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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
腊月二十八，是河南省项城市高寺过年前倒数第二个集市，余心放和几个兄弟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晃晃悠悠，这个20岁的年轻人愉快地哼着不知名的曲子，不忘和朋友打闹几下，在冬日灿烂的阳光中，他尤其显得生机蓬勃。
除了面色略为发黄，陌生人根本看不出他正挣扎在生死线的边缘，连他自己也常常忘了自己是个病人。
2006年5月，对于年轻的心放来说，是噩梦开始的日子。在这之前，他一直觉得很幸福。2006年春节刚过，心放就和姐姐奔赴西安了，他们在西安卖白吉馍，在他们的家乡，很多人靠卖白吉馍致富。他对自己的未来很有信心，希望能多挣点给父母治病，把家里已经裂缝的老房子翻修了。
一切都在2006年5月2日改变。连续几天，心放看东西很吃力，老是睡不够，全身慢慢浮肿，最初，他和姐姐都以为是疲倦所致，“生意很忙，看病又要花钱，所以也不想去看病。”
然而，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于是心放去医院检查。诊断书上一个陌生的字眼“尿毒症”让他趔趄了，此前，他从来不知道“尿毒症”为何物，一定程度上，这种陌生让余心放的痛苦缓解了一些。
心放患病时，余洋生正在北京打工，妻子在京收破烂，虽然日子很难过，余洋生还是忍了下来，儿子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两万元的彩礼加上翻修新房，至少需要8万元。
悲剧似乎一直在“眷顾”这家人。心放的父亲余洋生有几十年的哮喘病、肺心病和前列腺炎病史，不能干重活，他觉得享福就是能过一年不吃药的日子。心放的母亲则有严重的牛皮癣，这种遗传性的血液性疾病在后代中延续了，3个女儿和儿子出生就带有牛皮癣，这种非致命性疾病发作时让人痛苦难忍，全身瘙痒、溃烂。而大女儿几年前又患上癫痫病，花光了家里的数万元积蓄。心放的病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此时，濮阳市的另一个家庭也正被愁云笼罩着。2006年4月的一天，贾宪菊接到正上高二的小女儿张越的电话，电话中说：“妈，我全身浮肿，连走路都没力气，您来看看吧。”得知这一消息，贾宪菊突然想到了14年前被尿毒症夺走生命的丈夫。
“尿毒症三期”！医院的诊断书让贾宪菊的痛苦定格、延续。“尿毒症”，她再熟悉不过的词汇，丈夫因此而丧命给她带来的痛苦还没有完全消除，她完全无法接受这个悲剧再次降临在17岁的女儿身上。
求助
在西安治疗了两个星期，心放共花费了近万元，赚的钱全部花完，能借的借遍之后，回到了项城。
余洋生夫妇也回到了家，他们发现家里被盗，电视、被褥被洗劫一空，但却已顾不上为此伤心。
邻居们给了他们很多资助，一家同样贫困的邻居过年时给他们送了12斤肉，“大过年的，总得见点荤腥。”这些并不富裕的邻居尽了力，不过也只是杯水车薪。
在项城治疗时按照医生的要求，心放每月应该透析10次左右，滤血两次，再加上生血针、药费等等，每月的花销近万元。
为了减少透析次数，缩减开支，心放除了吃饭时候不得不吸收一些水分，其他时间从不喝水，嘴上的皮脱落了一层又一层。患病期间，他的牛皮癣发作，又不能吃药，只能在全身的瘙痒溃烂中干熬。
2006年7月份，心放的病加重了，从项城转院到郑州。无论怎样缩减，心放每月的开支仍然是8000元左右，家里能卖的东西基本卖光，屋子的裂缝越来越大了。商丘、漯河、西安、北京，余洋生开始走上了漫漫的借钱之路， 余洋生最初的求助对象是政府。2006年10月份，在欠债6万元，已无处借钱之后，他去市政府求助。接待他的市领导很同情，但表示爱莫能助。在余洋生跪地苦苦哀求之后，接待的市委领导给民政局写了封亲笔信，余洋生得到了200元钱的补助。余洋生更为看重的是行政村、高寺镇、市里开的证明信，他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当地政府给他开了证明信后，他就到北京去向更高一级寻求帮助。
这一切最终枉然。不过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到京城求助的时候，有人给他支了一招，说像他们这种情况，靠政府救济和街头求助根本无法筹来足够的钱，让他去找媒体。
11月份，心放的二姐在报纸上看到有家卖工艺品的商店曾经给绝症患者捐款，她找到了经理，经理开始答应考虑一下，后来心放的二姐被告知，老板不答应捐款，因为捐款金额过高，除非媒体能够对其的捐款行为进行报道，最终不了了之。
贾宪菊在女儿张越生病后，开始去山西打工，但打工挣来的钱远远无法支付高昂的治疗费。之前，贾宪菊是老家药厂的一名职工，白天上班，晚上到夜市摆地摊，依靠微薄的收入来供养两个女儿。张越生病后，刚考上大学的大女儿也辍学开始打工赚钱了。
2006年5月，贾宪菊听说了赵俊方。赵俊方，2005感动中原年度十大人物之一，也是濮阳市清丰县人，这位农民靠在窑场等地打工挣的血汗钱，7年来资助了19位贫困生，其中14人已考上清华、北大和人大等著名学府。
贾宪菊找到赵俊方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从5月开始，赵俊方陪着贾宪菊一起到清丰县多家单位寻求帮助。半年时间里，赵俊方找了多家单位，但还是没能筹到钱，两人最终把希望寄托在郑州，郑州是省会城市，每个人都捐出一点钱的话，就能救活张越。
11月29日中午，赵俊方和贾宪菊在郑州汽车北站外挂起了求救条幅。但当天下午只筹集到20多元钱。
赵俊方还特意把证明自己身份的媒体报道复印件、获奖照片都摆了出来，“只有这样，别人才能相信我们不是骗钱的”。但他们筹到的钱仍是少得可怜，现实向赵俊方表明：人们不相信他们。
手持喇叭，赵俊方的声音渐渐变弱，他的眼睛注视着每一个经过的路人，希望和失望在眼中交替闪现。偶尔有人投下钱时，他真诚地说：“谢谢，祝你一生平安。”
短暂的沉默之后，并不擅长唱歌的赵俊方鼓起了更大的勇气，开始有些跑调地唱起了《爱的奉献》。然而街头求助并没有获得好的效果，他们每天仅仅能获得30元的捐款，跪地乞讨近一月，仅得到千元捐款。张越治病的钱仍然无望。
转折
2006年12月份，心放呆在郑州治疗5个月了，为了减少开支，他没有住院。余洋生夫妇和心放以每月100元的价格租了一间小房子。郑州的冬天很冷，房子里没有暖气。尿毒症患者感冒的话就会非常危险，所以心放透析后，每天只能呆在小房子里。因为不能喝太多的水，所以心放吃的饭几乎都不放盐，每天又要吃药，心放常常逼迫自己咽下毫无味道的饭。
今年春节前，心放和父母回到家。家里的院墙已经倒塌，屋子里已是家徒四壁，过年了，家里连买肉的钱都没有。心放的二姐是当地十里八村的漂亮姑娘，已经27岁的二姐却回绝了一家又一家的提亲，“我结婚了，弟弟怎么办啊，父母都有病，我还要赚钱给弟弟看病。”
2006年12月1日，赵俊方街头筹款救助张越的事被《东方今报》报道。多次作为正面典型被报道的赵俊方对媒体并不陌生。这是张越命运最初的转折点。
2006年12月底，郑州市紫荆山公园西门口，一位穿黑色棉袄的中年女子手举“征婚启事”，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该征婚启事上写着：贾宪菊，42岁，濮阳市清丰县人。14年前丈夫因患尿毒症不治身亡，2006年3月，二女儿张越也患上了尿毒症，为给女儿治病，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还负债累累，而女儿换肾的费用仍无着落，谁能出资救助女儿，自己将以身相许。
绝症、少女、学生、母爱、“卖身”、征婚，这个很有卖点的新闻陆续被《郑州晚报》《河南商报》《大河报》《东方今报》，以及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情感密码》等媒体报道，后被多家网站转载，贾宪菊手举征婚启事的大幅照片成了当时报纸最为抢眼和该市最感人的新闻。
比起报纸，电视台的影响力更大，《情感密码》是河南电视台的招牌栏目之一，通过这次节目，成千上万的观众了解了张越的故事。收视率一直很高的都市频道专门公布联系方式、开通手机捐款业务号召观众、市民给张越捐款。
2007年1月21日，郑州市紫荆山广场，河南电视台和大河网又举行了“《情感密码》、大河网拯救重病女孩爱心募捐活动”，活动现场筹款5万余元。
企业的捐款也来了，北京一家电动车生产企业现场捐款3万元，义卖10辆自行车，所卖的全部款项都用来救助张越。
张越换肾的钱已全部到位。在患了类似尿毒症之类的绝症而无钱治疗的人中，张越是幸福的。毕竟，媒体的力量有限，贫困的绝症患者又太多。
河南某都市报记者说，几乎每天都会有患了绝症的孩子的父母找到他们要求帮助，考虑到新闻不能同质化，以及版面有限的问题，他们也无能为力，一般来说，像张越这种多家地方媒体的互动性报道一年不超过10次，而且新闻必须有卖点，会产生比较大反响的时候他们才会做。
现状
买肾源、换肾、后期保养等，心放的病要彻底治好，总共的费用需近20万元。
2007年2月初，余洋生看到张越受到救助的事例后，满怀信心地开始求助于媒体。他先联系了河南某报纸驻项城的记者。然而患绝症又无钱治疗的孩子太多了，他被告知报纸刚刚报道了一个尿毒症患者，现在连着做两个类似的新闻不太合适。记者提示他找当地企业求助。余洋生找到了周口某酒厂的老板，老板说，他愿意捐款，但是必须和其他的企业家一起捐助这笔款项，并且有媒体进行报道。
现在余洋生正在寻找媒体报道，获得捐助。作为特困户，他过年领到了200元救济金。2006年，参加了河南省项城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的心放报销了9000元的治疗费用，他参加这个项目的费用是每年10元钱，报销的最高限额是每年9000元钱。2007年，这个数字将会增加到1万元，然而，对于需要换肾的心放来说，这个数字远远不够。
如今，余洋生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媒体身上，他说：“只要谁能花钱给孩子治病，我就让孩子改名换姓，当人家的孩子。”在非常重视香火延续的中原农村，这句话重于泰山。
余洋生告诉记者，他在项城和郑州认识的心放的贫穷病友都和他有着类似的想法，那就是：唯一的希望是找媒体，只有媒体才有足够的号召力，可能筹集来足够的款项。
显然，这个“唯一的希望”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余洋生的电话本中记载着80多个心放病友的电话，但是截止到2007年2月，真正得到媒体报道并获得救助的没有一个人。
说法
据2006年的统计，中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74544万人，占总人口的57% 。7亿多农村人口绝大多数没有医疗保险，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够报销一定的费用，但是有最高限额（河南试点市很多为1万元）的报销额度以及低至40%的报销比例显然远远不够。
民政部信访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患了大病的贫困患者，除了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可报销一定的费用，还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医疗救助。由于各地的民政经费普遍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民政部对于各地的救助标准并没有统一规定。他认为，媒体救助也许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在这个大前提下，媒体成为了因病致贫者越来越重要的救助渠道，虽然，通过这一渠道成功的几率非常小，但至少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2007年2月，山东初中女生刘文华患了白血病，被媒体报道后，短期获得5万元捐款。
2006年 11月，河南白血病少年陈辉打工救母的事迹被《大河报》报道后，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短短两个小时之内，获得社会各界热心人士捐款两万多元。 网络也成为获得救助的日益重要的媒体渠道之一。甘南农家女常正芳得了尿毒症，无钱治病，此新闻被曾在此支教的志愿者在网上披露后，获得各方面的捐款足够手术和后期保养所需。
《南都周刊》副总编辑长平把这种典型的煽情报道定义为欺骗，此文一发，业界叫好声如潮。但是，当身陷困境之人只能通过媒体去争取到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权利时，有路走也许更好一些。
河南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都市报记者称，当他们发起这种救助性报道时，通常会把新闻写的煽情一些，记者会选取最为感动读者的角度与文风，以使救助者最终获得救助。除了让读者感动外，这个新闻必须有卖点，这个卖点很多都是熟悉媒体规律的人士为患者挖掘和策划的，当新闻加入策划因素，新闻的真实性就会打些折扣。
虽然，他和自己的同事们都在为这类报道的专业性困惑，也并不认为对因病致贫者的救助是媒体应尽的责任，但是他表示，在避免同质化的前提下，他非常愿意报道这类新闻，帮助了有难者，报纸的销量和影响力也会得到提升。
资深记者、原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姬乃甫先生认为，当一个无钱治病的绝症患者来到媒体面前，媒体面对的问题就是见死“救”还是“不救”的一种选择。如果从社会道德层面来衡量，这种新闻的出现毕竟给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得到全面帮助的弱者最后一根稻草，显然，它对社会是有利的。
他同时也表示，媒体的力量毕竟有限，更彻底的解决办法是政府部门建立贫困患者与慈善组织、社会公众的沟通渠道，政府设立专门的救助机制，设立专项基金，登记、核实贫困患者信息，充分利用好慈善基金。
设立专门基金，同时可以更好地解决款尽所值的问题。经媒体报道后，有的患者家庭获得的救助超过了治疗费用，这些家庭有的会把剩余的钱理所当然地归为己有。如果专项基金建立起来，各种捐款先进入基金组织，再有专门人员核实求助者的信息，按需发放捐款，这种现象显然就更容易杜绝。
腊月二十八，是河南省项城市高寺过年前倒数第二个集市，余心放和几个兄弟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晃晃悠悠，这个20岁的年轻人愉快地哼着不知名的曲子，不忘和朋友打闹几下，在冬日灿烂的阳光中，他尤其显得生机蓬勃。
除了面色略为发黄，陌生人根本看不出他正挣扎在生死线的边缘，连他自己也常常忘了自己是个病人。
2006年5月，对于年轻的心放来说，是噩梦开始的日子。在这之前，他一直觉得很幸福。2006年春节刚过，心放就和姐姐奔赴西安了，他们在西安卖白吉馍，在他们的家乡，很多人靠卖白吉馍致富。他对自己的未来很有信心，希望能多挣点给父母治病，把家里已经裂缝的老房子翻修了。
一切都在2006年5月2日改变。连续几天，心放看东西很吃力，老是睡不够，全身慢慢浮肿，最初，他和姐姐都以为是疲倦所致，“生意很忙，看病又要花钱，所以也不想去看病。”
然而，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于是心放去医院检查。诊断书上一个陌生的字眼“尿毒症”让他趔趄了，此前，他从来不知道“尿毒症”为何物，一定程度上，这种陌生让余心放的痛苦缓解了一些。
心放患病时，余洋生正在北京打工，妻子在京收破烂，虽然日子很难过，余洋生还是忍了下来，儿子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两万元的彩礼加上翻修新房，至少需要8万元。
悲剧似乎一直在“眷顾”这家人。心放的父亲余洋生有几十年的哮喘病、肺心病和前列腺炎病史，不能干重活，他觉得享福就是能过一年不吃药的日子。心放的母亲则有严重的牛皮癣，这种遗传性的血液性疾病在后代中延续了，3个女儿和儿子出生就带有牛皮癣，这种非致命性疾病发作时让人痛苦难忍，全身瘙痒、溃烂。而大女儿几年前又患上癫痫病，花光了家里的数万元积蓄。心放的病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此时，濮阳市的另一个家庭也正被愁云笼罩着。2006年4月的一天，贾宪菊接到正上高二的小女儿张越的电话，电话中说：“妈，我全身浮肿，连走路都没力气，您来看看吧。”得知这一消息，贾宪菊突然想到了14年前被尿毒症夺走生命的丈夫。
“尿毒症三期”！医院的诊断书让贾宪菊的痛苦定格、延续。“尿毒症”，她再熟悉不过的词汇，丈夫因此而丧命给她带来的痛苦还没有完全消除，她完全无法接受这个悲剧再次降临在17岁的女儿身上。
求助
在西安治疗了两个星期，心放共花费了近万元，赚的钱全部花完，能借的借遍之后，回到了项城。
余洋生夫妇也回到了家，他们发现家里被盗，电视、被褥被洗劫一空，但却已顾不上为此伤心。
邻居们给了他们很多资助，一家同样贫困的邻居过年时给他们送了12斤肉，“大过年的，总得见点荤腥。”这些并不富裕的邻居尽了力，不过也只是杯水车薪。
在项城治疗时按照医生的要求，心放每月应该透析10次左右，滤血两次，再加上生血针、药费等等，每月的花销近万元。
为了减少透析次数，缩减开支，心放除了吃饭时候不得不吸收一些水分，其他时间从不喝水，嘴上的皮脱落了一层又一层。患病期间，他的牛皮癣发作，又不能吃药，只能在全身的瘙痒溃烂中干熬。
2006年7月份，心放的病加重了，从项城转院到郑州。无论怎样缩减，心放每月的开支仍然是8000元左右，家里能卖的东西基本卖光，屋子的裂缝越来越大了。商丘、漯河、西安、北京，余洋生开始走上了漫漫的借钱之路， 余洋生最初的求助对象是政府。2006年10月份，在欠债6万元，已无处借钱之后，他去市政府求助。接待他的市领导很同情，但表示爱莫能助。在余洋生跪地苦苦哀求之后，接待的市委领导给民政局写了封亲笔信，余洋生得到了200元钱的补助。余洋生更为看重的是行政村、高寺镇、市里开的证明信，他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当地政府给他开了证明信后，他就到北京去向更高一级寻求帮助。
这一切最终枉然。不过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到京城求助的时候，有人给他支了一招，说像他们这种情况，靠政府救济和街头求助根本无法筹来足够的钱，让他去找媒体。
11月份，心放的二姐在报纸上看到有家卖工艺品的商店曾经给绝症患者捐款，她找到了经理，经理开始答应考虑一下，后来心放的二姐被告知，老板不答应捐款，因为捐款金额过高，除非媒体能够对其的捐款行为进行报道，最终不了了之。
贾宪菊在女儿张越生病后，开始去山西打工，但打工挣来的钱远远无法支付高昂的治疗费。之前，贾宪菊是老家药厂的一名职工，白天上班，晚上到夜市摆地摊，依靠微薄的收入来供养两个女儿。张越生病后，刚考上大学的大女儿也辍学开始打工赚钱了。
2006年5月，贾宪菊听说了赵俊方。赵俊方，2005感动中原年度十大人物之一，也是濮阳市清丰县人，这位农民靠在窑场等地打工挣的血汗钱，7年来资助了19位贫困生，其中14人已考上清华、北大和人大等著名学府。
贾宪菊找到赵俊方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从5月开始，赵俊方陪着贾宪菊一起到清丰县多家单位寻求帮助。半年时间里，赵俊方找了多家单位，但还是没能筹到钱，两人最终把希望寄托在郑州，郑州是省会城市，每个人都捐出一点钱的话，就能救活张越。
11月29日中午，赵俊方和贾宪菊在郑州汽车北站外挂起了求救条幅。但当天下午只筹集到20多元钱。
赵俊方还特意把证明自己身份的媒体报道复印件、获奖照片都摆了出来，“只有这样，别人才能相信我们不是骗钱的”。但他们筹到的钱仍是少得可怜，现实向赵俊方表明：人们不相信他们。
手持喇叭，赵俊方的声音渐渐变弱，他的眼睛注视着每一个经过的路人，希望和失望在眼中交替闪现。偶尔有人投下钱时，他真诚地说：“谢谢，祝你一生平安。”
短暂的沉默之后，并不擅长唱歌的赵俊方鼓起了更大的勇气，开始有些跑调地唱起了《爱的奉献》。然而街头求助并没有获得好的效果，他们每天仅仅能获得30元的捐款，跪地乞讨近一月，仅得到千元捐款。张越治病的钱仍然无望。
转折
2006年12月份，心放呆在郑州治疗5个月了，为了减少开支，他没有住院。余洋生夫妇和心放以每月100元的价格租了一间小房子。郑州的冬天很冷，房子里没有暖气。尿毒症患者感冒的话就会非常危险，所以心放透析后，每天只能呆在小房子里。因为不能喝太多的水，所以心放吃的饭几乎都不放盐，每天又要吃药，心放常常逼迫自己咽下毫无味道的饭。
今年春节前，心放和父母回到家。家里的院墙已经倒塌，屋子里已是家徒四壁，过年了，家里连买肉的钱都没有。心放的二姐是当地十里八村的漂亮姑娘，已经27岁的二姐却回绝了一家又一家的提亲，“我结婚了，弟弟怎么办啊，父母都有病，我还要赚钱给弟弟看病。”
2006年12月1日，赵俊方街头筹款救助张越的事被《东方今报》报道。多次作为正面典型被报道的赵俊方对媒体并不陌生。这是张越命运最初的转折点。
2006年12月底，郑州市紫荆山公园西门口，一位穿黑色棉袄的中年女子手举“征婚启事”，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该征婚启事上写着：贾宪菊，42岁，濮阳市清丰县人。14年前丈夫因患尿毒症不治身亡，2006年3月，二女儿张越也患上了尿毒症，为给女儿治病，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还负债累累，而女儿换肾的费用仍无着落，谁能出资救助女儿，自己将以身相许。
绝症、少女、学生、母爱、“卖身”、征婚，这个很有卖点的新闻陆续被《郑州晚报》《河南商报》《大河报》《东方今报》，以及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情感密码》等媒体报道，后被多家网站转载，贾宪菊手举征婚启事的大幅照片成了当时报纸最为抢眼和该市最感人的新闻。
比起报纸，电视台的影响力更大，《情感密码》是河南电视台的招牌栏目之一，通过这次节目，成千上万的观众了解了张越的故事。收视率一直很高的都市频道专门公布联系方式、开通手机捐款业务号召观众、市民给张越捐款。
2007年1月21日，郑州市紫荆山广场，河南电视台和大河网又举行了“《情感密码》、大河网拯救重病女孩爱心募捐活动”，活动现场筹款5万余元。
企业的捐款也来了，北京一家电动车生产企业现场捐款3万元，义卖10辆自行车，所卖的全部款项都用来救助张越。
张越换肾的钱已全部到位。在患了类似尿毒症之类的绝症而无钱治疗的人中，张越是幸福的。毕竟，媒体的力量有限，贫困的绝症患者又太多。
河南某都市报记者说，几乎每天都会有患了绝症的孩子的父母找到他们要求帮助，考虑到新闻不能同质化，以及版面有限的问题，他们也无能为力，一般来说，像张越这种多家地方媒体的互动性报道一年不超过10次，而且新闻必须有卖点，会产生比较大反响的时候他们才会做。
现状
买肾源、换肾、后期保养等，心放的病要彻底治好，总共的费用需近20万元。
2007年2月初，余洋生看到张越受到救助的事例后，满怀信心地开始求助于媒体。他先联系了河南某报纸驻项城的记者。然而患绝症又无钱治疗的孩子太多了，他被告知报纸刚刚报道了一个尿毒症患者，现在连着做两个类似的新闻不太合适。记者提示他找当地企业求助。余洋生找到了周口某酒厂的老板，老板说，他愿意捐款，但是必须和其他的企业家一起捐助这笔款项，并且有媒体进行报道。
现在余洋生正在寻找媒体报道，获得捐助。作为特困户，他过年领到了200元救济金。2006年，参加了河南省项城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的心放报销了9000元的治疗费用，他参加这个项目的费用是每年10元钱，报销的最高限额是每年9000元钱。2007年，这个数字将会增加到1万元，然而，对于需要换肾的心放来说，这个数字远远不够。
如今，余洋生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媒体身上，他说：“只要谁能花钱给孩子治病，我就让孩子改名换姓，当人家的孩子。”在非常重视香火延续的中原农村，这句话重于泰山。
余洋生告诉记者，他在项城和郑州认识的心放的贫穷病友都和他有着类似的想法，那就是：唯一的希望是找媒体，只有媒体才有足够的号召力，可能筹集来足够的款项。
显然，这个“唯一的希望”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余洋生的电话本中记载着80多个心放病友的电话，但是截止到2007年2月，真正得到媒体报道并获得救助的没有一个人。
说法
据2006年的统计，中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74544万人，占总人口的57% 。7亿多农村人口绝大多数没有医疗保险，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够报销一定的费用，但是有最高限额（河南试点市很多为1万元）的报销额度以及低至40%的报销比例显然远远不够。
民政部信访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患了大病的贫困患者，除了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可报销一定的费用，还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医疗救助。由于各地的民政经费普遍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民政部对于各地的救助标准并没有统一规定。他认为，媒体救助也许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在这个大前提下，媒体成为了因病致贫者越来越重要的救助渠道，虽然，通过这一渠道成功的几率非常小，但至少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2007年2月，山东初中女生刘文华患了白血病，被媒体报道后，短期获得5万元捐款。
2006年 11月，河南白血病少年陈辉打工救母的事迹被《大河报》报道后，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短短两个小时之内，获得社会各界热心人士捐款两万多元。 网络也成为获得救助的日益重要的媒体渠道之一。甘南农家女常正芳得了尿毒症，无钱治病，此新闻被曾在此支教的志愿者在网上披露后，获得各方面的捐款足够手术和后期保养所需。
《南都周刊》副总编辑长平把这种典型的煽情报道定义为欺骗，此文一发，业界叫好声如潮。但是，当身陷困境之人只能通过媒体去争取到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权利时，有路走也许更好一些。
河南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都市报记者称，当他们发起这种救助性报道时，通常会把新闻写的煽情一些，记者会选取最为感动读者的角度与文风，以使救助者最终获得救助。除了让读者感动外，这个新闻必须有卖点，这个卖点很多都是熟悉媒体规律的人士为患者挖掘和策划的，当新闻加入策划因素，新闻的真实性就会打些折扣。
虽然，他和自己的同事们都在为这类报道的专业性困惑，也并不认为对因病致贫者的救助是媒体应尽的责任，但是他表示，在避免同质化的前提下，他非常愿意报道这类新闻，帮助了有难者，报纸的销量和影响力也会得到提升。
资深记者、原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姬乃甫先生认为，当一个无钱治病的绝症患者来到媒体面前，媒体面对的问题就是见死“救”还是“不救”的一种选择。如果从社会道德层面来衡量，这种新闻的出现毕竟给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得到全面帮助的弱者最后一根稻草，显然，它对社会是有利的。
他同时也表示，媒体的力量毕竟有限，更彻底的解决办法是政府部门建立贫困患者与慈善组织、社会公众的沟通渠道，政府设立专门的救助机制，设立专项基金，登记、核实贫困患者信息，充分利用好慈善基金。
设立专门基金，同时可以更好地解决款尽所值的问题。经媒体报道后，有的患者家庭获得的救助超过了治疗费用，这些家庭有的会把剩余的钱理所当然地归为己有。如果专项基金建立起来，各种捐款先进入基金组织，再有专门人员核实求助者的信息，按需发放捐款，这种现象显然就更容易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