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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赫尔曼·梅尔维尔是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作家，为美国文学的本土化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辞世之作《比利·巴德》不仅是一部海洋小说，也是一部富有社会政治意义的作品，集中探讨了权力与人性的博弈问题。本文主要从空间批评理论视角，对《比利·巴德》中的空间进行简要分析，试以揭示作品蕴含的深刻主题。
关键词：空间理论 梅尔维尔 《比利·巴德》
引言
美国浪漫主义杰出的代表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遗作《比利·巴德》辗转问世以来，引起西方无数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他们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对这部小说进行研究和分析。然而，国内对这部小说却鲜有论述。美国文学史虽然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是长久以来始终无法摆脱英国文学的深刻影响，直到19世纪早期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等人的引领下才逐渐呈现出本土化特征。在美国文学走向本土化的过程中，赫尔曼·梅尔维尔也是一位功不可没的伟大作家。出生于纽约一个望族的梅尔维尔自幼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但后来由于家庭突然败落，在十几岁时他开始了四处漂泊的生活，先后做过乡村教师、农场工人、店伙计、船员等底层工作。这段丰富的生活经历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了解了美国民众的真实生活，也为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特别是多年的海上工作经历造就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梅尔维尔的小说创作始于1846年的《泰比》，之后又创作了《奥姆》《玛迪》《伊斯雷尔·波特》《雷德伯恩》《白鲸》《白外套》《比利·巴德》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引发世人关注最多的当属代表作《白鲸》了，百余年来人们纷纷从原型神话、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生态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视角对其进行分析，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除了《白鲸》之外，人们对梅尔维尔的其他作品关注较少，特别是对其辞世之作《比利·巴德》的研究寥寥无几。《比利·巴德》正如《白鲸》一样，它不仅仅是一部海洋小说，还是一部蕴含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诸多因素的经典之作，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本文拟从空间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简要分析。
一、空间理论文学阐释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艺批评理论进入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很多文学之外的元素纷纷融入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中，其中空间作为人类感知世界的一个维度也被引入其中。随着1945年美国学者约赛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的发表，空间叙事理论正式诞生。在文中约赛夫·弗兰克通过对“空间”的重新定义与分类，突出了空间理论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指出在文学作品中有语言就存在空间、故事情节的物理空间和读者的接受空间等。在其之后，亨利·列斐伏尔、福柯、加斯东·巴什拉等学者分别通过《空间的生产》《论其他空间》《空间诗学》等著作推动了空间批评理论的发展，其中成就最为突出者当属加布里尔·佐伦。他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明确提出了一个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最具深度的空间叙事模型。他把文本空间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地志学层次，即作为静态实体的空间；时空体层次，即事件或行动的空间结构；文本层次，即符号文本的空间结构。而20世纪末麦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进一步深化了对空间理论的阐释，他对“空间”的理解完全了超越了前辈提出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使之提升到“意识形态”的层次，进而在将空间理论融于对经典文本的分析过程中，深入思索权力、意识形态和人性在特定空间中的运作博弈。这样以来，我们就可以对文本中的空间进行多元解读，进而获得新的理解和阐释，特别是对于经典文本的再解读具有重要价值。
二、《比利·巴德》中的空间解读
作为梅尔维尔海洋小说系列的一部重要作品，《比利·巴德》中的空间从地支层面来说比较纯粹，无外乎海洋、战舰、甲板、船长室等。很明显，这些都是外在空间，它们不仅构成整个故事的空间背景，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确切的说是构建社会空间、权利空间、人性空间等“第三空间”的物化元素。分析这些空间意象可以发现，小说中的冲突已经内化到特定空间中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了。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是政治经济学的集中体现，即表面看似“中立”的空间实际上是富有政治意义的。任何空间的占有与划分都是政治经济地位的体现，其中既有权力地位的博弈，也有金钱利益的争夺，进而形成某一个体或群体特有的文化和社会形态。空间的政治意味在《比利·巴德》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在特定空间中权利与人性的博弈显得格外突出。
小说一开始简述了主人公水手比利·巴德的概况：英俊潇洒的他尽管只有21岁，但却凭借豁达谦和的性格与善良纯真的本性，赢得了众多船员的喜爱和拥护。需要注意的是，比利·巴德作为一名出色的前甲板水手，工作于“商船”这个富有寓意的空间。在比利·巴德登船之前，“商船”显得杂乱无章，毫无秩序，而比利·巴德登船之后，很快使“商船”趋于平静。人们似乎过着“无欲无忧”的生活，但是其中依然有一些嫉妒比利·巴德的水手伺机寻事，质疑挑衅比利·巴德的威名。面对困境，比利·巴德依靠无比强悍的体魄给予挑事者以重击，使其臣服于他，可以说比利·巴德在“商船”上俨然是一个“人权维护者”形象，也就是说“商船”处在以比利·巴德为“隐形主人”的空间中。不过比利·巴德在“商船”上的空间优越感是暂时的，也限于局部范围当中。当代表权力的皇家战舰“战威号”遇见商船时，很自然就轻而易举地使其停下，进而在船上挑选水手。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上尉登上商船时显现得更是淋漓尽致。从其趾高气扬的样子就可以管窥上尉内心的无限荣耀与霸气，他根本不经过什么检阅或测试，凭借一双“慧眼”就相中了比利·巴德。而在船长室，这个“商船”的最高权力空间，主角立即发生了转变：代表权利意志的海军上尉瞬间击碎了曾经的权威——“商船”船长，这就是空间与权力转换的博弈。
尽管上尉的行为有点“随意”或“霸道”，但这就是战时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对此“商船”的船长以及其他所有人员只能屈从或快乐接受。秉性天真善良的比利·巴德选择了“快乐接受”，没有丝毫的怨言，可以看出当时普通民众还是乐于接受国家的调遣安排的。其实，比利·巴德的“快乐接受”是明智选择，因为无论你愿意与否，你都无法改变被征调的结局，在国家权力意志面前，个人安危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从本质上说比利·巴德离开商船走上军舰是一个最具社会政治意义的选择，也体现了比利·巴德向往上层空间、追求更高层次荣誉权力的心理状态。登上“战威号”没有比利·巴德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其实进入了一个“争权夺利”的大染缸。比利·巴德在“战威号”上依然很有才能，依然深得众人的喜欢，也依然得到了舰长的赏识和提拔，但是这艘战舰是一个以“舰长”为中心的权力集聚地，其中几乎每个人都渴望在坚守自我空间的同时打破空间的界限赢得更多的权力。比利·巴德与兵器官克莱加特的冲突就是这样产生的。比利·巴德只是一个毫无地位的下层水手，而克莱加特则是一个紧靠维尔舰长的上层人物，二者似乎构不成威胁性竞争，但克莱加特是一个被邪恶欲念充斥的魔鬼，他的内心已经不受理性控制，他觉得比利·巴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威胁。受到非理性思想的诱导，克莱加特内心深处时刻准备着对付毫不知情的比利·巴德。后来比利·巴德意识到了克莱加特的丑恶嘴脸，不过也屈从于权力空间的限制，一直压抑着内心的良知与反抗意识，因为他明白一旦有“不轨行为”，他立刻会性命不保。但是后来克莱加特对其兵变的无端恶毒指责终于使其出离愤怒，并出于人性的本能用双拳将克莱加特打死。比利·巴德的暴力行为似乎击溃了他们之间的空间藩篱，其实这最多不过是“困兽犹斗”而已，他始终没有走出大的权力空间。比利·巴德的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维尔舰长解除了“忧虑”，但其本质上却破坏了原有的权力空间秩序，这是令舰长无法容忍的，因此舰长还是通过陪审团，依托国家法律外衣处死了比利·巴德，因此比利·巴德的悲剧是必然的，这是权力高于人性的体现。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比利·巴德》中的多重外在空间其实不仅仅是为故事提供了背景，它融入到情节当中。从“商船”到“战威号”，比利·巴德实现了空间的转换，身份地位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其中为了权力地位，他大部分时间隐忍了自己的内心良知与人性本能，这也是特定空间下他能够继续生存发展的根本。军舰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载体，其本身也是影响权力纠葛的一个因素，并决定故事发展的进程。而比利·巴德的良知本性一旦迸发，就很快遭受四面八方权力空间的对抗，这也是其悲剧命运的根本，很显然其个人良知与人性本能是无法与代表国家意志的权力相抗衡的。
参考文献
[1]刘向辉.莫言与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的伦理学对比[J].江西社会科学，2014（06）：109-113.
[2]周密.空间隐喻认知视阈下《一个小时的故事》的主题解读[J].语文建设，2014（32）.
[3]王玉清.论《他们》主题建构的空间之维[J].语文建设，2012（10）.
[4]李静.空间叙事理论下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主人公的成长[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1）.
[5]梁晓冬，陈婉颖.浅析《天黑前的夏天》中“房子”的空间隐喻[J].语文建设，2013（17）.
[6]刘茂生.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的可能空间——兼评《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J].文学研究，2006，28（6）.
[7]柯少芬.帝国梦的反讽——梅尔维尔小说《比利·巴德》的后殖民主义解读[J].剑南文学，2013（04）.
[8]韩玉姝.《天黑前的夏天》的文本探析[J].语文建设，2014（11）.
关键词：空间理论 梅尔维尔 《比利·巴德》
引言
美国浪漫主义杰出的代表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遗作《比利·巴德》辗转问世以来，引起西方无数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他们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对这部小说进行研究和分析。然而，国内对这部小说却鲜有论述。美国文学史虽然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是长久以来始终无法摆脱英国文学的深刻影响，直到19世纪早期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等人的引领下才逐渐呈现出本土化特征。在美国文学走向本土化的过程中，赫尔曼·梅尔维尔也是一位功不可没的伟大作家。出生于纽约一个望族的梅尔维尔自幼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但后来由于家庭突然败落，在十几岁时他开始了四处漂泊的生活，先后做过乡村教师、农场工人、店伙计、船员等底层工作。这段丰富的生活经历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了解了美国民众的真实生活，也为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特别是多年的海上工作经历造就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梅尔维尔的小说创作始于1846年的《泰比》，之后又创作了《奥姆》《玛迪》《伊斯雷尔·波特》《雷德伯恩》《白鲸》《白外套》《比利·巴德》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引发世人关注最多的当属代表作《白鲸》了，百余年来人们纷纷从原型神话、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生态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视角对其进行分析，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除了《白鲸》之外，人们对梅尔维尔的其他作品关注较少，特别是对其辞世之作《比利·巴德》的研究寥寥无几。《比利·巴德》正如《白鲸》一样，它不仅仅是一部海洋小说，还是一部蕴含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诸多因素的经典之作，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本文拟从空间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简要分析。
一、空间理论文学阐释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艺批评理论进入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很多文学之外的元素纷纷融入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中，其中空间作为人类感知世界的一个维度也被引入其中。随着1945年美国学者约赛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的发表，空间叙事理论正式诞生。在文中约赛夫·弗兰克通过对“空间”的重新定义与分类，突出了空间理论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指出在文学作品中有语言就存在空间、故事情节的物理空间和读者的接受空间等。在其之后，亨利·列斐伏尔、福柯、加斯东·巴什拉等学者分别通过《空间的生产》《论其他空间》《空间诗学》等著作推动了空间批评理论的发展，其中成就最为突出者当属加布里尔·佐伦。他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明确提出了一个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最具深度的空间叙事模型。他把文本空间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地志学层次，即作为静态实体的空间；时空体层次，即事件或行动的空间结构；文本层次，即符号文本的空间结构。而20世纪末麦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进一步深化了对空间理论的阐释，他对“空间”的理解完全了超越了前辈提出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使之提升到“意识形态”的层次，进而在将空间理论融于对经典文本的分析过程中，深入思索权力、意识形态和人性在特定空间中的运作博弈。这样以来，我们就可以对文本中的空间进行多元解读，进而获得新的理解和阐释，特别是对于经典文本的再解读具有重要价值。
二、《比利·巴德》中的空间解读
作为梅尔维尔海洋小说系列的一部重要作品，《比利·巴德》中的空间从地支层面来说比较纯粹，无外乎海洋、战舰、甲板、船长室等。很明显，这些都是外在空间，它们不仅构成整个故事的空间背景，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确切的说是构建社会空间、权利空间、人性空间等“第三空间”的物化元素。分析这些空间意象可以发现，小说中的冲突已经内化到特定空间中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了。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是政治经济学的集中体现，即表面看似“中立”的空间实际上是富有政治意义的。任何空间的占有与划分都是政治经济地位的体现，其中既有权力地位的博弈，也有金钱利益的争夺，进而形成某一个体或群体特有的文化和社会形态。空间的政治意味在《比利·巴德》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在特定空间中权利与人性的博弈显得格外突出。
小说一开始简述了主人公水手比利·巴德的概况：英俊潇洒的他尽管只有21岁，但却凭借豁达谦和的性格与善良纯真的本性，赢得了众多船员的喜爱和拥护。需要注意的是，比利·巴德作为一名出色的前甲板水手，工作于“商船”这个富有寓意的空间。在比利·巴德登船之前，“商船”显得杂乱无章，毫无秩序，而比利·巴德登船之后，很快使“商船”趋于平静。人们似乎过着“无欲无忧”的生活，但是其中依然有一些嫉妒比利·巴德的水手伺机寻事，质疑挑衅比利·巴德的威名。面对困境，比利·巴德依靠无比强悍的体魄给予挑事者以重击，使其臣服于他，可以说比利·巴德在“商船”上俨然是一个“人权维护者”形象，也就是说“商船”处在以比利·巴德为“隐形主人”的空间中。不过比利·巴德在“商船”上的空间优越感是暂时的，也限于局部范围当中。当代表权力的皇家战舰“战威号”遇见商船时，很自然就轻而易举地使其停下，进而在船上挑选水手。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上尉登上商船时显现得更是淋漓尽致。从其趾高气扬的样子就可以管窥上尉内心的无限荣耀与霸气，他根本不经过什么检阅或测试，凭借一双“慧眼”就相中了比利·巴德。而在船长室，这个“商船”的最高权力空间，主角立即发生了转变：代表权利意志的海军上尉瞬间击碎了曾经的权威——“商船”船长，这就是空间与权力转换的博弈。
尽管上尉的行为有点“随意”或“霸道”，但这就是战时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对此“商船”的船长以及其他所有人员只能屈从或快乐接受。秉性天真善良的比利·巴德选择了“快乐接受”，没有丝毫的怨言，可以看出当时普通民众还是乐于接受国家的调遣安排的。其实，比利·巴德的“快乐接受”是明智选择，因为无论你愿意与否，你都无法改变被征调的结局，在国家权力意志面前，个人安危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从本质上说比利·巴德离开商船走上军舰是一个最具社会政治意义的选择，也体现了比利·巴德向往上层空间、追求更高层次荣誉权力的心理状态。登上“战威号”没有比利·巴德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其实进入了一个“争权夺利”的大染缸。比利·巴德在“战威号”上依然很有才能，依然深得众人的喜欢，也依然得到了舰长的赏识和提拔，但是这艘战舰是一个以“舰长”为中心的权力集聚地，其中几乎每个人都渴望在坚守自我空间的同时打破空间的界限赢得更多的权力。比利·巴德与兵器官克莱加特的冲突就是这样产生的。比利·巴德只是一个毫无地位的下层水手，而克莱加特则是一个紧靠维尔舰长的上层人物，二者似乎构不成威胁性竞争，但克莱加特是一个被邪恶欲念充斥的魔鬼，他的内心已经不受理性控制，他觉得比利·巴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威胁。受到非理性思想的诱导，克莱加特内心深处时刻准备着对付毫不知情的比利·巴德。后来比利·巴德意识到了克莱加特的丑恶嘴脸，不过也屈从于权力空间的限制，一直压抑着内心的良知与反抗意识，因为他明白一旦有“不轨行为”，他立刻会性命不保。但是后来克莱加特对其兵变的无端恶毒指责终于使其出离愤怒，并出于人性的本能用双拳将克莱加特打死。比利·巴德的暴力行为似乎击溃了他们之间的空间藩篱，其实这最多不过是“困兽犹斗”而已，他始终没有走出大的权力空间。比利·巴德的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维尔舰长解除了“忧虑”，但其本质上却破坏了原有的权力空间秩序，这是令舰长无法容忍的，因此舰长还是通过陪审团，依托国家法律外衣处死了比利·巴德，因此比利·巴德的悲剧是必然的，这是权力高于人性的体现。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比利·巴德》中的多重外在空间其实不仅仅是为故事提供了背景，它融入到情节当中。从“商船”到“战威号”，比利·巴德实现了空间的转换，身份地位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其中为了权力地位，他大部分时间隐忍了自己的内心良知与人性本能，这也是特定空间下他能够继续生存发展的根本。军舰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载体，其本身也是影响权力纠葛的一个因素，并决定故事发展的进程。而比利·巴德的良知本性一旦迸发，就很快遭受四面八方权力空间的对抗，这也是其悲剧命运的根本，很显然其个人良知与人性本能是无法与代表国家意志的权力相抗衡的。
参考文献
[1]刘向辉.莫言与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的伦理学对比[J].江西社会科学，2014（06）：109-113.
[2]周密.空间隐喻认知视阈下《一个小时的故事》的主题解读[J].语文建设，2014（32）.
[3]王玉清.论《他们》主题建构的空间之维[J].语文建设，2012（10）.
[4]李静.空间叙事理论下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主人公的成长[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1）.
[5]梁晓冬，陈婉颖.浅析《天黑前的夏天》中“房子”的空间隐喻[J].语文建设，2013（17）.
[6]刘茂生.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的可能空间——兼评《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J].文学研究，2006，28（6）.
[7]柯少芬.帝国梦的反讽——梅尔维尔小说《比利·巴德》的后殖民主义解读[J].剑南文学，2013（04）.
[8]韩玉姝.《天黑前的夏天》的文本探析[J].语文建设，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