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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上头突然来了政策，农民只要有钱也可以买到城市户口。于是，一个县城沸腾了，农民们怀揣大把钞票，把县公安局挤了个水泄不通。
当时，一个户口五千五，有人说便宜，有人说太贵，但在那个年月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吃尽户口之苦的农民以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来了，便倾其所有，拿出辛苦得来的血汗钱，甚至不惜借债，也得为孩子们买个城市户口，有的甚至排了几天队才把户口买到。
几年后，“政策”更松了，户口再也不值钱了，许多人看着花那么多钱买的户口，再想想命运没有任何改变，便直呼上当！
一纸户口沸腾一座县城
尽管如今依然有人说北京等一线城市“户口更加值钱”，户口背后所附加的诸多利益，即使付出高昂代价拿钱去买也划算。但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帮人买户口的事情，心里还是犯堵。
1992年夏天，我所在县突然有了政策：农民只要有钱，可以到公安局买个城市户口指标，每个非农业户口指标五千五百元。
这一下不得了，县城突然沸腾了。尽管我们县的农民大多靠种棉花、种麦子和种玉米获得收入，但为了子女，许多人想尽办法弄钱给孩子买户口。一时间，全县沸腾，农民们怀揣大把钞票，把县公安局挤了个水泄不通。
也难怪，户口在中国承载了太多功能，越是大城市，户口背后捆绑的各种福利和特殊资源越多，开始它和工作挂钩，后来它又和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挂钩。为一个非农业户口，许多人费尽心机，突然有了这样的机会，咋能随意失去？
当时，我在县里一个职能部门工作，人脉资源还算活络。亲戚们望着人满为患的公安局，纷纷找我帮忙。我也有些炫耀地说：“没问题，小事一桩。”
的确，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拿钱到公安局找熟人买户口真是小事一桩。于是，当着亲戚们的面给公安局分管户籍的副局长打电话，要求人家照顾。那副局长同样回答没问题，事后才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有任务，卖不出多少个户口要扣分。
我把亲戚们怀里揣着的钱敛起来，又找了张报纸包好，夹在胳肢窝里去了公安局。那位副局长见到我笑了笑说：“外面人山人海，你来了咱得开后门。”
于是，我从后门帮亲戚们买了五个非农业户口。亲戚们把怀里揣着的钱换成户口簿时，一个个脸上显出幸福的笑容。哪知道，幸福笑容没显几天，户口降价了，从五千五百元降到三千元，我帮买户口的亲戚们再一次找到我，说你路子广，熟人多，再去帮俺退回两千五吧？我一下子懵了。虽说在县城有些人脉，可让公安局把吃进嘴里的肉吐出来，还真没这本事，再说这卖户口的钱也不是进了公安局腰包，而是县财政吃紧领导们想出的增收办法。
听我说过，给外甥女买户口的二姐夫瞪了瞪眼说：“瞎在外面混了十几年，这点事都办不成。”另一个亲戚也来了劲，说：“两千五百块俺在农村要干一年，你就不能找县领导说说，给退回来？”
我当然没那本事退回钱，亲戚们当然生着气走了，可这事越想越窝囊。后来再去公安局，望着门口的牌子就想骂：“咋就不能说一不二？难不成把户口当成韭菜卖？”
政府为啥弄个当让咱上？
事实上，县里还真就是把户口当成了韭菜卖。
一个偶然机会，有县领导告诉我，县里财政吃紧的揭不开锅，机关人员工资都发不出了，突然听说有地方开始卖户口，便也把这办法移植过来。本来定的是一个户口五千五百元，县里想卖够六千万就截止。结果卖到五千多万就没人要了，领导便想着降价销售，最后总算完成了六千万的财政收入。
关键问题还不是钱能不能退的事，当时规定所买户口必须挂靠一个非农业户。这样，我家户口簿上忽拉拉多出五口人，而且姓氏各异，光从户口簿上看纯粹是个大杂户。后来，一看户口簿就后悔，当初为何要对亲戚们炫耀“没问题”？既然没问题，就只能挂靠在我家户上，而且一挂二十多年。不久前，有位亲戚找到我，说当初买这户口钱也花了，孩子到现在还在农村刨食吃，难不成公家把户口卖了，钱也收了，其他什么事也不管了？我说你还想让公家管什么？他说工作，还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难道这非农业户口就是花五千五百块钱买了一张纸吗？我无言以对，当初帮忙买来的户口，如今咋会什么事也来找啊？而且这事还没完。又过了一阵子，另一个亲戚又找上了门，说：“当初咱花了那么多钱，刚刚买那户口就降了价，降价的钱没退给咱不说，后来什么好处也没有，可不是政府弄了个当让咱上啊？”
没办法，政府当初弄的这个“当”不仅亲戚们上了，我也跟着上了。
因为帮着买户口，后来缠手的事接连不断，今天这家亲戚的孩子结婚让帮着改年龄，说当初买的时候年龄登记小了，现在结不成婚。可他们哪里知道，这户口修改任何一项内容程序都很烦杂，费很大事也不一定能够办得成；明天那家亲戚的孩子又让帮着上重点中学，说既然户口挂靠你家，就和你的孩子差不多，上学的事再怎么也得想办法。可他们哪里知道，我既无三头六臂，也没通天的能力，孩子分数没考够，上重点中学谈何容易？
西方有俗语，说贵族一出生嘴里就含着银匙子。农民一出生通道嘴里就该含把土铲子，天生锄大地的料？我等肉身凡胎，本来生命的约束就多得头大，还要弄出些“小纸片”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不得开口大骂：狗日的户口，咋就这么折磨人！
当时，一个户口五千五，有人说便宜，有人说太贵，但在那个年月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吃尽户口之苦的农民以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来了，便倾其所有，拿出辛苦得来的血汗钱，甚至不惜借债，也得为孩子们买个城市户口，有的甚至排了几天队才把户口买到。
几年后，“政策”更松了，户口再也不值钱了，许多人看着花那么多钱买的户口，再想想命运没有任何改变，便直呼上当！
一纸户口沸腾一座县城
尽管如今依然有人说北京等一线城市“户口更加值钱”，户口背后所附加的诸多利益，即使付出高昂代价拿钱去买也划算。但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帮人买户口的事情，心里还是犯堵。
1992年夏天，我所在县突然有了政策：农民只要有钱，可以到公安局买个城市户口指标，每个非农业户口指标五千五百元。
这一下不得了，县城突然沸腾了。尽管我们县的农民大多靠种棉花、种麦子和种玉米获得收入，但为了子女，许多人想尽办法弄钱给孩子买户口。一时间，全县沸腾，农民们怀揣大把钞票，把县公安局挤了个水泄不通。
也难怪，户口在中国承载了太多功能，越是大城市，户口背后捆绑的各种福利和特殊资源越多，开始它和工作挂钩，后来它又和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挂钩。为一个非农业户口，许多人费尽心机，突然有了这样的机会，咋能随意失去？
当时，我在县里一个职能部门工作，人脉资源还算活络。亲戚们望着人满为患的公安局，纷纷找我帮忙。我也有些炫耀地说：“没问题，小事一桩。”
的确，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拿钱到公安局找熟人买户口真是小事一桩。于是，当着亲戚们的面给公安局分管户籍的副局长打电话，要求人家照顾。那副局长同样回答没问题，事后才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有任务，卖不出多少个户口要扣分。
我把亲戚们怀里揣着的钱敛起来，又找了张报纸包好，夹在胳肢窝里去了公安局。那位副局长见到我笑了笑说：“外面人山人海，你来了咱得开后门。”
于是，我从后门帮亲戚们买了五个非农业户口。亲戚们把怀里揣着的钱换成户口簿时，一个个脸上显出幸福的笑容。哪知道，幸福笑容没显几天，户口降价了，从五千五百元降到三千元，我帮买户口的亲戚们再一次找到我，说你路子广，熟人多，再去帮俺退回两千五吧？我一下子懵了。虽说在县城有些人脉，可让公安局把吃进嘴里的肉吐出来，还真没这本事，再说这卖户口的钱也不是进了公安局腰包，而是县财政吃紧领导们想出的增收办法。
听我说过，给外甥女买户口的二姐夫瞪了瞪眼说：“瞎在外面混了十几年，这点事都办不成。”另一个亲戚也来了劲，说：“两千五百块俺在农村要干一年，你就不能找县领导说说，给退回来？”
我当然没那本事退回钱，亲戚们当然生着气走了，可这事越想越窝囊。后来再去公安局，望着门口的牌子就想骂：“咋就不能说一不二？难不成把户口当成韭菜卖？”
政府为啥弄个当让咱上？
事实上，县里还真就是把户口当成了韭菜卖。
一个偶然机会，有县领导告诉我，县里财政吃紧的揭不开锅，机关人员工资都发不出了，突然听说有地方开始卖户口，便也把这办法移植过来。本来定的是一个户口五千五百元，县里想卖够六千万就截止。结果卖到五千多万就没人要了，领导便想着降价销售，最后总算完成了六千万的财政收入。
关键问题还不是钱能不能退的事，当时规定所买户口必须挂靠一个非农业户。这样，我家户口簿上忽拉拉多出五口人，而且姓氏各异，光从户口簿上看纯粹是个大杂户。后来，一看户口簿就后悔，当初为何要对亲戚们炫耀“没问题”？既然没问题，就只能挂靠在我家户上，而且一挂二十多年。不久前，有位亲戚找到我，说当初买这户口钱也花了，孩子到现在还在农村刨食吃，难不成公家把户口卖了，钱也收了，其他什么事也不管了？我说你还想让公家管什么？他说工作，还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难道这非农业户口就是花五千五百块钱买了一张纸吗？我无言以对，当初帮忙买来的户口，如今咋会什么事也来找啊？而且这事还没完。又过了一阵子，另一个亲戚又找上了门，说：“当初咱花了那么多钱，刚刚买那户口就降了价，降价的钱没退给咱不说，后来什么好处也没有，可不是政府弄了个当让咱上啊？”
没办法，政府当初弄的这个“当”不仅亲戚们上了，我也跟着上了。
因为帮着买户口，后来缠手的事接连不断，今天这家亲戚的孩子结婚让帮着改年龄，说当初买的时候年龄登记小了，现在结不成婚。可他们哪里知道，这户口修改任何一项内容程序都很烦杂，费很大事也不一定能够办得成；明天那家亲戚的孩子又让帮着上重点中学，说既然户口挂靠你家，就和你的孩子差不多，上学的事再怎么也得想办法。可他们哪里知道，我既无三头六臂，也没通天的能力，孩子分数没考够，上重点中学谈何容易？
西方有俗语，说贵族一出生嘴里就含着银匙子。农民一出生通道嘴里就该含把土铲子，天生锄大地的料？我等肉身凡胎，本来生命的约束就多得头大，还要弄出些“小纸片”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不得开口大骂：狗日的户口，咋就这么折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