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云岭西乡“叶挺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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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皖南泾县西乡,距离县城25公里的叶子河上,横跨一座石木结构的小桥。当年的新四军称她为“军民桥”;后来,当地的老百姓叫她“叶挺桥”。因为,“叶挺桥”是新四军军长叶挺亲手设计、亲自参与施工、又亲笔在桥中间的木坊的横匾上题写了“军民团结,抗战到底”八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所以,称此桥为“叶挺桥”,顺理成章,名正言顺。
  “叶挺桥”的修建,一直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的秋天。那一年的7月,留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军部,驻扎在云岭东麓的罗里村,村边一条小河叫叶子河。叶子河是由山涧溪水形成的,干旱时节,水枯石现,行人赤脚涉水即可;但逢洪水季节,山洪奔泻而下,河满水深,涉水就不可能了。住在沿河两岸的老百姓,经常要过河种庄稼,上街买油盐,叶子河又是必经之路。然而罗里村这一带的叶子河上,却没有一座牢固的桥。有时村里老百姓用树干木杆搭个独木桥,将就着使用。过往行人,每到河边,都只好望河兴叹了。
  新四军进驻云岭后,叶子河上行人陡增。1938年秋,叶挺军长来云岭后不久,路过叶子河,亲眼看到许多老人因无法走独木桥,而过不了河。小孩因过不了河,而无法上学读书。还看到新四军的卫生员抬伤员过河时的艰难情景。于是,叶挺军长下决心要在叶子河上建造一座牢固的桥,以解军民过河之忧。
  叶挺军长说干就干。他不是一个只有想法而沒有做法的空想家,也不是一个只会行军打仗的简单的习武军人。人们熟知,叶挺将军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24年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具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凭着学到的知识,他亲自设计了一幅石木结构桥图。据新四军老战士谢中良、毛维青的回忆,在建桥施工过程中,叶挺军长挽起裤脚,和战士们一起涉水抬石头,砌桥墩。乡亲们也从山上砍来松树,截木锯板。在工地上,新四军战士和老乡们,一边施工,一边唱着革命歌曲和带乡土味的劳动号子。军民携手,并肩劳动。经过几天的奋战,一座长6米、宽2米的石木结构桥,成功地飞跨在叶子河上。桥墩用石块砌成,桥柱、桥面、桥坊均用松木做成。在桥中间竖立的桥坊上,叶挺军长题写了开头所述的八个大字。叶挺军长率领军民合作造桥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传遍了云岭的村村寨寨,人们高兴地赞颂新四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称这座桥为“军民桥”。
  随着军民桥的诞生,军民们可在桥上自由往来。村民们下田,孩子们上学,老百姓赶集,牧童娃放牛,再也不担心过不了河了。1939年2月,周恩来到云岭视察新四军军部,也曾漫步桥上。1939年至1940年间,著名的国际友人、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两次来云岭,多次从这座桥上走过。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奉命北移,离开云岭前夕,叶挺军长和新四军广大指战员,怀着对云岭人民的深情厚谊,在“军民桥”畔、叶子河两岸和乡亲们依依话别,乡亲们送走了自己的亲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及一个支队共9000余人,由云岭出发的北移途中,遭国民党顽军8万余人的伏击,新四军全体将士血战七天七夜,除一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遇难,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中被无理扣押。云岭又落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还乡团砍倒了叶挺军长题词的桥坊,但是砍不倒云岭人民心中为新四军和叶挺军长建立的丰碑。乡亲们千方百计地保护这座桥,并暗中把这座“军民桥”改称为“叶挺桥”。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成立后,“叶挺桥”真正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但因解放前年久失修,当地群众已无法准确地回忆当年“军民桥”的原貌,结果使这座重修的“军民桥”与原来迥然不同。
  值得庆幸的是,1939年春,叶挺军长曾亲自为军部机要科的工作人员童世杰(科长)、周临冰、施奇、毛维青、汪企求等五同志在“军民桥”上拍过照片。原照片是用135相机拍摄的。在“皖南事变”中,童世杰突出了重围,周临冰、施奇、汪企求三人被俘,后来在上饶集中营惨遭杀害。毛维青被俘后,利用一次演戏活动的机会,逃出了虎口,回到了新四军。在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毛维青冒着生命的危险,通过亲属的帮助,几经转移,保存了一部分珍贵的新四军照片和文物。其中,就有他们五人在桥上的合影。
  1980年,根据毛维青提供的照片,重修了“叶挺桥”。现在的“叶挺桥”,基本保留了1938年原桥的风貌,并在桥头新置一座汉白玉桥碑。碑的上方镌刻着“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桥正中间“叶挺桥”三个大字赫然在目,表明政府对“叶挺桥”的正式认可。石碑下面的落款有“安徽省人民政府1980年重建”等字样。
  (责编 任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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