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政党领导国家政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哪一种执政党，都必须证明和寻找自身执政以及让人民接受其执政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在政治学上称为合法性。执政合法性就是公民对手中权力的普遍认同（夏金梅，2008），没有了合法性，政府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Michael，2009）。既然执政合法性对执政党是如此重要，那么执政党如何获得公民的认同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传统提升执政合法性的途径主要從政府（执政党）的立场出发，而没有从公民角度出发探讨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并提升执政合法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一、以政府为立场的执政合法性获得途径及其局限性
　　Michael（2009）认为政府可以通过三种手段获得合法性：提供安全保障，做出良好政绩，调整政府组成结构。只有政府具有有效运行的组织结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为公民提供生命、财产上的安全保障，并显示出为人民服务的意志，公民才承认这样的政府存在。现有国内文献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获得其执政的合法性。如邸春玲、万忠德（2007）认为我们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确立执政合法性的理念基础；需要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确立执政合法性的现实基础。蔡国兵、王淼（2010）提出发展党内民主是提升执政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上述的论证是从政府（执政党）的立场出发，阐述如何获得其执政合法性，而很少从被统治者的角度寻找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不在仅仅满足对政府行为作出事后反应，而是要求参与到政府行政的进程中。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动的过程中，必然会对某项公共政策达成共识，这无疑增强了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管理必然最大限度地增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政府的合法性、政府的责任感（Terry、Thomas、Jack，2006）。
　　二、以公众为立场的执政合法性获得途径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给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因此，网络政治参与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了。现在的互联网已不仅仅是一种现代信息交流工具，更是公民自由发表政治意见的平台。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国家公共政策更替以来，网络公民参与对公共政策的影响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再比如说，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引起大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广泛关注，而中国红十字会也采取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公众。“郭美美事件”有负面的影响，也有积极的影响，其折射出现时代大众新的监督模式，如果公共组织能妥善处理这些公共危机，必然会进一步增强其存在的合法性，这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诚然，信息技术对公民政治参与有着两方面的影响。乐观主义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能降低公众参与的成本，而且能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悲观主义者认为信息技术的明确影响仅仅是政治活动的强化和加深信息丰富者与信息贫乏者之间的社会鸿沟（Chen、Lee，2008）。这两方面的效应是确实存在，但就目前我国环境下，笔者认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依然能够提高政府（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
　　正如前面所谈到的，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大众的一种认同或赞同，这种认同或赞同是公民对其公权力的服从，制定公共政策是公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现在我们来看网络政治参与是如何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来提升政府执政的合法性的。在传统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强调政府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政府将公共政策过程划分为一系列阶段或环节——议程、规划与合法化、执行、评估和终结等阶段（杜英歌、娄成武，2010）。试想，倘若某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公民没有参与其中，政策的合法性从何而来？随着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我们越来越强调公共事务中的公民参与，网络政治参与便是其中一种有效的方式。网络上各种主题论坛给公民及其团体发表言论、讨论问题以及组织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平台。公民可以通过网络向政府表达其对某项政策的主张，当某种主张到达临界点时，必然引起政府的重视，进而影响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考虑公民立场，而以公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政策必然受到大众的赞同，因为利益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本质诉求（李斌，2009）。2011年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就通过网络征集大众意见，虽然最后的个税起征点并非公民的期望值，但还是比原来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公民的支持。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