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的国度，在我国浩瀚的诗歌长河中，有一股不小的支流就是咏物诗。唐代是咏物诗发展的成熟和繁荣阶段。咏物诗虽说是以物为吟咏对象的诗歌，但这种“物”绝不是单纯的客观存在。所以诗人在选取所咏之物时会注重其审美价值、文化涵养，即它所具有的诗人给它注入的民族精神含量。
　　梅是花中君子之首，中国人对梅花向来就有深厚的感情，它能傲雪凌霜，是“东风第一枝”，是“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是“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梅花这种独步早春的精神，不畏霜雪的气质，正是我们民族伟大精神的象征。因此百花之中，诗人对梅最为钟情，古往今来咏花的诗作中，以梅为题者最多。这些作品或咏其风韵独胜，或咏其神形俱清，或赞其标格秀雅，或颂其节操凝重。无论哪种，都形象地表现出文人志士们的节操和情怀。因此，文人们往往以梅花作为知己，并且以人格化的手法将梅花的形态特征、节操神韵表露得淋漓尽致。
　　唐代诗人咏梅，常在作品中融入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诗人的个人感受，并在艺术上达到一种情景交融、兴象玲珑的境界。往往侧重写梅的精神世界，刻画梅花傲寒的品性，并以此寄托自己的意志。如齐己的《早梅》：“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风递幽香出，禽窥素艳来。明年如应律，先发望春台。”首联将梅花与“万木”相对照，写梅花不畏严寒、孤根独暖的秉性。第二联诗人用平淡无奇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十分清丽的雪中梅花图：雪掩孤村，孤梅独放，苔枝缀玉，给人以丰富的美的感受。第三联写梅花的姿色和风韵，“递”字写梅花内蕴幽香，随风轻轻四溢;而“窥”字着眼梅花的素艳外貌，形象地描绘了禽鸟发现素雅芳洁的早梅时那种惊奇的情态。鸟犹如此，早梅给人们带来的诧异和惊喜就愈发见于言外。末联语义双关，“望春台”既指京城，又似有“望春”的含义。齐己早年热心功名，颇有雄心抱负，然而科举失利，不为人赏识，故有怀才不遇之慨。“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正是这种心境的写照。自己处于山村野外，只有“风”“禽”做伴，但犹有“孤根暖独回”，颇有点孤芳自赏的意味。又因其内怀“幽香”，外呈“素艳”，所以他不甘于前村深雪的境遇，而是满怀希望：明年应时而发，在望春台上独占鳌头，辞意充满着自信。全诗以清丽的语言，蕴藉的笔触，刻画了梅花傲寒的品性，素艳的风韵，并以此寄托自己的意志。状物清润素雅，抒情含蓄隽永。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曰：“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诗作融怀古、思乡、忧国、念民之情于一体，全篇以早梅伤愁立意，前两联就着“忆”字感谢故人对自己的思念，后两联围绕“愁”字抒写诗人自己的情怀，构思重点在于抒情，不在咏物。但诗歌大抵以写情为第一要义，咏物诗也须物中见情，而且越真挚越深且越好。而此诗通篇都体现出一“愁”字，有诗人老去之愁、失意之愁、思乡之愁、忆友之愁，最重要的还是忧国忧民、感时伤世之愁，千愁百感，真切深挚。因此此诗历来被推为咏梅诗的上品，明代王世贞更有“古今咏梅第一”的说法。（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九引）李商隐《忆梅》也堪称咏梅诗的佳品：“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华。寒梅最堪恨，常作去年花。”写“寒梅”不能与百花共享春天，早秀先凋，这不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吗？诗人在《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诗中，也曾发出同样的感叹：“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非时而早秀，“不待作年芳”的早梅和“常作去年花”的寒梅，都是诗人不幸身世的象征。咏物诗最好是“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李商隐的这两首咏梅诗正是这样，既生动地描绘出了梅花的形貌，又曲折地传达出内心的感情，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文人咏梅，都是将梅作为精神格调的象征。
　　由此可见梅花作为一种意象，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相结合，表现出一种不随流俗的品格和坚贞傲岸的精神。何乔新《和梅花百咏序》认为，梅花虽然只是一种花木，但也是一种君子品德的代表：“其花素而不妖，君子淡而不厌似之其气香;远而益清，君子暗而日章类焉;吐花于冰雪之际，敛实于暄妍之时，君子之乐幽雅而远纷华。”因此，在梅身上，可以看出梅之风韵、梅之精神和梅之气节。“梅有‘四德’，初生蕊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梅有‘四贵’，贵希不贵繁，贵老不贵嫩，贵瘦不贵肥，贵含不贵开。”（《潜确类书》）“梅备‘五善’，博于济物，仁也;不挠于时，义也;生不相陵，礼也;审于择友，智也;出不衍其期，信也。”（姚涞《梅花记》）由此可见，梅的身上的确集聚着丰富而深邃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
　　梅花暗香浮动、傲雪凌寒，冰雪为它的节操作证，桃李因它的冷艳失色。梅花虽然有着绝世的风华，但却兼备强者的寂寞。它像冰玉一样的孤清，出尘绝俗。所以，诗人们为自己塑造了理想人格的典型，把各种旷世的孤怀、岁寒的心事，一起倾诉给它。