量（GDP）超越日本，仅落后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
GDP是用来衡量一国整体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是20世纪的一大发明。GDP指标引入中国后，政府对它情有独钟，把它尊为执政绩效的考量指标，并与官员的升迁捆绑在一起，GDP年度目标、五年规划目标、长期目标，是官员们要完成的、唯此为大的任务。一场前所未有的创造GDP运动就这样在中国展开。
GDP由消费、投资、净出口构成，通常被称作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30多年来，政府主要靠投资拉动GDP增长，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一度达50%以上，消费降到40%以下，总需求结构严重失衡。同时，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也在下降，加之很大一部分收入要以储蓄的方式储存起来，用于未来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购房等支出，其结果就是消费日益萎缩，消费与投资的缺口越拉越大。
面对海量投资造成的消费不足的缺口，政府一直用外贸顺差来平衡，对外需产生了高度依赖。当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需萎缩时，中国外贸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重创，政府一时不知所措，匆忙之下开出了一副4万亿的刺激药方。4万亿对缓解外需不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使中国经济从依赖投资和外需，变成更加依赖投资。不幸的是，投资的边际产出效应越来越下降。在外需萎缩、投资效果减弱的双重打击下，政府只好企盼提振国内消费需求，但为时太晚，消费需求的提振无法一蹴而就。一时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部失灵，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越来越大。
经济下行使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凸显，产能过剩、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股市近乎崩盘等问题接踵而至，按照国务院参事夏斌的说法，“当前中国已存在事实上的经济危机现象”。
不仅如此，考虑到GDP增长所带来的高昂的资源、环境代价，问题更加严重。传统的、粗放的增长模式，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致命的伤害，如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以至于维持人类生命的空气、水、土壤等都发生了问题。
与此同时，“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庞大寻租活动的基础，导致腐败行为的蔓延和贫富差别的扩大，引发了诸多矛盾的激化。官民矛盾的加剧和政府管治能力的下降，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情况，使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一个临界点。”吴敬琏说。
6月底，习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这显然是对传统增长模式的否定。
事实证明，传统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走到了尽头，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路在何方
面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终结，我们如何才能走上一条可持续的长期发展之路？答案是：必须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因为市场配置资源比政府人为配置资源更有效率。
在现代经济中，经济运行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支配，但市场机制也有缺欠（如负外部性），也会失灵。在市场失灵的时候，经济无法达到某种最优标准，社会不能按其意愿配置资源。这个时候需要政府的补救措施，需要政府用“看得见的手”调节经济，以使经济达到最优状态。政府帮助社会按其意愿配置资源，通常是通过提高效率、减少不公平、稳定宏观经济、执行国际经济政策而实现，这些也是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经济职能。
然而，我们的政府，市场失不失灵，都不停下干预之手，甚至凌驾于市场之上直接进行资源配置。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作用就是“帮助社会按其意愿配置资源”。这需要进行如下改革：
1. 政府放弃人为设定GDP增长目标的做法，不再把GDP增长与自己的政绩捆绑在一起，不再调动全社会资源为实现GDP增长目标而奋斗，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核心目标转向“帮助社会按其意愿配置资源”。
2. 市场配置资源是以价格机制为信号，所以，生产要素价格、资源价格、利率汇率放开势在必行。
3.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非公经济，所以，一方面要彻底打破非公经济进入国企垄断行业的障碍，另一方面国企仍有必要进行深度改革。
政府将核心目标从确保GDP增长，到“帮助社会按其意愿配置资源”的转变，是继以阶级斗争为纲和GDP增长为重心后的又一次转变。这次转变完成后，中国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职的现代混合经济制度也将确立。在这种经济制度中，政府的经济职能依然很重要，但它所尽的只能是自己应有的职能。例如，经济中若出现垄断、外部性（如污染、不安全食品等）、公共物品短缺（如医疗、教育等）这些影响经济效率的问题，政府有责任出手干预；同样，对于不公平问题，政府应想办法解决，比如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长期处在国际警戒线之上，政府不能总是袖手旁观；稳定宏观经济运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也是政府的责任，中国政府过去偏爱以投资拉动GDP增长，忽视创新、人力资本、制度等影响长期增长的因素，致使长期增长动力不足，今后政府应在促进长期增长方面多做努力。
由于经济周期的客观存在，现代混合经济制度并不能保证经济无波动、无起伏地永久增长，因为市场和政府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灵。在中国，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研究颇多，对政府失灵研究不足。人们的思维总是认为，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经济，但并没有深入思考，政府失灵怎么办？谁去解决？事实上，政府有时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比如4万亿刺激计划。一般而言，减少和纠正政府失灵，首先要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政府的所有活动都要在法律框架下进行，这样政府的失误才能更少一些，失误了以后才有可能被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