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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当代文艺学知识空间是一个围绕话语权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场域。本质主义的知识空间表现为文艺学教材的“一体化”模式，导致了批评实践强烈的主流话语意识；反本质主义知识空间通过反经典颠覆传统知识空间，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视野下重构文艺学知识空间；建构主义反思与重绘文艺学知识“场域”、凸显“关系主义”的文艺学知识空间。文艺学知识空间的重构需要进行自身清理，凸显当代性和社会使命感，加强对自身建制、学科理念进行批判性反思，形成文艺学知识空间的多元化和谐关系。
关键词：文艺学；知识空间；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8)06—0055—07
文艺学知识空间的建构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持久的学术热点，不仅因为它是关乎文艺学存在形态的根本问题，而且是决定文艺学在未来学科发展如何实践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对于文艺学知识建构形态的理论判断，还是对于文艺学知识建构的现实操作，学术界至今都没有一个令多数人信服的判断标准和基本判断，更为严重的是，行之有效的知识建构实践的缺乏使得文艺学知识建构的未来成为一个未知数，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文艺学研究的难解课题。理论形态方面，本质主义的知识建构模式仍然占据主流地位，并以新的方式存在；批评实践方面，中国化的西方文化批评、现代转换的中国古典文论、脱胎换骨的马列文论等形态各异的批评模式以“反叛”和“创新”的姿态争相亮相，成为文艺学知识建构中新的构成要素和途径选择。因此，评判和梳理当前文艺学知识建构的理论形态和批评实践理应成为文艺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的明确和解决也应该是文艺学未来发展的前提。
一、本质主义的“一体化”冲动与主流话语空间
从本质上说，文艺学知识建构的过程是一个话语权的建构过程。分析和评价文艺学知识建构的理论形态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不仅是因为文艺学知识空间本身的复杂性，更是关系到各派知识建构者话语权的分配问题。因此，有人坚持捍卫文艺学的边界与疆域，保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顶礼膜拜，对当下的文艺学知识形态持乐观态度；有人却认为中国文艺学知识空间具有明显的跨时空拼凑性，绝大多数文艺学教材几乎就是由这些只言片语组成的大拼盘；还有人主张在反思批评一种文学的本质性规定之后，应该建构一种新的能够解说文学新现象的文学假说；等等。如此针锋相对、自成体系的理论主张还有很多，“一方面我们似乎有一套完整的文艺学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感此一体系内部的混乱”。这种看似“百家争鸣”的理论建构并没有在根本上推动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创新和发展，更多显示的却是话语的浮躁和焦虑。
文艺学中的本质主义认为文艺学中存在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永恒的本质(如文学性、人文关怀等)，内在设置了一种本质／现象的二元对立，热衷于无叙事、宏大叙事等理论与话语建构。本质主义的文艺学知识建构把先定本质作为认知的最终目标，并由此把各种相关知识设置在统一、完整的体系中，使之在学科化的道路上完成“一体化”的工程。正是这种一体化的冲动和理想，曾经使文艺学摆脱了政治工具论的束缚，甚至获得了“自主性”为核心的合法性。但是，一体化冲动的泛滥又使得文艺学知识建构不可避免地陷入本质主义的牢笼。
本质主义的知识建构直接决定了文艺学教材的“一体化”模式。第一，20世纪50年代受苏联教材影响较大的自编文艺学教材以阶级论、文学社会学为理论基础，以霍松林编著的《文艺学概论》(1957)、李树谦、李景隆编著的《文学概论》(1957)、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著的《文艺学新论》(1959)等为代表。这些教材继承了苏联文艺学教材中马列主义文艺学观念，在表述方式上激进地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把文艺学变成了政治的工具和延伸，是用社会学取代文学质的规定性。不仅这些教材大量引用革命领袖关于文艺阶级性的论述并奉为经典、权威，而且文艺学学者自觉或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对于文学的专业思考和判断。第二，20世纪60、70年代由国家统编的教材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有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3)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1978)等。这两本教材都是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在考察文学的发生发展、性质功用、创作方法、欣赏批评时，都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唯一标准，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文艺学思想体系以及对文艺学基本问题的看法，并以此作为教学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构成了教材的基本框架，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构成了教材基本理论的主要问题。从注释引用的角度，有的学者统计了蔡仪的《文学概论》的371个注释中，有189个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其中又以毛泽东和高尔基的文学思想最为突出，西方现代最少。④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艺学并没有成为一种知识，而是一种向学生灌输的意识形态。第三，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以后的教材以审美意识形态为核心观念，以童庆炳编著的《文学理论教程》(1992)为代表。经历了“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浩劫之后，文学研究自觉地与政治划清界线，积极寻找新的学术资源，编写新的文艺学教材。童庆炳编著的《文学理论教程》把文学理论区别于文艺学，并吸收了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中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围，把教材划分为文学活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与消费四大部分，标志着中国文艺学教材在学科思想资源上的巨大转向。编者综合审美意识形态论、反映论、生产论、交往论等，并进行了重新阐释，形成了文艺学新的经典思想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此前左倾思想的束缚，但同时又把文艺学放进另一个以审美意识形态为纲领的牢笼之中。第四，新世纪以后出版的教材以学术个性和创新为特色，以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2002)、王一川《文学理论》(2003)、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2004)为代表。这些教材或者把新现象纳入研究视野，或者大量采用西方文化理论研究工具，或者提出文学的新的理论规定，都不同于原来的文艺学教材，显示出新的知识建构模式。但是，这些知识建构或者走向本质主义的反面，或者只是本质主义的补充而存在，都没有摆脱一体化的思维方式。
本质主义知识空间的建构还导致了文学批评中主流话语意识。在现实的批评实践中，本质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对于主流话语权的迷恋和崇拜、对于文艺学知识空间中主义问题的敏感，并且其表现方式也更加直接和尖锐。
1．坚守本质主义哲学基础 本质主义文艺学主张文学理论的最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是哲学问题，是以哲学的方式对文学本质的追问。在诸多关于文艺学哲学基础的研究中，一般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综合各种文学因素、理论因素形成新的理论形态，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因此，当代文学理论体系必须建立在 马克思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才能形成一个不同层次，不同理论观点相互协调，主旋律与多样化相补充的理论格局，才能真正建成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只看几个高昂的口号式的“面向”就会发现，即使这不是照搬当下的政治口号，其本质主义思维也是一脉相承的。有的学者指出应立足于文学活动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实际，以哲学方法论为指导，对文论史上有影响的知识(话语)系统作历史性的考察，构建“问题”框架。
2．论证文艺学的科学性 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理论”，是研究“感性”、“审美”的“理性”；文艺学成为一门学科，也有严格的限定和范围，具有一定的理性因素。在本质主义文艺学看来，文艺学必须具有科学性，单纯的“感悟”、“感受”无法从根本上建构文艺学知识。有的学者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科学性的诉求应是文学理论规范化和求知程序严格化的一种条件，是使文学观念能够大大影响和推动文学理论研究深化的一种方向，理应把求得知识、方法与规律作为其目标，科学性应成为文学理论学科存在形式内在范式的原因。
3．重建文艺学的经典性 经典是一种文化的特殊类型，是由无数这类文化的经典文本构成的，文艺学之所以走向经典化，也是因为经典的特殊意义。经典不仅代表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规范，而且是模铸人的思想、制约人的行为的文化力量。论者正是看重经典的这一特性和力量，希望以此来巩固文艺学的学科地位。有的学者在论证了文学的文化研究必将退潮的基础上，认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作重构文艺学的经典化体系的整合、主导元，因为其具有较强的历史前瞻性、更广阔的理论视野、既辩证又具整体化的思维方式和作为开放性思想体系的价值指向性，必然成为经典化文艺学重建的学理基础并为之提供科学的方法论。
4．走向文化诗学 为了应对文艺学面临的危机，以童庆炳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文化诗学为文艺学的发展开辟道路。文化诗学追求文学艺术的意义与价值，是对于文学艺术的现实的反思，追求在方法论上的革新和开放。与之前童庆炳在影响巨大的《文学理论》教材中提出的一样，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还应是在文学的作家、作品这方面，但是加上了“以文化视点研究文学艺术”这一条，并概括出一种文化精神，诗性精神。
本质主义者的知识空间建构方式远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但是其思维方式和本质内涵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主流话语权的取得和巩固。但是，文艺学知识空间建构中的批评实践却没有完全按照本质主义者的路线进行，出现了与之不同、甚至相反的反经典、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批评话语。
二、反经典化与日常生活的知识空间
反经典的文学作品和相关的文学批评早已有之，但直到西方文化理论传人中国后才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如果说之前文艺学关于种种本质问题的争论只是局限于文艺学内部的话，那么之后对于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反思完全超出了文艺学学科本身。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美国学者伊曼纽·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的反学科(discipline)知识话语为反思文艺学知识空间提供了理论武库，尽管这种反思仍然没有消除“移植”的痕迹，但是却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提供了契机。经典知识在文艺学知识空间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建构具有特殊意义。本质主义的经典被认为是承载人类普遍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典籍，具有“超时空性”和“永恒性”，经典作品要有长久甚至永恒的生命力，经得起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和阐释，经典的普遍性在于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而反本质主义文艺学认为，经典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或机构出于自身的特定目的而建构的，文化权力或政治权力在经典的确立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反本质主义文艺学对于经典不再顶礼膜拜，转而研究形成经典的权力机制及其与政治文化、民族文化的关系。
1．反思和解构经典化知识空间 经典为了确立自己权威地位，遮蔽了本真的文学形态，经典化的知识空间的不完整性扭曲了历史的真实性。本真的文学形态应该是鲜活、广阔复杂的文化史、社会史，而在数量上占绝对少数的经典却扮演整个文学史的代言人或者精华，“当文学史被浓缩为几个经典时，文学的真实历史也就被扭曲了”。经典的形成和修订都是建立在特定的世界观、哲学观、社会实践等之上的，而这与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等密切相关，因此每一个经典都是在一定的标准和范围内形成并变异的。对于经典的重新审定也是今天文艺学的不二选择。
2．倡导和重建非经典化知识空间 非经典化知识不仅可能在“经典化一去经典化一再经典化”的新的知识空间重建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应该在新的语境下获得新的生命力。原有的、先在的判断对于非经典化理论来说不再具有法则性意义，而是要反过来对文学研究中种种“前提”和“理所应当”的结论进行批判性反思。因此，非经典性知识空间的合法化应该成为打破经典文艺学知识空间的路途之一。
3．揭示经典化知识空间的生产机制 经典化文艺学知识空间的形成场所及其内在机制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大学所扮演的角色收到重视，甚至被成为经典的“生产机器”。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它在运作中需要树立和塑造经典，需要进一步确立其作为知识的制造者与传播者的权威地位；一旦经典在大学中生产并广泛传播，大学在获得阐释权力的同时也会不自觉地维护自己既得利益。除非新的权力、利益关系发生转变，否则经典知识空间的转变将很难进行。
其中，日常生活知识空间的拓展及其进入文艺学研究视野值得重视。这是由于文化研究，尤其是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将日常生活及其美学意义变成文艺学研究的热点。“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中国文学研究者借助西方文化理论对中国社会文化所进行的又一次理论盛宴，既是对本质主义的反叛，又充满了对重构文艺学知识空间的理论冲动。西方文化理论的“审美化”研究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过程，以致于当代社会的形式越来越像一件艺术品。审美化的另一倡导者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维什尔(Wolfgang Welsch)把审美化看作是一个深刻的，经过媒介而发生的，体现于生产过程与现实建构过程的巨大社会——文化变迁。这一理论在当代中国被无限放大，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如广告、流行歌曲”等等；现代社会影像生产能力急剧膨胀，导致“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社会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总之，文学艺术与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了。虽然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批评从来没有停止，但是它毕竟拓展了文艺学知识范畴，为重构文艺学知识空间提供了思路。
第一，日常生活作为文艺学知识空间的生成语境，具有本体意义。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实依据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全球化日益明显的特殊语境，社会、文化的转型向以文学为主的文艺学知识空间 提出挑战。因此，论者急切地要求将转型时期出现新的文化、文学现象纳入文艺学研究范畴，尤其重视媒介革命对文学的冲击，不再固守本质、边界等传统文艺学原则。这一转变解除了本质主义原则对于文艺学研究的种种束缚，时装、流行歌曲、广告、街心花园、购物广场等新鲜、陌生的面孔出现在文艺学研究中，改善了长期以来备受诟病的与现实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第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拓展了文艺学知识空间，但同时也加剧了文艺学的合法性危机。出于对日常生活的敏感，文艺学的现实危机早就被人们关注，发现文艺学的“主导范式”、“囿于经典文学、坚守艺术自律立场已经严重阻碍文艺学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学／审美活动”，造成了文艺学知识空间的现实危机。有人主张打破文艺学边界，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呼吁“当代文艺学不必固守原有的精英主义范围，而应该关注日常生活中新的审美现象”。精英主义确实存在于文艺学知识空间之中，雅与俗、古典与现代、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使得繁荣但通俗的文学难以进入文艺学知识空间的围城，而这一反思直接指向的是文艺学知识空间的合法性。
第三，日常生活视野下文艺学知识空间的跨学科性成为常态。日常生活审美化带来的不仅是全新的对象和宽泛的视角，更是引入了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文艺学知识空间具备了深刻的跨学科性、甚至反学科性。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中很少采用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而是从不同理论和学科出发多侧面、多层次地把握对象，对于传统的文艺学知识空间无疑是一种突破和补充。原来不被关注的权力、种族、性别等成为文艺学知识空间的新增长点，大众文化研究、性别诗学等新的知识形态使得建构多元化的文艺学知识空间成为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反本质主义并不是对于本质主义的简单反抗，它坚持认为那种为科学划界、寻找普遍的不变的本质是无效的——在科学的发展中，不存在任何永恒的方法论、理论或经验。反本质主义的文艺学否认文学本质的存在，文艺学的知识空间在不同的知识类型的平台之上，而不是某一种知识之上，反对知识空间的学科化、抽象化。除了反思经典、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之外，还有围绕“新世纪”文学、“文学性”、文艺学边界之争等观念的争论，都关乎文艺学知识空间的此消彼长。
三、文艺学知识空间的多元化及其范式转换
文艺学知识空间的建构者们出于各自的立场，往往不承认自己完全属于本质主义阵营或者反本质主义阵营，他们更多的是说自己在建构文艺学知识空间，是一种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西方文化理论概念，而是类似于中国的中庸主义，它一方面继承了本质主义的稳重、体系化的知识积累，不会招来本质主义的强烈责难；另一方面又不拒绝用新的视角和方法进行新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与反本质主义有天然的联系。
建构主义借鉴西方文化场域理论，认为应该反思和重绘文艺学空间“场域”。“反思性”和“场域”都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反思社会学中的概念，近来被学术界反复引用而成为建构主义文艺学的标志性话语。反思性对文艺学的意义有三：一是分析自身，对文艺学进行自我清理；二是对一种有关社会的科学之所以可能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思，即文艺学之所以可能的反思；三是把文艺学知识生产始终看作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不是单纯的理论活动和认知活动。
场域理论对中国当代文论界来说并不陌生，它对文艺学的意义有四：一是注重文艺学与其他场域的联系，是一种关系性思维；二是文艺学的场域的范围、界限等可以根据需要而自由改变；三是文艺学场域也有相对稳定性；四是文艺学场域是一个争夺权力或资本的所在。因此，建构主义文艺学知识空间把分析的矛头指向自身，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进行自身清理，反思文艺学之所以可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和内在的合法性。
关系主义是另一种建构主义，主张把文艺学知识建构于关系之中，文学研究必须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而特定的历史关系表明文艺学知识空间的历史纬度。文学性质、典型性格、文学经典等都需要置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予以多重解释，而不是力图将结论还原到某种单一的“本质”。而文学研究者也是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中立的、超然的客观观察点，文学研究的稳定性并不是因为某种固定的“本质”，而是这种学科已有的种种相对关系并未实效。关系主义是本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巧妙调和，静止的文艺学知识空间离不开本质主义，动态的文艺学知识生产又需要相对主义的调和。
文艺学知识生产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有些人倾向于维护现有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生产格局，有些人则倾向于颠覆这个系统和格局，也有些人则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即既有维护也有颠覆”，这三种人在某种程度上指涉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形成三种不同的文艺学知识空间。以文化研究为例，在经历了“作为批评”、“作为学科”、“作为课程”的角色转换之后，开始了自己的知识空间建构，必将对文艺学的知识空间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以上对于文艺学知识空间中三种理论建构和当代批评实践的考察，可以认为文艺学的知识空间处于一种潜在的转型，至少有三种认识应该付诸行动。
1．文艺学知识空间需要对自身建制、学科理念进行批判性反思 文艺学知识空间与学科理念、自身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已经被绑定在学科基地、学位管理、科研考核等体制化轨道内。体制化倾向暗合的是高校管理体制和知识领域的权力斗争关系，遮蔽的是知识分子关注社会文化现实的热情和精力，需要运用文化研究的反学科等思想进行批判性反思，吸收场域等理论分析文艺学知识空间中的权力机制和建构关系，建立文艺学知识空间的内部与外部和谐关系。
2．文艺学知识空间建构中多元思维方式应该形成一种和谐关系 文艺学知识空间中存在的多元思维方式这一既成事实不应成为阻碍文艺学知识空间拓展的障碍，而应该形成一种积极的合力。任何一种思维方式不能压制和妄图取代其他思维方式的存在而一统天下，学术界的意气之争既无益于和谐关系的建立，也无益于自身的发展。
3．文艺学知识空间需要进行自身清理，规范秩序。凸显当代性和社会使命感 自从文化研究等新的研究范式介入文学研究以来，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的自觉使得文艺学重新焕发了对社会的热情和活力，但是还缺乏应有的影响力和社会干预功能。文艺学知识空间完全有可能在学术内外与其他社会文化知识空间建立动态联系，在广阔的社会视野中重新反思知识分子的价值和社会责任。
(责任编辑：陈晓东)
关键词：文艺学；知识空间；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8)06—0055—07
文艺学知识空间的建构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持久的学术热点，不仅因为它是关乎文艺学存在形态的根本问题，而且是决定文艺学在未来学科发展如何实践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对于文艺学知识建构形态的理论判断，还是对于文艺学知识建构的现实操作，学术界至今都没有一个令多数人信服的判断标准和基本判断，更为严重的是，行之有效的知识建构实践的缺乏使得文艺学知识建构的未来成为一个未知数，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文艺学研究的难解课题。理论形态方面，本质主义的知识建构模式仍然占据主流地位，并以新的方式存在；批评实践方面，中国化的西方文化批评、现代转换的中国古典文论、脱胎换骨的马列文论等形态各异的批评模式以“反叛”和“创新”的姿态争相亮相，成为文艺学知识建构中新的构成要素和途径选择。因此，评判和梳理当前文艺学知识建构的理论形态和批评实践理应成为文艺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的明确和解决也应该是文艺学未来发展的前提。
一、本质主义的“一体化”冲动与主流话语空间
从本质上说，文艺学知识建构的过程是一个话语权的建构过程。分析和评价文艺学知识建构的理论形态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不仅是因为文艺学知识空间本身的复杂性，更是关系到各派知识建构者话语权的分配问题。因此，有人坚持捍卫文艺学的边界与疆域，保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顶礼膜拜，对当下的文艺学知识形态持乐观态度；有人却认为中国文艺学知识空间具有明显的跨时空拼凑性，绝大多数文艺学教材几乎就是由这些只言片语组成的大拼盘；还有人主张在反思批评一种文学的本质性规定之后，应该建构一种新的能够解说文学新现象的文学假说；等等。如此针锋相对、自成体系的理论主张还有很多，“一方面我们似乎有一套完整的文艺学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感此一体系内部的混乱”。这种看似“百家争鸣”的理论建构并没有在根本上推动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创新和发展，更多显示的却是话语的浮躁和焦虑。
文艺学中的本质主义认为文艺学中存在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永恒的本质(如文学性、人文关怀等)，内在设置了一种本质／现象的二元对立，热衷于无叙事、宏大叙事等理论与话语建构。本质主义的文艺学知识建构把先定本质作为认知的最终目标，并由此把各种相关知识设置在统一、完整的体系中，使之在学科化的道路上完成“一体化”的工程。正是这种一体化的冲动和理想，曾经使文艺学摆脱了政治工具论的束缚，甚至获得了“自主性”为核心的合法性。但是，一体化冲动的泛滥又使得文艺学知识建构不可避免地陷入本质主义的牢笼。
本质主义的知识建构直接决定了文艺学教材的“一体化”模式。第一，20世纪50年代受苏联教材影响较大的自编文艺学教材以阶级论、文学社会学为理论基础，以霍松林编著的《文艺学概论》(1957)、李树谦、李景隆编著的《文学概论》(1957)、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著的《文艺学新论》(1959)等为代表。这些教材继承了苏联文艺学教材中马列主义文艺学观念，在表述方式上激进地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把文艺学变成了政治的工具和延伸，是用社会学取代文学质的规定性。不仅这些教材大量引用革命领袖关于文艺阶级性的论述并奉为经典、权威，而且文艺学学者自觉或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对于文学的专业思考和判断。第二，20世纪60、70年代由国家统编的教材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有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3)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1978)等。这两本教材都是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在考察文学的发生发展、性质功用、创作方法、欣赏批评时，都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唯一标准，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文艺学思想体系以及对文艺学基本问题的看法，并以此作为教学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构成了教材的基本框架，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构成了教材基本理论的主要问题。从注释引用的角度，有的学者统计了蔡仪的《文学概论》的371个注释中，有189个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其中又以毛泽东和高尔基的文学思想最为突出，西方现代最少。④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艺学并没有成为一种知识，而是一种向学生灌输的意识形态。第三，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以后的教材以审美意识形态为核心观念，以童庆炳编著的《文学理论教程》(1992)为代表。经历了“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浩劫之后，文学研究自觉地与政治划清界线，积极寻找新的学术资源，编写新的文艺学教材。童庆炳编著的《文学理论教程》把文学理论区别于文艺学，并吸收了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中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围，把教材划分为文学活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与消费四大部分，标志着中国文艺学教材在学科思想资源上的巨大转向。编者综合审美意识形态论、反映论、生产论、交往论等，并进行了重新阐释，形成了文艺学新的经典思想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此前左倾思想的束缚，但同时又把文艺学放进另一个以审美意识形态为纲领的牢笼之中。第四，新世纪以后出版的教材以学术个性和创新为特色，以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2002)、王一川《文学理论》(2003)、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2004)为代表。这些教材或者把新现象纳入研究视野，或者大量采用西方文化理论研究工具，或者提出文学的新的理论规定，都不同于原来的文艺学教材，显示出新的知识建构模式。但是，这些知识建构或者走向本质主义的反面，或者只是本质主义的补充而存在，都没有摆脱一体化的思维方式。
本质主义知识空间的建构还导致了文学批评中主流话语意识。在现实的批评实践中，本质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对于主流话语权的迷恋和崇拜、对于文艺学知识空间中主义问题的敏感，并且其表现方式也更加直接和尖锐。
1．坚守本质主义哲学基础 本质主义文艺学主张文学理论的最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是哲学问题，是以哲学的方式对文学本质的追问。在诸多关于文艺学哲学基础的研究中，一般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综合各种文学因素、理论因素形成新的理论形态，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因此，当代文学理论体系必须建立在 马克思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才能形成一个不同层次，不同理论观点相互协调，主旋律与多样化相补充的理论格局，才能真正建成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只看几个高昂的口号式的“面向”就会发现，即使这不是照搬当下的政治口号，其本质主义思维也是一脉相承的。有的学者指出应立足于文学活动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实际，以哲学方法论为指导，对文论史上有影响的知识(话语)系统作历史性的考察，构建“问题”框架。
2．论证文艺学的科学性 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理论”，是研究“感性”、“审美”的“理性”；文艺学成为一门学科，也有严格的限定和范围，具有一定的理性因素。在本质主义文艺学看来，文艺学必须具有科学性，单纯的“感悟”、“感受”无法从根本上建构文艺学知识。有的学者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科学性的诉求应是文学理论规范化和求知程序严格化的一种条件，是使文学观念能够大大影响和推动文学理论研究深化的一种方向，理应把求得知识、方法与规律作为其目标，科学性应成为文学理论学科存在形式内在范式的原因。
3．重建文艺学的经典性 经典是一种文化的特殊类型，是由无数这类文化的经典文本构成的，文艺学之所以走向经典化，也是因为经典的特殊意义。经典不仅代表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规范，而且是模铸人的思想、制约人的行为的文化力量。论者正是看重经典的这一特性和力量，希望以此来巩固文艺学的学科地位。有的学者在论证了文学的文化研究必将退潮的基础上，认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作重构文艺学的经典化体系的整合、主导元，因为其具有较强的历史前瞻性、更广阔的理论视野、既辩证又具整体化的思维方式和作为开放性思想体系的价值指向性，必然成为经典化文艺学重建的学理基础并为之提供科学的方法论。
4．走向文化诗学 为了应对文艺学面临的危机，以童庆炳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文化诗学为文艺学的发展开辟道路。文化诗学追求文学艺术的意义与价值，是对于文学艺术的现实的反思，追求在方法论上的革新和开放。与之前童庆炳在影响巨大的《文学理论》教材中提出的一样，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还应是在文学的作家、作品这方面，但是加上了“以文化视点研究文学艺术”这一条，并概括出一种文化精神，诗性精神。
本质主义者的知识空间建构方式远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但是其思维方式和本质内涵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主流话语权的取得和巩固。但是，文艺学知识空间建构中的批评实践却没有完全按照本质主义者的路线进行，出现了与之不同、甚至相反的反经典、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批评话语。
二、反经典化与日常生活的知识空间
反经典的文学作品和相关的文学批评早已有之，但直到西方文化理论传人中国后才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如果说之前文艺学关于种种本质问题的争论只是局限于文艺学内部的话，那么之后对于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反思完全超出了文艺学学科本身。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美国学者伊曼纽·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的反学科(discipline)知识话语为反思文艺学知识空间提供了理论武库，尽管这种反思仍然没有消除“移植”的痕迹，但是却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提供了契机。经典知识在文艺学知识空间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建构具有特殊意义。本质主义的经典被认为是承载人类普遍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典籍，具有“超时空性”和“永恒性”，经典作品要有长久甚至永恒的生命力，经得起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和阐释，经典的普遍性在于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而反本质主义文艺学认为，经典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或机构出于自身的特定目的而建构的，文化权力或政治权力在经典的确立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反本质主义文艺学对于经典不再顶礼膜拜，转而研究形成经典的权力机制及其与政治文化、民族文化的关系。
1．反思和解构经典化知识空间 经典为了确立自己权威地位，遮蔽了本真的文学形态，经典化的知识空间的不完整性扭曲了历史的真实性。本真的文学形态应该是鲜活、广阔复杂的文化史、社会史，而在数量上占绝对少数的经典却扮演整个文学史的代言人或者精华，“当文学史被浓缩为几个经典时，文学的真实历史也就被扭曲了”。经典的形成和修订都是建立在特定的世界观、哲学观、社会实践等之上的，而这与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等密切相关，因此每一个经典都是在一定的标准和范围内形成并变异的。对于经典的重新审定也是今天文艺学的不二选择。
2．倡导和重建非经典化知识空间 非经典化知识不仅可能在“经典化一去经典化一再经典化”的新的知识空间重建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应该在新的语境下获得新的生命力。原有的、先在的判断对于非经典化理论来说不再具有法则性意义，而是要反过来对文学研究中种种“前提”和“理所应当”的结论进行批判性反思。因此，非经典性知识空间的合法化应该成为打破经典文艺学知识空间的路途之一。
3．揭示经典化知识空间的生产机制 经典化文艺学知识空间的形成场所及其内在机制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大学所扮演的角色收到重视，甚至被成为经典的“生产机器”。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它在运作中需要树立和塑造经典，需要进一步确立其作为知识的制造者与传播者的权威地位；一旦经典在大学中生产并广泛传播，大学在获得阐释权力的同时也会不自觉地维护自己既得利益。除非新的权力、利益关系发生转变，否则经典知识空间的转变将很难进行。
其中，日常生活知识空间的拓展及其进入文艺学研究视野值得重视。这是由于文化研究，尤其是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将日常生活及其美学意义变成文艺学研究的热点。“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中国文学研究者借助西方文化理论对中国社会文化所进行的又一次理论盛宴，既是对本质主义的反叛，又充满了对重构文艺学知识空间的理论冲动。西方文化理论的“审美化”研究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过程，以致于当代社会的形式越来越像一件艺术品。审美化的另一倡导者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维什尔(Wolfgang Welsch)把审美化看作是一个深刻的，经过媒介而发生的，体现于生产过程与现实建构过程的巨大社会——文化变迁。这一理论在当代中国被无限放大，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如广告、流行歌曲”等等；现代社会影像生产能力急剧膨胀，导致“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社会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总之，文学艺术与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了。虽然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批评从来没有停止，但是它毕竟拓展了文艺学知识范畴，为重构文艺学知识空间提供了思路。
第一，日常生活作为文艺学知识空间的生成语境，具有本体意义。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实依据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全球化日益明显的特殊语境，社会、文化的转型向以文学为主的文艺学知识空间 提出挑战。因此，论者急切地要求将转型时期出现新的文化、文学现象纳入文艺学研究范畴，尤其重视媒介革命对文学的冲击，不再固守本质、边界等传统文艺学原则。这一转变解除了本质主义原则对于文艺学研究的种种束缚，时装、流行歌曲、广告、街心花园、购物广场等新鲜、陌生的面孔出现在文艺学研究中，改善了长期以来备受诟病的与现实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第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拓展了文艺学知识空间，但同时也加剧了文艺学的合法性危机。出于对日常生活的敏感，文艺学的现实危机早就被人们关注，发现文艺学的“主导范式”、“囿于经典文学、坚守艺术自律立场已经严重阻碍文艺学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学／审美活动”，造成了文艺学知识空间的现实危机。有人主张打破文艺学边界，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呼吁“当代文艺学不必固守原有的精英主义范围，而应该关注日常生活中新的审美现象”。精英主义确实存在于文艺学知识空间之中，雅与俗、古典与现代、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使得繁荣但通俗的文学难以进入文艺学知识空间的围城，而这一反思直接指向的是文艺学知识空间的合法性。
第三，日常生活视野下文艺学知识空间的跨学科性成为常态。日常生活审美化带来的不仅是全新的对象和宽泛的视角，更是引入了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文艺学知识空间具备了深刻的跨学科性、甚至反学科性。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中很少采用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而是从不同理论和学科出发多侧面、多层次地把握对象，对于传统的文艺学知识空间无疑是一种突破和补充。原来不被关注的权力、种族、性别等成为文艺学知识空间的新增长点，大众文化研究、性别诗学等新的知识形态使得建构多元化的文艺学知识空间成为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反本质主义并不是对于本质主义的简单反抗，它坚持认为那种为科学划界、寻找普遍的不变的本质是无效的——在科学的发展中，不存在任何永恒的方法论、理论或经验。反本质主义的文艺学否认文学本质的存在，文艺学的知识空间在不同的知识类型的平台之上，而不是某一种知识之上，反对知识空间的学科化、抽象化。除了反思经典、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之外，还有围绕“新世纪”文学、“文学性”、文艺学边界之争等观念的争论，都关乎文艺学知识空间的此消彼长。
三、文艺学知识空间的多元化及其范式转换
文艺学知识空间的建构者们出于各自的立场，往往不承认自己完全属于本质主义阵营或者反本质主义阵营，他们更多的是说自己在建构文艺学知识空间，是一种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西方文化理论概念，而是类似于中国的中庸主义，它一方面继承了本质主义的稳重、体系化的知识积累，不会招来本质主义的强烈责难；另一方面又不拒绝用新的视角和方法进行新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与反本质主义有天然的联系。
建构主义借鉴西方文化场域理论，认为应该反思和重绘文艺学空间“场域”。“反思性”和“场域”都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反思社会学中的概念，近来被学术界反复引用而成为建构主义文艺学的标志性话语。反思性对文艺学的意义有三：一是分析自身，对文艺学进行自我清理；二是对一种有关社会的科学之所以可能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思，即文艺学之所以可能的反思；三是把文艺学知识生产始终看作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不是单纯的理论活动和认知活动。
场域理论对中国当代文论界来说并不陌生，它对文艺学的意义有四：一是注重文艺学与其他场域的联系，是一种关系性思维；二是文艺学的场域的范围、界限等可以根据需要而自由改变；三是文艺学场域也有相对稳定性；四是文艺学场域是一个争夺权力或资本的所在。因此，建构主义文艺学知识空间把分析的矛头指向自身，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进行自身清理，反思文艺学之所以可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和内在的合法性。
关系主义是另一种建构主义，主张把文艺学知识建构于关系之中，文学研究必须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而特定的历史关系表明文艺学知识空间的历史纬度。文学性质、典型性格、文学经典等都需要置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予以多重解释，而不是力图将结论还原到某种单一的“本质”。而文学研究者也是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中立的、超然的客观观察点，文学研究的稳定性并不是因为某种固定的“本质”，而是这种学科已有的种种相对关系并未实效。关系主义是本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巧妙调和，静止的文艺学知识空间离不开本质主义，动态的文艺学知识生产又需要相对主义的调和。
文艺学知识生产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有些人倾向于维护现有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生产格局，有些人则倾向于颠覆这个系统和格局，也有些人则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即既有维护也有颠覆”，这三种人在某种程度上指涉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形成三种不同的文艺学知识空间。以文化研究为例，在经历了“作为批评”、“作为学科”、“作为课程”的角色转换之后，开始了自己的知识空间建构，必将对文艺学的知识空间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以上对于文艺学知识空间中三种理论建构和当代批评实践的考察，可以认为文艺学的知识空间处于一种潜在的转型，至少有三种认识应该付诸行动。
1．文艺学知识空间需要对自身建制、学科理念进行批判性反思 文艺学知识空间与学科理念、自身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已经被绑定在学科基地、学位管理、科研考核等体制化轨道内。体制化倾向暗合的是高校管理体制和知识领域的权力斗争关系，遮蔽的是知识分子关注社会文化现实的热情和精力，需要运用文化研究的反学科等思想进行批判性反思，吸收场域等理论分析文艺学知识空间中的权力机制和建构关系，建立文艺学知识空间的内部与外部和谐关系。
2．文艺学知识空间建构中多元思维方式应该形成一种和谐关系 文艺学知识空间中存在的多元思维方式这一既成事实不应成为阻碍文艺学知识空间拓展的障碍，而应该形成一种积极的合力。任何一种思维方式不能压制和妄图取代其他思维方式的存在而一统天下，学术界的意气之争既无益于和谐关系的建立，也无益于自身的发展。
3．文艺学知识空间需要进行自身清理，规范秩序。凸显当代性和社会使命感 自从文化研究等新的研究范式介入文学研究以来，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的自觉使得文艺学重新焕发了对社会的热情和活力，但是还缺乏应有的影响力和社会干预功能。文艺学知识空间完全有可能在学术内外与其他社会文化知识空间建立动态联系，在广阔的社会视野中重新反思知识分子的价值和社会责任。
(责任编辑：陈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