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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以评论谢清果教授的新作《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为切入点，对华夏传播学视野下的内向传播等相关话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华夏传播学;内向传播
一、引言
华夏传播学在中国的开端与西方传播学学科建设者施拉姆和他的学生余也鲁有密切的联系。1978年，施拉姆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其间多次参加“中国传播学研讨会”，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3年，施拉姆所著《传播学概论》由其学生余也鲁译述，余为中译本作序，二人由此开启了华夏传播研究“新探”。①华夏传播研究诞生以来，以千禧之年为界经历了三代人、40余年的努力求索。21世纪以前，余也鲁、徐佳士、孙旭培、郑学檬等前辈学者首倡“华夏传播”，潜心钻研理论问题，撰稿论述、广纳贤士;进入21世纪，厦门大学黄星民教授在2002年发表的《华夏传播研究刍议》一文首先界定了华夏传播研究的内涵与意义，在吴予敏、黄星民、邵培仁等中坚力量的助推下，又涌现出一大批华夏传播研究新秀，如潘祥辉、姚锦云、谢清果、张兵娟、李红等学者，传承衣钵、深耕领域。今天的华夏传播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经验和理论成果，正在为建立“中华学派”，构建华夏传播本土化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而不懈努力。
谢清果教授现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有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等多重学科背景，任华夏传播研究会会长、福建省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访问学者，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谢教授勤奋治学，主编有《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华夏传播研究》《中华老学》三本集刊，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类课题10余项，出版著作30余部，致力于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方向。《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正是谢教授多年来的心血之汇总，在成书之前，谢教授就已先期发表《内向传播的视阈下老子的自我观探析》（2011）、《内向传播视域下的〈庄子〉“吾丧我”思想新探》（2014）、《作为儒家內向传播观念的“慎独”》（2016）、《内向传播视域中的佛教心性论》（2016）等系列研究华夏内向传播的论文，试图从内向传播理论的视角重新解析中华文化，进而探索出一条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可能路径。
在谢清果教授看来，“对于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文化而言，内向传播是华夏文明的根脉所在，也是华夏文明所以能够绵延不绝的传播学原理所在。”②在关于内向传播与整个华夏传播体系的关系方面，谢清果教授认为，“华夏内向传播是华夏传播学体系建构的基石，更是华夏传播学的特质所在。”③《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一方面沿用了米德、布鲁默等西方学者的理论范式，为中西传播学的对话建路搭桥;另一方面推陈出新，立足于儒释道中国传统哲学经典，从四书五经中寻找中华本土传播理论的源头，创新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和路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对于建构“华夏传播学三大体系”“中华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等议题具有相当大的建设和拓展意义。
纵览全书，作者在绪论中首先对比中西内向传播的根本差异，其关于“西方人用科学的路径来认识自我，东方人用人文的路径来感知自我（非理性）。前者更多是经验的，后者更多是超验的”④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只有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文化底蕴、哲学精神的本质不同，才能在中西文明观及传播观上保持冷静的思考。本书前两章以老子《道德经》作为理论文本，从中探视老子对于自我传播、自我与他者、自省式思考的价值取向和独特的操作范式，总结出“有无相生”的内向传播模式和实现路径，极具中华本土特色。第三、四、五章以《庄子》中“吾丧我”命题为核心，剖析“吾”和“我”对应的“主我”与“客我”的关系意识，并通过“丧”实现自我升华、自我净化。第六至十一章作者将探视的目光转向先秦儒家思想，着重论述“慎独观”和“仁观念”在内向传播中的思想要旨和运作机制，并创造性地提出“内圣外王”为儒家内向传播理论的核心范式。最后一章在对佛教心性论的解读中阐述内向传播的基本观念，用“明心见性”的表述同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相互观照，令读者回味无穷。
经过本书的阐述发扬，华夏传播研究中关于“内向传播”本土化的研究思路和路径基本定型、研究旨趣和目标理想基本定调，未来作者还希望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哲学、媒介史、中西传播思想对话等方面全方位开展学术探讨，以发现新线索、拓展新思路、创造新议题，为华夏传播研究领域添砖加瓦。今天的中国创造出了人类发展奇迹。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势西方国家的霸权，中国面临着国际关系复杂、话语权不强等现实问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的强大不应只表现在“硬实力”上，而应该“软硬兼备”，以华夏文明、华夏价值、华夏主张来吸引人、感染人，建立国际威望、提高国际地位。《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正是在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所作的学术努力，对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肯定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接下来，笔者将从该书的几个亮点谈谈启发和感悟。
二、经典语境与现实观照：华夏内向传播的理论建构和方法
从该书中我们能够发现，中国本身就自成一套传播系统和规则体系，中华文明也一直在绵延传承之中，从未断裂。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将中国传播主张和西方理论范式放在天平的两端，平等对话、相互观照。在谢清果教授看来，若想厘清华夏文明传播的源头和路径，首先要回归经典论著，回归古代哲人的思想语境。因而，应当通过经典熟稔华夏文明传播语境，在中西对话中观照现实传播学课题，通过二者共同推动华夏内向传播的理论建构。
（一）自知者明：华夏内向传播的起点和终点
詹石窗老师在序中指出：内向传播，或称人的内在自我对话，是中华文化内在超越的核心所在，是理解和把握中华文化的钥匙。⑤首先，华夏民族的自我传播往往是从自我认识开始的，《道德经》第三十三章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比起了解他人，古人把了解自己作为更深层次、也是更困难的追求。在古人日常的反躬自省中，了解自己是与心灵进行对话的起点，是自我传播最重要的一环，其次才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有言：名正言顺以成礼。可见内向传播的第一步即摆正自己的位置、认清自己的地位;其次，中国古代的自我互动并非“知己”“知人”并行，而是追求“先知己后知人”的行为逻辑，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里孔子教导人们不要担心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才能，而是要担心自身的修养够不够深厚，可见古人对了解自己的要求远超于了解别人。然而与西方“认识你自己”所不同的是，中国人把“成为我自己”作为内省旨趣，也就是说，仅仅“自知”远远不够，还要在自知的基础上锻造心性、与理想的自我进行对话，在思想的“推杯换盏”中塑造新的自我，最后成为自我的“知己”，进入自知者明的第二重境界。 除自知以外，经典古籍里还有“控制自知”的明确道德要求。《道德经》第七十二章指出：“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这里的圣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标杆和理想尺度，是文人士大夫效法的对象，老子主张，圣人理应了解自己而不刻意表现、爱自己而不引以为骄。日中则昃，月满则亏。老子预感到“自知和自爱”的人很容易滑向“自贵”，这有悖于崇高的道德情操，由此写下自知和自爱的原则，预防其野蛮生长。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内向传播是极其细腻、充满规则，一切又为“尚德”和“成圣”而服务的。
（二）为腹不为目：华夏内向的传播旨趣
作为“中国哲学之父”的老子具有深刻的自我意识。在他看来，众人皆追逐五音、五色、五味，导致耳聋、目盲、口爽，而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并行动自觉的“圣人”或理想中的“自我”与众人不同，需做到“为腹不为目”。范应元认为：“为腹者，守道也，为目者，逐物也。”⑥林语堂认为：“‘腹’指内在自我，‘目’指外在自我感觉世界。”圣人被要求在内省时关注自我德行操守，淡化甚至忽视外部感官刺激的世界，克制欲望，由此实现自我超越。《道德经》第二十章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有一个参照群体，即想象中的众人，圣人常把众人当作镜子反观自己，众人为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而神魂颠倒时，圣人能够独善其身，保持着纯净无瑕的自然状态，这奠定了古人在内向传播时的核心目的和精神旨趣。仝冠军认为：“老子更加重视的是人的内向传播，追求活动的‘自然’状态，反对外来力量的干涉和强制。”⑦这阐明了中国人乐于追求独立而超脱的内心世界而不为纷繁缭乱的物质世界所动。相比于西方建立的物质文明而言，中国人更善于把精神文明、道德文明作为理想底色。
（三）为道日损：华夏内向传播的方法论
中国内向传播与西式传播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方法论的不同。在西方传播学看来，无论是“主我”与“客我”理论、“镜中我”理论、自我互动论都追求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频率，主张对自己的了解与他人的互动成正比，互动越频繁、交流越深入，对自己的把控也就越准确、越客观。与之对应，中国内向传播的方法是减损社会性活动，包括传播活动，主张通过独立反思、“格物”“格己”来达到对自我的认识和超越。老子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如若求学，那就应该广有涉猎;如若求道，则应该关闭耳目、克制欲望，自然而然地由心出发，回归于心，最终达到无为的境界。“无为”是老子思想中的核心命题，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探究事物的本质规律之后的顺应而为，通过无为的为人处世方法，就能达到“无所不为”的理想境界，使一切处于掌控之中。同理，为了达成自我升华的内向传播目标，依然需要“无为而治、无为而传”。在探究华夏内向传播思想时，“损耳损目、清净自修”是华夏民族认同的核心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找寻内向传播的本质规律，顺应无为，参透自我传播的真谛，才能达成一个理想的圣人般的自我。
（四）吾我对话：华夏内向传播的根本路径
美国社会学家米德提出“主我”与“客我”理论，把人的自我区分为两个相互作用的主体，这一思想其实并非西方原创，实际上，在中国先秦典籍《道德经》和《庄子》中，就有明确把人区分为两个主体来看待，一个主体是“吾”，另一个主体是“我”。例如老子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尹世英认为：“‘我’是得道之人，是圣人，‘吾’是未得道之人，是‘道’的追求者。”⑧《道德经》文本中的“我”与“吾”用法的差异向世人开启了由“吾”成“我”的进道之阶，从自我互动的角度说，老子心目中的“我”乃是作为“吾”的自我修正指向，“吾”则是“我”之为“我”观照的对象。⑨《庄子·齐物论》更加明确地提出“吾丧我”思想，直接深刻地展示了庄子学派对内向传播问题的独特思考与表述。“我”是现实中的小我、俗我、自我，“吾”则是人本来面目的本我、大我、道我，“吾丧我”意指人通过修炼消除后天自我观念对自然本性的遮蔽，使个体心灵复归“以明”。由此而论，先秦诸子的“吾我”思想其实是“主我”与“客我”理论的东方萌芽，如果将其理论化可以概述为具有中国传播特色的“吾我对话论”，这种对话是华夏内向传播的根本路径。
三、比较视野与理论偏向：华夏内向传播的典型特质
如上文所述，华夏内向传播的理论建构必须回归于中华语境之中、伫立中华文明之中才有其生命力。在特定文明生长起来的内向传播有着特定的表现特质，接下来笔者将用西方经典理论来观照华夏内向传播，探析华夏内向传播理论的偏向，在比较的视野中归纳华夏自我互动文明的典型特质。
（一）“主我”偏向的自我互动观
虽然米德提出“主我”与“客我”理论，把内向传播看作“主我”与“客我”的双向互动过程，但他并没有讨论“主我”与“客我”中谁是主导的问题，二者对人的自我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仿佛是平均的，而实际上，它们有着程度轻重的不同。例如，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主我”的影响力远大于“客我”，即日常以主动内省和反思（“主我”）为主，而以他人对自我的评价、态度、期待（“客我”）为辅。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华夏民族的内心有一个统一的标杆和尺度——圣人，这一尺度很早就建立起来并且绵延千年刻骨铭心，因而他人的评价与期待不会成为中国人改变自我的尺度，只有圣人才是我们反躬自省、调整行为的尺度;其次，中国人还有一个特质为不善于、不乐于评价和指点他人。孔子说的“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而非“见不贤而告知他人也”。在礼制社会中，公开议论他人言行是不被认同的，遇到举止不当的人或事，中国人的基本做法是“暗示”，例如，別国使臣缴纳岁贡之时，如若行礼不到位，皇帝则会削减“还礼”或简化“迎送仪式”来暗示使臣反省自己。在这样一个缺乏主观评价和言论、谨小慎微的社会里，中国人很难在互动交往中获得他人的态度、评价与期待，也因而阻隔了“客我”的实际影响。由此看出，中国人在“主我”与“客我”的互动中，偏向于“主我”对自我的塑造。 （二）行动偏向的自我表达观
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在社会交往中，中国人内心的道德典范是谦谦君子，他们不张扬展示、不显山露水，有着丰沛深厚的内在修养，令他人与之相处时感到“如沐春风”“平易近人”，比起高调张扬，低调内敛才是中国人青睐的人格魅力，韬光养晦才是中国人擅长的处世法则，因而常常表现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喜欢用行动结果来证明自己、让人刮目相看。相对应地，西方人更善于表达、乐于表达、追求表达、“患人不知己”是他们的处世法则，这种即时的表达和能力彰显其实有益于给自己积极反馈，培养自信心;而中国人的这种回避表达和强调反躬自省的礼教容易培养出相对犹豫、敏感的性格。孔子云“三思而后行”，但海洋民族却认为“三思而失去机会”。当然，这种行动偏向的自我表达观能在结果端说服别人，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发展奇迹、疫情期间方舱医院的迅速建成等事实都胜于千言万语。在当今社会，这种行动偏向的自我表达观在人才竞争中有时会处于劣势，社会不仅需要做实事的人才也同时需要能说会道的人才，因而找到表达偏向和行动偏向的平衡点是我们可以深入思考的课题。
（三）以贤人为镜的自我修身观
在中国人的自我传播中，“见贤思齐”是修身的重要一环，其中“贤”的意涵是丰富的、多样的、发展的、无终点的，“贤人”也不会故步自封，而是不断追寻更加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境界，不断更新优化“为腹不为目”的修身体验。我们看待“贤”或“圣”虽然有相对固定的标杆和准则，但这种准则也是开放的、进化中的，因而“见贤思齐”的操作规范赋予了中国人一种“道德吸附体质”，人与人之间相互取长补短，以彼此为“鉴”，在频繁的传播互动中升华自己，不断刷新“贤”的高度。与中国“以贤人为镜”的修身观不同的是，西方人并没有主导型的道德榜样或修身传统，他们更多追求异质性和与众不同，强调发掘个人特色并把这一特色发挥到极致，由此而言，作为西方理论的“镜中我”之“镜”十分具有个性，西方人只会在五花八门的镜子中选择符合自身精神旨趣、人格特质和“三观”的“镜子”来观照、来反思，由此形成的自我也是相当与众不同的，由此形成的人格也是去同质化的。除此之外，中国人的修身观还会延展流动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之中，四者经常捆绑在一起，一个有威望的人必然被要求在处事能力、道德水准、社会贡献等方面都要达到一定水平，满足综合期待;而西方人的自我修身观是松散零碎的，总统无须有超脱众人的思想境界，他只需有能力治理国家即可。
四、结语
蒙培元指出：“在一定意義上说，中国哲学是一种心灵哲学。”⑩探析中国内向传播的机理归根结底就是探析中国人的灵魂。华夏民族渴求令自己成为“为腹不为目”的圣人，达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在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上都达到一定高度，不断通过“为道日损”和“吾我对话”来探求自我传播的真理。《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以对经典语境的再回顾和对西方理论的重新思考，系统总结了华夏内向传播的理论建构和方法，在比较视野中拓宽了华夏传播学的研究思路、阐明了内向传播的典型特质。作者将华夏经典论著与内向传播理论嫁接起来，用本土哲学探视传播学议题、建构适合中国的传播学理论。在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该书还入选了“厦门大学南强丛书”（第七辑），献礼百年校庆。在谢清果教授的辛勤耕耘和影响下，华夏传播研究逐渐走出小众视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事研究，令华夏传播研究呈现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①姚锦云：《论中国传播史研究的想象力与典范性探索——评〈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0期。
②④⑤⑨谢清果：《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96页、第3页、第2页、第13页。
③谢清果：《我与华夏传播学体系的建构（中）——以“华夏内向传播”理论提出的过程为例》，《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⑥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中华道藏》第11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511页。
⑦仝冠军：《先秦诸子传播思想研究》，北京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⑧尹志英：《〈老子〉中的“吾”“我”指代辨析》，《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
⑩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关键词】华夏传播学;内向传播
一、引言
华夏传播学在中国的开端与西方传播学学科建设者施拉姆和他的学生余也鲁有密切的联系。1978年，施拉姆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其间多次参加“中国传播学研讨会”，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3年，施拉姆所著《传播学概论》由其学生余也鲁译述，余为中译本作序，二人由此开启了华夏传播研究“新探”。①华夏传播研究诞生以来，以千禧之年为界经历了三代人、40余年的努力求索。21世纪以前，余也鲁、徐佳士、孙旭培、郑学檬等前辈学者首倡“华夏传播”，潜心钻研理论问题，撰稿论述、广纳贤士;进入21世纪，厦门大学黄星民教授在2002年发表的《华夏传播研究刍议》一文首先界定了华夏传播研究的内涵与意义，在吴予敏、黄星民、邵培仁等中坚力量的助推下，又涌现出一大批华夏传播研究新秀，如潘祥辉、姚锦云、谢清果、张兵娟、李红等学者，传承衣钵、深耕领域。今天的华夏传播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经验和理论成果，正在为建立“中华学派”，构建华夏传播本土化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而不懈努力。
谢清果教授现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有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等多重学科背景，任华夏传播研究会会长、福建省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访问学者，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谢教授勤奋治学，主编有《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华夏传播研究》《中华老学》三本集刊，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类课题10余项，出版著作30余部，致力于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方向。《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正是谢教授多年来的心血之汇总，在成书之前，谢教授就已先期发表《内向传播的视阈下老子的自我观探析》（2011）、《内向传播视域下的〈庄子〉“吾丧我”思想新探》（2014）、《作为儒家內向传播观念的“慎独”》（2016）、《内向传播视域中的佛教心性论》（2016）等系列研究华夏内向传播的论文，试图从内向传播理论的视角重新解析中华文化，进而探索出一条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可能路径。
在谢清果教授看来，“对于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文化而言，内向传播是华夏文明的根脉所在，也是华夏文明所以能够绵延不绝的传播学原理所在。”②在关于内向传播与整个华夏传播体系的关系方面，谢清果教授认为，“华夏内向传播是华夏传播学体系建构的基石，更是华夏传播学的特质所在。”③《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一方面沿用了米德、布鲁默等西方学者的理论范式，为中西传播学的对话建路搭桥;另一方面推陈出新，立足于儒释道中国传统哲学经典，从四书五经中寻找中华本土传播理论的源头，创新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和路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对于建构“华夏传播学三大体系”“中华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等议题具有相当大的建设和拓展意义。
纵览全书，作者在绪论中首先对比中西内向传播的根本差异，其关于“西方人用科学的路径来认识自我，东方人用人文的路径来感知自我（非理性）。前者更多是经验的，后者更多是超验的”④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只有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文化底蕴、哲学精神的本质不同，才能在中西文明观及传播观上保持冷静的思考。本书前两章以老子《道德经》作为理论文本，从中探视老子对于自我传播、自我与他者、自省式思考的价值取向和独特的操作范式，总结出“有无相生”的内向传播模式和实现路径，极具中华本土特色。第三、四、五章以《庄子》中“吾丧我”命题为核心，剖析“吾”和“我”对应的“主我”与“客我”的关系意识，并通过“丧”实现自我升华、自我净化。第六至十一章作者将探视的目光转向先秦儒家思想，着重论述“慎独观”和“仁观念”在内向传播中的思想要旨和运作机制，并创造性地提出“内圣外王”为儒家内向传播理论的核心范式。最后一章在对佛教心性论的解读中阐述内向传播的基本观念，用“明心见性”的表述同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相互观照，令读者回味无穷。
经过本书的阐述发扬，华夏传播研究中关于“内向传播”本土化的研究思路和路径基本定型、研究旨趣和目标理想基本定调，未来作者还希望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哲学、媒介史、中西传播思想对话等方面全方位开展学术探讨，以发现新线索、拓展新思路、创造新议题，为华夏传播研究领域添砖加瓦。今天的中国创造出了人类发展奇迹。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势西方国家的霸权，中国面临着国际关系复杂、话语权不强等现实问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的强大不应只表现在“硬实力”上，而应该“软硬兼备”，以华夏文明、华夏价值、华夏主张来吸引人、感染人，建立国际威望、提高国际地位。《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正是在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所作的学术努力，对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肯定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接下来，笔者将从该书的几个亮点谈谈启发和感悟。
二、经典语境与现实观照：华夏内向传播的理论建构和方法
从该书中我们能够发现，中国本身就自成一套传播系统和规则体系，中华文明也一直在绵延传承之中，从未断裂。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将中国传播主张和西方理论范式放在天平的两端，平等对话、相互观照。在谢清果教授看来，若想厘清华夏文明传播的源头和路径，首先要回归经典论著，回归古代哲人的思想语境。因而，应当通过经典熟稔华夏文明传播语境，在中西对话中观照现实传播学课题，通过二者共同推动华夏内向传播的理论建构。
（一）自知者明：华夏内向传播的起点和终点
詹石窗老师在序中指出：内向传播，或称人的内在自我对话，是中华文化内在超越的核心所在，是理解和把握中华文化的钥匙。⑤首先，华夏民族的自我传播往往是从自我认识开始的，《道德经》第三十三章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比起了解他人，古人把了解自己作为更深层次、也是更困难的追求。在古人日常的反躬自省中，了解自己是与心灵进行对话的起点，是自我传播最重要的一环，其次才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有言：名正言顺以成礼。可见内向传播的第一步即摆正自己的位置、认清自己的地位;其次，中国古代的自我互动并非“知己”“知人”并行，而是追求“先知己后知人”的行为逻辑，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里孔子教导人们不要担心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才能，而是要担心自身的修养够不够深厚，可见古人对了解自己的要求远超于了解别人。然而与西方“认识你自己”所不同的是，中国人把“成为我自己”作为内省旨趣，也就是说，仅仅“自知”远远不够，还要在自知的基础上锻造心性、与理想的自我进行对话，在思想的“推杯换盏”中塑造新的自我，最后成为自我的“知己”，进入自知者明的第二重境界。 除自知以外，经典古籍里还有“控制自知”的明确道德要求。《道德经》第七十二章指出：“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这里的圣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标杆和理想尺度，是文人士大夫效法的对象，老子主张，圣人理应了解自己而不刻意表现、爱自己而不引以为骄。日中则昃，月满则亏。老子预感到“自知和自爱”的人很容易滑向“自贵”，这有悖于崇高的道德情操，由此写下自知和自爱的原则，预防其野蛮生长。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内向传播是极其细腻、充满规则，一切又为“尚德”和“成圣”而服务的。
（二）为腹不为目：华夏内向的传播旨趣
作为“中国哲学之父”的老子具有深刻的自我意识。在他看来，众人皆追逐五音、五色、五味，导致耳聋、目盲、口爽，而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并行动自觉的“圣人”或理想中的“自我”与众人不同，需做到“为腹不为目”。范应元认为：“为腹者，守道也，为目者，逐物也。”⑥林语堂认为：“‘腹’指内在自我，‘目’指外在自我感觉世界。”圣人被要求在内省时关注自我德行操守，淡化甚至忽视外部感官刺激的世界，克制欲望，由此实现自我超越。《道德经》第二十章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有一个参照群体，即想象中的众人，圣人常把众人当作镜子反观自己，众人为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而神魂颠倒时，圣人能够独善其身，保持着纯净无瑕的自然状态，这奠定了古人在内向传播时的核心目的和精神旨趣。仝冠军认为：“老子更加重视的是人的内向传播，追求活动的‘自然’状态，反对外来力量的干涉和强制。”⑦这阐明了中国人乐于追求独立而超脱的内心世界而不为纷繁缭乱的物质世界所动。相比于西方建立的物质文明而言，中国人更善于把精神文明、道德文明作为理想底色。
（三）为道日损：华夏内向传播的方法论
中国内向传播与西式传播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方法论的不同。在西方传播学看来，无论是“主我”与“客我”理论、“镜中我”理论、自我互动论都追求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频率，主张对自己的了解与他人的互动成正比，互动越频繁、交流越深入，对自己的把控也就越准确、越客观。与之对应，中国内向传播的方法是减损社会性活动，包括传播活动，主张通过独立反思、“格物”“格己”来达到对自我的认识和超越。老子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如若求学，那就应该广有涉猎;如若求道，则应该关闭耳目、克制欲望，自然而然地由心出发，回归于心，最终达到无为的境界。“无为”是老子思想中的核心命题，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探究事物的本质规律之后的顺应而为，通过无为的为人处世方法，就能达到“无所不为”的理想境界，使一切处于掌控之中。同理，为了达成自我升华的内向传播目标，依然需要“无为而治、无为而传”。在探究华夏内向传播思想时，“损耳损目、清净自修”是华夏民族认同的核心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找寻内向传播的本质规律，顺应无为，参透自我传播的真谛，才能达成一个理想的圣人般的自我。
（四）吾我对话：华夏内向传播的根本路径
美国社会学家米德提出“主我”与“客我”理论，把人的自我区分为两个相互作用的主体，这一思想其实并非西方原创，实际上，在中国先秦典籍《道德经》和《庄子》中，就有明确把人区分为两个主体来看待，一个主体是“吾”，另一个主体是“我”。例如老子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尹世英认为：“‘我’是得道之人，是圣人，‘吾’是未得道之人，是‘道’的追求者。”⑧《道德经》文本中的“我”与“吾”用法的差异向世人开启了由“吾”成“我”的进道之阶，从自我互动的角度说，老子心目中的“我”乃是作为“吾”的自我修正指向，“吾”则是“我”之为“我”观照的对象。⑨《庄子·齐物论》更加明确地提出“吾丧我”思想，直接深刻地展示了庄子学派对内向传播问题的独特思考与表述。“我”是现实中的小我、俗我、自我，“吾”则是人本来面目的本我、大我、道我，“吾丧我”意指人通过修炼消除后天自我观念对自然本性的遮蔽，使个体心灵复归“以明”。由此而论，先秦诸子的“吾我”思想其实是“主我”与“客我”理论的东方萌芽，如果将其理论化可以概述为具有中国传播特色的“吾我对话论”，这种对话是华夏内向传播的根本路径。
三、比较视野与理论偏向：华夏内向传播的典型特质
如上文所述，华夏内向传播的理论建构必须回归于中华语境之中、伫立中华文明之中才有其生命力。在特定文明生长起来的内向传播有着特定的表现特质，接下来笔者将用西方经典理论来观照华夏内向传播，探析华夏内向传播理论的偏向，在比较的视野中归纳华夏自我互动文明的典型特质。
（一）“主我”偏向的自我互动观
虽然米德提出“主我”与“客我”理论，把内向传播看作“主我”与“客我”的双向互动过程，但他并没有讨论“主我”与“客我”中谁是主导的问题，二者对人的自我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仿佛是平均的，而实际上，它们有着程度轻重的不同。例如，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主我”的影响力远大于“客我”，即日常以主动内省和反思（“主我”）为主，而以他人对自我的评价、态度、期待（“客我”）为辅。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华夏民族的内心有一个统一的标杆和尺度——圣人，这一尺度很早就建立起来并且绵延千年刻骨铭心，因而他人的评价与期待不会成为中国人改变自我的尺度，只有圣人才是我们反躬自省、调整行为的尺度;其次，中国人还有一个特质为不善于、不乐于评价和指点他人。孔子说的“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而非“见不贤而告知他人也”。在礼制社会中，公开议论他人言行是不被认同的，遇到举止不当的人或事，中国人的基本做法是“暗示”，例如，別国使臣缴纳岁贡之时，如若行礼不到位，皇帝则会削减“还礼”或简化“迎送仪式”来暗示使臣反省自己。在这样一个缺乏主观评价和言论、谨小慎微的社会里，中国人很难在互动交往中获得他人的态度、评价与期待，也因而阻隔了“客我”的实际影响。由此看出，中国人在“主我”与“客我”的互动中，偏向于“主我”对自我的塑造。 （二）行动偏向的自我表达观
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在社会交往中，中国人内心的道德典范是谦谦君子，他们不张扬展示、不显山露水，有着丰沛深厚的内在修养，令他人与之相处时感到“如沐春风”“平易近人”，比起高调张扬，低调内敛才是中国人青睐的人格魅力，韬光养晦才是中国人擅长的处世法则，因而常常表现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喜欢用行动结果来证明自己、让人刮目相看。相对应地，西方人更善于表达、乐于表达、追求表达、“患人不知己”是他们的处世法则，这种即时的表达和能力彰显其实有益于给自己积极反馈，培养自信心;而中国人的这种回避表达和强调反躬自省的礼教容易培养出相对犹豫、敏感的性格。孔子云“三思而后行”，但海洋民族却认为“三思而失去机会”。当然，这种行动偏向的自我表达观能在结果端说服别人，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发展奇迹、疫情期间方舱医院的迅速建成等事实都胜于千言万语。在当今社会，这种行动偏向的自我表达观在人才竞争中有时会处于劣势，社会不仅需要做实事的人才也同时需要能说会道的人才，因而找到表达偏向和行动偏向的平衡点是我们可以深入思考的课题。
（三）以贤人为镜的自我修身观
在中国人的自我传播中，“见贤思齐”是修身的重要一环，其中“贤”的意涵是丰富的、多样的、发展的、无终点的，“贤人”也不会故步自封，而是不断追寻更加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境界，不断更新优化“为腹不为目”的修身体验。我们看待“贤”或“圣”虽然有相对固定的标杆和准则，但这种准则也是开放的、进化中的，因而“见贤思齐”的操作规范赋予了中国人一种“道德吸附体质”，人与人之间相互取长补短，以彼此为“鉴”，在频繁的传播互动中升华自己，不断刷新“贤”的高度。与中国“以贤人为镜”的修身观不同的是，西方人并没有主导型的道德榜样或修身传统，他们更多追求异质性和与众不同，强调发掘个人特色并把这一特色发挥到极致，由此而言，作为西方理论的“镜中我”之“镜”十分具有个性，西方人只会在五花八门的镜子中选择符合自身精神旨趣、人格特质和“三观”的“镜子”来观照、来反思，由此形成的自我也是相当与众不同的，由此形成的人格也是去同质化的。除此之外，中国人的修身观还会延展流动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之中，四者经常捆绑在一起，一个有威望的人必然被要求在处事能力、道德水准、社会贡献等方面都要达到一定水平，满足综合期待;而西方人的自我修身观是松散零碎的，总统无须有超脱众人的思想境界，他只需有能力治理国家即可。
四、结语
蒙培元指出：“在一定意義上说，中国哲学是一种心灵哲学。”⑩探析中国内向传播的机理归根结底就是探析中国人的灵魂。华夏民族渴求令自己成为“为腹不为目”的圣人，达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在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上都达到一定高度，不断通过“为道日损”和“吾我对话”来探求自我传播的真理。《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以对经典语境的再回顾和对西方理论的重新思考，系统总结了华夏内向传播的理论建构和方法，在比较视野中拓宽了华夏传播学的研究思路、阐明了内向传播的典型特质。作者将华夏经典论著与内向传播理论嫁接起来，用本土哲学探视传播学议题、建构适合中国的传播学理论。在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该书还入选了“厦门大学南强丛书”（第七辑），献礼百年校庆。在谢清果教授的辛勤耕耘和影响下，华夏传播研究逐渐走出小众视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事研究，令华夏传播研究呈现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①姚锦云：《论中国传播史研究的想象力与典范性探索——评〈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0期。
②④⑤⑨谢清果：《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96页、第3页、第2页、第13页。
③谢清果：《我与华夏传播学体系的建构（中）——以“华夏内向传播”理论提出的过程为例》，《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⑥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中华道藏》第11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511页。
⑦仝冠军：《先秦诸子传播思想研究》，北京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⑧尹志英：《〈老子〉中的“吾”“我”指代辨析》，《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
⑩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