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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Gianotten正负责一个新的上海项目的实施。
David Gianotten是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的管理合伙人兼建筑师。这个1500平方米的场地过去是外滩的旧船厂。OMA打算在旧船台上造一个展览中心，在保留历史遗迹的基础上开辟新的用途。Gianotten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OMA原来的设计中，展览中心的货梯是要建成景观梯对外开放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一些法规的修改和其他因素，这个设计不再可行。工程已经开始了，他必须尽快找到一个新方案。
Gianotten与他所管理的设计公司OMA对中国逐渐熟悉。这家从事当代建筑设计、城市规划与文化分析的公司，成立于1975年，创始人是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总部位于荷兰鹿特丹，全球共有约480名员工，还在北京设了办事处。
CCTV的大楼便是OMA设计的。这座如今已经属于北京城市地标的建筑，一直不乏争议性。“每一座称得上‘标志性’的建筑，都需要能代表一个民族的身份，”在一场关于新材料的科学研讨会上，Gianotten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因此它的意味总是充满双重性，也容易带来联想和争议，美国世贸大厦是如此，CCTV大楼也是如此。”CCTV配楼电视文化中心（TVCC）因2009年失火，正在重修，这给整个项目保留了话题，直到今 天。
除了陆家嘴展览中心，另一个正在实施的项目是深圳的“太子广场”。客户想在那里建造一栋办公楼和一个购物区，但也遇到了困难。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狭长地块，在这个地块上无法造出环线，而大多数购物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面积和动线的基础上的。OMA给出的设计是，把购物长廊分割成不同的小区块，让它们在低层和高层都可以相互连接，最后把一个单面的环形变成了三维立面的环形。这个解决方案为OMA赢得了项目。
“我们不会制造典型的商业性建筑，比如一个普通的办公大楼什么的，”Gianotten说，“它必须有意思。”按照他的说法，OMA挑选的项目必须满足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有趣的项目介绍，一个好的地理位置，一个愿意开放对话、接纳创新的客户。OMA喜欢带着复杂要求和某种挑战，前来寻找答案的客户。“如果客户告诉我们，按照他的要求造一栋楼就可以了，我们会拒绝。”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过程，给了OMA这样的外资建筑事务所诸多机会。
作为哈佛大学设计研究所的教授，库哈斯在全球做演讲时，总喜欢抛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的珠三角地区，每年会产生50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筑使用材料，相当于两个巴黎的使用量；在2011年到2013年之间，中国使用的水泥，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使用的还要多。
库哈斯把中国和亚洲的城市看做是未来发展的模式。或许是与他年轻时在雅加达的经历有关，他选择接受一些地区相对落后的现实，转而将关注点落在它们所代表的机会上。在OMA关于尼日利亚城市拉各斯的一份报告中，他关注到这些地区是如何发挥出因地制宜的智慧，把交通堵塞变成露天市集，把废弃的铁路变成步行街的。
“城市化常常意味着拿走历史，完全创造新的东西。”Gianotten说。而OMA感兴趣的是，在中国的语境下，什么是历史和现实，建筑师可以怎样参与城市的转型。OMA早在1993年就开始了对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研究。当时，OMA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所研究了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出版了Project on the City I： Great Leap Forward一书。2002年获得央视大楼项目之后，OMA正式进军中国，在香港和北京分别设立了办公室。目前，OMA在大中华区共有12个项目，其中7个在中国内 地。
央视大楼的成名让中国的许多政府机构认识到OMA。它在中国的第二个项目，是广州市政府委托的广东时代美术馆。该美术馆2010年正式对外开放，是华南地区第一座免费向公众开放的社区型美术馆。在已有两栋高层住宅楼的基础上，设计师需要在楼顶上建筑一个美术馆，把两栋楼在空中连接起来。OMA的设计是，将整个美术馆分割成几部分，像拼接积木那样嵌入住宅楼，把美术馆的功能分散到住宅楼的不同楼。美术馆的入口就在住宅楼的一层，旁边就是社区小店；楼顶是带景观的美术馆和咖啡厅；地下层则作为创作工作室，常年有艺术家在那里开展艺术创作。
OMA的设计师常常会对一个项目做大量的研究，包括观察该类型建筑的应用场景。比如，一个剧院是怎样真实运营的，设计师应该怎样创新，才可能创造一个长100多米的剧场，让人们能够从3个方向看到舞台。这与库哈斯本人的设计理念有关，他的要求是，建筑应能对每种新的社会问题做出回应，以保持一种先进 性。
在城市中，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隔离。Gianotten认为，生活在一栋建筑里的人们，和水泥、钢筋、玻璃一样，都是这栋建筑的一部分，因此建筑应该围绕着合作、交流和讲故事，而不是典型的摩天大楼代表的那种孤立和等级森严之感。
以北京的腾讯大楼项目为例，OMA的设计师正在那里探索如何让光线更好地照射进超大型的楼层空间，或者在大楼内部设置不同的场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对OMA来说，新的工作方式就是一个好玩的题目—在中国，格子间正在快速消失。像这样的办公楼项目一般要花费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但腾讯不知道5年以后自己会变得多大，所以设计必须非常有弹性。 尽管如此，在中国，OMA给人们留下印象的仍然大多是为政府建造的宏伟纪念碑式的建筑。2013年完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是它第二个CCTV大楼类的建筑。
这是一座高约250米的摩天大楼，底座抬升至离地36米，形成一个巨大的漂浮平台，顶部建了一个屋顶花园，腰部由一条光带缠绕，整体造型犹如一个烛台。在最初的设计中，这个浮台是可以上下浮动的，但最终因为消防法规等原因未能实施。
在国内的ABBS建筑论坛上，建筑爱好者们表示了对库哈斯的再一次失望。他们认为这又是一个“难看”“猎奇”“荒唐”的建筑，并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一位住在附近的用户甚至表示，“怎么看怎么像个碉堡……仿佛会随时从窗子里伸出个巨炮。”
Gianotten并非没有意识到人们对这栋大楼的批评。他的回答是一句话和两个数字：把基座浮在空中所需要的额外花费大约是100元人民币/平方米，只占据大楼成本的3%。“每一种创新，都需要额外的付出，否则就是走其他人走过的路。”他说，它导致了一点额外的费用，却回馈了这个城市更多。
在设计之初，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要设计一座大楼，在大楼的底部设计一个基座，让它的面积和地块的面积一样大，人们可以在里面走动。但Gianotten认为这种封闭的设计是保守的做法，“所以我说，好的，我给你们造一座大楼，也给你们造一个基座，但这个基座会是浮在空中的。”人们可以在浮台下方的开放式空间聚集走动。
这就是OMA的典型做法：客户只是想要一座办公楼，却得到了一座办公楼外加一个公共广场。对于Gianotten来说，深交所是他最为骄傲的项目之一，因为它和深圳现有的建筑都“非常不一样”，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当然，客户往往不会直接问你要创新，Gianotten深知这一点—他们只会问你要他们已经知道的。设计师必须用足够简单的方法来解释自己的创意，让客户可以立即明白这么做的好处。
对话可能会花费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深交所的案例中，需要努力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大楼的材质。客户喜欢坚固的材料和脚踏实地的厚重感，而OMA希望建造一座节能、100%玻璃的大楼。“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但我们最终说服了他们。”
和CCTV大楼一样，这幢楼延续着某些库哈斯的一贯手法：玻璃幕墙、纯净的现代感。受到荷兰风格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库哈斯对穿插的墙面很感兴趣，又爱用体块的组合，他常常用“拼接城市”的手法，将建筑作为城市本身的隐喻。但这种手法在语境完全不同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了一种荒诞艺术。
在库哈斯的眼中，CCTV大楼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他说这是一栋“温柔”的建筑。他想竭力避免垂直的建筑，因为这意味着不同楼层之间的人要交流是很困难的，所以他让它弯曲并自我连接，形成了一个循环的圈。尽管批评者认为这没有什么说服力。这种“连接”的概念在OMA的设计中经常出现。在深圳水晶岛的设计方案中，“水晶岛”被设计为一个下沉的广场，以它为圆心的是一座直径约570米的巨大高架环形天桥。更重要的是，建成之后，任何地点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辨识出这一巨大的环。
无论如何，每天都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年轻人希望加入这家建筑事务所。OMA一周收到的简历约有360份，他们会按照一定比例分国籍筛选，确保对方能够“理解合作的语境”。一群建筑师组成的公司，有趣之处在于，管理学中强调的一些传统要素可能起不了作用了。Gianotten更多的工作是激起建筑师的好奇心和创造 欲。
“嗨，有个非常有趣的客户想和我们合作，但是问题有点复杂，你可以看看怎样能帮到他们吗？”Gianotten常常会这么说。
David Gianotten是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的管理合伙人兼建筑师。这个1500平方米的场地过去是外滩的旧船厂。OMA打算在旧船台上造一个展览中心，在保留历史遗迹的基础上开辟新的用途。Gianotten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OMA原来的设计中，展览中心的货梯是要建成景观梯对外开放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一些法规的修改和其他因素，这个设计不再可行。工程已经开始了，他必须尽快找到一个新方案。
Gianotten与他所管理的设计公司OMA对中国逐渐熟悉。这家从事当代建筑设计、城市规划与文化分析的公司，成立于1975年，创始人是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总部位于荷兰鹿特丹，全球共有约480名员工，还在北京设了办事处。
CCTV的大楼便是OMA设计的。这座如今已经属于北京城市地标的建筑，一直不乏争议性。“每一座称得上‘标志性’的建筑，都需要能代表一个民族的身份，”在一场关于新材料的科学研讨会上，Gianotten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因此它的意味总是充满双重性，也容易带来联想和争议，美国世贸大厦是如此，CCTV大楼也是如此。”CCTV配楼电视文化中心（TVCC）因2009年失火，正在重修，这给整个项目保留了话题，直到今 天。
除了陆家嘴展览中心，另一个正在实施的项目是深圳的“太子广场”。客户想在那里建造一栋办公楼和一个购物区，但也遇到了困难。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狭长地块，在这个地块上无法造出环线，而大多数购物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面积和动线的基础上的。OMA给出的设计是，把购物长廊分割成不同的小区块，让它们在低层和高层都可以相互连接，最后把一个单面的环形变成了三维立面的环形。这个解决方案为OMA赢得了项目。
“我们不会制造典型的商业性建筑，比如一个普通的办公大楼什么的，”Gianotten说，“它必须有意思。”按照他的说法，OMA挑选的项目必须满足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有趣的项目介绍，一个好的地理位置，一个愿意开放对话、接纳创新的客户。OMA喜欢带着复杂要求和某种挑战，前来寻找答案的客户。“如果客户告诉我们，按照他的要求造一栋楼就可以了，我们会拒绝。”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过程，给了OMA这样的外资建筑事务所诸多机会。
作为哈佛大学设计研究所的教授，库哈斯在全球做演讲时，总喜欢抛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的珠三角地区，每年会产生50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筑使用材料，相当于两个巴黎的使用量；在2011年到2013年之间，中国使用的水泥，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使用的还要多。
库哈斯把中国和亚洲的城市看做是未来发展的模式。或许是与他年轻时在雅加达的经历有关，他选择接受一些地区相对落后的现实，转而将关注点落在它们所代表的机会上。在OMA关于尼日利亚城市拉各斯的一份报告中，他关注到这些地区是如何发挥出因地制宜的智慧，把交通堵塞变成露天市集，把废弃的铁路变成步行街的。
“城市化常常意味着拿走历史，完全创造新的东西。”Gianotten说。而OMA感兴趣的是，在中国的语境下，什么是历史和现实，建筑师可以怎样参与城市的转型。OMA早在1993年就开始了对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研究。当时，OMA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所研究了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出版了Project on the City I： Great Leap Forward一书。2002年获得央视大楼项目之后，OMA正式进军中国，在香港和北京分别设立了办公室。目前，OMA在大中华区共有12个项目，其中7个在中国内 地。
央视大楼的成名让中国的许多政府机构认识到OMA。它在中国的第二个项目，是广州市政府委托的广东时代美术馆。该美术馆2010年正式对外开放，是华南地区第一座免费向公众开放的社区型美术馆。在已有两栋高层住宅楼的基础上，设计师需要在楼顶上建筑一个美术馆，把两栋楼在空中连接起来。OMA的设计是，将整个美术馆分割成几部分，像拼接积木那样嵌入住宅楼，把美术馆的功能分散到住宅楼的不同楼。美术馆的入口就在住宅楼的一层，旁边就是社区小店；楼顶是带景观的美术馆和咖啡厅；地下层则作为创作工作室，常年有艺术家在那里开展艺术创作。
OMA的设计师常常会对一个项目做大量的研究，包括观察该类型建筑的应用场景。比如，一个剧院是怎样真实运营的，设计师应该怎样创新，才可能创造一个长100多米的剧场，让人们能够从3个方向看到舞台。这与库哈斯本人的设计理念有关，他的要求是，建筑应能对每种新的社会问题做出回应，以保持一种先进 性。
在城市中，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隔离。Gianotten认为，生活在一栋建筑里的人们，和水泥、钢筋、玻璃一样，都是这栋建筑的一部分，因此建筑应该围绕着合作、交流和讲故事，而不是典型的摩天大楼代表的那种孤立和等级森严之感。
以北京的腾讯大楼项目为例，OMA的设计师正在那里探索如何让光线更好地照射进超大型的楼层空间，或者在大楼内部设置不同的场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对OMA来说，新的工作方式就是一个好玩的题目—在中国，格子间正在快速消失。像这样的办公楼项目一般要花费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但腾讯不知道5年以后自己会变得多大，所以设计必须非常有弹性。 尽管如此，在中国，OMA给人们留下印象的仍然大多是为政府建造的宏伟纪念碑式的建筑。2013年完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是它第二个CCTV大楼类的建筑。
这是一座高约250米的摩天大楼，底座抬升至离地36米，形成一个巨大的漂浮平台，顶部建了一个屋顶花园，腰部由一条光带缠绕，整体造型犹如一个烛台。在最初的设计中，这个浮台是可以上下浮动的，但最终因为消防法规等原因未能实施。
在国内的ABBS建筑论坛上，建筑爱好者们表示了对库哈斯的再一次失望。他们认为这又是一个“难看”“猎奇”“荒唐”的建筑，并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一位住在附近的用户甚至表示，“怎么看怎么像个碉堡……仿佛会随时从窗子里伸出个巨炮。”
Gianotten并非没有意识到人们对这栋大楼的批评。他的回答是一句话和两个数字：把基座浮在空中所需要的额外花费大约是100元人民币/平方米，只占据大楼成本的3%。“每一种创新，都需要额外的付出，否则就是走其他人走过的路。”他说，它导致了一点额外的费用，却回馈了这个城市更多。
在设计之初，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要设计一座大楼，在大楼的底部设计一个基座，让它的面积和地块的面积一样大，人们可以在里面走动。但Gianotten认为这种封闭的设计是保守的做法，“所以我说，好的，我给你们造一座大楼，也给你们造一个基座，但这个基座会是浮在空中的。”人们可以在浮台下方的开放式空间聚集走动。
这就是OMA的典型做法：客户只是想要一座办公楼，却得到了一座办公楼外加一个公共广场。对于Gianotten来说，深交所是他最为骄傲的项目之一，因为它和深圳现有的建筑都“非常不一样”，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当然，客户往往不会直接问你要创新，Gianotten深知这一点—他们只会问你要他们已经知道的。设计师必须用足够简单的方法来解释自己的创意，让客户可以立即明白这么做的好处。
对话可能会花费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深交所的案例中，需要努力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大楼的材质。客户喜欢坚固的材料和脚踏实地的厚重感，而OMA希望建造一座节能、100%玻璃的大楼。“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但我们最终说服了他们。”
和CCTV大楼一样，这幢楼延续着某些库哈斯的一贯手法：玻璃幕墙、纯净的现代感。受到荷兰风格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库哈斯对穿插的墙面很感兴趣，又爱用体块的组合，他常常用“拼接城市”的手法，将建筑作为城市本身的隐喻。但这种手法在语境完全不同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了一种荒诞艺术。
在库哈斯的眼中，CCTV大楼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他说这是一栋“温柔”的建筑。他想竭力避免垂直的建筑，因为这意味着不同楼层之间的人要交流是很困难的，所以他让它弯曲并自我连接，形成了一个循环的圈。尽管批评者认为这没有什么说服力。这种“连接”的概念在OMA的设计中经常出现。在深圳水晶岛的设计方案中，“水晶岛”被设计为一个下沉的广场，以它为圆心的是一座直径约570米的巨大高架环形天桥。更重要的是，建成之后，任何地点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辨识出这一巨大的环。
无论如何，每天都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年轻人希望加入这家建筑事务所。OMA一周收到的简历约有360份，他们会按照一定比例分国籍筛选，确保对方能够“理解合作的语境”。一群建筑师组成的公司，有趣之处在于，管理学中强调的一些传统要素可能起不了作用了。Gianotten更多的工作是激起建筑师的好奇心和创造 欲。
“嗨，有个非常有趣的客户想和我们合作，但是问题有点复杂，你可以看看怎样能帮到他们吗？”Gianotten常常会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