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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了半生，他极少做出冒险的举动，几乎克己复礼地遵守着本分——他最喜欢的战争场景始终不是见血封喉的那一瞬间，而是敌我双方开战前错剑致礼的那个仪式。
几个月前，49岁的何冰进入到时下最典型的娱乐工业体系之中——他签了人生中第一家经纪公司。
这一两年，何冰觉得自己开始遭遇中年危机。能接到的角色都接近老年人了；以前出去见人都得喊别人“哥”“姐”，现在到人群中一看，谁都比自己小；身体机能也开始退化，以前连续拍戏十几个小时都能斗志昂扬，现在连续作战七八个小时，他就得依靠意志力去说服自己了；他不会使用电脑，只用DVD看碟，和一帮端着电脑的年轻人在一起开会时，他感觉自己变得可有可无、不合时宜。他内心分娩出一种隐隐的担忧：我会不会已经被时代甩掉了？
1991年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何冰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工作。当时技术革命尚未汹涌而至，很多老先生还处在抵触电视剧的状态中，“大家觉得这不是艺术”。在何冰的回忆里，这部有着良好文化传统的老机器还在按照过去的方式运转。
“以前在北京人艺就是面对剧场和观众，出去就是面对电影院电视台，可现在网络突然来了，我就觉得特陌生。”中年演员的不安全感从四面八方袭来，何冰担心自己故步自封。“当这个职业召唤你的时候，绝不会通知你，而当你被挤下车、看着这个车的背影时，你也不会知道你是怎么下来的。”
何冰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谈论起：当这个世界已不再是你年富力强时熟悉的那个世界，你该如何应对？
何冰给出的答案言简意赅：“要工作，不停地工作。”
“只有去做才有意义，否则一个人坐家里没意思，它不能给你营养。可能真有那样的高手，坐在家里参禅修道就能获得灵魂上的自由，但我没见过。所以要迎着生活，勇敢地上去……勇敢是我们这个年纪最豪迈的姿态。”何冰说。他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也对签订公司怀揣着良好的愿望：“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帮到我。”
为了团队协作，何冰被迫开始使用微信，在采访和拍摄时收起自己的倦怠和懒散。
内心谦虚到自卑
何冰出生于1968年，19岁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同班较早出名的陈小艺、江珊相比，有点鞋拔子脸的他几乎没有沾上青春年少的光：他既没有风流倜傥的脸，也很早就失去了轻盈的世俗快乐。
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逢年过节时，父母带他去北海公园玩，路上能买一根冰棍就已经是极大的慷慨。可何冰说他从未从中获得愉悦感，甚至不理解逛公園能带来什么乐趣。他觉得自己从小就有点悲天悯人。
后来决定考中戏，是因为自己成绩太差，“华山就这一条路了。”三试时，考场设在中戏办公楼四楼，学生们拉着大幕考，何冰好奇，拉开侧幕一看，底下坐的都是于是之、蓝天野这样的表演艺术家。“就为了招一帮学生，一群戏剧大师坐在下面。”何冰感慨。
1991年中戏毕业之后，何冰来到北京人艺工作，每月工资99元。他跑各种龙套，杵在台上戳大枪、在侧幕出声不露脸，或者全场就说一句台词。
为了赚钱，他去一些剧组面试，对方客客气气倒杯热水，说：“回头给你打电话。”何冰出门才想起来：对方其实连自己电话都没留。那时候流行音乐电视，吃外形的亏，他还是只能演一些不起眼的龙套。他害怕命运不会选择他，他害怕表演无法成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
那段时间光景惨淡，何冰记忆中总是漫长的冬天，“非常迷茫，非常孤独。”人艺的舞台监督告诉了他一个在冬天吃饭的办法，于是他一整个冬天都那样吃饭：支一个蜂窝煤的炉子，锅里放满水，塞一大把不值钱的白菜进去，小心翼翼地捞两片速冻的羊肉，再买张大饼就着卤酱吃。他彻夜彻夜地读小说，白天睡到下午四五点再去剧院后台洗个热水澡，“觉得自己像个人了，开始跑龙套。”
这样的境遇直到1996年参演《甲方乙方》才有所好转。在这部公认的贺岁片鼻祖电影中，何冰饰演“好梦一日游”四人组中的梁子，和他搭戏的演员是导演冯小刚、已经拿到戛纳影帝的葛优、已凭借《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等电视剧为人所知的刘蓓。电影获得了1997年度“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何冰终于从一名龙套演员熬成了主角。他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主演的电视剧《空镜子》《浪漫的事》都有了不错的收视率和口碑。但也就在那段时间，从贫穷中解脱出来的何冰开始生出一种新的自我怀疑：我竟是这样一个视财如命的人？
他将嗔怒娇痴全写在脸上，为了赚钱，他拍了烂电视剧。对于烂的标准，他非常斩钉截铁：“凡是我演得不好的电视剧，我都没有进入过角色。观众不喜欢的、没出名的，都是不好。”
“没有出名的就一定不好吗？没有遗珠吗？”
“没有。我们电视剧领域的创作还没有那么阔，但凡有一点好，观众都会鼓掌称赞，因为坏的太多了。”
去年何冰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第一句话就是：“何老师，这里有一个戏，您看一下。”何冰问：“是什么戏？”对方答：“XX韩剧您看过吗？就这戏。”
“你拍戏是为了什么啊？你是有思想、有话想说才拍戏对不对？结果就是复制。”何冰说，“玄幻没问题，小鲜肉也没问题，只是缺少国字号的正剧，好像也不对吧？我相信所有人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在谈小鲜肉的高片酬，而是在谈论他是否有与高片酬匹配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
怀疑自己是“钱狠子”不久之后，何冰给父母买了一套房，心才逐渐定了下来。他不再急吼吼地接戏，安慰自己之前“什么戏都接”只是因为缺乏安全感。他庆幸自己很快从掌声和名利中清醒，也庆幸自己本质上并非唯利是图之人。他承认当前的电视剧在营养传播上趋弱，但也感激它依然生机勃勃：“养活了一帮人，算是最大的功德。”
2005年3月，何冰主演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在央视一套首播，第二周的平均收视率达到7.85，甚至超过了《新闻联播》，在2005年上半年央视播出的所有电视剧中位居第一。2015年，他和青年导演徐昂合作，主演了口碑上乘的《十二公民》。电影获得了罗马电影节最高奖项“马可·奥雷利奥”奖，何冰饰演的8号陪审员延续了宋慈身上的刚正不阿，成为主导电影走向的关键人物。 “我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作为人，我们都有惩恶扬善的欲望。这两个角色，并非我演得多好，而是这种感情我们是共通的。”何冰说他至今都对自己在《大宋提刑官》中的表演感到汗颜，认为那种表演枝蔓丛生，子弹库里有点装备就恨不得倾囊而出。
他把自己当作这些作品的局外人，戏份一杀青就决绝告别，偶尔打开电视看见自己的脸，他都不作停留。他认为自己还没拍出能够配得上“艺术家”称号的作品，而中国满地都是艺术家只是因为“这三个字给得便宜”。“这个称谓意味着位置和待遇，而且中国很多艺术家，是熬到了歲数才称为艺术家。就跟作家一样，真配得上作家的有几个？你作品得有力量啊，不是说这辈子写了好几千万字都是烂文章，就能称为作家。”
何冰将这条线设得很高，因而觉得自己还离得很远：他内心有荣辱，还会因表扬而高兴，为批评而生气——“演员要活在掌声中，可又不能贪恋它。”这是他一直在琢磨的课题。他说纯种的混蛋才是艺术家，而自己，还是一个内心谦虚到有点自卑的人。
贤夫良父
性格决定命运。在何冰看来，自己的“境界不高”直接取决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咱就是北京胡同小老百姓家的孩子。从小‘大拨儿轰’上门口板厂小学、龙潭中学，瞧着人家穿着光明、汇文重点校校服的孩子那叫一个羡慕。”而对于和自己一样的同学，何冰不是羡慕，而是嫉妒：“放了学，人家粘蜻蜓捉迷藏，我就得老老实实回家，父母管得严不让出去；你要玩也行，可能回家就没你的饭了。”被管怕了的小何冰，对自己就只剩下恨了，“恨自己天生胆小。”1980年代，离他家不远建了北京游乐园，“过山车，一回都没敢上去；十米台，倒是上去了，怎么上去怎么下来的，腿软啊，丢人丢大发了。”
多年以后，一位穿过被何冰羡慕的校服的女孩子，成了他贤惠美丽的太太。作为过来人的何冰开始传道，建议全北京的未婚男青年找媳妇就要找“从小没被吓唬过的”，“这样的姑娘不会做梦，人家实实在在过的就是好日子，没有过不去的事儿。我带着所谓的梦想跟人家拼搏了半辈子，幸福指数跟人家一比，差飞了。”何冰坦言，舞台上“羡慕濮哥、羡慕大导，人家是英雄”，而生活中最羡慕的就是自己太太，因为“她是最幸福的人，是我们全家的定心丸”。
虽然幸福感天壤之别，但何冰夫妇也算青梅竹马，最关键的是“她能满足我严重守旧的生活习惯”。“每天早起被窝一伸手，不凉不烫的酽茶，嘬两口，再来一嗓子京剧”，幸福的一天就开始了。拍戏挣钱养家再累，“有我媳妇包的饺子下的炸酱面，再和摄制组的小哥们切两盘FIFA，什么烦恼都没了。”
又过了几年，何冰贤惠美丽的太太，为他生下了聪明可爱的儿子。“累？更轻松了！”何冰说自己以前是恨不得死在摄制组的人，现在有孩子了也有了犯懒的理由，“连外地拍戏都基本不去了。”但就算在北京，何冰也基本是甩手掌柜，“三点半接孩子，我该上戏了，管不了；等到家了孩子早睡了，孩子上学去了我还没起呢。我现在太简单了，每礼拜媳妇看下我的钱包，给我搁点钱，就完了。大事小事都不用我管，加油都不用我管。”“什么？应酬累不累？”导演徐昂说，“冰哥不爱下馆子，每回聊戏，直接把我们拉他家去，‘让你嫂子给你热点剩饺子，茴香的’，就差把他们家钥匙给我了。你说他累得着吗？”
但甩手掌柜有一件头等大事是必须负责的——“我只负责跟我儿子玩。”何冰几乎戒掉了所有其他娱乐，和儿子一起从零学起了网球。
更令何冰偷着乐的是，儿子似乎遗传了他的艺术天赋，“我在书房放京剧，他也摇头晃脑；看我演戏，他坐下面两个多小时连厕所都不带去的，笑的也都是该笑的时候。”至于要不要子承父业，何冰给出了五个字“自己看着办”，“我不想让自己身上最不愉快的‘被管’的记忆，让他也有。”所以，何冰家的小区最快乐的孩子，非他儿子莫属，“他天天在院里和小朋友玩，别的家长来管，我还向着孩子说话：就让他们玩吧。现在暑假，为什么要剥夺他们的假期时间？奔跑不也锻炼身体吗？”
尽管不愿给自己的孩子成长的阴影，但何冰坦言：“我也打过孩子。”那是有一次在上海，全家进玩具店，孩子想要件玩具，但这件他已经有了，何冰当然理拒，结果孩子不干了。“你拽他走，他赖在地上‘滚大泼’。”于是何冰心平气和地说：“儿子，这样你看，我现在当着这么多人不打你，但回家必须打你。不是因为这个东西，而是你可以站着跟我讲理说你的要求，你却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在何冰看来，尽管自己的儿子已经不再可能如自己“就是胡同小老百姓的孩子”，也不一定子承父业，但得像个有样儿的北京小老爷们儿，“这个没商量”。
演给自己看
这两年，何冰作品不多。除了《白鹿原》，最近在电视上出现，还是在明星读信节目《见字如面》中。他读郁达夫写给沈从文的信、读杨恽写给孙会宗的信、读编剧蔡春猪写给自闭症儿子的信……沉郁顿挫、字句铿锵，话剧舞台上的多年锤炼使他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掌控力。
1999年和2004年，何冰曾两次获得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梅花奖”。2011年，他与陈道明合作《喜剧的忧伤》，全部18场演出卖出16200张票，创下北京人艺的票房纪录。
很多人认为何冰已经成为人艺的台柱子，但何冰自己却不太当真：“大家随便都是台柱子，这已经不值钱了。一个房子哪需要那么多柱子？自己得知道斤两。”
他也不认为获得梅花奖的两部话剧是他的巅峰状态。在他眼中，迄今为止在舞台上出神入化的经历就只有一次。
有一年他在话剧舞台上演《窝头会馆》，有一幕要砸酒瓶子，没用对劲儿，手指上嵌了一大块玻璃碎碴，戏服的大宽袖子里瞬间被鲜血染红了。当时距离演出结束还剩五分钟，搭戏的演员以为出了大事，正想起身放弃演出，何冰赶紧用眼神制止她。在余下的时间里，何冰脑子再没有空间去想表演的技术，惟一能做的便是安静、规矩地演完。他不再有炫耀，也不再有骄矜，在对外力怀有巨大恐惧时，他进入了一种修禅的境界。
何冰信奉从局限中能获得广袤的自由，也希望把人生苍凉的底色氤氲于每一个角色之中——苍凉，他说这是他的人生观：“人生最终就是这样，不过我们同时还在寻找阳光而已。所有的事情都在提醒你，当你经验最丰富、人生进入最好阶段的时候，突然你就老了。”
在人艺舞台上，何冰曾和戏剧大师林连昆演过几百场话剧。这是他的高山：“（林连昆）站在台上宠辱不惊，又是角色又是自己，水乳交融，他就像一个指挥家一样指挥着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太灵巧了。”但也正因如此，何冰内心产生了深深的惋惜：“在他们最好的时候往往没戏演了，可能是不需要了，可能是你自己身体不行了，可能你不符合现在的审美价值观、年轻观众不要看了……这些都是可能的问题，你说能不悲凉吗？但这就是你一生努力的过程。”
随着林连昆、于是之等老先生相继过世，人艺也从枝繁叶茂的鼎盛落入时代的次席。这几年，资本一窝蜂涌入影视剧行业，大多数演员从舞台走向镜头，从此不再回头。对于表演行业被大量热钱包围，何冰坦言在目前中国的创作领域，真正的富人还没有诞生。
“你没有力量和资本对抗，也不能要求别人对物质无欲无求。我们也没有权利要求资本懂戏，所以你不能责怪它，甚至你应该觉得赶上了一个好时候，资本终于来了，因为不来更不好。只是我们从业者首先要想清楚一个问题，我们由衷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
在人艺浸淫多年，何冰说那种鼓励塑造人物的表演观念、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早已长在了自己身上。他在日常生活中抽熊猫香烟、爱干净、穿时髦的窄脚裤，可在内心，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我谈的这些事儿，哪件不是穿长衫的？”
这些年，何冰的阅读兴趣集中于物理、宗教和哲学。在很多问题上，他都流露出宿命的论调：“从猿变到人，恒定的东西没变，人就没变。我们的贪婪变了吗？自私变了吗？这些也不是坏词，不然哪来社会进步？”
他不介意自己能否跟上新闻，因为他认为人类就是不断地复刻重制，连阳光都是8分钟之前的，“哪有什么新消息？”
他不妄图僭越哲学家对宇宙命题的思考，只想以演员的使命把住人性善恶的根。活了半生，他极少做出冒险的举动，几乎克己复礼地遵守着本分——他最喜欢的战争场景始终不是见血封喉的那一瞬间，而是敌我双方开战前错剑致礼的那个仪式。
“所有的表演说好听点是演给别人看，说实在话，是演给自己看。我只想圆圆满满地演完演员这个角色。”何冰说，这是人到中年、身上插满标签之后，他，惟一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东西。
几个月前，49岁的何冰进入到时下最典型的娱乐工业体系之中——他签了人生中第一家经纪公司。
这一两年，何冰觉得自己开始遭遇中年危机。能接到的角色都接近老年人了；以前出去见人都得喊别人“哥”“姐”，现在到人群中一看，谁都比自己小；身体机能也开始退化，以前连续拍戏十几个小时都能斗志昂扬，现在连续作战七八个小时，他就得依靠意志力去说服自己了；他不会使用电脑，只用DVD看碟，和一帮端着电脑的年轻人在一起开会时，他感觉自己变得可有可无、不合时宜。他内心分娩出一种隐隐的担忧：我会不会已经被时代甩掉了？
1991年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何冰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工作。当时技术革命尚未汹涌而至，很多老先生还处在抵触电视剧的状态中，“大家觉得这不是艺术”。在何冰的回忆里，这部有着良好文化传统的老机器还在按照过去的方式运转。
“以前在北京人艺就是面对剧场和观众，出去就是面对电影院电视台，可现在网络突然来了，我就觉得特陌生。”中年演员的不安全感从四面八方袭来，何冰担心自己故步自封。“当这个职业召唤你的时候，绝不会通知你，而当你被挤下车、看着这个车的背影时，你也不会知道你是怎么下来的。”
何冰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谈论起：当这个世界已不再是你年富力强时熟悉的那个世界，你该如何应对？
何冰给出的答案言简意赅：“要工作，不停地工作。”
“只有去做才有意义，否则一个人坐家里没意思，它不能给你营养。可能真有那样的高手，坐在家里参禅修道就能获得灵魂上的自由，但我没见过。所以要迎着生活，勇敢地上去……勇敢是我们这个年纪最豪迈的姿态。”何冰说。他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也对签订公司怀揣着良好的愿望：“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帮到我。”
为了团队协作，何冰被迫开始使用微信，在采访和拍摄时收起自己的倦怠和懒散。
内心谦虚到自卑
何冰出生于1968年，19岁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同班较早出名的陈小艺、江珊相比，有点鞋拔子脸的他几乎没有沾上青春年少的光：他既没有风流倜傥的脸，也很早就失去了轻盈的世俗快乐。
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逢年过节时，父母带他去北海公园玩，路上能买一根冰棍就已经是极大的慷慨。可何冰说他从未从中获得愉悦感，甚至不理解逛公園能带来什么乐趣。他觉得自己从小就有点悲天悯人。
后来决定考中戏，是因为自己成绩太差，“华山就这一条路了。”三试时，考场设在中戏办公楼四楼，学生们拉着大幕考，何冰好奇，拉开侧幕一看，底下坐的都是于是之、蓝天野这样的表演艺术家。“就为了招一帮学生，一群戏剧大师坐在下面。”何冰感慨。
1991年中戏毕业之后，何冰来到北京人艺工作，每月工资99元。他跑各种龙套，杵在台上戳大枪、在侧幕出声不露脸，或者全场就说一句台词。
为了赚钱，他去一些剧组面试，对方客客气气倒杯热水，说：“回头给你打电话。”何冰出门才想起来：对方其实连自己电话都没留。那时候流行音乐电视，吃外形的亏，他还是只能演一些不起眼的龙套。他害怕命运不会选择他，他害怕表演无法成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
那段时间光景惨淡，何冰记忆中总是漫长的冬天，“非常迷茫，非常孤独。”人艺的舞台监督告诉了他一个在冬天吃饭的办法，于是他一整个冬天都那样吃饭：支一个蜂窝煤的炉子，锅里放满水，塞一大把不值钱的白菜进去，小心翼翼地捞两片速冻的羊肉，再买张大饼就着卤酱吃。他彻夜彻夜地读小说，白天睡到下午四五点再去剧院后台洗个热水澡，“觉得自己像个人了，开始跑龙套。”
这样的境遇直到1996年参演《甲方乙方》才有所好转。在这部公认的贺岁片鼻祖电影中，何冰饰演“好梦一日游”四人组中的梁子，和他搭戏的演员是导演冯小刚、已经拿到戛纳影帝的葛优、已凭借《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等电视剧为人所知的刘蓓。电影获得了1997年度“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何冰终于从一名龙套演员熬成了主角。他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主演的电视剧《空镜子》《浪漫的事》都有了不错的收视率和口碑。但也就在那段时间，从贫穷中解脱出来的何冰开始生出一种新的自我怀疑：我竟是这样一个视财如命的人？
他将嗔怒娇痴全写在脸上，为了赚钱，他拍了烂电视剧。对于烂的标准，他非常斩钉截铁：“凡是我演得不好的电视剧，我都没有进入过角色。观众不喜欢的、没出名的，都是不好。”
“没有出名的就一定不好吗？没有遗珠吗？”
“没有。我们电视剧领域的创作还没有那么阔，但凡有一点好，观众都会鼓掌称赞，因为坏的太多了。”
去年何冰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第一句话就是：“何老师，这里有一个戏，您看一下。”何冰问：“是什么戏？”对方答：“XX韩剧您看过吗？就这戏。”
“你拍戏是为了什么啊？你是有思想、有话想说才拍戏对不对？结果就是复制。”何冰说，“玄幻没问题，小鲜肉也没问题，只是缺少国字号的正剧，好像也不对吧？我相信所有人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在谈小鲜肉的高片酬，而是在谈论他是否有与高片酬匹配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
怀疑自己是“钱狠子”不久之后，何冰给父母买了一套房，心才逐渐定了下来。他不再急吼吼地接戏，安慰自己之前“什么戏都接”只是因为缺乏安全感。他庆幸自己很快从掌声和名利中清醒，也庆幸自己本质上并非唯利是图之人。他承认当前的电视剧在营养传播上趋弱，但也感激它依然生机勃勃：“养活了一帮人，算是最大的功德。”
2005年3月，何冰主演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在央视一套首播，第二周的平均收视率达到7.85，甚至超过了《新闻联播》，在2005年上半年央视播出的所有电视剧中位居第一。2015年，他和青年导演徐昂合作，主演了口碑上乘的《十二公民》。电影获得了罗马电影节最高奖项“马可·奥雷利奥”奖，何冰饰演的8号陪审员延续了宋慈身上的刚正不阿，成为主导电影走向的关键人物。 “我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作为人，我们都有惩恶扬善的欲望。这两个角色，并非我演得多好，而是这种感情我们是共通的。”何冰说他至今都对自己在《大宋提刑官》中的表演感到汗颜，认为那种表演枝蔓丛生，子弹库里有点装备就恨不得倾囊而出。
他把自己当作这些作品的局外人，戏份一杀青就决绝告别，偶尔打开电视看见自己的脸，他都不作停留。他认为自己还没拍出能够配得上“艺术家”称号的作品，而中国满地都是艺术家只是因为“这三个字给得便宜”。“这个称谓意味着位置和待遇，而且中国很多艺术家，是熬到了歲数才称为艺术家。就跟作家一样，真配得上作家的有几个？你作品得有力量啊，不是说这辈子写了好几千万字都是烂文章，就能称为作家。”
何冰将这条线设得很高，因而觉得自己还离得很远：他内心有荣辱，还会因表扬而高兴，为批评而生气——“演员要活在掌声中，可又不能贪恋它。”这是他一直在琢磨的课题。他说纯种的混蛋才是艺术家，而自己，还是一个内心谦虚到有点自卑的人。
贤夫良父
性格决定命运。在何冰看来，自己的“境界不高”直接取决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咱就是北京胡同小老百姓家的孩子。从小‘大拨儿轰’上门口板厂小学、龙潭中学，瞧着人家穿着光明、汇文重点校校服的孩子那叫一个羡慕。”而对于和自己一样的同学，何冰不是羡慕，而是嫉妒：“放了学，人家粘蜻蜓捉迷藏，我就得老老实实回家，父母管得严不让出去；你要玩也行，可能回家就没你的饭了。”被管怕了的小何冰，对自己就只剩下恨了，“恨自己天生胆小。”1980年代，离他家不远建了北京游乐园，“过山车，一回都没敢上去；十米台，倒是上去了，怎么上去怎么下来的，腿软啊，丢人丢大发了。”
多年以后，一位穿过被何冰羡慕的校服的女孩子，成了他贤惠美丽的太太。作为过来人的何冰开始传道，建议全北京的未婚男青年找媳妇就要找“从小没被吓唬过的”，“这样的姑娘不会做梦，人家实实在在过的就是好日子，没有过不去的事儿。我带着所谓的梦想跟人家拼搏了半辈子，幸福指数跟人家一比，差飞了。”何冰坦言，舞台上“羡慕濮哥、羡慕大导，人家是英雄”，而生活中最羡慕的就是自己太太，因为“她是最幸福的人，是我们全家的定心丸”。
虽然幸福感天壤之别，但何冰夫妇也算青梅竹马，最关键的是“她能满足我严重守旧的生活习惯”。“每天早起被窝一伸手，不凉不烫的酽茶，嘬两口，再来一嗓子京剧”，幸福的一天就开始了。拍戏挣钱养家再累，“有我媳妇包的饺子下的炸酱面，再和摄制组的小哥们切两盘FIFA，什么烦恼都没了。”
又过了几年，何冰贤惠美丽的太太，为他生下了聪明可爱的儿子。“累？更轻松了！”何冰说自己以前是恨不得死在摄制组的人，现在有孩子了也有了犯懒的理由，“连外地拍戏都基本不去了。”但就算在北京，何冰也基本是甩手掌柜，“三点半接孩子，我该上戏了，管不了；等到家了孩子早睡了，孩子上学去了我还没起呢。我现在太简单了，每礼拜媳妇看下我的钱包，给我搁点钱，就完了。大事小事都不用我管，加油都不用我管。”“什么？应酬累不累？”导演徐昂说，“冰哥不爱下馆子，每回聊戏，直接把我们拉他家去，‘让你嫂子给你热点剩饺子，茴香的’，就差把他们家钥匙给我了。你说他累得着吗？”
但甩手掌柜有一件头等大事是必须负责的——“我只负责跟我儿子玩。”何冰几乎戒掉了所有其他娱乐，和儿子一起从零学起了网球。
更令何冰偷着乐的是，儿子似乎遗传了他的艺术天赋，“我在书房放京剧，他也摇头晃脑；看我演戏，他坐下面两个多小时连厕所都不带去的，笑的也都是该笑的时候。”至于要不要子承父业，何冰给出了五个字“自己看着办”，“我不想让自己身上最不愉快的‘被管’的记忆，让他也有。”所以，何冰家的小区最快乐的孩子，非他儿子莫属，“他天天在院里和小朋友玩，别的家长来管，我还向着孩子说话：就让他们玩吧。现在暑假，为什么要剥夺他们的假期时间？奔跑不也锻炼身体吗？”
尽管不愿给自己的孩子成长的阴影，但何冰坦言：“我也打过孩子。”那是有一次在上海，全家进玩具店，孩子想要件玩具，但这件他已经有了，何冰当然理拒，结果孩子不干了。“你拽他走，他赖在地上‘滚大泼’。”于是何冰心平气和地说：“儿子，这样你看，我现在当着这么多人不打你，但回家必须打你。不是因为这个东西，而是你可以站着跟我讲理说你的要求，你却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在何冰看来，尽管自己的儿子已经不再可能如自己“就是胡同小老百姓的孩子”，也不一定子承父业，但得像个有样儿的北京小老爷们儿，“这个没商量”。
演给自己看
这两年，何冰作品不多。除了《白鹿原》，最近在电视上出现，还是在明星读信节目《见字如面》中。他读郁达夫写给沈从文的信、读杨恽写给孙会宗的信、读编剧蔡春猪写给自闭症儿子的信……沉郁顿挫、字句铿锵，话剧舞台上的多年锤炼使他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掌控力。
1999年和2004年，何冰曾两次获得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梅花奖”。2011年，他与陈道明合作《喜剧的忧伤》，全部18场演出卖出16200张票，创下北京人艺的票房纪录。
很多人认为何冰已经成为人艺的台柱子，但何冰自己却不太当真：“大家随便都是台柱子，这已经不值钱了。一个房子哪需要那么多柱子？自己得知道斤两。”
他也不认为获得梅花奖的两部话剧是他的巅峰状态。在他眼中，迄今为止在舞台上出神入化的经历就只有一次。
有一年他在话剧舞台上演《窝头会馆》，有一幕要砸酒瓶子，没用对劲儿，手指上嵌了一大块玻璃碎碴，戏服的大宽袖子里瞬间被鲜血染红了。当时距离演出结束还剩五分钟，搭戏的演员以为出了大事，正想起身放弃演出，何冰赶紧用眼神制止她。在余下的时间里，何冰脑子再没有空间去想表演的技术，惟一能做的便是安静、规矩地演完。他不再有炫耀，也不再有骄矜，在对外力怀有巨大恐惧时，他进入了一种修禅的境界。
何冰信奉从局限中能获得广袤的自由，也希望把人生苍凉的底色氤氲于每一个角色之中——苍凉，他说这是他的人生观：“人生最终就是这样，不过我们同时还在寻找阳光而已。所有的事情都在提醒你，当你经验最丰富、人生进入最好阶段的时候，突然你就老了。”
在人艺舞台上，何冰曾和戏剧大师林连昆演过几百场话剧。这是他的高山：“（林连昆）站在台上宠辱不惊，又是角色又是自己，水乳交融，他就像一个指挥家一样指挥着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太灵巧了。”但也正因如此，何冰内心产生了深深的惋惜：“在他们最好的时候往往没戏演了，可能是不需要了，可能是你自己身体不行了，可能你不符合现在的审美价值观、年轻观众不要看了……这些都是可能的问题，你说能不悲凉吗？但这就是你一生努力的过程。”
随着林连昆、于是之等老先生相继过世，人艺也从枝繁叶茂的鼎盛落入时代的次席。这几年，资本一窝蜂涌入影视剧行业，大多数演员从舞台走向镜头，从此不再回头。对于表演行业被大量热钱包围，何冰坦言在目前中国的创作领域，真正的富人还没有诞生。
“你没有力量和资本对抗，也不能要求别人对物质无欲无求。我们也没有权利要求资本懂戏，所以你不能责怪它，甚至你应该觉得赶上了一个好时候，资本终于来了，因为不来更不好。只是我们从业者首先要想清楚一个问题，我们由衷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
在人艺浸淫多年，何冰说那种鼓励塑造人物的表演观念、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早已长在了自己身上。他在日常生活中抽熊猫香烟、爱干净、穿时髦的窄脚裤，可在内心，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我谈的这些事儿，哪件不是穿长衫的？”
这些年，何冰的阅读兴趣集中于物理、宗教和哲学。在很多问题上，他都流露出宿命的论调：“从猿变到人，恒定的东西没变，人就没变。我们的贪婪变了吗？自私变了吗？这些也不是坏词，不然哪来社会进步？”
他不介意自己能否跟上新闻，因为他认为人类就是不断地复刻重制，连阳光都是8分钟之前的，“哪有什么新消息？”
他不妄图僭越哲学家对宇宙命题的思考，只想以演员的使命把住人性善恶的根。活了半生，他极少做出冒险的举动，几乎克己复礼地遵守着本分——他最喜欢的战争场景始终不是见血封喉的那一瞬间，而是敌我双方开战前错剑致礼的那个仪式。
“所有的表演说好听点是演给别人看，说实在话，是演给自己看。我只想圆圆满满地演完演员这个角色。”何冰说，这是人到中年、身上插满标签之后，他，惟一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