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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妮可·克劳斯 后记忆 代际叙事 大屠杀叙事 第三代犹太小说
妮可·克劳斯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犹太女作家。2007年，《格兰塔》杂志将她列入“40岁以下最优秀美国小说家”;2010年，《纽约客》又将她评为“40岁以下最值得关注的20位作家”之一。她迄今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走进房间的一个人》、《爱的历史》、《大宅》和《乌有》，均屡次获奖。她的小说以其复杂的叙事结构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而闻名。克劳斯的第一部小说《走进房间的一个人》以犹太记忆的主题引起了广泛关注。第二部小说《爱的历史》（2005）出版后，立即登上英美各大畅销排行榜，至今已被译成35种语言，入围2006年英国橙子奖。因为这一经典作品从许多角度展示了她独特的写作技巧和创作原则。《爱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大屠杀后意识”的小说，大屠杀的历史虽然隐藏不见，但清晰可辨，成为“缺席的在场”，“见证了大屠杀回忆录时代的终结，揭示了以想象与历史相交织为特色的大屠杀文学未来走向”。克劳斯与这起暴行相距甚远，如何应对没有亲历过的犹太苦痛，将犹太性延续下去？
一.“后记忆”理论
如果像一些评论家所宣称的那样，第二代犹太作家缺乏代表大屠杀的权威，那么第三代（大屠杀幸存者的孙辈们）的大屠杀小说就会因为两代的代际距离而受到双重怀疑。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提出“后记忆”理念来描述了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隔代记忆，强调创伤影响会跨越代际距离，仍然持续存在当代大屠杀小说中。“后记忆”主要用来指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与其先辈之间的记忆关系。正如赫希所说，“后记忆”指后代没有直接经历过大屠杀，对事件本身没有任何记忆，却生活在父母遭受创伤的阴影下。“后记忆描述了‘后一代’与先辈们的个人、集体和文化创伤之间的关系”。“后记忆”与它的对象或来源的联系不是通过回忆来中介的，而是通过“富有想象力的投资、投射和创造”。因此先辈们的大屠杀经历需要后辈们想象和创造另一种难以避免的个人体验。赫希进一步解释说，“后记忆”最好被理解为一种传递结构和一种跨代创伤的思维方式。可见“后记忆”与记忆并不相同：它“强调‘后’说明了创伤后遗症在两代之间的传递与共鸣”。也就是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距离没有阻隔创伤的延续，相反却带给后代另一种直接的创伤影响。
赫希进一步将后记忆分为了家庭型后记忆（familial postmem-ory）和联盟型后记忆（affiliativepostmemory）。家庭型后记忆是家庭框架内的创伤记忆，即与大屠杀幸存者们所承受的创伤不同，幸存者后代最直接的创伤来源是他们的父母。而“联盟型后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出发点是类似的，但它只关注创伤性记忆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之后”，那么集体中的“上一代”对自己的“下一代”造成的影响是间接的，这种间接性导致了断层的出现，他的理解和记忆更多的受到集体大环境的影响，最后“下一代”的反应可能是被动的接受，也可能是反向的抗拒。另外，在“后记忆”的语境下，卡罗琳娜·克拉苏斯卡（KarolinaKrasuska）认为“代际叙事标志着当代犹太裔美国人移民与大屠杀后文学作品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比”。在近来的“大屠杀后意识”小说中，“代际性”似乎依赖于不同的家庭，联盟叙事。换句话说，这种以“代际创伤”为主题的叙事可以很容易地识别为“将残酷的大屠杀转化为历时性的间接叙事”。
二.大屠杀的“代际创伤”
克劳斯的《爱的历史》以“代际叙事”书写创伤的典型“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即作者认为大屠杀创伤可以跨越代际距离，持续影响后代。按照“代际叙事”的叙事模式，大屠杀幸存者利奥波德·戈尔斯基（Leopold Gursky）和美国十四岁女孩阿尔玛（Alma）虽同在美国生活，但俩人似乎没有任何关联。小阿尔玛同作者一样，没有经历过甚至“无法言说”大屠杀。在小说中，克劳斯让兹未·立维诺夫（zvi Litvinoff）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来讲述自己的大屠杀经历，进而在“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建立了横向联系。利奥波德在大屠杀前用意第绪语写了这本自传《爱的历史》（与小说同名），当立维诺夫离开波兰时，戈尔斯基把《爱的历史》（同上）手稿交给他保管。由于长期未能与戈尔斯基取得联系，立维诺夫以为利奥波德已遭遇不测，同时为了俘获爱人的心，立维诺夫把《爱的历史》（同上）从意第绪语翻译成西班牙语，但更改了其中的人名、地名。后来一位以色列的青年大卫·辛格（David Singer）买下，并作为定情信物送给了妻子夏洛特。大卫去世后，夏洛特受利奥波德儿子莫瑞兹的委托，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因为一本书的传递，在小说的最后一幕中，利奥波德和小阿尔玛在纽约会面。他们的见面在文中建立了两个虚构层之间的循环，对一系列不太可能的事情给出结果：小阿尔玛对一本书的调查;她弟弟伯德（Bird）对父亲的不了解。
这无法弥补的创伤使大屠杀幸存者丧失了正常人所拥有的生活和情感体验，负面情绪在他们劫后余生的生活中若即若离，并对他们的后代产生了各种或深或浅的影响。小阿尔玛和伯德作为犹太后代，虽然没有大屠杀经历，但仍然遭受大屠杀跨越代际鸿沟的影响：他们没有能力且不愿与他人发展正常的关系。伯德可以说是“代际创伤”的继承者，伯德寄托信仰、对上帝的崇拜达到极致，并自诩为“弥赛亚”，要制造一个方舟来保护妈妈和姐姐。伯德本来只是一个孩子，但他好像继承了整个犹太民族的创伤。这样一个狂热的信仰者，通过想象进入他从未经历过的恐怖暴行，试图探寻前辈或隐或现的历史与创伤。对于小阿尔玛来说，代际创伤隐蔽在她的生活中。首先，在小阿尔玛的日记中，她以排序的方式记录了她的家庭的细节，家庭生活和家人习惯似乎对她来说是一连串的代码，没有一点温暖。另外，就像她母亲一样，阿尔玛生活在大卫之死的悲痛中。她珍藏着她父亲的一切。她把所有东西收集在一个背包里，包括一个瑞士军队的刀，一个帐篷，一个指南针，一支可以在无重力状态下写字的笔，有些书等等。小阿尔玛曾连续四十二天穿着爸爸的毛衣，她想要继承着来自父亲的记忆，“以色列刚建国时，街上灰土飞扬，街道之外一片报春花”。一方面，小阿尔玛无疑受到了母亲丧夫之痛的影响，母亲只愿呆在家翻译“傀化”的生活，这正如小阿尔玛排序的日记。另一方面，她在寻找书中的阿尔玛时，在大屠杀纪念馆见到了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单，逐渐揭开历史难以言说的创伤。克劳斯通过各种事件来融合这两代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和文化背景下，但他们有着相同的命运、感情和创伤。在第三代犹太作家克劳斯的大屠杀叙事下，创伤不仅仅是家庭型后记忆，还有联盟型后记忆，“代际创伤”将持续存在。“代际叙事”将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并强調犹太性的延续。
妮可·克劳斯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犹太女作家。2007年，《格兰塔》杂志将她列入“40岁以下最优秀美国小说家”;2010年，《纽约客》又将她评为“40岁以下最值得关注的20位作家”之一。她迄今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走进房间的一个人》、《爱的历史》、《大宅》和《乌有》，均屡次获奖。她的小说以其复杂的叙事结构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而闻名。克劳斯的第一部小说《走进房间的一个人》以犹太记忆的主题引起了广泛关注。第二部小说《爱的历史》（2005）出版后，立即登上英美各大畅销排行榜，至今已被译成35种语言，入围2006年英国橙子奖。因为这一经典作品从许多角度展示了她独特的写作技巧和创作原则。《爱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大屠杀后意识”的小说，大屠杀的历史虽然隐藏不见，但清晰可辨，成为“缺席的在场”，“见证了大屠杀回忆录时代的终结，揭示了以想象与历史相交织为特色的大屠杀文学未来走向”。克劳斯与这起暴行相距甚远，如何应对没有亲历过的犹太苦痛，将犹太性延续下去？
一.“后记忆”理论
如果像一些评论家所宣称的那样，第二代犹太作家缺乏代表大屠杀的权威，那么第三代（大屠杀幸存者的孙辈们）的大屠杀小说就会因为两代的代际距离而受到双重怀疑。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提出“后记忆”理念来描述了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隔代记忆，强调创伤影响会跨越代际距离，仍然持续存在当代大屠杀小说中。“后记忆”主要用来指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与其先辈之间的记忆关系。正如赫希所说，“后记忆”指后代没有直接经历过大屠杀，对事件本身没有任何记忆，却生活在父母遭受创伤的阴影下。“后记忆描述了‘后一代’与先辈们的个人、集体和文化创伤之间的关系”。“后记忆”与它的对象或来源的联系不是通过回忆来中介的，而是通过“富有想象力的投资、投射和创造”。因此先辈们的大屠杀经历需要后辈们想象和创造另一种难以避免的个人体验。赫希进一步解释说，“后记忆”最好被理解为一种传递结构和一种跨代创伤的思维方式。可见“后记忆”与记忆并不相同：它“强调‘后’说明了创伤后遗症在两代之间的传递与共鸣”。也就是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距离没有阻隔创伤的延续，相反却带给后代另一种直接的创伤影响。
赫希进一步将后记忆分为了家庭型后记忆（familial postmem-ory）和联盟型后记忆（affiliativepostmemory）。家庭型后记忆是家庭框架内的创伤记忆，即与大屠杀幸存者们所承受的创伤不同，幸存者后代最直接的创伤来源是他们的父母。而“联盟型后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出发点是类似的，但它只关注创伤性记忆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之后”，那么集体中的“上一代”对自己的“下一代”造成的影响是间接的，这种间接性导致了断层的出现，他的理解和记忆更多的受到集体大环境的影响，最后“下一代”的反应可能是被动的接受，也可能是反向的抗拒。另外，在“后记忆”的语境下，卡罗琳娜·克拉苏斯卡（KarolinaKrasuska）认为“代际叙事标志着当代犹太裔美国人移民与大屠杀后文学作品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比”。在近来的“大屠杀后意识”小说中，“代际性”似乎依赖于不同的家庭，联盟叙事。换句话说，这种以“代际创伤”为主题的叙事可以很容易地识别为“将残酷的大屠杀转化为历时性的间接叙事”。
二.大屠杀的“代际创伤”
克劳斯的《爱的历史》以“代际叙事”书写创伤的典型“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即作者认为大屠杀创伤可以跨越代际距离，持续影响后代。按照“代际叙事”的叙事模式，大屠杀幸存者利奥波德·戈尔斯基（Leopold Gursky）和美国十四岁女孩阿尔玛（Alma）虽同在美国生活，但俩人似乎没有任何关联。小阿尔玛同作者一样，没有经历过甚至“无法言说”大屠杀。在小说中，克劳斯让兹未·立维诺夫（zvi Litvinoff）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来讲述自己的大屠杀经历，进而在“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建立了横向联系。利奥波德在大屠杀前用意第绪语写了这本自传《爱的历史》（与小说同名），当立维诺夫离开波兰时，戈尔斯基把《爱的历史》（同上）手稿交给他保管。由于长期未能与戈尔斯基取得联系，立维诺夫以为利奥波德已遭遇不测，同时为了俘获爱人的心，立维诺夫把《爱的历史》（同上）从意第绪语翻译成西班牙语，但更改了其中的人名、地名。后来一位以色列的青年大卫·辛格（David Singer）买下，并作为定情信物送给了妻子夏洛特。大卫去世后，夏洛特受利奥波德儿子莫瑞兹的委托，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因为一本书的传递，在小说的最后一幕中，利奥波德和小阿尔玛在纽约会面。他们的见面在文中建立了两个虚构层之间的循环，对一系列不太可能的事情给出结果：小阿尔玛对一本书的调查;她弟弟伯德（Bird）对父亲的不了解。
这无法弥补的创伤使大屠杀幸存者丧失了正常人所拥有的生活和情感体验，负面情绪在他们劫后余生的生活中若即若离，并对他们的后代产生了各种或深或浅的影响。小阿尔玛和伯德作为犹太后代，虽然没有大屠杀经历，但仍然遭受大屠杀跨越代际鸿沟的影响：他们没有能力且不愿与他人发展正常的关系。伯德可以说是“代际创伤”的继承者，伯德寄托信仰、对上帝的崇拜达到极致，并自诩为“弥赛亚”，要制造一个方舟来保护妈妈和姐姐。伯德本来只是一个孩子，但他好像继承了整个犹太民族的创伤。这样一个狂热的信仰者，通过想象进入他从未经历过的恐怖暴行，试图探寻前辈或隐或现的历史与创伤。对于小阿尔玛来说，代际创伤隐蔽在她的生活中。首先，在小阿尔玛的日记中，她以排序的方式记录了她的家庭的细节，家庭生活和家人习惯似乎对她来说是一连串的代码，没有一点温暖。另外，就像她母亲一样，阿尔玛生活在大卫之死的悲痛中。她珍藏着她父亲的一切。她把所有东西收集在一个背包里，包括一个瑞士军队的刀，一个帐篷，一个指南针，一支可以在无重力状态下写字的笔，有些书等等。小阿尔玛曾连续四十二天穿着爸爸的毛衣，她想要继承着来自父亲的记忆，“以色列刚建国时，街上灰土飞扬，街道之外一片报春花”。一方面，小阿尔玛无疑受到了母亲丧夫之痛的影响，母亲只愿呆在家翻译“傀化”的生活，这正如小阿尔玛排序的日记。另一方面，她在寻找书中的阿尔玛时，在大屠杀纪念馆见到了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单，逐渐揭开历史难以言说的创伤。克劳斯通过各种事件来融合这两代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和文化背景下，但他们有着相同的命运、感情和创伤。在第三代犹太作家克劳斯的大屠杀叙事下，创伤不仅仅是家庭型后记忆，还有联盟型后记忆，“代际创伤”将持续存在。“代际叙事”将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并强調犹太性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