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汉代国力强盛，神仙思想广泛流传，产生了独特的以君王受命之符和展示国家富强太平的祥瑞为主要代表的圣王政治神话。这两方面都对汉代文学，尤其是汉赋中的神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受命之符；祥瑞；圣王政治神话；汉赋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145-02
神话是古代先民们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逐渐累积起来的心理经验的集中体现，它在我们的集体成员中，甚至在全人类之间彼此交流、分享，在一代代的流传中构成一种种族记忆，形成集体无意识。而这种集体无意识会受到特定时代的文化氛围的影响，产生出新的神话。
汉代是一个国力强盛的时代，统治者一方面大兴土木，广建宫室，以满足其奢侈欲望；另一方面大力向外开拓，控制西南，进击匈奴，沟通西域，不但稳定和扩展了国家的边疆，解除了长期以来北部地区受到游牧民族武力侵扰的威胁，而且大量引进了外来文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热潮[1]。汉代也是一个神仙思想非常盛行的时代，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极为独特的圣王政治神话。
所谓圣王政治神话，是指人类运用超自然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在政治领域创造的神话。汉代圣王政治神话的产生，除了有先秦传承下来的神学背景外，最主要的是源于当时社会集体欲望在政治上的普遍诉求，即“在合法化的基础上尊崇君主，从而实现并维持秩序化”[2]。
汉代产生的圣王政治神话很多。君王受命之符和展示国家富强太平的祥瑞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无论是君王受命之符还是展示国家富强太平的祥瑞，都对汉代文学、尤其是汉赋中的神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受命之符对汉赋中神话的影响
所谓受命之符，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汉书·董仲舒传》）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是从布衣之中崛起，并凭借武力夺取天下，而不是因德获取天下，很难符合根植于人们意识中的圣王形象，因此士人往往会对其历史和现实中的形象，进行神话的重新塑造，以使其形象神圣化，统治权力合法化。
如高祖受命之符，在汉赋中有多处记载。杜笃《论都赋》：“天命有圣，托之大汉。大汉开基，高祖有勋，斩白蛇，屯黑云，聚五星于东井，提干将而呵暴秦。”班固《西都赋》：“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之也，仰寤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张衡《西京赋》：“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纬相汁，以旅于东井。”《东京赋》：“高祖膺箓受图，顺天行诛，杖朱旗而建大号。”“五纬相汁，以旅于东井”是高祖的受命符之一。《汉书·天文志》记载：“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谓张耳曰：‘东井秦地，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班固所说的“东井之精”与此相同。“斩白蛇”、“朱旗”蕴含着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斩白蛇”、“屯黑云”、“聚五星于东井”都是天命的呈现，既是刘邦受命的象征符号，也是他受命而王的政治神话。
光武帝中兴汉室，也是承天应命。杜笃《论都赋》：“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于皇上，获功于灵祇。”傅毅《洛都赋》：“惟汉元之运会，世祖受命而弥乱，体神武之圣资，握天人之契赞。”崔骃《反都赋》：“建武龙兴，奋旅西驱。收翡翠之驾，据天下之图。上帝受命，将昭其烈。”班固《东都赋》：“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赋中所谓“荷天人之符”、“握天人之契赞”、“据天下之图”、“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都是同义重复论述刘秀中兴汉室是上天授命，其取得天下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神圣性。
帝王受命之符往往与纬学联系甚密。纬学是糅合两汉方士阴阳灾异的图谶诡术，如“鸟鸣似语，虫叶成字”之类的诡秘手段，以达到阴谋篡夺、攫取权位、利益的目的。高祖的“斩白蛇”就属于此类。如扬雄《羽猎赋》以星纬“欃枪为闉，明月为候，萤惑司命，天弧发射”铺展天子游猎。班固《东都赋》中的《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都和天子受命之覆有直接的联系。
二、祥瑞对汉赋中神话的影响
祥瑞是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吉祥征兆，其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天命、圣德、王权以及征兆等四个层面。祥瑞的本质是征兆，是天降灵物，是“天神”对君王统治权利合法化的天意证明与天意嘉奖，其基本功能是美化王权、粉饰政治[3]。
祥瑞是一种象征资源，它来自于天命或神意，表示人间的政治获得了上天的赞许，因而歌颂祥瑞也就是歌颂人间的太平政治。在汉赋里大多呈现于京都、苑囿等大赋中。赋作家们极尽笔墨进行铺陈京都建筑的壮美或天子出游的盛大时，常常会涉及具体的地理与环境。如山水、草木、鸟兽等，各种祥瑞大多在这里涌现，主要有奇鸟异兽、甘露醴泉和嘉木灵草[4]。
如东方朔《非有先生论》：“凤凰来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扬雄《羽猎赋》：“故甘露临其庭，醴泉流其堂，凤凰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刘歆《甘泉宫赋》：“翡翠孔翠，飞而翱翔，凤凰止而集栖。甘醴涌于中庭兮，激清流之濔濔。黄龙游而婉蟺兮，神龟沉于玉泥。”张衡《东京赋》：“总集瑞命，备致嘉祥。圉林氏之驺虞，扰泽马与腾黄。鸣女床之鸾鸟，舞丹穴之凤凰。植华平于百圃，丰朱草于中唐。”这些赋中出现的众多符瑞，是“在天人感应过程中作为传达天意的信号而存在，是对人美德懿行的肯定。各种符瑞都是勾连天人的媒介，同时每一种符瑞又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是文学作品中有独立意义的符号，并逐渐沉积为稳定的意象”[5]。
汉赋“一方面秉承雅颂传统，以歌功颂德为己任，文本里充满了颂美之声。另一方面，它运用象征资源，建构政治神话和乌托邦，从而神化帝王”[6]。赋家歌颂当朝帝王的功业的时候，常常以三皇五帝作比拟。如，“德隆于三皇，功羡于五帝”（司马相如《上林赋》）；“同符三皇，禄功五帝”（扬雄《甘泉赋》）等等。赋家以三皇五帝的功业作为检验当朝君王功绩的标准，正如社会学家希尔斯所说：“一个遥远的历史时代能够成为人们憧憬和崇敬的对象，并能够示范和评断当前将会流行的行为范式、艺术范式和信仰范式。相信人类曾经生活于一个‘黄金时代’，比人们现在的生活都更为淳朴和单纯。”[7]对于赋家来说，这个“黄金时代”就是三皇五帝等远古圣王之时，将当朝君王的功德与其并列，也就将君王塑造成具有圣王气象的权威，从而创作圣王政治神话。
当然汉代赋家创作圣王政治神话，除了向君王献媚、美化现实外，也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因为当赋家反复描述圣王政治神话时，他们便“不再生活于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是进入一种理想化了的，为超自然存在所充满的玫瑰色世界”[8]，赋家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也就能获得升华。
参考文献：
〔1〕何国正，刘蜀子.汉代士人心态与辞赋创作[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
〔2〕〔4〕〔6〕〔7〕胡学常.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3〕龚世学.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祥瑞意象[J].中州学刊，2011（6）.
〔5〕李炳海.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8〕冷德熙.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张海鹏）
关键词：受命之符；祥瑞；圣王政治神话；汉赋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145-02
神话是古代先民们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逐渐累积起来的心理经验的集中体现，它在我们的集体成员中，甚至在全人类之间彼此交流、分享，在一代代的流传中构成一种种族记忆，形成集体无意识。而这种集体无意识会受到特定时代的文化氛围的影响，产生出新的神话。
汉代是一个国力强盛的时代，统治者一方面大兴土木，广建宫室，以满足其奢侈欲望；另一方面大力向外开拓，控制西南，进击匈奴，沟通西域，不但稳定和扩展了国家的边疆，解除了长期以来北部地区受到游牧民族武力侵扰的威胁，而且大量引进了外来文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热潮[1]。汉代也是一个神仙思想非常盛行的时代，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极为独特的圣王政治神话。
所谓圣王政治神话，是指人类运用超自然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在政治领域创造的神话。汉代圣王政治神话的产生，除了有先秦传承下来的神学背景外，最主要的是源于当时社会集体欲望在政治上的普遍诉求，即“在合法化的基础上尊崇君主，从而实现并维持秩序化”[2]。
汉代产生的圣王政治神话很多。君王受命之符和展示国家富强太平的祥瑞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无论是君王受命之符还是展示国家富强太平的祥瑞，都对汉代文学、尤其是汉赋中的神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受命之符对汉赋中神话的影响
所谓受命之符，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汉书·董仲舒传》）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是从布衣之中崛起，并凭借武力夺取天下，而不是因德获取天下，很难符合根植于人们意识中的圣王形象，因此士人往往会对其历史和现实中的形象，进行神话的重新塑造，以使其形象神圣化，统治权力合法化。
如高祖受命之符，在汉赋中有多处记载。杜笃《论都赋》：“天命有圣，托之大汉。大汉开基，高祖有勋，斩白蛇，屯黑云，聚五星于东井，提干将而呵暴秦。”班固《西都赋》：“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之也，仰寤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张衡《西京赋》：“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纬相汁，以旅于东井。”《东京赋》：“高祖膺箓受图，顺天行诛，杖朱旗而建大号。”“五纬相汁，以旅于东井”是高祖的受命符之一。《汉书·天文志》记载：“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谓张耳曰：‘东井秦地，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班固所说的“东井之精”与此相同。“斩白蛇”、“朱旗”蕴含着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斩白蛇”、“屯黑云”、“聚五星于东井”都是天命的呈现，既是刘邦受命的象征符号，也是他受命而王的政治神话。
光武帝中兴汉室，也是承天应命。杜笃《论都赋》：“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于皇上，获功于灵祇。”傅毅《洛都赋》：“惟汉元之运会，世祖受命而弥乱，体神武之圣资，握天人之契赞。”崔骃《反都赋》：“建武龙兴，奋旅西驱。收翡翠之驾，据天下之图。上帝受命，将昭其烈。”班固《东都赋》：“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赋中所谓“荷天人之符”、“握天人之契赞”、“据天下之图”、“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都是同义重复论述刘秀中兴汉室是上天授命，其取得天下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神圣性。
帝王受命之符往往与纬学联系甚密。纬学是糅合两汉方士阴阳灾异的图谶诡术，如“鸟鸣似语，虫叶成字”之类的诡秘手段，以达到阴谋篡夺、攫取权位、利益的目的。高祖的“斩白蛇”就属于此类。如扬雄《羽猎赋》以星纬“欃枪为闉，明月为候，萤惑司命，天弧发射”铺展天子游猎。班固《东都赋》中的《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都和天子受命之覆有直接的联系。
二、祥瑞对汉赋中神话的影响
祥瑞是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吉祥征兆，其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天命、圣德、王权以及征兆等四个层面。祥瑞的本质是征兆，是天降灵物，是“天神”对君王统治权利合法化的天意证明与天意嘉奖，其基本功能是美化王权、粉饰政治[3]。
祥瑞是一种象征资源，它来自于天命或神意，表示人间的政治获得了上天的赞许，因而歌颂祥瑞也就是歌颂人间的太平政治。在汉赋里大多呈现于京都、苑囿等大赋中。赋作家们极尽笔墨进行铺陈京都建筑的壮美或天子出游的盛大时，常常会涉及具体的地理与环境。如山水、草木、鸟兽等，各种祥瑞大多在这里涌现，主要有奇鸟异兽、甘露醴泉和嘉木灵草[4]。
如东方朔《非有先生论》：“凤凰来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扬雄《羽猎赋》：“故甘露临其庭，醴泉流其堂，凤凰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刘歆《甘泉宫赋》：“翡翠孔翠，飞而翱翔，凤凰止而集栖。甘醴涌于中庭兮，激清流之濔濔。黄龙游而婉蟺兮，神龟沉于玉泥。”张衡《东京赋》：“总集瑞命，备致嘉祥。圉林氏之驺虞，扰泽马与腾黄。鸣女床之鸾鸟，舞丹穴之凤凰。植华平于百圃，丰朱草于中唐。”这些赋中出现的众多符瑞，是“在天人感应过程中作为传达天意的信号而存在，是对人美德懿行的肯定。各种符瑞都是勾连天人的媒介，同时每一种符瑞又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是文学作品中有独立意义的符号，并逐渐沉积为稳定的意象”[5]。
汉赋“一方面秉承雅颂传统，以歌功颂德为己任，文本里充满了颂美之声。另一方面，它运用象征资源，建构政治神话和乌托邦，从而神化帝王”[6]。赋家歌颂当朝帝王的功业的时候，常常以三皇五帝作比拟。如，“德隆于三皇，功羡于五帝”（司马相如《上林赋》）；“同符三皇，禄功五帝”（扬雄《甘泉赋》）等等。赋家以三皇五帝的功业作为检验当朝君王功绩的标准，正如社会学家希尔斯所说：“一个遥远的历史时代能够成为人们憧憬和崇敬的对象，并能够示范和评断当前将会流行的行为范式、艺术范式和信仰范式。相信人类曾经生活于一个‘黄金时代’，比人们现在的生活都更为淳朴和单纯。”[7]对于赋家来说，这个“黄金时代”就是三皇五帝等远古圣王之时，将当朝君王的功德与其并列，也就将君王塑造成具有圣王气象的权威，从而创作圣王政治神话。
当然汉代赋家创作圣王政治神话，除了向君王献媚、美化现实外，也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因为当赋家反复描述圣王政治神话时，他们便“不再生活于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是进入一种理想化了的，为超自然存在所充满的玫瑰色世界”[8]，赋家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也就能获得升华。
参考文献：
〔1〕何国正，刘蜀子.汉代士人心态与辞赋创作[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
〔2〕〔4〕〔6〕〔7〕胡学常.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3〕龚世学.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祥瑞意象[J].中州学刊，2011（6）.
〔5〕李炳海.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8〕冷德熙.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